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学问与表述的关系，孔子有两条名言对后世影响极大，一是“言之无文，行之不 远”，一是“辞达而已矣”(注：参见《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和《论语·卫灵公》。) 。前者指向巧妙的修辞，后者则反对过分的夸饰，如何在二者之间取得恰到好处的平衡 ，并非易事。故历代文人学者，所争不在是否需要“文”，而在何谓“辞达”。不同文 体对辞采藻饰的要求本就有很大差异，再加上时代风潮的鼓荡与作家才情的制约，对文 与质关系的理解，自然无法一致。这种边界模糊的状态也自有其好处，那就是，一般人 都承认，无论为文为学，均须“慎辞也”。不管是主张“质朴”，还是推崇“富丽”， 都是力图找到表述思想或情感的最佳方案。
如此追求，基本上不受文类高低的影响。借用章太炎的说法，凡有著述，各有其学， 也各有其体，能合轨则者方为雅。“故知小说自有雅俗，非有俗无雅也。公牍、小说， 尚可言雅，况典章、学说、历史、杂文乎?”而论学衡文，最忌讳的，莫过于“必执一 体制以概凡百之体制”(注：参见章绛《文学论略》(下)，《国粹学报》第23期，1906 年12月。)。翻翻《文章辨体》(吴讷)、《文体明辨》(徐师曾)、《古文辞类纂》(姚鼐 )、《经史百家杂钞》(曾国藩)等文章总集，不难发现明清文人对“辨体”的高度重视 。如此强调“文体”的意义，对于本不以辞章见长的学者来说，是一种挑战。
清人治学与为文均讲求综合，但真正能兼及义理、考据、辞章的，实在太少了；倒是 刘师培所说的“优于学者往往拙于为文”，更切合实际些。“学与文分，义理考证之学 迥与词章殊科”，这不应该成为“学日进而文日退”的理由(注：刘师培：《论近世文 学之变迁》，《国粹学报》第26期，1907年3月。)，假如我们承认述学之文也有雅俗的 话。而实际上，章太炎正是从这里入手，借表彰学人之文，以复古的面貌推动晚清的文 学革新。
1909年，针对上海有人“定近世文人笔语为五十家”，将章太炎与谭嗣同、黄遵宪、 王闿运、康有为等一并列入，章大为不满。在《与邓实书》中，除逐一褒贬谭 、黄、王、康的学问与文章外，更直截了当地表述自家的文章理想：发表在《民报》上 并广获好评的“战斗的文章”，不值得推崇，因其“无当于文苑”；反而是那些诘屈聱 牙、深奥隐晦的学术著作如《訄书》等，“博而有约，文不奄质”，方才真正 当得起“文章”二字(注：《与邓实书》，《章太炎全集》第四卷169—170页，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这是因为，太炎先生对“好为大言，汗漫无以应敌”的 文士之文很不以为然，对时人之表彰其“文士所优为也”的“出入风议，臧否人群”， 自是极不情愿；故迫不及待地跳出来自我辩解，强调“持理议礼”的学人之文(注：参 见章太炎《论式》，《国故论衡》117—124页，上海：大共和日报馆，1912年。)，方 才是其理想的追求。
照章氏的说法，自家所撰“文实闳雅”者，除了《訄书》，还有箧中所藏的数 十首。这数十首，应该就是第二年结集出版的《国故论衡》。而文学史家胡适认为，“ 这两千年中只有七八部精心结构，可以称做‘著作’的书”，《国故论衡》即是其一。 如此皇皇大著，其中各章，依胡适的评价，“皆有文学的意味，是古文学里上品的文章 ”(注：参阅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第七节(见《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我很欣赏适之先生的这一看法，不过，作为文章，我更看 好《论式》、《原学》，而不是适之先生推荐的《明解故上》和《语言缘起说》等。) 。这里暂不涉及文、白之争，而只局限于“文”与“学”能否合一。在这一点上，胡适 是解人，毫不含糊地承认太炎先生著述的文学价值。学术著作能否进入文学史，尽可见 仁见智；可学者撰述时有无文体意识，讲不讲究述学文字，却是非同小可，因其关系到 “文”与“学”是否永远分道扬镳。我的态度颇为骑墙：不主张“以文代学”，却非常 欣赏“学中有文”。仔细说来，便是不喜欢以夸夸其谈的文学笔调瞒天过海，铺排需要 严格推论的学术课题；但同样讨厌或干巴枯瘦、或枝蔓横生、或生造词语、或故作深沉 的论学文字。至于什么是理想的论学文字，我同意钱穆先生的意见(注：参见余英时《 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253页，台北：三民书局，1991年。)，章太 炎可算一个。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清末民初无可争议的“古文大师”，章太炎还出版过一册论文衡 史的“白话文”——关于这本小册子的传奇经历，以下将专门辨析。这里希望指出的是 ，关于学问如何表述的思考，既指向文体，也指向语体。对于太炎先生来说，前者乃苦 心经营，后者则近乎“无心插柳柳成荫”。考虑到新文化运动中，论学文章(而不是叙 事的小说或抒情的诗歌)之采用白话是个关键性的突破，我们对五四白话文的产生与演 进，极有可能形成与《逼上梁山》(胡适)等传统论述不太一致的思路。
这里，有必要引入晚清大行其时的特殊文体——“演讲稿”，而作为研究个案的，正 是充满戏剧性的《章太炎的白话文》。
一、古文的骄傲与白话的先驱
只要稍微翻阅过《章氏丛书》的，都会惊叹太炎先生的博学深思以及述学文字之古奥 。“以音韵训诂为基，以周秦诸子为极，外亦兼讲释典”的章太炎(注：章太炎：《致 国粹学报社书》，《国粹学报》第59期，1909年11月。)，其出入三教，活用经典，在 阐扬国粹中提倡革命，当年曾吸引鲁迅、周作人、钱玄同等无数青年学子。可事过境迁 ，“排满”已成历史，“古字”则是实实在在的阅读障碍。面对好用“古字”故显得“ 诘屈聱牙”的章文，今日读者，不要说学步，单是顺利阅读，都有很大困难。除了专门 学者，不借助工具书而能顺利阅读章文的，不说绝无仅有，也必定是寥若晨星。正因如 此，胡适当年才敢断言：“章炳麟的古文学是五十年来的第一作家”，但因过分好古， 其文学“我们不能不说他及身而绝了”(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古典文 学研究论集》12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这里暂不讨论“章炳麟的文学”到底是否“及身而绝”(注：在《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中，我撇开相对皮相的“好用古字”，而专门考察章 太炎阐扬“魏晋风度”与“六朝散文”对于周氏兄弟文章的影响，以及由此而凸显的千 古文脉之延续，请参阅。)，只涉及人所共知的章文之博雅与古奥。就是这么一位举世 公认的“古文学”大师，竟然在白话文运动如火如荼的1921年，推出一册谈笑风生、甚 至不无插科打诨的《章太炎的白话文》!这册只有137页的小书，给予读者的巨大冲击， 首先不是具体论述，而是章氏的“变脸”——由古文学的“押阵大将”，一转而成了白 话文的“开路先驱”。
而这，正是出版者最为得意之处。吴齐仁《编者短言》所概述的该书三大特色，基本 囊括了此一戏剧性事件的全部意义：
太炎先生是中国文学界的泰斗，这是谁也知道的，并且谁也乐意承认的。不过他著的 书，往往因说理太深，又用的是“老气横秋”的文言，初学的人，看了总觉得不大舒服 。因此便自然发生一种要求：就是，怎样能直接听他的讲?好了!有了!你们的唯一讲义 ，就是这本书。这本书的特色：第一，章先生一生亲笔做的白话文，极少，编者煞费苦 心，才收集这几篇；第二，篇数虽少，差不多把求中国学问的门径，与修身立世之道， 网罗无遗，读之既增知识，又可以培养道德；第三，以极浅显的白话，说最精透的学理 ，可以作白话文的模范。——这是编者愿介绍于大家的主要特点。吴齐仁识于一九二一 年，一月。(注：吴齐仁：《编者短言》，《章太炎的白话文》，上海：泰东图书局，1 921年6月初版。)
此书作为“讲义”的特色，本是最值得关注、也最可发掘之处，可惜编者受时代思潮 裹挟，一门心思希望坐实的是章氏如何“以极浅显的白话，说最精透的学理，可以作白 话文的模范”。这里遵循编者的思路，暂时搁置关于“讲义”体式的辨析，专门澄清太 炎先生之能否成为“白话的先驱”。
在一般人心目中，博雅而好古的太炎先生，应该是站在白话文运动的对立面才对。这 一不假思索、脱口而出的结论，实际上经不起仔细的考辨。章太炎擅长博雅渊深的魏晋 之文，确实与胡适之主张“明白如话”大异其趣；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章不但没像 林纾那样公开向新文化人提出挑战，也未见如严复般的背后讥笑(注：林纾之撰《论古 文之不当废》、《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以及小说《荆生》、《妖梦》等，因各种《中 国现代文学史》的引述批驳而广为人知；至于严复，则在《与熊纯如书》中留下如此妙 语：“须知此事，全属天演，革命时代，学说万千，然而施之人间，优者自存，劣者自 败，虽千陈独秀，万胡适、钱玄同，岂能劫持其柄，则亦如春鸟秋虫，听其自鸣自止可 耳。林琴南辈与之较论，亦可笑也。”(《严复集》第三册699页，北京：中华书局，19 86))，反而是在收到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赠书后，用白话写信作复，与其讨论有关 庄周的评价问题(注：参见白吉庵《胡适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19页所引录的 “胡适存件”574号(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兹引录章太炎致胡适信第一段，以 见其行文风格：“适之你看。接到中国哲学史大纲。尽有见解。但诸子学术。本不容易 了然。总要看他宗旨所在。才得不错。如但看一句两句好处。这都是断章取义的所为。 不尽关系他的本意。仍望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为何太炎先生的表现如此“出人意 料”?一来那时他正忙于军国大事，无暇及此；二来白话文的提倡者中，不少是其及门 弟子；当然，最为关键的，还是取决于其史家的胸襟以及相当开放的文体观念。
辨文学应用或述文章源流时，太炎先生从来都是骈散文白各有定位，而非独尊某体某 家。大概是其修辞必原本小学、穷理方能为玄言方面的论述太出色，过多吸引了读者的 注意力，以至其文各有体，不能强求一律的主张，往往被忽视。在《文学论略》中，太 炎先生有这么一大段话，值得论者深思：
是则古之公牍，以用古语为雅；今之公牍，以用今语为雅。……近世小说，其为街谈 巷语，若《水浒传》、《儒林外史》，其为神怪幽秘，若《阅微草堂》五种，此皆无害 为雅者。若以古艳相矜，以明媚自喜，则无不沦入恶道。故知小说自有雅俗，非有俗无 雅也。公牍、小说，尚可言雅，况典章、学说、历史、杂文乎?(注：章绛：《文学论略 》(下)，《国粹学报》第23期，1906年12月。)
与一般人想象的相反，作为古文大师的章太炎，并不排斥、甚至欣赏《水浒传》那样 采用白话的章回小说。在太炎先生看来，“工拙者系乎才调，雅俗者存乎轨则”，而“ 俗而工者，无宁雅而拙也”(注：参见章绛《文学论略》(下)。)。承认各种文学体裁都 有其规定性(包括对于文体的特殊要求)，所谓的骈散文白，其实并无绝对价值。作家的 首要任务是遵循“文章轨则”，而后才是发挥自家才情，这种趋向于守旧的文学观念， 对突破边界的创新可能造成某种压抑，但好处是尊重各体裁内在的发展逻辑，故思想通 达，较少独尊一家一体者容易养成的偏狭与固执。如此说来，表彰“径直易知”的《革 命军》与“文亦适俗”的《洪秀全演义》(注：参见章太炎《<革命军>序》(《章太炎政 论选集》192—193页，北京：中华书局，1977)和《<洪秀全演义>序》(《二十世纪中国 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338—339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二文。)，以及出版 《章太炎的白话文》，对于太炎先生来说，并非那么不可思议(注：当然，论及自家文 章，章太炎最得意的，还是其“文实闳雅”的《訄书》等，而不是“其辞取足 便俗”的“论事数首”(参见《与邓实书》，《章太炎全集》第四卷169页)。不同于时 人之以文言白话分高低，章太炎更注重论学之文与论事之文的区别。)。
至于论者印象中的章太炎“主张文言文反对白话文”(注：如刊于《鲁迅研究月刊》20 01年2期的刘思源《旧籍重翻：<章太炎的白话文>》，便以此为立说的根基。)，大概是 源于鲁迅的一则短文。1935年，章太炎纵论“白话与文言之关系”时，有“今人思以白 话易文言，陈义未尝不新，然白话究能离去文言否”的追问，结论是：“以此知白话意 义不全，有时仍不得不用文言也”；“白话中藏古语甚多，如小学不通，白话如何能好 ?”(注：参见章太炎《白话与文言之关系》，收入章太炎主讲、曹聚仁记述《国学概论 》(香港：学林书店，1971)一书作为附录，见该书113—121页。)此语引起白话文提倡 者的不满，并招来新文化人的若干批评。比如修辞学家陈望道便将此等“非深通小学就 不知道现在口头语的某音，就是古代的某音，不知道就是古代的某字，就要写错”的说 法，嘲讽性地称为“保守文言的第三道策”(注：南山(陈望道)：《保守文言的第三道 策》，《太白》2卷7期，1935年6月。)。鲁迅也对乃师之“把他所专长的小学，用得范 围太广大了”表示不以为然，并做了进一步的分疏：
太炎先生的话是极不错的。现在的口头语，并非一朝一夕，从天而降的语言，里面当 然有许多是古语，既有古语，当然会有许多曾见于古书，如果做白话的人，要每字都到 《说文解字》里去找本字，那的确比做任用借字的文言要难到不知多少倍。然而自从提 倡白话以来，主张者却没有一个以为写白话的主旨，是在从“小学”里寻出本字来的， 我们就用约定俗成的借字。……所以太炎先生的第三道策，其实是文不对题的。(注： 《名人和名言》，初刊《太白》2卷9期，1935年7月，见《鲁迅全集》第六卷361—364 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不过，有一点值得注意，此文重点在破除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名人”迷信，强调“名 人的话并不都是名言”，故虽涉及章之“攻击现在的白话”，却并不热讽冷嘲。相反， 在文章结尾处，鲁迅还对“这回时时涉及了太炎先生”表示些许歉意。
不在文白新旧尖锐对立的五四时期公开表态，而是在事过境迁、白话早已在教育体制 与文学表达方面占据主流地位的1930年代中期发言，这很可能包含章太炎的策略选择。 一贯特立独行、喜欢语出惊人的太炎先生，其实并不卤莽行事。比如，首次公开批评新 式学堂的《与王鹤鸣书》撰于1906年，便绝非偶然。早年也曾极力主张废科举兴学堂， 可一旦清政府诏准自丙午(1906)科起停办科举，太炎先生便转而挑剔起新式学堂的诸多 弊病。如此永远地“不合时宜”，与其奇特的论学思路有关：
虽然，学术本以救偏，而迹之所寄，偏亦由生。(注：章太炎：《致国粹学报社书》， 《章太炎政论选集》498页，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
不相信凝固不变的事物或学理，对任何“救弊”之举都保持必要的警惕，防止其成为 新的“独裁”——若依这一思路，1930年代的中国，也该切实反省已成“文学必用之利 器”的白话文。不否认章氏在“救学弊”时，过于卖弄自家专长，因而效果适得其反； 这里所要分辨的是，不该因此文而将太炎先生送入白话文反对派的行列。
要说章太炎屡次大加讥讽的，其实不是白话文，而是白话诗。那是因为，太炎先生严 守“有韵为诗无韵为文的界限”，因而认定“现在白话诗不用韵，即使也有美感，只应 归入散文，不必算诗”(注：参见章太炎主讲、曹聚仁记述《国学概论》78页、92页、2 5页。)。其实，二三十年代著名的文人学者中，对新诗不押韵心存疑虑的，远不只章太 炎一人(注：参见拙文《经典是怎样形成的——周氏兄弟等为胡适删诗考》第五节“胡 适的自我调整”，刊《鲁迅研究月刊》2001年5期。)。新诗该往何处去，是可以、也应 该认真讨论的，这与在思想文化层面上支持或反对白话文运动，二者不可同日而语。
章氏即便不算白话文运动的反对派，可也说不上是白话文的积极支持者；将《訄书》、《国故论衡》与《章太炎的白话文》放在一起，无论如何总给人很不协调的感 觉。大概也正因为这一点，这册“出土文物”般的《章太炎的白话文》，虽在当年便印 行了三版，却没有引起学界广泛的关注。只是当历史学家回首往事，清点白话文运动的 战利品时，才会与之不期而遇。一如其人的特立独行，《章太炎的白话文》同样很难归 队，给已经安排妥帖的关于白话文运动的“历史叙述”，增加了不小的变数。
当然，论者之所以不太愿意直面这册小书，还有一个直接原因，那就是此书“妾身未 分明”——其著作权存在争议。
这则现代中国学术史上的冤案，其实不难辨析，只要将有关资料略加编排，很快就能 真相大白。问题在于，所谓此书的著作权应该归属钱玄同的说法，合乎“辨伪”的时代 潮流，也符合世人对于章、钱二位形象的想象，故迅速传播开去。说来有点不可思议， 最早质疑《章太炎的白话文》的，是章的弟子钱玄同；而日后的许多想当然的发挥，又 都是基于对钱说的误解。以下便按照时间顺序，钩稽相关史料，看看这桩冤案是如何“ 横空出世”，又是如何被逐渐消解的。
1923年5月25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猛将钱玄同给顾颉刚写信，支持其“层累地造成的 中国古史”说。此信以《答顾颉刚先生书》为题，初刊1923年6月出版的《读书杂志》 第10期，后收入《古史辨》第一册。这篇近万言的论学书札，乃古史辨运动的重要文献 ，流传极广。为了说明辨伪的重要性，信中有这么一段“影响深远”的插话：
中国底伪书真多，现代人底著作之中还有伪的，《章太炎的白话文》中有钱玄同的文 章(《中国文字略说》)!所以我们要看中国书，无论是否研究国学，是否研究国史，这 辨伪的工夫是决不能省的。(注：钱玄同：《答顾颉刚先生书》，《古史辨》第一册81 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在谈论伪书时举《章太炎的白话文》为例，容易给人否认此书乃太炎先生所撰的错觉 ；明确指出书中有钱氏本人文章，更使得日后辗转相传，《章太炎的白话文》成了《钱 玄同的白话文》。其实，仔细品味，钱玄同所说的“伪”，指的是该书误收了《中国文 字略说》一文，而不是否认乃师的著作权。
1935年8月，周作人撰《<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专门介绍《教育今语杂 志》，对廓清历史迷雾、让读者知道章太炎确实曾“用白话讲述”中国文化，颇有帮助 ：
内容于社说外分中国文字学、群经学、诸子学、历史学、地理学、教育学等七门，用 白话讲述，目的在于行销南洋各地，宣传排满，如发刊缘起中所说，“期邦人诸友发思 古之幽情，勉为炎黄之肖子焉。”撰稿者有章太炎，陶焕卿，钱德潜诸人。那时钱君还 不叫“玄同”，只单名一个“夏”字，取其为“中国人也”的意思，在《今语杂志》中 署名“浑然”，撰过两篇关于文字学的文章，第一册里有一篇《共和纪年说》，主张用 周召共和来做中国纪年，也是他所写的。(注：周作人：《<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 >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
此文对创刊于1910年、共出版六册的《教育今语杂志》的描述相当细致，而且很准确 ，所述章太炎曾为此杂志撰稿，以及钱玄同以“浑然”为笔名撰写关于文字学的文章， 在相关史料中都得到印证。但有一点，周文是在讨论晚清白话文的发展时涉及《教育今 语杂志》的，并未提及杂志中的章文十年后如何成书，故读者对《章太炎的白话文》一 书的渊源依旧茫然。
钱、周二位知情者的表述不甚清晰，给后来者的“捕风捉影”留下了些许空间。但如 果不是抗战中学者们飘泊大西南，著述时资料极端匮乏，也不至于如此以讹传讹。1939 年5月，僻居陕西城固的黎锦熙为刚去世的好友钱玄同作传，因三十多年的日记留在北 平，无法查对，只好凭记忆“信笔所之，夹叙夹议”。黎锦熙所撰《钱玄同先生传》( 注：黎锦熙的《钱玄同先生传》现作为附录，刊载于曹述敬《钱玄同年谱》147—202页 ，济南：齐鲁书社，1986年。)，体例特异，文采飞扬，在提供许多精彩史料的同时， 也因无从查核而留下若干硬伤。在论述玄同先生《新青年》时期的贡献时，黎的评说相 当精彩：“编辑人中，只有他是旧文学大师章太炎先生的高足，学有本源，语多‘行话 ’，振臂一呼，影响更大。”(注：参阅黎锦熙《钱玄同先生传》，见《钱玄同年谱》1 70—171页。)紧接下来，黎氏有一大段发挥，则是明显误记或误解钱玄同的《答顾颉刚 先生书》：
钱先生正式做白话的学术文，还可以远一点儿叙述。他清末留学日本时，和他的章老 师办了一种《教育今语杂志》，出了六期停刊，宗旨是灌输文字历史等国学常识给一般 失学的人，内中也带有提倡种族革命的意味，篇篇都是白话文。他自己有个笔名，但凡 署名“太炎”的各篇，实际上也都是他做的。后来坊间汇印成一本《章太炎的白话文》 ，其实应该叫做《钱玄同的白话文》。这种白话学术论文的出世，还比《新青年》早十 年左右，不过那时还没有“文学革命”的意识，这种刊物只能算是一种高等通俗杂志， “今语”是对俗人用的，还不能算在胡先生所谓“有意的主张白话文学”的范围内耳。 (注：参阅黎锦熙《钱玄同先生传》，见《钱玄同年谱》171页。)
黎氏这一极富戏剧性的说法，很快被清史研究专家萧一山所接纳。在1944年商务印书 馆出版的《清代学者著述表》中，萧是这样提及《章太炎的白话文》的：
末篇乃钱玄同作，误收。实则此书采自太炎与钱玄同所办之《教育今语杂志》。该杂 志几全出玄同手，即署名“太炎”者，亦玄同作也，故应名《钱玄同白话文》。(注： 转引自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622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这段话明显是撮合钱、黎二说而成。在没有充足证据的情况下，轻易转移著作权，显 然不合史家笔法。日后，在《清代通史》中，萧一山改弦易辙，重将此书划归章太炎名 下(注：萧一山早年沿袭黎说(见《清代学者著述表》，商务印书馆，1944)，后改弦易 辙，在《清代通史》第五卷58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此乃据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0年修订本第五版影印)中提及章太炎著述，即包含此曾被误断为“伪书”的《章太 炎的白话文》。)。
1972年，台北的艺文印书馆重刊《章太炎的白话文》，编者在“出版说明”中着重强 调此书“对于研究章氏早年之学术思想，关系至钜”，而对书中各文的来历及其真伪未 做任何分辨，显然对这桩学界公案一无所知。不提书中各文初刊《教育今语杂志》，而 称此乃“《民报》被禁后，先生闲处东京时对留学生讲学之纪录”(注：参见1972年台 北艺文印书馆刊《章太炎的白话文》的出版说明。)，甚至配上太炎先生在东京留学生 欢迎会上的演说辞(编者为其拟题《我的平生与办事方法》)，可谓歪打正着。可惜的是 ，无论此前还是此后，未见论者从“演讲”而不是“文章”的角度来诠释《章太炎的白 话文》的。
1978年出版的《章太炎年谱长编》，第一次认真对待这一著作权之争。作者汤志钧先 引萧一山的辨伪，而后加上按语：“萧一山所载有误。《章太炎的白话文》为章氏在日 本讲学时的演说录，曾载《教育今语杂志》”。另外，汤著还提供了一重要线索：
又据张静庐先生面告，编者“署名‘吴齐仁’者，无其人也”，实为张静庐所编，系 张在章氏沪寓索得付印的。(注：参见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622页，北京：中华书 局，1979年。)
汤志钧编撰《章太炎年谱长编》时，曾大量摘录《教育今语杂志》上的文字，可见其 对这份杂志相当熟悉。行文至此，他本该进一步指出《章太炎的白话文》确有“张冠李 戴”的毛病——错收了《中国文字略说》，而漏收了第四册上署名独角的《论文字的通 借》。可惜，汤著忽略了这一点，又没有追踪萧说的来源，这就给后来者留下进一步辨 析的余地。
十年后出版的《章太炎年谱长编摭遗》(谢撄宁)和《钱玄同年谱》(曹述敬)，将此话 题向前又推进了一步。谢撄宁补充了钱玄同《答顾颉刚先生书》和黎锦熙所撰《钱玄同 先生传》，使得我们对此案的来龙去脉有了比较清晰的印象。谢著得出《章太炎的白话 文》前六篇的作者“没有疑问，应当还是章太炎的”(注：参见谢撄宁《章太炎年谱摭 遗》108—109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结论是对的，可因未见《 教育今语杂志》，不知该书漏收了太炎先生的《论文字的通借》。而且旁生枝节，引入 聂绀弩将《章太炎的白话文》一书的编辑出版归之于曹聚仁的说法，明显不妥(注：我 怀疑聂绀弩是将同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的《章太炎的白话文》和章太炎主讲、曹聚仁 记述的《国学概论》混为一谈了——二者出版时间相差只有一年。《章太炎的白话文》 一书所署“编纂者吴齐仁”，不可能是曹聚仁，有一确凿的证据：曹自称第一次晤见太 炎先生，是在他发表章氏国学讲演的记录稿之后(参见曹聚仁《关于章太炎先生的回忆 》和《回想四十八年前事》二文，载陈平原等编《追忆章太炎》304—308页；北京：中 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而我们都知道，此次在上海举行的系列讲演，是《章太炎 的白话文》出版将近一年后才开始的。)。
曹述敬编撰《钱玄同年谱》时，注意到了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 言》和钱玄同的《答顾颉刚先生书》，本来不难得出正确的结论，可作者还是更愿意相 信黎锦熙先生的错误说法，因其明显对谱主有利。这是编全集、修年谱者常犯的毛病： 若遇对谱主有利的材料，宁信其有，不信其无。我怀疑作者并未翻阅过《教育今语杂志 》，否则，不该沿袭黎氏旧说，称“但凡署名‘太炎’的各篇，实际也都是他(指钱玄 同——引者注)代做的”。因《教育今语杂志》上，根本就没有署名“太炎”的文章。 章太炎刊于《教育今语杂志》上的各文，统一署的是其笔名“独角”。
又过了十几年，刘思源在《鲁迅研究月刊》上发表一则短文，重提此陈年公案。刘文 虽多有臆测之说(注：参见拙文《关于<章太炎的白话文>》，《鲁迅研究月刊》2001年6 期。)，但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有幸见到钱玄同收藏的《章太炎的白话文》，发现钱 在目录上补充了漏收的《论文字的通借》，“尤其重要的是，他仅把《中国文字略说》 用红笔框起来标上‘钱玄同撰’的字样，则其它各文俱是章文就不言自明了”(注：参 见刘思源《旧籍重翻：<章太炎的白话文>》，《鲁迅研究月刊》2001年2期。)。此前虽 也有若干确凿无疑的论述，但能找到钱先生的藏书，毕竟是件大好事。一是周作人在《 <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中提及《教育今语杂志》时，一会说“杂识”，一 会又变成“杂志”；而钱玄同为《章太炎的白话文》所撰题记中，也以“杂识”为名。 至于其他著述，则多称“杂志”。刘文将其统一为《教育今语杂识》，而不是依样画葫 芦，可见作者对此颇为用心。不过，在我看来，此处似用心太过，有欠妥当。本来“杂 识”(此处的“识”做“记载”解，音同“志”)、“杂志”两可，因原刊封面题为前者 ，而内里用的却是后者。可考虑到刊物的封面上还有英文名称The Educational Magazi ne，编辑体例也明显地从属于刚刚崛起的现代报刊，而并非古代中国读书人所熟稔的杂 记体式(比如宋人周密的《癸辛杂识》，或清人纳兰性德的《渌水亭杂识》)，因而，我 觉得还是采纳通常所说的《教育今语杂志》好些。
至此，关于《章太炎的白话文》一书的公案，已经水落石出。唯一需要补充的是，此 书出版一年前，四川刊行了《太炎教育谈》，所收六文也都出自《教育今语杂志》(注 ：庚申仲春(1920)观鉴庐刊行的《太炎教育谈》，原书未见；据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 编》介绍，此书共收入原载《教育今语杂志》的六文，即《论文字历史哲理的大概》、 《说文字的通借》、《论常识》、《论群经的大意》、《论诸子的大概》、《论教育的 根本当从自国自心发出来》。各文题目与原刊略有出入。)。有趣的是，此书没有错收 《中国文字略说》，但又缺了刊于第四册上的“代社说”《庚戌会衍说录》——此文日 后以《留学的目的和方法》广为人知。而正是这被川版删去的《留学的目的和方法》， 在沪版中一跃而成了开篇之作。其中的差异，大可玩味。
确认太炎先生对于《章太炎的白话文》一书的著作权，接下来的问题便是：“古文学 大将”是否真的可能成为“新文学先驱”。无论答案如何，这册薄薄的小书，都将引领 我们关注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另一重要来源，即晚清蔚然成风的“演讲”以及“纪录”。
二、深思独得与有感而发
《章太炎的白话文》一书的编者，对书中各文的来龙去脉其实不甚了然，可单凭直觉 ，便果敢地将这些与太炎先生平日著述风格迥异的文章，与“讲义”挂起钩来。《编者 短言》所说的“怎样能直接听他的讲”，以及“你们的唯一讲义，就是这本书”等，虽 系广告语，却也不无几分道理。比如，《留学的目的和方法》原题《庚戌会衍说录》， 《教育今语杂志》第四册在刊发这则“代社说”时，有编者庭坚的附记：
这一篇社说，本是中国各省留学日本高等师范学校学生，请独角先生去演说，所录下 来的演说稿。
至于书中其余六文，到底是演说的纪录，还是演讲的底稿，抑或是“拟演说”的文章 ，一时很难判断。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文章都以潜在的“听众”而非“读者”为接受 者。文章使用白话，有杂志体例的制约，但随意性很强的插话以及借题发挥，则与太炎 先生平日著述之谨严大异其趣，倒是与其讲课之生动活泼十分吻合。
太炎先生讲课时“新谊创见，层出不穷”，而又“诙谐间作，妙语解颐”(注：许寿裳 ：《从章先生学》，见陈平原等编《追忆章太炎》259—262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 版社，1997年。)；“论学论事，如说家常，时常插入风趣的谈话，浅易处常有至理”( 注：曹聚仁：《章氏之学》，章太炎主讲、曹聚仁记述《国学概论》附录，见该书167 页。)——诸如此类的描述，常见于弟子们的追忆文章。既不满以功名利禄为目标的科 举取士，也嘲笑以西学为导向的新式学堂，太炎先生更愿意追摹的，是传统中国的大儒 讲学。这一教育宗旨，体现在其坚决拒绝进入现代大学体制，也落实在其讲学时很强的 主观随意性，以及特别注重与听众之间的对话与沟通。
作为教育家的章太炎，除了平日的零星讲演，一生中有四次集中讲学。第一次是避难 东京时之“提奖光复，未尝废学”(注：《太炎先生自定年谱》第14页，香港：龙门书 店，1965年。)(1906—1911)，第二次是“时危挺剑入长安”(《时危》四首之一)，被 羁北京时之“以讲学自娱”(注：参见《章太炎先生家书》1913年12月15日，33页下，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1913)，第三次是应江苏省教育会的邀请，在上海 登坛系统讲授国学(1922)，第四次则是晚年在苏州开办章氏国学讲习会(1935—1936)。 四次集中讲学，最为后世研究者所关注的，自然是第一次。太炎先生的东京讲学，经由 周氏兄弟等人的大力渲染，早已成为学界普遍知晓的传奇故事。不完全是首开记录或讲 学时间最长的缘故，更重要的是，当年听讲的学生中，日后多有出类拔萃者。另外，这 种议政、讲学两不误的工作方式，最能体现鲁迅所说的“有学问的革命家”之特色(注 ：参见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鲁迅全集》第六卷545—547页。)。太炎先生 本人对此次讲学，也最为津津乐道。在《太炎先生自定年谱》的1909年和1910年项下， 屡次提及“《民报》既被禁，余闲处与诸子讲学”；与陶成章倡光复会，“然讲学如故 ”；“自三十九岁亡命日本，提奖光复，未尝废学”(注：《太炎先生自定年谱》13—1 4页。)。
鲁迅自称当初之所以拜太炎先生为师，是喜欢其《民报》上“所向披靡，令人神旺” 的论战文章，“又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注：参见鲁迅《 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鲁迅全集》第六卷546页。)。我相信这不是孤立的个案，留 日学生中，因欣赏革命家风采而前往听讲的，当不在少数。有专业，但不限于专业，这 才是太炎先生讲学的魅力所在(注：参见拙文《令人神往的“提奖光复，未尝废学”— —章太炎的东京讲学》，《文史知识》2001年9期。)。如此切入，方才能理解章氏讲学 中那些溢出常轨的嬉笑怒骂——此类借题发挥，对于听众来说，绝非可有可无。
事过境迁，当初那些让听众如痴如醉的“闲话”，进入专业著述时，被作者清理得一 干二净。倘就专业著述而言，《国故论衡》之精粹典雅，名不虚传；但如果希望了解晚 清知识界的精神状态，则芜杂的《章太炎的白话文》更值得推荐。那些压在纸背的政治 欲望，在演讲(或拟演讲)中，借助于各种穿插，表达得淋漓尽致。在这个意义上，与东 京讲学密切相关的《章太炎的白话文》，自有其独立价值，并不因其中的不少观点日后 在《国故论衡》中有更精当的阐述而黯然失色。
谈论“提奖光复，未尝废学”的太炎先生，必须将其专业著述与政论文章合观，方能 见其“全人”与“全文”。东京讲学期间，既有《革命之道德》、《箴新党论》、《中 华民国解》、《复吴敬恒书》、《再复吴敬恒书》、《代议然否论》等壮怀激烈的政论 ，也有《国故论衡》、《齐物论释》、《文始》、《新方言》、《小学答问》、《庄子 解诂》等博学深思的著述。当然，二者并不完全同步，述学之文相对滞后些。论政应对 时事，讲究兵贵神速，往往一挥而就，随写随刊；述学则必须沉潜玩味，反复琢磨，除 非确有把握，并不轻易出手。但述学与论政之间，并非真的“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 往来”。在作者如此，在论者也不例外。就像鲁迅所说的，章氏晚年编文集时之故意刊 落“先前的见于期刊的斗争的文章”，实在不明智；因“战斗的文章，乃是先生一生中 最大，最久的业绩”(注：参见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可反过来，只从“战 斗”的角度来理解太炎先生，而忽略其自称“可谓一字千金”、“较陈兰甫《东塾读书 记》过之十倍”的专业著述(注：《自述学术次第》(见《太炎先生自定年谱》附录，53 页)、《致龚未生书十五》(转引自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509页)。)，同样不得要 领。与晚清众多革命家或学问家不同，章太炎的独特魅力，正在于其“革命不忘讲学” 。
鲁迅将章太炎作为“有学问的革命家”来论述，固然十分精彩；可在我看来，称章为 “有情怀的学问家”，同样恰到好处。关键在于论述时着眼点不同，正所谓“横看成岭 侧成峰”。在专业著述中，章氏严守“实事求是”古训，反对今文经学家的过求“微言 大义”，也不推崇时尚的“通经致用”。在他看来，“致用本来不全靠学问，学问也不 专为致用”(注：《留学的目的和方法》，《章太炎的白话文》1页。)。对于学问到底 该注重“求是”，还是该讲求“致用”，章氏的表述本就不太一致，后人更是莫衷一是 。但强调学术之独立价值及深远影响，论学中以“求是”为“真”、以“致用”为“俗 ”这一独特思路，基本贯穿章太炎的一生(注：参见拙著《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第一 章“求是与致用”。)。因此，《国故论衡》、《齐物论释》等专业著述中，你见到的 只是博学深思、温文尔雅的大学者。反过来，在提倡革命、针砭时弊的论政之文中，章 太炎可就没那么书生气了。因学派水火、政见歧异乃至私人恩怨，太炎先生都能以雄辩 的气势、犀利的文笔、刻薄的语调，置论敌于死地。这个时候，学问家的章太炎基本隐 去，转而上场的，是“好斗”而且“善战”的猛士。只有在讲学时，“战斗”与“学问 ”并存——有深入骨髓的洞见，也有借题发挥的笑骂。难得讲演者的“学识”与“性情 ”，二者竟如此有机地融合在一起。
许寿裳撰《章炳麟》，第十四节题为“革命不忘讲学”，颇能凸显太炎先生的风采； 而全文转录《国故论衡》卷下之《原学》，认定此乃先生“论学微旨”、“青年学子必 读之文”(注：参见许寿裳撰《章炳麟》，56—61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年。)也 不无见地。所谓“世之言学，有仪刑他国者，有因仍旧贯得之者”。日本文化浅陋，故 只能“走他国以求仪刑”；至于“中国印度，自理其业，今虽衰，犹自恢弘，其高下可 识矣”(注：章太炎：《国故论衡》147—150页，上海：大共和日报馆，1912年。)。如 此充满自信的论述，在《章太炎的白话文》中不难发现同调。比如《教育的根本要从自 国自心发出来》开篇就是：
本国没有学说，自己没有心得，那种国，那种人，教育的方法，只得跟别人走。本国 一向有学说，自己本来有心得，教育的路线，自然不同。(注：《教育的根本要从自国 自心发出来》，《章太炎的白话文》83页。)
两种截然不同的教育路线，前者指向日本，后者则留给中国。如此长自家威风，灭他 人志气，颇类日后传为笑柄的“爱国的自大”。如此陷阱，太炎先生焉会毫无知晓?文 章结尾，章氏转而强调，“断不可学《格致古微》的口吻”，不过依旧拿日本的西化作 为嘲笑的对象：
至于别国所有中国所无的学说，在教育一边，本来应该取来补助，断不可学《格致古 微》的口吻，说别国的好学说，中国古来都现成有的。要知道凡事不可弃己所长，也不 可攘人之善，弃己所长，攘人之善，都是岛国人的陋见，我们泱泱大国，不该学他们小 家模样!(注：《教育的根本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章太炎的白话文》112页。)
太炎先生所关注的，并非如何“攘人之善”，而是坚决反对“弃己所长”。如此偏于 “保守”的立说，自然是对于西化大潮已经汹涌澎湃这一现实处境的激烈反弹。《原学 》之强调世人“以不类远西为耻”，“余以不类方更为荣”，并非一味贬抑西学，而是 希望突出文化的民族性。用今天的话来说，便是更倾向于“文化多元论”。最能显示章 氏眼光与趣味的，当属以下这段话：
饴豉酒酪，其味不同，而皆可于口。今中国之不可委心远西，犹远西之不可委心中国 也。(注：章太炎：《国故论衡》149页。)
实际上，第二种危险——远西委心中国，在20世纪初基本上不存在。故章氏东京讲学 的根本宗旨，在于强调中国文化自有其不可磨灭的价值，不但不是文明开化的障碍，而 且“可以动人爱国的心思”。这一宗旨，在1906年的《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已 经有非常明确的表述：
近来有一种欧化主义的人，总说中国人比西洋人所差甚远，所以自甘暴弃，说中国必 定灭亡，黄种必定剿绝。因为他不晓得中国的长处，见得别无可爱，就把爱国爱种的心 ，一日衰薄一日。若他晓得，我想就是全无心肝的人，那爱国爱种的心，必定风发泉涌 ，不可遏抑的。兄弟这话，并不像做《格致古微》的人，将中国同欧洲的事，牵强附会 起来；又不像公羊学派的人，说甚么“三世”就是进化，“九旨”就是进夷狄为中国， 去仰攀欧洲最浅最陋的学说。(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民报》第6号，19 06年7月，原题《演说辞》。)
如此希望“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在晚清虽不属于主流，但也颇多同 调。起码《国粹学报》的同人，便都有此倾向。
不见得尽从“文化多元”的角度立论，但在西学大潮席卷神州大地的当下，仍对中国 文化存有坚定的信心，对于西学既不盲从，也不拒斥，而是寄希望于守旧出新，如此“ 第三条道路”，晚清以降，始终是一股不该忽视的潜流。章太炎独树一帜之处，在于其 将这一文化理想与学术思路，落实到教育层面。撰于1906年的《与王鹤鸣书》，一反时 贤之推崇学堂而贬抑科举，称科举废、学校兴、学术不见得便能“当日进”，理由是： “中国学术，自下倡之则益善，自上建之则日衰”；“今学校为朝廷所设，利禄之途， 使人苟偷，何学术之望?”(注：《与王鹤鸣书》，《国粹学报》第63期，1910年3月。) 单从民间/朝廷二元对立的角度，预言学术之盛衰，未免过于粗疏。到1910年为《教育 今语杂志》撰稿，太炎先生的分析更为精细。
还是强调“学在民间”，可着重点在于学术的独立。朝廷办学堂为何效果不佳，关键 在于其将中国官场上下尊卑那一套陋习，移用到本该格外讲求独立与自由的新式学堂。 现如今，“学校不论在公在私，都受学部管辖，硬要依着学部的章程，在外又还要受提 学使的监督”；教习与提学使之间，“隐隐约约有上司下属的名分”，这与传统书院山 长之独立与尊严，不可同日而语。大学者如廖平，都可能因得罪提学使而受凌辱，更何 况一般“为了饭碗”的教习。长此以往，读书人的独立与自尊，定将荡然无存(注：参 见《留学的目的和方法》，《章太炎的白话文》17—19页。)。
太炎先生不晓得外国学堂也有公立、私立之分，将朝廷“统一教育”的过失，统统归 罪于与“传统书院”相对立的“西式学堂”。在他看来，只有那种不受学部管辖、允许 众说纷纭的学会，方才可能产生高深知识。因此，他将“官府”与“学堂”、“民间” 与“学会”两两挂钩，希望通过提升后者，来保持学术发展的动力：
不过看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在官所教的，总是不好。民间自己所教的，却总是好。又 向旁边去看欧洲各国，虽然立了学校，高深的智识，总在学校以外，渐渐灌输进去。学 校也就带几分学会的性质，方得有好结果。大概学校仿佛是个陂塘，专靠陂塘，水总不 免要干，必得外边有长江大河，展转灌输，陂塘才可以永久不涸。(注：参见《留学的 目的和方法》，《章太炎的白话文》19—20页。)
章太炎对于中国私学传统的推崇，在学术精神上是力主自由探索，“互标新义”，反 对朝廷的定于一尊与学子的曲学干禄；而在具体操作层面，则是借书院、学会等民间教 育机构，来传国故继绝学，进而弘扬中国文化(注：参见拙著《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 第二章“官学与私学”，70—115页。)。
历来被讥为“保守”的中国人，之所以如此果断地“废书院”、“兴学堂”，关键在 于政治理想，而不是教育观念。与张之洞等人“中体西用”的良好愿望相反，现代中国 的历史走向，其实是“从西学为用到中学不能为体”(注：参见罗志田《权势转移：近 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48—62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章太炎 强调“教育的根本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为此，首先必须论证中国文化的存在价值。 不同于推崇三代之学者的诟骂后世退化，也不同于崇拜西学者之整个否定中国学术，章 氏倾向于以史家的眼光仔细区分历朝学说，结论是：“中国学说，历代也有盛衰，大势 总是向前进步，不过有一点儿偏胜。”(注：《教育的根本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 章太炎的白话文》83页。)基于这一总体判断，太炎先生于是转而抨击时人之“不学” 或“偏心”：
到底中国不是古来没有学问，也不是近来的学者没有心得，不过用偏心去看，就看不 出来。怎么叫做偏心?只佩服别国的学说，对着本国的学说，不论精粗美恶，一概不采 ，这是第一种偏心。在本国的学说里头，治了一项，其余各项，都以为无足轻重，并且 还要诋毁……这是第二种偏心。(注：《教育的根本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章太炎 的白话文》90—91页。)
如此“偏心”，其失在没有自家的眼光和立场，只能随时势流转。蔑视本国文化固然 是其病状，因听信外人之只言片语(如日本人重阳明学、德国人专爱考究东方学问等)而 盲目自信，同样也是头脑发昏(注：“但听了别国人说，本国的学说坏，依着他说坏， 固然是错；就听了别国人说，本国的学说好，依着他说好，仍旧是错。”(见《章太炎 的白话文》91页))。
具体到学堂里的教学，太炎先生对时人之以讲授代替自学(注：《救学弊论》称：“制 之恶者，期人速悟，而不寻其根柢，专重耳学，遗弃眼学，卒令学者所知，不能出于讲 义。”见《章太炎全集》第五卷9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以教科书 代替专业著述，很不以为然。“现在为教育起见，原是要编一种简约的书。这个本来不 是历史，只是历史教科书。所以说教育的事，不能比讲学的事；教科的书，不能比著作 的书。”(注：《中国文化的根源和近代学问的发达》，《章太炎的白话文》36页。)时 贤以外国教科书来衡量中国史学著作，嘲笑其“不合科学”，太炎于是反唇相讥：
若是开卷说几句“历史的统系，历史的性质，历史的范围”，就叫做科学，那种油腔 滑调，仿佛是填册一样，又谁人不会说呢?……至于学堂教科所用，只要简约，但不能 说教科适宜的，就是科学，这个也容易了解。若说合科学的历史，只在简约，那么合了 科学，倒不得不“削足适履”，却不如不合科学的好。(注：《中国文化的根源和近代 学问的发达》，《章太炎的白话文》35—36页。)
章氏早年也曾有《中国通史略例》之作，却认定“西方作史，多分时代；中国则惟志 书为贯，分析事类，不以时代为封画”；而“分时者适于学校教科”，“分类者为成学 讨论作也”(注：《中国通史略例》，《章太炎全集》第三卷32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 版社，1984年。)。以学校教科书之得失，来理解并评判西方学术著作的体例，自然是 并不美丽的误会；但在众人对教科书式的“西学”趋之若鹜时，太炎先生敏锐地意识到 此中的陷阱，坚持以专题研究为主，拒绝涉足时尚的“通史写作”，还是极为难得的。 将近一个世纪后，我们不能不惊叹章太炎的先见之明——教科书的写作心态以及为求合 于“科学”而“削足适履”，确实是20世纪中国史学的一大弊病。反过来，章太炎那些 “不合科学”、无法作为教科书使用的《訄书》、《国故论衡》等，却仍保有 很强的学术生命力。
无论是谈教育，还是讲道德，章太炎之拒绝“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目的是为处于 弱势的本国文化争取生存空间，而非独力表彰“固有之道德”。强调道德的民族性，“ 别国的道德纵然好，也只好照庄子说的，水不可用车，陆不可行舟”；这一思路，必须 以道德的时代性相制衡。否则，很容易走向食古不化。章太炎正是这么做的：
若说中国所守，只是古道德，不是新道德，在现世不相宜，那倒不然：中国的道德说 ，从三代两汉到现在，总是渐渐变来，并不纯和古代一样。(注：《经的大意》，《章 太炎的白话文》80页。)
如此渲染自古以来“道德说”的发展与变迁，蕴涵着一句潜台词：今日中国，有可能 、也有必要实现“道德更新”，只不过不一定照搬泰西成说。
主张教育从自国自心出发，借以实现道德及文化的自我更新，但又反对当道有关“学 校专设读经一课”的规定。这一论述策略，在现实语境中，必须同时向两种论敌开战。 一是“可笑现在一班讲今文学的，把经典看成奇怪的书，把孔子看成耶苏、穆罕默德， 真是丧心病狂”(注：参见《经的大意》，《章太炎的白话文》72页。以下的论述很有 意思：“读经原不可少，但是把经典专看成修身的书，他意中所说的修身，又不过专是 忠孝节义：孝义原是古人所重，忠节恐怕未见得罢!”)；一是日本大隈重信“作一册《 国民读本》，别的话一点不说”，“只是夸张国体，教人自勉”，这不像是学校教育， 倒像是“在土地庙里搭个台叫老人穿了黄布袍子去讲的”(注：参见《经的大意》，《 章太炎的白话文》77—78页。)。坚信今人之读经，“是使人增长历史知识，用意在开 通人”而不具有神秘或神圣的意味。这一思路来源于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注：章 太炎批评前人多误解经典的作用，“直到近来，百年前有个章学诚，说‘六经皆史’， 意见就说六经都是历史，这句话，真是拨云雾见青天!”见《章太炎的白话文》69—70 页。)。
以“历史文献”来看待并解读以往凛然不可侵犯的“经典”，这一“不以经术明治乱 ”、“不以阴阳断人事”，故“夷六艺于古史，徒料简事类”的治学路径(注：《检论 ·清儒》，《章太炎全集》第三卷476页。)，乃中国经学史及史学史的一大关键。“治 经”而不追求“见道”，传统经学之独特尊严从此荡然无存(注：参见王汎森《 章太炎的思想》190—191页，台北：时报文化公司，1985年。)。章氏此说，为众多弟 子所继承。黎锦熙就曾指出，钱玄同五四时期之激烈反叛实有所本：“殊不知他在‘新 文化’运动中，大胆说话，能奏摧枯拉朽之功，其基本观念就在‘六经皆史’这一点上 。”当然，更重要的，还是其师承章先生的“诋孔”。就像黎锦熙在《钱玄同先生传》 中所说的：
“古文”大师章太炎先生则简直把孔子当作一个“史学家”看待，顶多再带了些“教 育家”的臭味，孔子的最大成绩是在整理了许多故书旧史(经)，他有《驳建立孔教为国 教议》，只读了这篇东西就可知道，钱先生在这点上，受他老师的影响最深，所以到了 民七，就一拳打翻“孔家店”，反对“吃人的礼教”，反对“包办式买卖式的婚姻”，
反对雇一群叫花子扛着“肃静”“回避”的牌匾送葬，如此等等，也说不尽，这就是“ 五四”运动前夕的“新文化”启蒙运动。(注：黎锦熙：《钱玄同先生传》，见《钱玄 同年谱》175—176页。)
黎氏此文，在“打翻‘孔家店’”和“反对‘吃人的礼教’”两句下有大段夹注，深 怕引起误解。其实没这个必要。那毕竟是一个“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而且偏于“破坏 ”而不是“建设”的时代，言论偏激不足为怪。更何况立说时之肆无忌惮，追求痛快淋 漓、石破天惊的言论效果，本就是钱玄同为人为文的最大特色。
章太炎的《驳建立孔教议》虽1913年10月方才刊于《宪法新闻》第22册，却与其早年 的论述大有关联。收入《訄书》重订本的《订孔》，算是太炎先生第一篇诋孔 之作；日后因时势刺激，或因自家文化理想的变化，太炎先生对于孔子的论述，有不少 自我调整。1906年的《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中，已有“孔教最大的污点，是使人 不脱富贵利禄的思想”；同年撰《诸子学略说》，对“儒家之病，在以富贵利禄为心” ，有更严苛的批评。此说不仅深刻制约着章门弟子(包括钱玄同、鲁迅等)对于孔夫子的 学术的或艺术的想象，五四新文化人也多直接间接受其影响。很可惜，《章太炎的白话 文》体现不出这一思想史上的重大线索。《论诸子的大概》刚开了个头，便丢下不管； 即使添上《中国文化的根源和近代学问的发达》中关于哲理的部分，也还是远不足以达 意。好在刊于《国粹学报》上的《诸子学略说》，即《国学讲习会略说》中的《论诸子 学》，也算与章氏讲学有缘，应该纳入考察的视野。同样应该纳入视野的，还有约略同 时刊发于《国学讲习会略说》和《国粹学报》的“拟讲义”《文学论略》。《教育今语 杂志》上章氏诸文，没有直接涉及“文学”者，这与日后之谈“国学”时必专论“文学 ”，确实很不一样(注：章太炎1922年的上海讲学，着重“经学之派别”、“哲学之派 别”和“文学之派别”之梳理；晚年苏州讲学，其记录稿分“小学略说”、“经学略说 ”、“史学略说”、“诸子略说”和“文学略说”五部分。)。论及“中国文化的根源 和近代学问的发达”，太炎先生仅及文字、历史、哲理三者，而置“文学”于不顾。反 而在“论诸子的大概”时，略微涉及“娴于辞令”的屈原。可一句明显带章学诚印记的 “从子书的局面变成文集的局面，全是纵横家做个枢纽”，辞赋家当即退避三舍(注： 参见《章太炎的白话文》21—44页、113—120页。)。太炎先生并非真的格外轻视文学 ，而是将“文学复古”的重任，寄托在“小学振兴”的基础上：
文辞的本根，全在文字，唐代以前，文人都通小学，所以文章优美，能动感情。两宋 以后，小学渐衰，一切名词术语，都是乱搅乱用，也没有丝毫可以动人之处。……可惜 小学日衰，文辞也不成个样子。若是提倡小学，能够达到文学复古的时候，这爱国保种 的力量，不由你不伟大的。(注：章太炎：《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
从这个角度思考，当年热心文学创作的周氏兄弟，为“了解故训，以期用字妥帖”， 而专门跑去听太炎先生讲授《说文解字》，一点都不离奇。
在“西学东渐”已成主潮的时代背景下，太炎先生极端自尊与自信的姿态，固然令后 人感动；可在刻意张扬中国文化价值时所流露出来的“自大”，尽管很大程度是一种论 述策略(章太炎对向西方寻求真理这一思潮并不完全排斥，早年甚至曾积极投身其间(注 ：参见唐文权、罗福惠《章太炎思想研究》第二章(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年)和拙文《有思想的学问家——章太炎其人其文》(《书生意气》57—63页，上海：汉 语大词典出版社，1996年)。)，不只翻译了日本人岸本武能太的《社会学》，东走日本 时更“旁览彼土所译希腊、德意志哲人之书”(注：参见章太炎《菿汉微言》之结语， 北京铅印本，1916年。))，而且防御色彩很浓，但依然不无可议之处。单就论学而言， “别国的学问，或者可以向别国去求，本国的学问，也能向别国去求么?”“本国学问 ，本国人自然该学，就像自己家里头的习惯，自己必定应该晓得，何必听他人的毁誉? ”(注：参阅《留学的目的和方法》和《教育的根本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分别见《 章太炎的白话文》16页、96页。)类似的话，在《章太炎的白话文》中屡见不鲜。如果 只是表达对于本国历史文化的尊重，激励中国学者从事专深研究，即便说得过火，也无 大碍。可太炎先生此类立说，往往拉日本学界垫背。认定外国人必定无法深入理解中国 文化，这一根深蒂固的偏见，使其对日本汉学经常热讽冷嘲。“可笑有个日本人儿岛献 吉，又做一部《汉文典》……”这样的句式(注：参见《教育的根本要从自国自心发出 来》，《章太炎的白话文》103页。)，明显有失学者的客观与公允。对于罗振玉之与日 本学者林泰辅“商度古文，奖藉泰甚”，太炎大为恼火，竟移书斥骂：
林泰辅者，尝在大学治古典科，非能精理，其所作《说文考》，特贾贩写官之流。非 独泰辅也，东方诸散儒，自物茂卿以下，亦率末学肤受，取证杂书，大好言易，而不道 礼宪，其学固已疏矣。(注：《与罗振玉书》，《章太炎全集》第四卷171页。)
接下来，连林泰辅，带服部宇之吉、儿岛献吉、白鸟库吉等当时日本著名的汉学家， 挨个嘲笑一通，并归结为日本民族的“好傅会，任胸臆，文以巫说”(注：参见章太炎 《与罗振玉书》。另，在《教育的根本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中有云：“捏造事迹，中 国向来没有的，因为历史昌明，不容他随意乱说；只有日本人，最爱变乱历史，并且拿 小说的假话，当做事实!”(《章太炎的白话文》110页)。
同是东渡(辛亥革命前后)，罗振玉、王国维与京都学者互相欣赏，关系颇为融洽；章 太炎则基本不与东京的汉学家打交道，演讲时多有轻蔑的表示。这固然与各自从事的专 业领域不同有关，更因章积极参加社会政治活动，对封闭《民报》、弹压留学生的日本 政府绝无好感。而对于旅居日本、“读西洋书、受东洋气”的中国人来说，以历史文化 悠久自傲，并借以嘲讽只会“仪刑他国”的日本，是非常普遍的心态。不难设想，演讲 会场或报刊上，太炎先生此类辛辣刻薄的挖苦，很容易博得满堂彩。
这就必须回到演讲(以及“拟演讲”)所需要的“现场感”。太炎先生的“深思独得” 与“有感而发”，在此类表演中，得到远比正式论文更充分的发挥。以下这两段话，一 说学校的修身教训没有多少用处，一笑国人不懂中国历史与现状，而只会乱讲西洋的政 治法理。二者其实都是常识，没什么新鲜之处，可太炎先生顺着论述思路略作发挥，当 即显得摇曳多姿：
学校里边，修身的教训，不过是几句腐话，并不能使人感动；再高了，讲到伦理学， 这不过是研究道德的根原，总是在思想上，与感情全不相关。怎么能够发生道德出来! 况且讲伦理，讲修身的教习，自己也没有甚么道德；上堂厚了脸皮，讲几句大话，退堂 还是吃酒，狎妓。本来他为自己的饭碗，不得不虚应故事，去讲几句。俗话说的，“做 一日和尚撞一日钟”，这个就是伦理学教师的职分!说话与感情本没相干：自己的道德 ，又不能为学生做表仪，要想学生相观而善，不是“煮沙成饭”么?
看来他们所说的政治法理，像一条钱串绳子。只得一条绳子，并没有一个钱可穿。没 有钱，只有绳子，也罢了。又不豫先想想，钱孔有多少大!这条绳子穿得进穿不进?钱有 多少重?这条绳子会顿断不会顿断?就是钱都备了，这条绳子，还未见用得着，只好在没 钱的时候，用这条空绳子，盘弄盘弄就是。(注：这两段文字分别见《留学的目的和方 法》、《常识与教育》，载《章太炎的白话文》4—5页、52页。)
前者论述的焦点，由道德课程的学习效果，一转而为“上堂厚了脸皮，讲几句大话， 退堂还是吃酒，狎妓”的伦理学教师，这幅漫画像所带来的满堂笑声，掩盖了原本不太 容易说清的“学校如何进行道德教育”这一难题。而后者更不屑于丝丝入扣的说理，而 是抓住那根作为比喻的“钱串绳子”，左盘右弄，就能获得令人满意的论述效果。与专 业著述之准确、严谨，力求“每下一义，泰山不移”大异其趣，太炎先生的演讲，其实 也是以比喻的精辟、论述的生动，以及辩难时之“气势如虹”取胜。
而这种演讲与著述的差异，是否会交叉影响，导致报刊文字风格的变异，并由此催生 出新的文章体式?这正是本文所关注的关键。
三、白话文的另一渊源
刊于《教育今语杂志》第一册的“社说”，即收入《章太炎的白话文》中的《中国文 化的根源和近代学问的发达》。此文专讲中国的文字、历史、哲理三事，借以医治国人 因“不学”而导致的“崇洋”心理。文章的开头与结尾，有两段话，涉及其写作方式与 论述策略，值得深究：
教育的事，和博览不同；更没有到讲学的地位。只是看人的深浅，见机说法，也就罢 了。现在把中国开化的根苗，和近代学问发达的事迹，对几位朋友讲讲。就可以晓得施 教的方法，也使那边父兄子弟，晓得受教的门径。
这三件事，我本来也有些著作，将来或者送给几位朋友看看，不过今日讲的白话教育 ，还说不到这步田地。(注：参见《中国文化的根源和近代学问的发达》，《章太炎的 白话文》21页、44页。)
这里有几个关键词，约略可分为三组：“教育”与“讲学”、“看看”与“讲讲”、 这边“几位朋友”与“那边父兄子弟”。最后落实为一点，那就是“白话教育”。
章太炎心目中“教育”与“讲学”的区别，一是其时刚传入的使用教科书的标准化教 学——以课堂讲授为主，注重“耳学”；一是依靠山长的个人魅力以及师生之间的对话 与交流——以自学为主，注重“眼学”。在他看来，前者整齐划一，更适合于普及知识 ；后者因材施教，有可能深入研究。这种对传统书院的理想化表述，有八年杭州诂经精 舍的独特经历做底，更因其不满时人对新式学堂之利弊缺乏必要的反省。
“看看”与“讲讲”，除了上面提到的“眼学”与“耳学”的区别，一指向很可能高 深莫测的“著作”，一落实为方便听众的“见机说法”，二者学术上的高低，一目了然 。学问的精髓，必须靠“写作—阅读”来完成；至于“演讲—倾听”，只能说是退而求 其次。这里不涉及具体学者水平之高低，而是听觉与视觉在接受知识上的差别。故章太 火自觉地将这些发表在《教育今语杂志》上的文字，作为“拟演讲稿”、而不是“文章 ”来处理——当初随意挥洒，日后也不想将其入集。
至于一会针对这边“几位朋友”，一会又是“那边父兄子弟”，与《教育今语杂志》 的拟想读者有关。《教育今语杂志》虽编辑出版于日本东京，却是以海外华人为主要对 象。章太炎、陶成章等将《教育今语杂志》作为光复会的“通信机关”，借此与南洋各 分会取得联系，并通过各分会组织的教育会、书报社乃至货栈等，向华侨传播中国文化 。各期封底上，刊有“海外各国代派送”，包括如下城市：新加坡、大吡叻、红毛丹、 吉隆坡、仰光、檀香山、斐城、爪哇、泗水、谏义里、婆罗州、坤甸、文岛槟港。章、 陶以及钱玄同等同人，有感于“欧学东渐，济济多士，悉舍国故而新是趋，一时风尚所 及，至欲斥弃国文，芟夷国史”，为“明正道，辟邪辞”而独立创办杂志。这一“以保 存国故，振兴学艺，提倡平民普及教育为宗旨”的《教育今语杂志》(注：参见《刊行 教育今语杂志之缘起》和《教育今语杂志章程》，二者均载《教育今语杂志》第1册，1 910年3月。)，因其必须同时面对在日留学生和海外华侨，起码在语言表述上，必须十 分讲究。
估计出自章氏门人钱玄同之手的《缘起》和《章程》，对杂志的这一特色，有相当充 分的阐述。先是称：“凡诸撰述，悉演以语言，期农夫野人，皆可了解。”(注：参见 《刊行教育今语杂志之缘起》。)后又在《教育今语杂志章程》第四章“办法”中，对 讲习的内容加以界定：
(二)本杂志演述各种学术，均由最浅显最易晓得者入手，以次渐进，期有系统。
(三)本杂志于各种学术，务求解释明了，不事苟难，庶便学子自修，兼为无师者指导 门径。(注：见《教育今语杂志章程》。)
与此相适应，从第一期起，杂志封底便有“本社编辑教科书豫告”，内容包括历史、
地理、算术、理科等。
《教育今语杂志》第四册上，编者“庭坚”为“独角”《庚戌会衍说录》(即《留学的 目的和方法》)所写的“附识”，除说明此乃太炎先生为中国各省留学日本高等师范学 校学生所做演讲的记录稿外，还有一段话：
本是为中国留日学生，下一针砭，开一个学问入手的门径，立一个施教的方准。至于 海外华侨学生，方才略识国文，怎能组织学会，到这样高深地步?所以众华侨学生，如 果有志本国学问，还须从学校入手。
此文乃为留日学生而作，但同样适应于海外华侨；至于专为杂志而撰的文章，也希望 兼及留日学生的口味。这也是章太炎为第一册杂志所撰“社说”中，念念不忘这边“几 位朋友”与“那边父兄子弟”的缘故。对于读者的双重假定，使得文章中既有循序渐进 ，以“浅显之语言”系统讲授“本国学问”的框架(注：《教育今语杂志章程》第二章 “定名”有曰：“本杂志依上列宗旨，演以浅显之语言，故名《教育今语杂志》。”但 这一章程后来略有变化，第五六合册上的《本社启事》称：“本社自五期起，白话与文 言并用。”)，也有借题发挥，涉及中国现实政治与学术思潮，乃至日本社会与汉学界 的现状的，故并非纯粹的“平民普及教育”。
同是使用“浅显之语言”，与国内众多白话报刊之借介绍时事、传播新知以“开通民 智”的宗旨不同，《教育今语杂志》的工作目标是“保存国故，振兴学艺”，进而“用 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注：参见《教育今语杂志章程》和《东京留学生欢 迎会演说辞》。)。如此目标，对于读者的要求，当然不可能只是“粗通文墨”，而是 必须具备相当的国学修养。说到底，这是“讲学”，而不是“论世”——后者只需要“ 激情”，前者则必须具有比较丰厚的“学识”。
“讲学”而采取“浅显之语言”，固然有“平民普及教育”的需要，但更与其时“演 说”之风大畅关系密切。
1904年，秋瑾撰《演说的好处》，称报纸之外，“开化人的知识，感化人的心思，非 演说不可”。论证过演说的五大好处，秋瑾称：
如今我国在日本的留学生，晓得演说的要紧，所以立了一个演说练习会，又把演说的 话刻了出来，把大家看了，可以晓得些世界上的世情、学界上的学说。唉!列位不要把 这个演说会看轻了，唤醒国民开化知识，就可以算得这个演说会开端的了。(注：秋瑾 ：《演说的好处》，初刊《白话》杂志第一期(1904年9月)，后载《神州女报》第一期( 1907年12月)，见《秋瑾集》3—4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第二年的1月13日，秋瑾劝晚清另一著名革命家宋教仁加入此演说练习会，依宋氏日记 《我之历史》的叙述，秋瑾应是此会创始人之一：
至秋璿卿寓，谈良久。时秋君与诸同志组织—演说练习会，每月开会演说一 次，并出白话报一册，现已出第二期。余向秋君言愿入此会，秋君诺之。(注：宋教仁 ：《我之历史》17页，台北：文星书店，1962年。)
其实，不只留日学生，20世纪初，国内热心改良群治的士绅，也都开始提倡演说(注： 李孝悌《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第四章对 于演说的倡导、演讲者的训练与培育、演说的场合与地点、演说的内容等，有颇为精细 的考辨，值得参考。)。秋瑾这段话之所以值得格外注意，除了她本人的革命生涯，还 因其涉及两个重要问题。一是演说所及，其实多为“世界上的世情”，而极少“学界上 的学说”。因后者所面对的，是同道或知识水准大略相等的学生，而非不太识字的劳苦 大众。而在晚清，不管是提倡革命的政治家，还是主张从教育入手的比较温和的改革者 ，其采用白话撰述，都是把识字无多的大众作为拟想读者。至于着力于“传播新知”的 梁启超，其介绍“学界上的学说”，采用的是浅白文言，而非白话。反而是希望“保存 国故”的章太炎，开始尝试使用白话来述学，此中深意，有待进一步开掘。
将近十年后，五四新文化人经过一番激烈争论，决定《新青年》从1918年5月出版的四 卷五号起，全部采用白话写作。这是现代中国思想史及文学史上的大事，论者常常提及 。不过，此前，三卷六号的《新青年》上，刊有钱玄同致陈独秀信，讨论将右行直下的 汉文改为左行横迤，并且使用新式标点；其中建议《新青年》改用白话述学，尤其值得 注意：
我们既然绝对主张用白话体做文章，则自己在《新青年》里面做的，便应该渐渐的改 用白话。我从这书通信起，以后或撰文，或通信，一概用白话，就和适之先生做《尝试 集》一样的意思。并且还要请先生、胡适之先生、和刘半农先生，都来尝试尝试。此外 别位在《新青年》里面撰文的先生，和国中赞成做白话文章的先生们，若是大家都肯“ 尝试”，那么必定“成功”。“自古无”的，“自今”以后，一定会“有”。不知道先 生们的高见赞成不赞成。(注：钱玄同、陈独秀：《通信》，《新青年》三卷六号，191 7年8月。)
对于钱玄同的提议，陈独秀赞同改右行直下为左行横迤，“但是改用白话一层，似不 必勉强一致”。早年创办《安徽俗话报》，对白话作为书写工具的利弊得失，应该说颇 有心得；而且又是最早公开支持胡适《文学改良刍议》，称“白话文学将为中国文学之 正宗，余亦笃信而渴望之”的陈独秀(注：参见《新青年》2卷5号(1917年1月)所刊胡适 《文学改良刍议》后陈独秀的“附识”。)，为何对《新青年》全部改用白话犹豫不决? 就因为述学之文不比文学创作，乃是以同样学识渊博的文人学士为拟想读者，白话能否 入高人眼，实在没把握。可见钱氏此举，颇能显示独特的眼光和魄力。
1935年8月，蔡元培为《中国新文学大系》撰写《总序》，专门引录了钱氏上述这段话 ，并称“可以看见玄同提倡白话文的努力”。作为当事人，蔡元培当然知道，晚清已经 开始出现不少很有影响的白话报刊。可在他看来，即便如此，胡适、钱玄同等五四新文 化人之提倡白话文，依然值得大力表彰。原因在于：
但那时候作白话文的缘故，是专为通俗易解，可以普及常识，并非取文言而代之。主 张以白话代文言，而高揭文学革命的旗帜，这是从《新青年》时代开始的。(注：《蔡 元培全集》第六卷574—57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
类似的话，胡适、周作人也都说过，但均不若作为过来人的蔡元培之“现身说法”。 不过，蔡先生没有指出，钱玄同的贡献，主要在于将白话的应用范围从“文艺文”推向 “学术文”。倒是几年后黎锦熙撰《钱玄同先生传》，做了重要的补充说明：胡适发表 白话诗“算是创体，但属文艺”；“唯有规规矩矩作论文而大胆用白话”，对于当时的 读书人，“还感到有点儿扭扭捏捏”(注：参阅黎锦熙《钱玄同先生传》，见《钱玄同 年谱》170—171页。)。正是在此背景下，才能理解新文化运动兴起前七八年，章太炎 、钱玄同等人之创办《教育今语杂志》并尝试以白话述学的意义。
在《国语文学史》中，胡适曾论及古代白话文与现代白话文的血脉联系，其中有两句 话，与本文的题旨颇有关联，必须略加辨析。一是“朱熹与陆九渊都是古文的好手，但 他们讲学的语录很有许多很好的白话文”；一是“今日许多做白话散文的人，也都是跟 小说学的，没有跟唐、宋、明的语录学的”(注：《胡适文集》第八卷119页、122页，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先从后一句说起。《新青年》同人在提倡白话文 时，确实多以明清章回小说为标本；日后讲授“国语文学”，也都追溯到《水浒传》等 。周作人不满足于此，再往上追，从《儒林外史》的楔子讲开去，由王冕一跳就到了晚 期众多不拘格套、独抒性灵的文人，终于由此理清“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注：周作人 《关于近代散文》，《知堂乙酉文编》，上海：上海书店，1985年。)。可所有这些“ 溯源”，都指向“文艺文”(或曰“美文”)，而不是同样值得关注的“学术文”。
说到五四新文化人的贡献，论者一般沿用胡适的分析框架，称其不同于晚清白话报刊 或字母运动的提倡者之处，在于“没有‘他们’、‘我们’的区别”，认定“白话并不 单是‘开通民智’的工具，白话乃是创造中国文学的唯一工具”。这一总体判断，时至 今日，仍可接受。所谓“人上人”仍醉心于汉魏、唐宋文章，只是哀念“小百姓”无知 无识，方才“降格做点通俗文章给他们看”(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古 典文学研究论集》153—154页。)，除了语调略嫌刻薄，所说基本属实。问题在于，晚 清人对文章的区分，除了日后备受讥讽的“我们”和“他们”，还有不太为人注意的“ 论学”与“讽世”。比如，章太炎便曾分辨文士、学者两类风格不同的文章：
夫持论之难，不在出入风议，臧否人群，独持理议礼为剧。出入讽议，臧否人群，文 士所优为也。持理议礼，非擅其学莫能至。(注：章太炎：《论式》，《国故论衡》118 —119页。)
在章太炎看来，不算史家擅长的叙事与诗人专注之抒情，文章家之说理，可分为“论 学”与“论政”；而“论学”的难处与魅力，当在“论政”之上。这也是他不喜欢人家 表彰其广为传诵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而拼命自荐“文实闳雅”的《訄书 》的主要原因(注：参见《与邓实书》，《章太炎全集》第四卷169—170页。)。其实， 特别看好“述学文章”，并不只是章太炎独有的偏见。严复坦承译事之难，所谓“一名 之立，旬月踟蹰”(注：严复：《天演论·译例言》，《严复集》第五册1322页，北京 ：中华书局，1986年。)，指的是述学之文。林纾翻译小说时可以笔追口述，可一到撰 写古文，照样殚精竭虑。
晚清以降，述学之文同样面临自我更新的使命。实现这一使命的，主要通过两个途径 ，一是严复、梁启超、王国维等新学之士所积极从事的输入新术语、新语法乃至新的文 章体式，借以丰富汉语的表达能力。这一努力，符合百年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大趋势 ，一直受到学界的重视。可还有一条曲折隐晦的小路，比如章太炎，面对新的读者趣味 和时代要求，在系统讲授中国文化的过程中，无意中提升了现代书面语的学术含量，为 日后“白话”成为有效的述学工具，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章太炎所代表的现代意义上的“讲学”，其对于文章体式的革新，有几点值得注意。 首先，走出诂经精舍的太炎先生，虽然将其作为重要的学术资源，以对抗如日中天的西 式学堂；可潜移默化中，已经接受现代学科分类观念。章氏讲学，基本上是专题性质， 与此前大儒之“坐而论道”不同，乃是在“哲学”、“文学”这样的学科意识中展开。 胡适称朱熹等理学家“讲学的语录很有许多很好的白话文”，其实不太准确——是有很 好的白话，但不是白话撰写的文章。传世的大儒讲学语录，大都吉光片羽，精美绝伦， 但并非好文章。一直到康有为的《万木草堂口说》，都是满天星斗，点到即止。文字如 此简略，思路如此跳跃，必须将其还原到朝夕相处的师徒讲学这一特定环境，才能明白 其佳妙之处。这里有口述者的随意发挥，也有记录者的刻意选择，传给后世的，是结论 ，而不是具体的论证过程。太炎先生的讲学，八人小班没有留下完整记录，留下记录的 是演说性质的《留学的目的和方法》。前者类似传统书院，选择专书，以学生自学为主 ，教师只负责关键处的点拨，即便录音整理，也不可能是完整的文章。后者必须围绕某 一专题，在特定时间里阐发完毕，即便不能令听众“如坐春风”，起码也必须让人家跟 得上你的思路。如此演说，或先有讲稿，或记录成文，大体都有点“文章”的味道。
其次，由于兼及“讲学”与“演说”，太炎先生的拟想读者并非不太识字的大众，而 是对国学有兴趣的留学生或海外华侨，其论述策略因而也就必须调整，不同于流行的政 治宣传或思想启蒙。每讲都包含若干专门知识的传授，而后才是穿插其中的社会批评。 后者可以渲染氛围，调动情绪，但不应该喧宾夺主。这与革命家注重社会动员的演说不 大一样，不是以激情、而是以风趣吸引听众。
最后，就像秋瑾设想的，“又把演说的话刻了出来，把大家看了”，这个时候，章氏 的兼及“讲学”与“演说”，便体现出独特的魅力。顾炎武曾批评讲学先生“从语录入 门者，多不善于修辞”(注：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九“修辞”则，第452页，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岂止不善于修辞，更重要的是，不善于谋篇布局。有好 片段，没有好文章，此乃讲学先生很容易患的通病。不管是书斋讲学还是广场演说，一 旦落实在纸上，其零散或空疏的毛病，将“一目了然”。章氏之以“讲学”为底，以“ 演说”为外，既有前者的学有根基，又有后者的平易风趣，二者合而为一，可以作为别 具一格的“文章”欣赏。
章太炎带有演说风的文章，有可能是作者事先准备的演讲稿(如《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 说辞》)，也有可能是演讲的记录稿(如即席发挥、博得众多“大拍掌”的《民报一周年 纪念会演说辞》)(注：此文作为演说记录稿，作者生前不曾入集；同时发表的《民报一 周年纪念会祝辞》，则作为“文章”，堂而皇之地进入《太炎文录初编》。)，更有可 能是书斋里一挥而就的“拟演讲稿”。《章太炎的白话文》里的不少篇章，便有这种痕 迹。最明显的，当属涉及“那边父兄子弟”的《中国文化的根源和近代学问的发达》。 “拟演讲稿”之值得重视，因其提醒我们注意现代书面语产生的另一途径。
回过头来，反省学界对五四白话文运动的论述，有两点意见可以提供。第一，不能把 论述的焦点，全部集中在“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 (注：参见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新青年》2卷5号，1917年1月。)。在我看来，白 话文运动成功的标志，不仅仅是“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述学文章之采用白话， 很可能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注：朱自清注意到这一点，在《<胡适文选>指导大概》中 ，强调新文化运动中长篇议论文的进步，而且称胡适“他的散文，特别是长篇议论文， 自成一种风格，成就远在他的白话诗之上”(《朱自清全集》第二卷299页，南京：江苏 教育出版社，1988)。)。时至今日，“文艺文”与“学术文”在对待白话的态度上，仍 有很大的差异。第二，清末民初兴起的“演说”热潮，对白话文运动的积极影响，以及 对于文章体式的改进，仍有待进一步研究。其间“口耳相传”与“有目共睹”的联系与 区别，以及借助“拟演讲稿”出现的二者之间的互动，是否也是白话文章得以日趋成熟 的原因之一?
演讲底稿、记录稿或拟演讲稿，与独立撰写的专业著述异趣，如何论述方才恰如其分 ，有待进一步探究。这里想指出的是，章太炎平生讲演极多，各种记录稿水平参差，故 晚年主编《制言》时曾“屡戒少登演讲记录”。在我看来，《章太炎的白话文》不在此 “告戒”之列。借用其晚年弟子沈延国的辨析，此书当属第一、第三类讲演记录——即 “自撰讲稿”或弟子记录后“由师审正”，故可以作为研究章太炎思想的可靠资料来引 用和论析(注：沈延国《章太炎先生在苏州》一文对五类章氏讲演记录的分辨，值得参 考。见陈平原等编《追忆章太炎》392—394页。)。作为章氏第一种讲学记录，《章太 炎的白话文》与日后由吴承仁记录整理的《菿汉微言》，曹聚仁记录整理的《国学概 论》、王乘六、诸祖耿等记录整理的《国学讲演录》，共同构成“学问家兼教育家”章 太炎的有机组成部分。此四书，固然不若《訄书》、《国故论衡》、《文始》 、《齐物论释》等体制谨严，但同样新见迭出。对于选择独立讲学而非进入现代大学体 制的太炎先生来说，这些“薄薄的一本小册子”，实在不可藐视。
2001年4月22日—7月23日于京北西三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