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政治和代议制是当代所有国家实现民主制度的两个基本条件，如果是一个超民族的大国，比如像美国、俄国和中国等等，要实现民主，还需要第三个基本条件：联邦制。本文的基本论点是：在中国这样的超民族大国，要实现民主，联邦制要优先于政党政治，否则，要么决策者担心民主化可能造成国家分裂，从而拒绝任何民主要求；要么民间反对势力撑破政府的栅栏，使秩序瘫痪，让中国掉进“民主——分裂”陷阱。
1、东西方的反方向运动
当深蓝色旗帜上12颗金星和别的旗帜一起闪耀在北约总部大楼顶部时，无数的精确制导导弹正在国破山河也破的南斯拉夫土地上开花。这具有某种象征意义：一个重新整合的西欧，在美国的领导下，正在修理四分五裂的东欧。
世界进入九十年代以来，东西欧就开始了反方向运动：西欧在作权威化的向心运动，东欧在作自由化的离心运动。东欧分裂和西欧联盟几乎同时到来，是本世纪末最重大的政治历史事件之一。
东欧的离心运动来自对自由的渴望。将近半个世纪，东欧在苏联输出的全权体制下，个人没有自由权，地方没有自主权，民族没有自决权，甚至东欧国家也不能独立行使自己的主权。这种体制是一个密封仓库，把所有的土豆强制地装在一起，“仓库”一旦破裂，“土豆”就漫世界乱滚。被窒息久了的人，最大的渴望是呼吸新鲜空气。苏联东欧解体，可以看成是一次胜利大逃亡，以最快的速度，最狂热的激情，逃离旧制度的“集中营”，逃离“古拉格群岛”。
这次逃亡，有以个人为单位的逃亡，比如，东德人逃往西柏林，最后推倒了柏林墙；有以民族为单位的逃亡，比如苏联中亚几个民族独立，南斯拉夫的克罗地亚、马其顿、斯洛文尼亚独立等等，这次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族人的逃亡，是上次大逃亡的余波；还有以国家为单位的逃亡，比如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捷克和斯洛伐克等逃离苏联阵营。
西欧的向心运动来自对安全的渴望。威胁西欧安全的，以前是被妖魔化的苏联极其同盟者，现在是自由本身。就像当年真正毁灭希腊城邦的，不是波斯人，而是各城邦的过度自由和过度独立，导致无穷的内战和动乱，最后耗尽了自己的精力和元气，走向衰亡。在冷战时期，苏联人扮演了当代“波斯人”，使得西欧人面临共同强敌，不能不一致对外。苏联解体，对西欧安全的威胁，由政治军事转向了经济。
就国力和国际经济竞争力而言，整个西欧才可能是美国或日本的对手，如果西欧各国各自为政，相互竞争，相互内耗，最终是让日本或美国做了得利的渔翁。简单地说，一个一个地竞争，无论是德国、法国，还是英国或意大利，都不是美日的对手，要在经济上与美日抗衡，西欧各国必须像美国的各个州一样结成联盟。过度的独立自由，已经削弱了西欧的竞争力，一个超民族的欧洲联邦大国符合欧洲各民族的利益，只有英国略感为难些。这就是类似于当年美国联邦党人所主张并推行的向心的权威化运动：联邦化。
欧洲联邦化，其假想敌主要是昔日的盟友美国和日本。这就应了英国的一句格言：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冷战结束，意识形态对抗不复存在，经济利益的冲突逐渐显露出来，欧日、欧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和货币政策纠纷慢慢多了起来。在国际竞争的重量级拳王争霸赛的拳击台上，块头太小，很快就会被对手击下台去。
2、“民主——分裂陷阱”
“解体”这个词，非常确切地描绘出了90年代苏联东欧自由化运动的状况。解体，既是政治制度的崩溃，也是国家版图的肢解。在苏联东欧解体过程中，只有德意志民族获得了统一，俄国、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都分崩离析，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没有发生大的领土分裂。
在传统社会或极权社会民主化的过程中，制度的崩溃伴随着政治权威和国家统一性的丧失，越是超民族的大国，越容易导致国家解体、民族分裂或版图瓜剖，我把这种现象称之为“民主——分裂陷阱”。这个陷阱使得越大的超民族国家越难民主化，其民主化的代价也越大。俄罗斯在民主化过程中不仅丧失了波罗的海沿岸诸国，还丧失了中亚诸国，甚至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也被画到了国境线外。而基辅，是俄罗斯伟大诗人普希金在月光下漫步过的地方。
“民主——分裂陷阱”不只存在于苏联东欧，也广泛存在于其它历史时期的其它大国。中国在近100年前的第一次民主化浪潮中，推翻了帝制，但也导致各省纷纷通电独立，清朝的军队也很快撤出蒙古、新疆和西藏等地方，这些地方出现了主权真空。后来的外蒙独立，虽然有苏联的背景，但中国的国家主权空缺在先，别人自然伺机填补。没有这次空缺，西藏问题也就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至于台湾问题，更是这次陷阱带来的。
印度也曾掉进这个“民主——分裂陷阱”。现在克什米尔打得热火朝天的印巴战争，是打不完的摆子，是顽固的疟疾，是英国蚊子留下的后遗症。印度独立和民主化同时到来，分裂也跟着来了。先是巴基斯坦从印度母体上撕去，接着是孟加拉又被切下来。印度尼西亚把独立和民主化分离开来，推迟民主化的结果是推迟了分裂，还是缓解了分裂，还不好说。不过，这一次金融风暴把民主硬塞给印尼人后，至少东帝汶被联合国托管了。从印尼身上还会掉下哪几块肉，要看它有多少既强悍又要求自主的民族。
美国在独立战争后避免了“民主——分裂陷阱”，成功地实现了联邦化，要归功于它充分的自由和各邦的充分自主权。独立前的美国，只有一个国家主权问题，没有一个自由民主问题。虽如此说，美国有今日的强大，不能不感激当年联邦党人的明智和战斗精神，使美国免于成为当代的希腊城邦。
中国100多年未能实现民主化，并非中国人不想民主或不配享有民主。同样是中国人，台湾就开放了党禁，实现了民主化，而且相当成功，代价很小，没有掉入分裂陷阱，一是因为它规模小，相当于一个希腊式的城邦；二是因为民族问题不算严重，民族统一性强。
中国大陆要民主化可能没有这么轻松。台湾有人已经在画未来的版图，按照他们的图样，中国变成了七个国家：中国、台湾、港澳、满州(中国东北)、内蒙古、西藏、东土耳其斯坦(中国新疆)。包括达赖喇叭和新疆流亡者在内的某些人热烈赞同这项提议。他们不知道，这个呼声越高，民主离中国越远。谁也不愿为了实现民主做所谓中华民族的“罪人”，把老祖宗留下来的江山搞缺了，如果他们的在天之灵到新疆旅行还要办签证，那是很不愉快的事情。
我相信，决策者的逻辑可能是，民主晚一天实现跑不了，国土早一天分裂回不来。
3、修改主权理论
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国人有组织地极大义愤。虽然不能完全同意北约在科索沃的轰炸是所谓“价值之战”，但远在东亚的中国在情感和“道义上”高度介入此次战事，无疑反应出国人和西方世界在观念上的冲突，其中最突出的是主权观念和人权观念。
中国官方政治学家不明白，他们一直奉行不渝的主权绝对论是一个飞去来器，你以为你扔出去打了别人，还没有高兴完，它又飞回来打了你自己。
如果主权是绝对的，民族独立就是正当的。你向强大的美国要求独立处理自己事务的权力，你统治下的其它民族也有向强大的你要求独立的权力，就像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族向塞尔维亚族要求的那样。你说国家无论大小主权一律平等，你当然不能否认，民族无论大小主权也一律平等。你不能向别的强大国家要求100%的主权，却让你治下的其他民族的主权等于0。
西方许多国际法学家早就在批判主权绝对论，认为它是世界战争的理论根源。一个国家或民族只要把别的国家或民族纳入自己的版图，它就获得了对被征服者的绝对主权，那就没有一个国家或民族不殊死战斗保卫自己的主权。要么100%，要么等于0，这种主权思想还是西方机械论时代的产物，如今早已过时。美国联邦和欧洲联盟的诞生，都是主权相对理论结出的果实。
即使按照共产主义逻辑，主权绝对论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斯大林主义。如果主权是绝对的，国家就永远不会消亡，世界大同就无从谈起。
4、联邦化：让各民族就地呼吸新鲜空气
在一个自由的邦联国家或一个有许多国家的地区实现联邦化，比如美国和西欧的联邦化，是权威化运动，因为美国各州和西欧各国都要向联邦政府让渡一部分权力，在美国，当年各州最难出让的是征税的权力。在一个像中国这样的后极权国家实现联邦化，则是自由化运动，因为中央政府要把自己改造成联邦政府，要向各个省出让许多权力，包括某些立法权和司法权。
在中国实行联邦化，就是让各民族就地呼吸新鲜空气，不要等到旧制度突然崩溃时来个胜利大逃亡。这是一项国家主权的基础设施建设，有了这个基础，国家行政权在不同政党之间交接就不容易导致主权分裂。
有必要在这里区分一下主权分裂和主权分割的概念。主权分裂就是一个国家分裂成若干个国家，每个国家行使同等的主权；主权分割是在一个国家内部按地方或民族治理区域对国家主权进行纵向分割，把一部分主权职能，比如立法权和司法权让地方去行使。主权分裂是个国际法概念，主权分割是国内法概念。在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对主权进行纵向分割过程，就是联邦化过程。
这样，联邦政府和各邦或各省政府都只行使有限的主权。只要各民族都分享自己国家的一部分主权，分裂和独立的冲动就会减弱，另一种渴望，对安全和发展的渴望就会强烈起来。虽然加拿大有的地方，比如多伦多，一直在闹独立性，但它必须在如下选择之间权衡：是做一个强大国家的一部分，并享有部分主权，还是做一个弱小的国家，享有完全主权？也许正是联邦制大大提高了选择的难度，以致多伦多至今还在加拿大的版图里。
如果英国保守党不那么保守，在它长期执政期间也在大不列颠实行联邦制，爱尔兰是否一定选择独立还是个问题。这一次，联邦之风在欧洲劲吹，吹得布莱尔的工党政府突然开了窍，大胆地在国内实行联邦化改革，让苏格兰和威尔士有了自己的议会，也就是说有了自己的立法权。这个举动，对解决让人头痛的北爱尔兰问题大有补益。
5、一国多制
幸运的是，在中国进行联邦化改革有先例可循，这就是为港澳回归而设计的“一国两制”。把“一国两制”的模式在中国各省推广，就会形成“一国多制”的联邦化体制。
“一国两制”，主要指的是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港澳的资本主义制度。但是，所谓社会主义有许多模式，资本主义也有许多模式。联邦化的中国各省可以让本省人民自己选择适合自身特点的生产制度和生活方式。社会主义可以有中国特色，也可以有各省特色，资本主义有港澳模式，也可以有其他模式。彻底地贯彻邓小平的“猫论”，就应该彻底到这种程度：不管是资本主义制度还是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中国发展的制度就是好制度。
“一国多制”的联邦制，是可以容纳各种治理方式的政治制度，西藏可以保持神政，达赖喇叭和班禅额尔德尼可以是本地区最高首脑；其他民族地区也可以选择他们自己的治理方式。
台湾拒绝接受“港澳模式”是可以理解的。它和港澳在主权上具有不同的性质。港澳的主权只有分割，没有分裂的问题，它们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在一定时间里发生分离，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拥有对它们的所有权，英国和葡萄牙在租借时间内分别拥有对它们的使用权。租借期满，归还使用权。
台湾的主权却在实际上发生了分裂。共产党和国民党本来是可以通过议会选举方式在中国单独执政或联合执政的政党，结果，共产党在国民党执政期间通过军事方式把国民党政府赶出了大陆。按照中国传统的“成王败寇”的不成文法，中国共产党在大陆获得了执政的权力；按照同样传统的正统观念，国民党在台湾仍然保留执政的权力。国家主权在实际上分裂了，为两个党派分而治之。
但是，分裂对于中国总是暂时的。按照中国历史的逻辑，天下没有统一，仗就没有打完。国民党曾经很不现实地要“反攻大陆”，收复河山；共产党也不放弃武力威胁。不过，大陆和台湾能否和平统一，是对中华民族理性和智慧的考验。
一个可能的选择是“香港模式＋议会分席制”。按照香港模式，台湾与大陆统一，保持自己的制度，这是台湾出让了部分由自己实际拥有的主权；按照议会分席制，大陆也应对等地向台湾出让部分中央政府的主权，方式就是让出一定比例的上下议院的席位给台湾各政党，而且议会制度要按照立宪制原则进行改造。
这是严峻考验每个中国党派及其领导人爱国心和品德的时候，是把党派利益置于国家和民族利益之上，还是相反，就要看各自的行动了。
我们没有权利辜负列祖列宗和后代子孙。
写于1999年10月，本次授权天益发布的版本有删改。(http://www.tecn.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