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之先生去世五十五年矣，手头有三册与他有关的旧书，其中有1962年3月初版的《胡适之先生纪念集》，其时离他去世不过一个月，这本书的扉页有他手书的几句话：

种种从前，都成今我，莫更思量更莫哀。从今后  要怎么收获  先那么栽！

这是他1916年二十五岁时写下的生日词句，四十四年后，他六十九岁时留下的墨迹。“要怎么收获  先那么栽！”他一生念兹在兹的到底是什么？如果一定要一言以蔽之，那就是1947年他在北平写下《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的方向》时指出的：“一个有人味的文明社会”。他一生所做的就是为这样一个社会建立基础。

当他在离世时，海峡两岸离他期待的那个社会都还很远，大陆刚经历了惨烈的大饥荒，夺取了数千万同胞的生命，台湾还处在蒋氏严酷的威权统治下，雷震的十年刑期刚刚过去不足五分之一。那一刻，台湾朝野对他的哀悼如潮，各大报纸的社论几乎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万人瞻仰仪容，挽联上挂满了好词好句，铺天盖地的赞美几乎压倒了哀伤的气氛。但以他的清醒，他真正在意的恐不会是一己之哀荣，而是国族之再生，自他求学异邦，获取新知，他即以此自命。“他不愿听到言论界充满一片歌功颂德之声，这将使整个政治社会丧失了进步的动力，但同时他也不愿看见言论成为破坏的工具，致令带来了动乱。”所以，他一面提倡“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一面主张以真姓名发表负责任的言论。《联合报》在他谢世一周时发出的这篇评论《胡适与言论自由》，倒是可以算得上是知他之言。

在海峡两岸，他于生前生后都曾遭受攻击，我手头的一册《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批判》是1955年出版，批判者包括李达、胡绳、艾思奇、王若水、汪子嵩、蓝翎、李希凡等人，大部分是《人民日报》上的文章，看看题目大致就明白说些什么了：《批判胡适的反动政治思想》、《论胡适派腐朽的资产阶级人生观》、《胡适实用主义哲学的反革命性和反科学性》、《清除胡适的反动哲学毒素》……当批判浪潮甚嚣尘上之时，远在美国的胡适曾为此小小的得意过，这些批判恰好证明他三十余年间在祖国播下了思想的种子，所以才急须被清除。

与海峡这边的大批判相比，他在台湾遇到的批判确乎不足道也。这一册《胡祸丛谈》（徐子明讲述  徐弃疾编录，1964年初版、1965年再版），我在见到之前一直好奇到底会说些什么，出版之时，胡适已不在人世。在他生前，徐子明等人1958年就出过一本《胡适与国运》批判他，当时引起过一点小小的舆论波澜。徐子明是台湾大学教授，早年留学美国，就读于威斯康星大学，之所以批胡，是认定胡适为“中共的前驱”，国民党丢掉大陆江山虽有其他原因，但胡适之“毁灭伦纪提倡鄙俚以召滔天大祸”，故称“胡祸”。看目录洋洋洒洒似乎颇有内容，打开正文看上几页，硬伤实在太多，整个立论就是建立在一些不确实的材料上面的，常常是论点先行，而论点压倒了论据。比如说，“因为共匪除掉喊几句马列口头禅以外，他们十分之八的思想多是从胡家店贩来的。例如把黄农尧舜夏禹商汤周文武这些人全当神话看；把中国的伦常道德视为阻碍进化；又骂中国文字为不适用，必须简化，然后逐渐用拉丁字母来拼音，代替自古相传的文字等类。那一个不是挂胡记的商标。现在倒要来清算胡记的思想，这不但目无祖宗，简直是手刃父母了。”如果这一番话还有一些似是而非或似非而是，下面的说法则是荒唐了，因胡适姓胡，他就将胡适当作胡人，说：“胡适每想到他们胡人不能消灭华族，反被同化，便又恨又耻，所以下了决心，要替历来的胡人报仇。他的入手办法就是‘打倒孔家店’以解放青年（给他们投共的路）……”政权转移，岂一句“胡祸”可以了之。

胡适是可以批判的，也是经得起批判的，在他离世五十五之后，我们再来看那些赞美他或批判他的言论，还有什么话可说？胡适之曾说：“我一生被骂不少；我对这些骂我的话生气吗？我一点也不生气。”他心中所想的只是“一个有人味的文明社会”何时临到中国，他的同胞也可以生活在这样的社会里，至于对他的攻击笑骂又算得了什么。1917年，他从美国回到中国，听到张勋复辟的消息，又在上海看到文化教育界的孤陋和沉寂，曾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只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这是他在《我的歧路》文中的自白，也是他在1954年、1955年挨批的反动“改良主义”思想。一百年就这样浪掷了，我们依然在等候他想要的那个“有人味的文明社会”，百年前他立志要建筑的“革新的基础”又在哪里？

                                2017年2月24日写于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