【编者按】

甲午之战以来，两甲子间，国祚屡迁。加之西潮涌入，传统式微，时至今日，中国已非百余年前之中国。然中国何以为中国，这一问题却历久弥新。康有为生于晚清内外交困之际，面对从传统老大帝国到现代民族国家转化这一不可遏阻的洪流，面对西方文明这一强有力的“他者”，而致思于儒学（教）制度化建设，冀望于传统内部开出新的文明形式。

儒学行内圣外王之道。然而，在过去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儒学主要表现为内圣之学。固守心性一隅而无视世运民生之儒学非真儒学，所谓“制度化儒学”乃致力于彰显儒学应有的“外王”面向。康有为其时之所思所行，于当下仍具借鉴意义。

以下内容节选自2014年6月26日～27日在康有为家乡广东南海举办的首届康园论坛“康有为与制度化儒学”研讨会的现场发言，录音整理后的文字已经发言人审阅。小标题为编者另拟。原刊《开放时代》2014年第5期专题“康有为与制度化儒学”。

晚近这几年学界对康有为的兴趣似乎明显在增长，已有一些专著出版，同时我也看到了一些即将出版的成稿。我相信，今天这次会议对下一步康有为的研究肯定会是一个很大的推动。

大家都知道，对康有为的评价，无论在中国内地还是在港台地区甚至海外，实际上历来基本口径都比较一致。大体来说，就是比较肯定、甚至推崇康有为的前期，肯定他前期的变法思想和变法实践，但同时基本上是全盘否定康有为以后作为保皇党的改革思想和实践。我个人相信，今天或者今后康有为的研究，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如果我了解不错的话，近年比较不错的康有为研究正好反过来，即对戊戌变法之后的保守派康有为有更多同情的了解，甚至比较多的肯定。反过来说，今后可能会对他前期有更多的批判的考虑。我想这可能是目前康有为研究与以往比较不同的一个地方。最近几年看到的论著基本都比较集中在对后期康有为作同情的阐释和理解。

我想，这大概是在中国当前的情况下，重新再思考当年保皇派对革命问题的反省，这种再思考也可以看成是对保守主义的再思考。康有为大概是唯一一个前后一以贯之反对革命的人。他之所以要保皇帝、保君主，基本上是希望中国避免法国大革命的道路，而走上英国、日本式的非革命的改良道路。在这点上，似乎晚清只有他一个人前后一贯，不遗余力，其他人包括梁启超都是反反复复。对于法国大革命的路线可能会造成的严重后果，康有为比任何人都认识得更清楚。从他前期给光绪帝的上书谈各国政治到后期他那些海外游记的比较政治思考，他对世界各国政治史的认识，对政治变革的认识，可能比今天很多人还要深刻。

当然，当时保皇党与革命党的争论是以政治的方式展开的，孙中山以后的中国，20世纪的中国，基本上是一个革命的中国。这也是为什么康有为的政治保守主义以后必然被全盘否定。我们现在是在革命一百多年的历史基础上，重新反思这段历史。但我想在这里提醒，我们不要陷入一个悖论和怪圈。我个人认为，假如今天仅仅以康有为的保守主义来反对和否定20世纪的中国革命，这未免太幼稚，不是政治成熟的表现，而可能陷入一个怪圈，实际上就是继续以革命的态度来反对革命。我比较关心的是，如何在一个后革命的社会重新培养一个健康的保守主义心态和态度，培养一种以保守主义的、渐进改良的态度看待目前问题和社会变革的方式。这当然只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我比较忌讳的是一种似乎是同情后期康有为的保守主义姿态，实际上却仍然是在延续一百多年来的激进主义革命心态。我认为，历史发生的事情已经发生，重要的是，在已经发生的情况下，在百年革命以后，如何以一种比较稳健的态度，来建立一种健康的保守主义。

从这样一种保守主义立场出发，可能下一步更重要的问题，仍然是会涉及到对前期康有为的评价，特别是《孔子改制考》。我个人认为，从中国思想史上说，两三千年以来恐怕没有一本书像《孔子改制考》那样，破坏性如此之大。不太夸张地说，《孔子改制考》基本上象征性地颠覆和终结了中国思想文化学术的传统，破坏性非常大。比如，以后中国新史学的奠基人顾颉刚先生在自传中就说，他在小时候看到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从而认为中国古代的一切都是不可信的。对于这样一种对中国古史和文明传统采取的完全否定性的态度，《孔子改制考》的影响是非常非常之大。我们今天恐怕很难理解，当时《孔子改制考》对很多士人意味着洪水猛兽。这一点，对于我们今日重新思考儒家传统非常重要。

我以为，康有为的一个麻烦或许就在于，康有为虽然尊孔，但似乎往往是在尊孔的名义下，掏空了儒家文教传统一切具体的东西，似乎往往走向一种“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态度。他晚年提倡孔教、国教，但可以说孔教和国教的思想早在《孔子改制考》中已经有其端倪，因为“素王论”本身必然会导致这个走向。我个人觉得，我们对《孔子改制考》为代表的前期康有为对孔子和儒家的诠释，包括对晚清公羊学的基本倾向和趋势，都应有更多批判性的思考和讨论，而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从肯定变法而肯定晚清公羊学一直到康有为的“末世儒学”。例如晚清公羊学中“三世说”几乎变得非常随心所欲，你想什么时候“三世”就“三世”，实际上无非是主张你想怎么样变法就怎么样变法，几乎有这样的倾向。我比较希望有更深刻的研究来批判地讨论这类“末世儒学”。

简单地说，我的基本看法是，康有为虽然在政治上是保守主义的，但在思想文化问题上却是极端激进主义的，而且这种思想激进主义似乎贯穿从早年康有为到晚年康有为的整个一生。因此，从我的保守主义立场看，整个晚清公羊学到康有为的“末世儒学”都是非常可疑的，这种“末世儒学”似乎更多是对儒家传统的偏离和背叛，是否能成为健康保守主义的思想资源很值得慎重考虑。

我觉得，这背后隐含的一个大问题，就是晚清公羊学以及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或多或少有一种政治万能的倾向，总是过分地让学术和思想服从于实际政治的需要。也就是说，不是维护思想、学术的相对独立性，使其独立于具体的政治流变，而是以政治大变为前提，来规范思想学术的走向，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对我们今天仍然会是一个教训。我仍然认为，儒家真正的精神，是非常缓慢地通过教育的努力而逐渐正人心、齐风俗，而不是期待很快的政治改革的具体效果。这是“大政治”与“小政治”的分野。这大概也是我个人这些年只做教育这一件事的基本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