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恋上中国人
越南，一个别具魔力的国家。炎热，碧绿如深海。苍翠的田野，喧嚣的街市，眼睛明亮而笑容坚韧的女人。安妮宝贝在《蔷薇岛屿》里这样描述。芙蓉飘香，灯火盏盏，傍晚走在昔日西贡的街头，会感受到杜拉斯的电影《情人》给予人的那种落寞情愫。郊外望不到边际的稻田里吹来的暖风，在耳边轻吟。心思沉淀下来，向湄公河流过来的方向眺望。
汽车开上渡船的甲板，发出轧轧的声响，静静地停在离她不远的船舱边上。崭新的“里摩辛”大轿车，铮亮的黑漆车壳，在阳光下反射出熠熠光泽。宽大的车头气派十足，远远看去像是巨兽的颜脸，而整个车型也如一个蹲伏着随时猛窜出去的老虎。左右两个远光车灯是老虎的眼睛。
她不经意地望去，汽车里有一个穿着讲究的男人，也望着她。他不是白人，却穿着西服，穿一套西贡银行家才穿的浅色柞丝绸西服。他从车里走出来，分梳的乌黑头发，挺直的鼻梁，双目炯炯有神，嘴唇轻轻抿合，流露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他看到了这位头戴男式毡帽、脚穿金丝皮鞋的姑娘，并朝她走来。他递过一支香烟，手指微微颤抖。
姑娘猜想，这可能与民族差别有关，他不是白人，而面对的又是一位白人少女。她说谢谢，表示自己不会抽烟。又转过头来看他，问他是谁。这使得华人青年有机会和她说话。他说他觉得离奇，怎么一个豆蔻年华的白人姑娘，会搭乘当地人拥挤的班车。
他夸她戴的这顶帽子漂亮而别致，对她说这顶帽子最适合她。一顶男式帽子，更显独出心裁。怎么不行？怎么打扮都有说不出的美丽，因为你有天生的资质。他告诉她家住沙沥，就在河边那幢围着蓝色琉璃围墙的大房子里，原籍是中国北方的抚顺市。当地民间几乎全部的房地产都被华裔金融界的人士操纵。她明白，面前的这个男人就是这些人中间的一个。
能乘我的车把您带到西贡您的家吗？她点头。他让司机把姑娘的行李从班车上取下来，装进自己的轿车里。她坐进那辆黑色轿车。车门关上，那华人青年继续絮叨着说，能够在这条渡船上和她偶遇实在难得。
他跟在这个男人的身后，走进了他的住所。她与他挨近坐着，从他身上闻到英国烟卷搀和着高级香水和蜂蜜的气息。他的皮肤兼有桑丝、榨丝和金子的味道，真叫人动情。她向他表示情欲，在这个临街的房子里。她不见了他。回头看见他坐在漆黑的浴室里。手里端着一杯威士忌酒，抽着烟。一张矮桌子上点亮一盏灯。
她对他说，他一定有许多女人，而她也是这些女人当中的一个。“情人”明白她说的意思。“突然间他的眼神变了，变得非常虚假，仿佛被一种痛苦、死亡所缚。” 他没有勇气去反抗他的父亲，没有勇气真正地“爱我、娶我、把我带走”。他伤心流泪，“他找不到能够凌驾于害怕之上的力量来爱我”。他的父亲，笼罩在他头上的权力，压榨着他，迫使他“俯身屈首”。
如今去越南，伫足《情人》拍摄地钟屿石岬角 ，可以感受大海惊涛拍岸的气息，黝黑色的岩石平台像硕大无比的鳌头，探向海洋。到这里来，可以寻觅电影中男女主角的身影。经历了一生难忘的爱情，他们在这里执手道别。
她要离开越南回国了，这一次将是永久的离异，她怀念那个屋子，她要最后去一次，如同到墓上祭扫。她叫了一部黄包车，大雨倾倒着，街道变成了河流。床、床单、百叶窗、他坐过的椅子，还有水缸，她都一一抚摸了一遍。她在那里过了一宿。一夜无眠，廊下是琳琅的雨声。
1931年春，玛格丽特乘坐的贡比涅号邮轮徐徐离开码头，沉闷的汽笛声在空中回荡。母亲和小哥哥同行。从高耸的烟囱里冒出滚滚煤烟，融入港口上空大朵大朵的白云。“动身启程，旅程的开始永远都是这样，遥远的行程永远都是从海上开始的，永远是在悲痛和怀着同样绝望的心绪下告别大陆的……” 。
她执着地将视线投向港口的方向。那辆她再也熟悉不过的汽车停留在一个角落里，他坐在汽车后座，好似一座泥塑的佛像。她要再看他一眼，生命中的最后一眼。大船的螺旋桨发出隆隆的巨响，已经看不见情人的身影。任有多少情，任有多少爱，结局无言，从此星河淼淼。
大船驶出港湾，也许因为摆脱了礁石与浅滩的羁绊，船体轻捷得多，速度也加快起来，仿佛在水面滑行。海水的颜色慢慢变得深沉，刚才还被夕阳染成一片金色，现在变成一望无际的深蓝墨水。大船向西面的方向掉头，驶入无边的夜色。船舷的灯光亮了起来，周围海面瞬间浮现无数闪光的银箔。
这时，从船上传来嘈杂的声音，有人跳海了，汽笛的鸣叫令人惊悚，大风从船顶掠过，发出可怖的悲鸣。有人知道自尽者是谁，个子很高，容貌温和，棕色的头发，带着一副玳瑁架子的眼镜，还是个十七岁的青年。一切又平静下来，轮船重新起航。
最可怕的莫过于这重新起航。大海空荡荡的，停止搜索的命令意味着人们和他永远的诀别。这时从主甲板上的大厅里突然传来音乐声。她认得这首曲子，曾经学过用钢琴弹奏过这首曲子。这是肖邦的一首圆舞曲。
多么迷茫的夜晚，“乐声传遍整艘黑暗的轮船，它象上天的旨意，不晓得与什么有关，它又象上帝的命令，不知道其中有什么内容。” 她笔直地站在那里，甚至想到像那个少年一样投身茫茫的大海。她开始流泪，她思念那位留着堤岸上的男人。
以前她从未肯定自己有没有爱过这个男人，因为这是份没有预想到的爱。她知道这份感情迟早会在历史中消逝，就象流水消失在沙漠里。可现在，当这首乐曲撒遍大海的时候，她突然发现了这个爱，那么真实，那么深刻，那么令人心痛。她失声痛哭起来。
战后又经过多少年，从前站在湄公河渡船上的那位白人姑娘，结婚、生子、写书，沧桑变化。灯下时分，泪水挂在脸上。记忆回来了，想起了他，想起那段爱情的传奇。尽管这时的他已久远失去联系，甚至不知道还在不在这个世上。一羽哀鸿飞进云朵里，一滴晨露跌进砂尘里，一个人影迷失在人群里。再也看不到他，再也找不到他，已经没有力气去找他。
有一天，电话铃声响起，她拿起听筒，听出是他，昔日的中国情人。他携带妻子来到法国。他说：我只想听听你的声音。她说：是我，你好。他有点胆怯，声音突然颤动起来。他说他不忘旧情，永远无法扯断对她的挂念，他将至死深爱着她。
人的一生中所听所遇，所经历过的，很多到后来都成为波光水影，在生命的流逝中消失得干干净净，了无痕迹。然而其中一些特别重要的，却折射出某种颜色、变幻为某种气息，有时也和某一段音乐联系起来。它的颜色是梦幻的紫色，如同紫罗兰。它的气息是温暖又忧伤的，好似四月暮春的晚上，走过一座玫瑰园。它的乐声是沉郁的，像从大提琴的弦上拨出的低音。
2.哽咽的林鸟
她常是望着远方铅灰色的天幕，深厚的云层里藏着暴雨和惊雷。然而依然一丝风也没有，林鸟在哽咽，偶尔传来蝉儿一二声嘶鸣，树叶闪着墨绿的光泽低垂着，忍受酷暑的煎熬。她已陷入绝望，孤立无援。她几乎是在哀叫。你无法治愈我的悲伤，因为你是悲伤的同谋；你也无法填补我的孤独，因为你是孤独的俘虏。
这是杜拉斯小说中的一段文字。某种意义上说的是她少年时代的痛苦感受。玛格丽特·杜拉斯(1914-1996年)，法国当代最著名的小说家。同时她还兼有剧作家、电影艺术家的称号。1914年杜拉斯生于越南南部的嘉定市。
她父亲是数学教师。1921年她七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她怀念父亲，以后父亲故乡的一条小河的名字Duras（杜拉斯）成为她的署名。她跟着母亲住在金边、永隆、沙沥。这时她母亲在不知情的情况，花去家里所有的资金在柬埔寨买了一块常年遭海潮冲刷而无法种植的土地，一家人陷入绝境的边缘。
杜拉斯没有得到多少母爱。母亲并不了解自己的女儿，她和女儿的心常是处在隔离的状态。杜拉斯这样写她的母亲:我对母亲说最大的愿望就是写作，只此而已，没有别的。可她没有回答，只是蓦地瞟我一眼，轻微地耸一下肩膀，露出一副令人难忘的模样。我将是头一个出走离家的人。她早就知道，有朝一日她终归要走，终归要离开家门。我法语得了第一名。校长对她说：太太，您的女儿法语考了第一名。她却一声不吭，什么都没说，她并不高兴，因为不是她的儿子考了第一名。
杜拉斯有两个哥哥。大哥性格暴戾，总是欺负柔弱的小哥，直至他受惊吓死去。大哥还有偷窃的恶习，“为了上烟馆，连仆人的钱都偷。偷我母亲的钱，翻箱倒柜。” 然而，母亲却不顾一切地溺爱这个不成器的大哥，到了病态的地步。
以下是小说《情人》中的描写，但历史的真实是小说的背景:母亲还曾为大儿子在安布瓦兹附近买下一块地产。那里有许多树林。他雇人把树木砍下来。他到巴黎一家纸牌赌博俱乐部赌钱。那些树林在一夜之间就被输光了。就在他把那片树林输个精光之后，我对他的印象改变了，因为这个，我的大哥使我伤心落泪。我所知道的就是后来人们发现他躺在蒙帕纳斯附近古波尔咖啡馆门口的汽车里，他想轻生了事。
杜拉斯十八岁时去巴黎读书，获法学与政治学学士学位，曾在法国移民部做秘书工作。1939年，她与罗贝尔·昂泰尔姆结婚，这是她前任情人的好友。二战后，昂泰尔姆被德国人逮捕并被放逐到布亨瓦尔德，又转移到达豪。1945年回来，夫妇俩创办万国出版社，1946年夏天离婚。昂泰尔姆直到1990年才去世。早在四十年代初，杜拉斯就同迪奥尼斯?马斯科洛相识，与丈夫离异后即与他同居，直到1957年分离。1947年杜拉斯的儿子让?马斯科洛出生。
她一生中有好几位情人，其中有一个年轻人，她对他耿耿于怀，后来小说《副领事》的主人公就是他，而在影片《印度之歌》中又以米盖尔·隆斯达尔的名字再次登场。她交往的男人都很有个性，她喜欢他们与众不同。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她喜欢他。木讷少言几乎像个哑巴，即使在热烈的男女欢爱中也沉默无语。偶尔开口，则滔滔不绝给她讲说《圣经》中的故事。当她七十岁，步入苍茫暮境的时候，还与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结为良缘。她说过， 如我不写小说，不是作家，那么我应该是一个妓女。
1940-1942年她与菲利普?罗克产生一种合作关系，在伽利玛出版社出版《法兰西帝国》，同时在书业俱乐部工作。《法兰西帝国》出版没有获得太大成功，她对那个殖民时代的认识一时混淆。人们不清楚她怎么会出现如此思想上“奇异的妥协”。因为其最后的人生，最终对殖民思想作了深刻的反思。此刻她的《塔纳朗一家》也遭到伽里玛出版社的拒绝。
与萨特的经历有一些相似，作为作家的杜拉斯也与政治有关系。1943年她参加莫尔朗（即弗朗索瓦?密特朗）领导的抵抗运动。她加入过法国共产党，任维斯孔蒂街党支部书记，成立寻人处，出版《自由人报》，刊登战俘和被放逐者的情况材料。1950年被开除。1955年起又反对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战争，成为活跃的反战派，与当时的戴高乐政权唱反调。
1968年她参加著名的由西方左派发动的五月风暴运动。这个时期，中国的大地上“文革”运动如火如荼。杜拉斯《绿眼睛》中详细描写当时法国大学生如何走上街头“造反”，以及作家行动委员会诞生的过程。1985年7月她在《解放报》上发表文章，对于“魏尔曼案件”所持的立场激起哗然大波，为此与女权主义者开展激烈的论战。
杜拉斯从事文学的同时也积极参与电影拍摄活动。1959年她为阿兰?雷内写《广岛之恋》电影剧本。1961年为亨利?科尔皮的影片写《长别离》。1975年《印度之歌》在戛纳电影节期间，获法国艺术片影院及实验电影院协会奖。
杜拉斯的生日是1914年4月4日。对于中国、日本、越南等汉字区的人来说,可不是一个好日子，会让人联想到死亡。事实上，杜拉斯的一生态度与死联系在一起，她是一个狂热的爱情酒神，一生抵死地爱着她钟情的男人。同时她也把写作视为生命，用一支笔记录传奇的人生。
杜拉斯1943年发表她的第一部小说《厚颜无耻之辈》，从此一发不可收。一生以写作为生命的她，共发表六十余种作品。1950年她写了《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将她母亲在柬埔寨购地破产的经过，用文学的手法作了详尽的披露。这是一次成功的写作经历，小说出版后杜拉斯声名大振。
杜拉斯在七十岁高龄的时候出版小说《情人》(1984)，记录自己十六岁时在越南与一个中国情人的初恋故事。赤诚的坦然，梦幻的笔触，令世人唏嘘感动，也将她的艺术创造发挥到极致。这本书荣获当年的龚古尔文学奖。
纵观杜拉斯作品，有一条主线贯穿其中，这就是“情人”。《堤坝》、《抵挡太平洋的堤坝》、《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与《情人》等，具有主题上的联贯性，都是作者“情人”的经历的写照与再现。“情人”首次出场与《堤坝》，他是一个白人，此后屡变身份。最后定型为一个中国巨富之子，一个“中国北方人”。
1991年，法国著名导演让雅克阿诺将这部自传体小说搬上银幕大获成功，让杜拉斯成为西方家喻户晓的大作家，也正是这部电影，使许多中国人记住了她的名字。1982年在纳伊的美国医院进行戒毒治疗，从此她的健康状况急转直下，1996年玛格丽特?杜拉斯逝世。
3.醉目中国
她是法国人，身上流着西方人的血液，然而她已经东方化了，这不仅是因为她跟随父母从小居住在这里，还因为她将自己的初恋初夜留在了西贡，这个湿热躁动的城市。对于西贡，她咏叹道： “我遇见你，我记得你，这座城市天生就适合恋爱，你天生就适合我的灵魂”。她反复对人说：“您要知道，我是越南人，而不是法国人。"
早在1858年，法国军队踏进越南，清朝政府被迫与法国签订《中法会订越南条约》，放弃对越南的宗主权，承认法国是越南的保护国。越南、柬埔寨、老挝一同成为法属印度支那联邦。１９４５年日本战败并撤离越南，法国于1945年9月“重返”越南。
杜拉斯在小说中记载她的父母从法国动身前，如何把越南视作一个彩色的梦。她们站在家乡的村头，仰头看着来自政府的彩色宣传画。上面的文字洋溢着激情：“年轻人，到殖民地去吧，那里的财富等着你。”一棵果实累累的香蕉树下，一对穿着白色衣衫的殖民地夫妇，躺在靠椅上享受阳光，当地人在他们身旁忙碌。杜拉斯小说的字里行间，洋溢着身为法国人的自豪，犹如清晨湄公河水面上飘荡的雾气，忽隐忽现。在杜拉斯的心目中，中国人原来这样。
她在书中写道，她五岁那年，曾去中国度假，为了逃避东京湾三角洲的绵绵细雨。旅行是漫长的，花了三天时间穿越云南的山岭。她很清楚这是中国，不是印度支那，场景不同，名称也有差别。到了中国境内，湄公河换了名字，叫澜沧江。幼小的杜拉斯一眼望去，洪波奔涌而来，原来秀美的湄公河不见了，变成野性的蛟龙，曾几何时堤岸上三十万人的性命瞬时消失，无数家园被摧毁，逐波而去。
“中国广袤、残酷、擅生养”，在那里孩子们非常不幸，亲子的爱被放逐。中国人都不拥抱自己的孩子。他们从来不哭，也不会哭。“在中国，因孩子的死亡而引起的悲恸要比在别处小得多。他们已经习以为常，有那多么的孩子死掉，又有那么多的孩子出生，一切周而复始，有规律地发生、平复、堵塞、遗忘，没有必要因为水灾而悲哀。”
中国人不想要小女孩，小女孩一文不值。生的女儿太多，就把她们扔给小猪吃。她说：这些都是别人教我的——就像日后教拼写和法兰西的伟大一样。在我们到达云南之前，为了让我看到中国人的时候就知道是怎么回事，知道怎么去称呼他们。
杜拉斯对于中国女人缠小脚的习俗最为反感。女孩子到了一定的年龄，本来自然生长的双脚就要遭受缠绑的酷刑，为的有一双“三寸金莲”，可以嫁一个“好人家”。这是一种病态的习俗，杜拉斯惊悚万分。她说：“我为中国女人嵌在小鞋里的脚痛苦不堪，我模糊地萌生了一种错误的认识。我看着自己的脚，它们自由，像长了翅膀，在大小合适的凉鞋里，我受不了世界上所有小姑娘的脚无法享受同样的自由。”
在小说《情人》中，她记述与“情人”初见时的情景。“情人”将她带到自己的住所去。一路上她看到许多中国人，他们或慢条斯理，或匆匆忙忙，组成熙熙攘攘的人群，“象是无主的、惹人讨厌的一群狗，又如一班漫无目的的叫化子东窜西溜”。他们喜欢结伙成群，挤身在嘈杂的人群中旁若无人。没有幸福，没有忧伤，也没有好奇之心，只知道走路，看不出他们要上哪，只是这儿走走，那儿逛逛。
她跟着“情人”来到一家有楼座的中国饭馆。宏丽的建筑，像百货商店那么大，设置了许多单间，靠街的一面还有有阳台和露台。然而，登上楼去，她情不自禁地皱起眉头。“从这些建筑物里传出来的声音在欧洲是不可思议的”。首先是餐厅顾客要菜的叫喊声，然后是厨师的高声附和声。她感叹道:“在这种高级馆子里，席间本应该是没有人说话的”。
“孱弱与胆怯”，是这位法国少女对中国人的印象。孱弱原指体格的瘦弱，而在小说中则说的是意志薄弱，那种长期处于社会、家族强权压迫下的精神畸变。因孱弱而胆怯，具有因果必然的关系。心理的孱弱本来就是胆怯的同义词。她认为，走到她身边来的是一位风月场上的老手。他一定经常到这个房间里来，一定有过许多攀柳折花的生活，然而“这是一个胆小如鼠的男人，为了消除内心的恐慌，他只好沉溺于情欲之中。”
他的性格总显得内向与局促。当她说将把他介绍给她的家人时，他立即慌张起来，害怕这样的时候到来。他做出滑稽可笑的表情来表达他的感情。即使在做爱的时候，中国“情人”也像一个病人那样弱不禁风，像一个兔子一样进退两难。当她要他，他轻轻地把身子靠过来，似乎是为了不惊动她。
他的身躯瘦弱颀长，没有力气，没有肌肉，他可能得过病，可能正处在康复时期，他没有胡子，没有男子的气概，他很虚弱，他似乎正因某种凌辱的折磨而忍受其痛苦。她没有看着他，只是抚摸着他。他在呻吟，他在哭泣。
近代以来总体民族的精神萎靡，法国没有，日本也没有。为什么会出现在中国？同样是中国人，周、秦、汉、武时代的中国人是这个样子吗?对此一个刚满十五岁半的法国女孩是说不明白的，或许能从中国历史由盛转衰，满清入主中国的历史中去寻找个中原因吧。
中国民族的许多缺点从满清延续下来，一个强弓烈马的北方少数民族，征服中国，以后又持续统治了近三百年，用布罗代尔所说的强暴的“亚细亚铁锤”，将一个原本好端端、有尊严的民族打趴了下来。不是吗?她身边的这位中国男人就是一个例子。然而中国的悲剧总会落幕，像湄公河既有昨夕的落日退汐，也有今晨的朝阳早潮。这个杜拉斯未曾留意，原谅她晚年嗜酒，醉目迷离。
4.晚恋
这就是杜拉斯，法国当代最著名的小说家。她写了《情人》一书，轰动全球，而后搬上银幕，并输入中国。影片中女主角珍·玛琪与“情人”的扮演者梁家辉的精彩演出，加上让娜·莫罗抑扬回转的伴唱及“杜拉斯”的苍凉深沉的旁白，将这部小说演绎到出神入化，赢得多少痴男怨女的一捧热泪与超级共鸣。
从此，杜拉斯成为一个符号，在人们的心目中她代表着绝世的孤寂与绝望的爱。然而较少有人知道，杜拉斯人生本是一部凄美情史，其曲折与奇艳有胜于她的小说。
是的，不是一次，而是有好几次，她爱一个男人，会爱到死去活来，她是一株特殊的花卉，可以不要太阳，可以不要雨水，但不可以没有男人的温存，不可以没有爱露的滋养。如若有一段时间没有爱情，她会在阴影里抽泣，在寒冷中颤抖，沉沦于难以药救的精神病症中。
此刻她酗酒，在沉醉中让身体飘浮，飞越致命的深渊。她有过美如天使的豆蔻年华，也渡过皓齿红唇的妙龄时光。也许是饮酒过多，也许是没有适当约束欲望，她过早老去，尤其是步入中年之后，身上的皮肤布满皱褶，像是秋日的树皮，面容也变了形状，犹似祭坛上的巫婆。
关于这一点，杜拉斯很清楚且十分在乎。她不知道别人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情况，或者也有这样的想法，她没有打听过。她只是深深地觉得，一个人正在经历一生中最年轻、最受赞美的年华时，时光的突然推进让自己感到吃惊。“这种衰老来得太唐突了”。为此她已经不再奢求爱情。
然而就在这时，有一个男人向她走来。他在做了一番自我介绍之后对她说：“我始终认识您。大家都说您年轻的时候很漂亮，而我是想告诉您，依我看来，您现在比年轻的时候更漂亮，您从前那张少女的面孔远不如今天这副被毁坏的容颜更使我喜欢。”
1975年，《印度之歌》在戛纳“吕克斯”电影院放映。电影结束，天鹅绒的帷幕渐渐垂落的时候，杜拉斯出现在观众之中，她来参加一场讨论会。这场电影与她有关。扬·安德烈亚有意挤到第一排去，学着记者的口吻向杜拉提出问题。这是接近杜拉斯的好方法，因为杜拉斯已转过头来。扬是一名大学生，他读了《塔吉尼亚的小马群》后，不可思议地爱上作者。
扬有些羞怯，拿出一本《摧毁吧，她说》请她签名。又轻轻探询：“我想给您写信。”杜拉斯抬起头来，看了看这个有点冒失的小伙子，给了他地址。巴黎圣伯努瓦街5号。告诉他：“您可以照这个地址给我写信。”
此后她说：我口渴了，想喝啤酒。扬陪伴她到火车站附近的一家小酒吧。她喝完一杯啤酒，咪着眼睛对扬说，我要回去了。一群年轻人陪着她。她上了一辆小汽车，他们中的一个为她开车。扬被扔在小酒吧里。然而故事就这样开场了。
第二天他写了第一封信，以后一直在写。信很短，是问候，是读她书的感想，是她的文字的摘录。一天不断，常常一天要写好几封。然而石沉大海，渺无音讯，她从不回信。他不知气馁，还是不停地写，抱着一个希望，总有一天她会拆开信封。
这样的热烈追求历经五年，1980年1月，情况发生了变化。这时杜拉斯居在诺夫勒，被疾病缠绕，她已年老，觉得继续活下去是多么艰难。也许她收到的这个年轻人的来信实在太多了。也许孤独寂寞让她恐怖，要有一个人照顾她，可以倾吐苦水，将一生的隐秘向他叙述。
也许她还想继续写作，需要有个助手。她提起笔来，第一次给扬回信。信寄出了，也收到了。信里告诉他：我酗酒了，在医院住了一阵子，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喝到这样的程度。扬有杜拉斯的电话号码，他打过电话给她，电话里说，要与她“相识”。
不知道杜拉斯怎么想，她的主意改变了。她说，她手上的事很忙，是个有工作的人，不喜欢交际，不想有新朋友。电话铃声接二连三，杜拉斯充耳不闻。扬很有耐心，每天打。那天她刚从意大利回来，是去参加一个电影节。窗户都关着，窗帘也没有打开，她很疲劳，埋在屋里的沙发上。
电话铃响起来，她知道是扬打来的。这次她拿起听筒。“你为什么要来？”那头回答：“来谈一谈泰奥朵拉。”她妥协了，同意他第二天来。1980年7月的某一天，杜拉斯站在阳台上。这时的她手扶栏杆，将穿着皮鞋的脚踩在护栏的底座上，头微微前倾，望着前方的街道。
这个样子，会让人想起少女时代的杜拉斯，在湄公河的渡船上邂逅中国“情人”时的神情。她已经看到扬朝着她在特鲁维尔的公寓走来，停下脚步轻敲房门。无人回应，又仰起头喊道：“是我,扬。”她这时才急忙走下楼去。他们拥抱，饮茶，说了好多的话，不觉夜已深沉。杜拉斯把头靠在 小伙子的肩上对他说话，像是梦中的呓语：“别花钱住旅馆，而且到处都满了。我儿子的房间空着。他不在，你可以在那儿睡。”
扬事后说:我留下了，我不离开她。我和她关在这个悬在大海上面的套间里。我睡在她儿子的房间里，睡在第二张床上。她睡在那边的大房间里。很快，我又走过去，跟她一起睡了，在那个黑乎乎的房间里了。我们不分离了。
这段时间，杜拉斯正在给《解放报》写专栏。她一句句说，扬打字，用三个指头打。她笑了，说这是从未没见过的事情，竟然用三个指头打字，而且打得飞快。扬喜欢她说这样的话，并在打字机上复述出来。“我早就爱上你了，永远，永远，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你。”扬知道她对他的工作还是满意的，他们在一起写了灰眼睛的孩子，莫扎特之爱等等。直到有一天，写完了《情人》这本让世界为之震动的小说。
扬27岁，杜拉斯66岁，他们在一起过，他们成为情人，他们相差39岁。扬成了杜拉斯的情人、秘书、司机和护士，一直持续了16年，直至杜拉斯去世。
年龄的差距又怎样呢，为什么一个年老的女人不能与一个年轻的男人相爱?只要他们之间有爱的理由，能让他们不顾流言的纷扰，搬入爱巢。反过来说，一个年老的男人和一个年轻女人的相爱，也不成为问题，爱的力量能让他们跨过世俗的偏见，走到一起。
其实，一个老男人和一个小女人的结合，所遭受的世间的侧目与攻击要远过于一个老女人与一个小男人的爱情。当女性依然成为一种资源，而由年轻男人掌握话语权柄，那么老男人与小女人的情感事件将被视为越界的“侵占”。
有权势与金钱的男人可以得到更多与更年轻的女性，而当社会发生变迁，年轻男人反对老少恋，也变成对权势与金钱力量的反抗。相反老女人与小男人的爱情，却可以躲过很多社会情绪的纠葛，反被视为是男性世界的一种大度与垂怜的义举。
犹如同在一架夜航班机上，他们坐在相邻的座位。因何而困扰，何为饥渴，想去哪里，逃离什么，他们的想法变得一样。“我期待在您身边”。杜拉斯说，你是我的。“一个知心朋友、一个兄弟，一个绝望中的同伴。”
1996年3月3日上午八点，杜拉斯因肺疾恶化及器官衰竭去世。下午一点法国电视新闻播送消息。前一天晚上乌达看望过母亲，第二天中午时分，扬通知乌达，说他的母亲已进入弥留状态。等他赶到圣伯努瓦路，殡仪已经到场。
杜拉斯“最后的情人”扬担负起殡葬善后事宜，举办了一场较为隆重的宗教追思祭礼，地点在圣日耳曼德普雷教堂。没有做弥撒，杜拉斯生前巴赫和卡洛斯·达莱西奥的乐声深情与低沉，回旋于大厅，绕梁不止。
时过八年，也就是2014年。这一年7月11日，法国以乎所有的报纸都报道了一个消息，内容是一样的，来源也相同，巴黎警察局。杜拉斯最后一个情人逝世了。10日下午人们在巴黎第六区扬·安德烈亚的住家发现了他的遗体。他是突然死亡的，死因不明。六十三岁，走得有点早，本来也没有听说他有什么病。
报纸上出现不少评论，哀叹之余也发出疑问，在新闻业如此发达的法国，关于扬死亡的报道源及内容竟是如此单一单薄。这一年，杜拉斯逝世一百周年，中国出版界还有意请他来中国访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