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俊，日本早稻田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科国际关系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政治史、中日关系史。 原文载于《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

日本南进思想始于19世纪末的民间，20世纪30年代转为政府主导并趋于兴盛[①]。二战前所谓的南进思想一般指着眼开发、殖民、占领南洋上诸多岛屿的扩张性理念，广义的范畴指现今东南亚地区及南太平洋诸岛。

概观近代日本的国际关系史，便可发现其主要矛盾基本聚焦于北方。更准确地的说，矛盾主要集中在朝鲜半岛与中国东北，日本近代史中数次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对外战争——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中日战争等都是围绕朝鲜半岛与中国东北的矛盾展开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日本忽视了南洋的存在。1874年台湾出兵、1879年吞并琉球、1895年《马关条约》割占台湾等行为都显示了日本对南方海洋的早期注意。实际上，概观一战时日本从德国手中夺取密克罗尼西亚群岛，中日战争时期攻占海南岛，进驻法属越南，南下英属马来、荷属印尼、澳大利亚的历史轨迹，便可以勾勒二战时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的基本框架，战争的方向最终发展至美日太平洋战争。此意义上而言，日本近代史上的对外矛盾有一个由北至南的大转变，因此，可以说南进是日本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如果从历史的构造变化出发，或是从已知的历史结果倒推原因的话，日本南进之原因基本可以归结于两个原因。一，日本的扩张野心。二，东亚、东南亚地区出现的力量真空。但是，在此基础上，仍然有必要更为微观地、深入地观察当时国际政治的复杂动态，实证性地、批判地考察日本南进思想的具体演变进程。这既符合历史研究的科学方法，又是中日关系史研究的实证组成部分。以此为出发点，本文的目的在于，对日本民间社会的南进思想是起源于何种历史脉络之下、又是出于何种原因被提升为国家政策的这一变化过程做一考察。

一、近代日本南进思想的第一种历史脉络

理解近代日本的南进思想，首先要把握其背后的历史发展脉络。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相比于福泽谕吉代表的“脱亚入欧”论以及冈仓天心代表的“亚洲主义”而言，南进思想只是近代日本思潮中的旁系。福泽强调“脱亚”——实为脱离中华秩序，以帝国主义的方式对待东亚。相反，冈仓强调“兴亚”，呼吁建立日本主导下的亚洲一体性以对抗欧美列强。

“脱亚”与“兴亚”这两种思想在日本近代史进程中相互对立、相互交错、相互影响，呈现出高度复杂的动态。那么，我们需考虑的是，南进思想的起源与演变与这两种思想是何种关系？

1903年，日本思想家冈仓天心在《东洋的理想》中开卷明义地提出“亚洲是为一体”，“如果亚洲是一体的，那么亚洲各民族形成一个强大的单一体系也就是必然的事实”。冈仓强调的“事实”，其实只是一种期待，因为百数十年以来直至今日，亚洲的一体化仍然处在缓慢的进程之中[1]。但是，当时日本的亚洲主义者确有在南洋活动的迹象。例如，1893年，泰国在法国炮舰外交的胁迫下，割让了湄公河以东地区并赔款。对此事义愤填膺的宫崎滔天、岩本千纲、石桥禹三郎等人立刻进入泰国，试图通过日本移民帮助泰国锄强扶弱[②]。可这类案列并不多见，难以说明南进思想与亚洲主义具有足够的相关性。

当时南洋地区的政治、社会、文化的实际情况与东北亚国家差别甚大。南洋既有盘根错节的欧美势力，又不属于传统的儒教汉字文化圈，在宗教与人种上也与东北亚国家存在极大差异。因此，所谓“同文同种”的概念无法适用于南洋。此外，在日本早期的认识中，并不存在“东南亚”的概念，南洋的岛屿（例如苏门答腊岛、婆罗洲岛、瓜哇岛、菲律宾）被认为是属于大洋洲的范畴，中南半岛的越南、泰国、缅甸等国则属于亚洲[③]。因此，亚洲主义的理论显然难以通用于整个南洋地区。事实上，亚洲主义者在南洋的行动也是浅尝辄止[④]。尽管南进思想与亚洲主义思想之间关系薄弱，但是，不可忽视的是近代日本与南洋地区之间事实上逐步形成的人员、物品、资金、思想的网络。

19世纪后半期，南洋地区基本上已沦为欧美列强的殖民地。此时，日本首批集体性进入南洋的群体是各类娼妇，俗称“唐行小姐”[⑤]，以及小商贩、农民、苦力、渔民等日本社会中苦于生计的底层人士。正如当时的日本民谣《流浪之旅》的歌词描写的那样——“不断地流浪，落脚之处，北方的西伯利亚，南方的瓜哇”[2]，这些早期进入南洋的日本人并非受日本政府的政策驱使，而是为了谋求生计的偷渡行为[⑥]。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认为偷渡南洋的日本底层人士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日本社会中人地不均的矛盾。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种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日本利用列强在欧洲战场对抗的机会，加强了对南洋的渗透。特别是日本在一战中从德国手中夺取了密克罗尼西亚群岛后（1914年实际控制，1919年通过《凡尔赛条约》获得委任统治权， 1922年在科罗尔岛设置南洋厅负责群岛事务），日本获得了进入南洋地区的前进据点。此后，日本向南洋的人员移动和资金输出转变为具有政府背景的大型企业为主导，日本的金融银行系统也随之在南洋铺开网络。南洋地区因此逐渐成为了日本的原料供应地和销售市场，并且是衔接日本、美国、中国贸易网的重要环节之一。日本通过向美国出口生丝换取棉花和机械，运用棉花与机械生产棉制品出口东南亚，以换取石油、橡胶、锡矿等重工业原料，再将从东南亚获取的重工业原料生产为重工业产品，出口至中国、台湾、朝鲜等地，换取煤炭、铁矿等原料以及大米、砂糖、盐等生活必需品[3]。一战期间，日本对东南亚的出口额增加了8倍，进口额增加了5倍，常驻日本人口也增加了2倍（2万余人）[4]。但是，日本必须面对来自以英国为首的欧美列强的竞争，1929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使这种竞争变得十分激烈。在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中，欧美列强在东南亚的贸易受到巨大冲击，但日本反而凭借廉价劳动力、低汇率以及地理上的交通优势快速地扩大自身在东南亚的贸易[⑦]。日本过于“优异”的经济表现引发了欧美列强的反感，加上1931年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引发“九一八事变”的影响，欧美列强认为日本在东南亚的经济行为同样是“具有政治野心的”[⑧]，像是“宗教般的狂热爱国主义”[⑨]，因此，南洋地区的西方殖民地宗主国都对日本采取了针对性的贸易壁垒政策[⑩]，南洋社会甚至爆发了反日运动。反而言之，欧美列强的反弹行为也加深了日本社会的焦虑感——日本人开始担心南进的大门会不会就此关闭。

除人员、资金之外，日本与南洋地区之间还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思想网络，其内容主要是围绕革命和民族独立展开的。例如， 1888年，日本作家末广铁肠陪同菲律宾民族独立英雄何塞?黎刹游历了日本、美国、英国等地后，以菲律宾民族独立为故事背景出版了畅销政治小说《南洋之大波澜》。1898年，菲律宾独立运动作为主要议题的东洋青年协会在日本成立，日本、中国、菲律宾、泰国等国的青年皆有加入，该会成员山田美妙在1902年出版了《菲律宾独立战话》一书[5]。1905年，日俄战争中日本的胜利，也强烈地刺激着南洋地区的民族主义。越南民族解放运动领袖潘佩珠正是一例。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东风一阵，真是令人心旷人怡之事”，“日俄战争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新世界”[6]。1905年，潘佩珠游历日本谋求军事援助，虽然没有成功，但却在梁启超的劝说下开展了“东游运动”，帮助约200名越南青年到日本学习政治、军事[7]。除此之外，与缅甸佛教徒协会总会渊源颇深的缅甸民族主义僧侣乌奥塔马在1905年写道，“日本是历史上未闻其名的东瀛小国。俄国人的体格近日本人的两倍”，“从未入流的日本和俄国人开战，为何会取得胜利呢？简直不可思议”[8]。1907年，乌奥塔马东渡日本学习。印尼独立运动领导人穆罕默德?哈达在1923年的文章中称，日俄战争是影响印尼民族主义的三要素之一，对马海峡的一声炮响打开了20世纪[9]。当然，南洋的民族主义者们并未在日本找到理想的答案，相反，收获的只是对日本的失望——日本在后期所表现出来的帝国主义与西方列强并无不同。但是，日本与南洋之间的思想网络曾经存在的这一事实却不可忽视，尔后这也成为日本进入东南亚地区时的一种政治资本。

总而言之，日本与南洋地区之间的这种人员、资金、思想网络与欧美列强在南洋地区主导的殖民地体系产生了复杂的利害关系，双方力量关系上的相互作用是刺激日本南进思想快速成长的重要要素之一。并且，从日本内政的角度而言，日本国内的诸多利益集团开始与南洋的网络建立紧密的关系，由此而生的政治、经济诉求也使得南洋地区变得更加重要。需注意到，这种网络和现代意义上强调发展、平等、合作的地域统合概念在本质上相异，当时的南洋对于日本而言，只是没有“发言权”的一种客体存在。

二、近代日本南进思想的第二种历史脉络

与冈仓天心代表的亚洲主义思想相反，1885年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在《脱亚论》中如此写道，“对待中国和朝鲜的方法，不必因其为我邻国而予以特别的同情，只需模仿西洋人对其态度即可”[10]。这象征着日本开始试图脱离中国主导的东亚国际关系——华夷秩序。为了使自身的主张更具有说服力，福泽谕吉将历来被日本尊为师长的中国刻画为不可为伍的落后国家。福泽强调的脱亚论虽然没有谈及南洋地区，但实际上，南进思想的起源却深受福泽的影响，同时也存在不同之处。

近代日本早期出现的南进论者主要由立宪改进党和政教社的人物构成，而这两个派系中的南进论者大多受到福泽谕吉思想的影响[?]。立宪改进党中多为福泽的弟子，其中出现了多位具有代表性的南进论者。该党派主要强调海权与商权，希望日本能够成为东亚的大英帝国。正如该党派中的南进论者须藤南翠所言，“日本帝国并不希望与英国对抗，只想在东亚享有与英国一样的威信” [11]。南进论的另一个重要派系——政教社主要由日本国粹主义者组成，强调权力政治与民族主义，带有浓厚的帝国主义色彩。其中著名的南进论者志贺重昂是福泽的弟子，相比于立宪改进党的南进论，他的南进论带有激进的帝国主义色彩。可以说，两种派系的南进论所强调的海权下的通商、帝国主义特征是为南进思想的起点。

随着时间的推移，南进论的这两种特征不断地被进一步论证、强化，并开始向帝国主义的方向发展。竹越舆三郎在1910年出版的《南国记》就是一个代表。《南国记》出版后广受日本社会关注，日本各大媒体都做了相关报道，该书的再版达十数次[12]。作者竹越不仅是福泽谕吉的弟子[?]，还非常受日本政界元老陆奥宗光、西园寺公望的赏识[13]。《南国记》渲染了一种以国家利益为主导的帝国主义思想，并主张与欧美列强展开竞争。例如，竹越在文中强调“掌控热带殖民地者，掌控世界市场”，“法国人控制越南，英国人控制马来半岛，美国人控制菲律宾……（中略）今后二十年间，恐不太平”，“我国之将来在南不在北，在海不在陆，日本人应将太平洋变为我内海”[14]。

同时，这种思想也反映在日本政府对南洋的态度当中。例如，1898年2月，日本迫使南洋地区中唯一保持民族独立的国家——泰国签订《日本暹罗修好通商条约》，获得领事裁判权，这种帝国主义式的做法与欧美列强并无不同[15]。1899年，荷属印尼受日本外交压力，颁布《荷属印尼行政处理规程》，从法律规定上将日本人的待遇提升为欧洲人的待遇标准，此前日本人属于——欧洲人、东洋外国人、土著居民这种三层构造中的二等公民，也就是东洋外国人的范畴[16]。1910年，日本又迫使荷属印尼将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人待遇同样提升至一等公民欧洲人的待遇标准[17]。并且，日本政府明确地对南洋住民采取了歧视性政策。例如，1933年日本在安佳岛的磷矿工厂中，日本人日薪为3元45钱，冲绳人2元53钱，中国人2元15钱，查莫罗人1元40钱，肯纳卡人70钱[18]。可见，查莫罗人和肯纳卡人等南洋住民被视为最低贱的劳动力。

然而，南进思想与脱亚入欧论的不同之处在于，脱亚入欧论的对象是相对于西方文明而言开始趋向陈旧、落后的中华文明，而南进思想的对象是日本认为原本就不存在文明的南洋地区。换而言之，对于日本而言，脱亚论的目标是文明上破旧立新，南进思想的目标却是从无到有建设新文明，如果说脱亚入欧论的逻辑中还残存着对中华文明的敬意的话，那么南进思想对南洋地区的态度可谓鄙视之极。这是两者最大的不同之处，也是南进思想中的帝国主义元素快速抬头的原因之一。

从一开始，日本的南进论著中对南洋地区的认识就是“蛮烟瘴雨”、“恶鱼毒蛇、暴雨迅雷”[?]，“猛兽野禽横行于密林，棕色土人穿梭其中，未开发的贵重天然资源处处皆是”[19]。这种南洋认识中潜在的逻辑是为了论证日本南进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可当日本沉醉在发现“南洋处女地”的喜悦时，却忽视了早已遍布南洋的欧美列强势力。例如，1888年菅昭贞风如此写道，“天公欲赐我国新版图（南洋），为防被窃而暂存他人之手。我国取之可谓指日可待，此乃天意”[?]。

此外，日本对南洋原住民的蔑视，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早期日本的南进论者认为南洋住民是“未开化”、“下等”、“懒惰”、“愚钝”、“不卫生”的土民，这种观点不仅没有随着历史发展而改变，反而不断地变的更为普遍[20]。例如， 1887年志贺重昂在《南洋时事》中称，“黄、黑、铜色、马来等乃劣等人种”，“此类人种时至今日仍不知奋起自重，只知散漫度日，假以时日必将全部灭绝”[21]。1898年美西战争的观战武官明石元二郎当时感叹道，“菲律宾真不知东洋文明是为何物”[22]。1903年3月，日本举办的第5次国内劝业博览会上，将瓜哇人、印度人、孟加拉人、台湾原住民等当做奇异人种进行展览。1910年竹越舆三郎在《南国记》中称南洋住民是亡国之民，犹如西洋人的奴隶，并单独列文探讨“为什么马来人种是劣等的”[23]。1915年井上雅二在《南洋》中称，“指导、开发他们（南洋人），增进双方的幸福，实为布王道于蛮夷”[24]。蔑视南洋住民的例子不胜枚举，以上各例仅作管中窥豹。

因此，可以说南进思想的起源深受脱亚入欧论的影响，但比脱亚入欧显现出更为激进的帝国主义、人种蔑视的思想。但更根本的说，日本的这种认识是华夷秩序的一种翻版，日本欲取代中国成为“华”，而视南洋地区的原住民为“夷”。但与此同时，正如前文所述，也需注意到近代日本与南洋地区之间事实上逐步形成的人员、物品、资金、思想流通的网络所衍生的利害关系。一战中日本海军在夺取密克罗尼西亚群岛后强调，“该群岛是连接我国与印尼群岛、菲律宾、新几内亚、波利尼西亚群岛的重要之处。即使此处没有直接利益，也必须作为通往南方宝库的跳板给予极力保护”[25]，也就是说，近代日本与南洋地区之间现实利害关系至关重要。

三、1930年代日本的国际认识

在前文所述的两种历史脉络的演进下，南进思想的影响力不断地增强，在1930年代日本社会中关于南进的著作的数量达到了新的高峰。而将南进思想提升为国家政策的主要推动力量是日本的海军。1936年4月，代表海军战略的《国策要纲》中强调，“确保帝国在大陆的地位的同时，以南方发展作为根本方针”[26]。1936年8月7日，日本政府文件《国策之基准》吸收了海军的建议，强调 “在东亚大陆确保帝国地位的同时，向南方海洋发展”[27]。这是日本政府首次正式将以往存在于民间的南进思想正式定义为国家政策。问题在于，日本海军出于何种判断，为何希望在此时将南进思想提升为国家政策？这里需要对1930年代日本的国际认识做一观察。

涉及1930年代之前，需考虑1920年代日本的国际处境。1920年代，日本与欧美列强的关系产生了重要的变化，日本的海军发展受到了西方列强的钳制。具体而言，1920年代，英美迫使日本接受《华盛顿海军军缩条约》10（美）：10（英）：6（日）的军舰持有比例，强行限制了日本海军的军事力量，这引发了日本海军乃至日本舆论对英美的不满。再加上美国《排日移民法案》的影响，日本社会中不满的声音更加高涨。最为重要的是1921年12月13日华盛顿会议上通过的《英美日法四国公约》，使持续了20年之久的英日同盟走向终结。

作为东亚地区后发国家的日本，英日同盟对于日本而言意义重大。英日同盟的建立是日本携手欧美列强，与西方列强平起平坐的象征。然而，英日同盟的被迫结束，使潜藏于日本人心中的自卑感开始发作，特别是一直以来从人才、技术、思想等多方面受惠于英国海军的日本海军而言[28]。直至1930年代，这种负面的对英认识一直占据着日本社会舆论的主流，日本人普遍认为英日同盟的终结完全是因为英美两国联手展开的秘密外交，目的无非是为了颠覆日本在东亚的统治地位[29]。但事实上，英日同盟终结的主要原因在于，日本在中国大陆的侵略性行动——特别是对华21条的提出，使英美认识到英日同盟似乎成为了日本在中国扩张的护身符[30]。

进入1930年代，日本与英美的关系并没有得到有效改善。1930年4月22日，《伦敦海军军缩条约》在英美的主导下，再次否决了日本提出的——10（美）：10（英）：7（日）军舰比例要求，日本海军军令部因此对英美的高压姿态彻底反感[31]。日本认为自身的要求没有得到实现，于1936年1月15日正式宣布退出第二次伦敦海军军缩会议。同年12月，《华盛顿海军军缩条约》以及第一次《伦敦海军军缩条约》到期失效[32]，至此，历来被人们称作“海军假日”（Naval Holiday）的时代划上句号。从1936年末开始，英、美、日各国都将不受任何海军军缩条约束缚，国际局势急转直下，海军军备竞赛的时代就此开始。

日本海军如何认识国际局势的变化？早在1933年，日本海军的高层就已经预计了1936年的事态。日本海军省军事普及部第一课长关根郡平在1933年11月面向日本社会出版《皇国的危机 为1936年准备吧》一书，他在书中渲染道，“火药已经填充，唯待点火而已，欧美高涨的反日货运动是为其一。故意在日本退出国际联盟两年后，举行军缩会议是为其二。英美两国已开始着手大规模造舰计划是为其三。中国将于近两年完成大规模空军扩军是为其四。苏联在远东地区增加海陆军是为其五。非常时期已经到来，1935—36年，日本将遭遇从未有过的挑战”，并警告日本社会，“日本的对外关系实际上已困难重重，将现状视为和平者，只能是掩耳盗铃”，“无论是大陆方面的威胁，还是海洋方面的威胁，都已非常明了，这不仅会阻碍我方国策之实施，事实上还将危及帝国之存亡”[33]。关根的保守看法并不是个例，时任日本海军大臣的大角岑生、陆军大将渡边锭太郎、海军大将加藤宽治、联合舰队司令海军中将末次信正、东京帝国大学法学教授里作太郎等重要人物都为关根的这本著作作序。例如，大角岑生在序中写道，“自前年以来，帝国经历了满洲、上海事变，满洲国独立，退出国际联盟等大事件，于此非常时期，我国将如何善处，将是大和民族发展史上值得特写之事。考虑到1935—36年之国防危机，不可安逸于小成”[34]。

1934年，海军的高层干部联合出版的《非常时国民全集海军篇》同样也主要讨论了1936年即将到来的危机。联合舰队司令海军中将末次信正这样写道，“一战之前存在的英日同盟，为日本推行对外政策带来莫大的好处，这是不争的事实。而今日，时局已变”，“《伦敦条约》原本就是短期条约，期限一过，天下大势则为之一变。日中、日俄关系，以及美日、英日关系等都将产生变化。日本的国防危机与日俱增”，“与我国一样，列强也预计了1935-36年危机的到来。所有国家都预想了冲突的可能性。只要不解决根本性原因，冲突将不可避免”[35]。海军军令部、军事普及部第二课长武富邦茂则在书中强调了南洋的重要性。武富认为，“对我国而言，南洋群岛是正面的海洋生命线”，“我国与满洲的经济合作成功后，将之扩大至中国乃至南洋，形成日、满、中、南洋经济自给圈”，“为了维持这天下无敌的经济自给自足圈，日本陆海军将起到重要作用。其中，帝国海军在西太平洋的制海权至为关键”[36]。

除海军高层之外，海军的基层人员亦抱有相似的认识。例如，时任海军第二舰队参谋的石川信吾在第二舰队司令米内光政（后任海军大臣）的推荐之下，于1936年1月至8月考察了华南、南洋以及欧洲，并向海军中央提交了视察报告。石川的观察认为，1936年是横跨在日本面前的一座高山，日本处于孤立无援、四面楚歌的状态。东起荷属印尼、菲律宾，西至法属印度支那、泰国、华南一线，以英国军港新加坡作为中心，对日本形成扇形式的“ABCD包围网” （美国、英国、中国、荷兰），美国也与此包围网气脉相通。日本在1936年这个分水岭采取的政策，将关系到日本的民族存亡 [37]。

考虑到以上书籍并不是海军内部文件，而是对外公开出版，因此当然有故意言过其词渲染危机之意，但是可以从中一窥海军自身抱有的国际认识。其中，南洋的进退问题可谓焦点。特别是在1935年日本退出国际联盟后，日本从国际联盟获得的密克罗尼西亚群岛委任统治权将失去法律效力。将该群岛定义为海上生命线的日本海军，显然无法轻易放手[?]。出于对国际局势的危机认识，日本在1936年正式将南进思想确立为国家政策。

小结

综上所述，南进思想的起源深受脱亚入欧论的影响，但出于对南洋地区的歧视，使得南进思想显现出更为激进的帝国主义倾向，这是南进的一种历史脉络。另一方面，近代日本与南洋地区之间逐步形成的人员、物品、资金、思想流通的网络所带来的利害关系也影响着南进思想的轨迹，这是南进的另一种历史脉络。

然而，在这两种历史脉络的相互作用之下，南进思想折射出的是一种华夷秩序的重构。换而言之，南进思想中实际上包含着日本将自身定义为“华”，将南洋地区视为文明落后的“夷”的思想观念。因此，可以说南进思想的演变，也是日本试图建构一种以日本为中心的华夷秩序，替代曾经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

在南进思想趋于兴盛的1930年代，日本所处的国际局势急转直下，特别是日本海军对即将到来的海军军备竞赛抱有强烈的危机感。海军认为国防危机主要来自海上，而不是北方大陆，因此希望加强海军实力面对1936年开始的海军军备竞赛。在此种危机认识之下，历时悠久散落于民间的南进思想在现实政治的影响之下，被正式提升为日本的国家政策。而正也是近代日本国际关系史上的主要矛盾由北向南转移的一个基本的起点。

注释：

[①]根据清水元统计的南洋相关著作数量可见端倪。1909年以前，官方6本，民间19本。1910年代，官方51本，民间112本。1920年代，官方83本，民间126本。1930年代，官方212本，民间299本。详见：清水元.両大戦間期日本東南アジア関係の諸相[C].アジア経済研究所,1986：6

[②]石桥禹三郎从日本长崎出发时，曾留下诗句“持锄强扶弱之大义，必将以一当千”。详见：清水元.アジア海人の思想と行動[M].NTT出版,1997：142

[③]这是1869年福泽谕吉在《世界国尽》中的描述。详见：富田正文.福沢諭吉選集2[M].岩波書店,1981：168

[④]例如，日本著名的亚洲主义者宫崎滔天两次前往泰国，本人身患霍乱九死一生，无奈于一事无成便黯然离开。详见：宮崎滔天.三十三年の夢[M].平凡社,1979：328

[⑤]1897年新加坡的日本领事报告显示，瓜哇岛上共125名日本人，女性占100名，可能都是“唐行小姐”。1916年东南亚地区的“唐行小姐”达6214名，这些数据不包括许多未进入官方统计的黑户。详见：吉川利治.近代史のなかの日本と東南アジア[M].東京書籍株式会社,1992：44—46.83—84

[⑥]例如，由于菲律宾劳工不足，5000余名日本苦力以偷渡的方式参与了1901年美国在菲律宾进行的基础设施建设——本格特公路。当然，这就会有大量的“唐行小姐”、日本小商贩伴随而至。详见：吉川利治.近代史のなかの日本と東南アジア[M].東京書籍株式会社,1992：42—44

[⑦]例如，荷属印尼的贸易市场份额中，日本从1929年的10.6%提高至1934年的31.9%，宗主国荷兰由19.6%降至13%，英国则由10.8%降至9.9%。另外，日本在泰国、马来半岛、菲律宾的贸易份额也明显上升。详见：三菱経済研究所.日本の産業と貿易の発展[M].三菱経済研究所,1935：624.629.631.634

[⑧]这是当时荷属印尼社会的认识。详见：清水元.両大戦間期日本東南アジア関係の諸相[C].アジア経済研究所,1986：104

[⑨]这是英国曼彻斯特商业会所专门为与日本竞争组织的特别委员会的认识。详见：清水元.両大戦間期日本東南アジア関係の諸相[C].アジア経済研究所,1986：67—68

[⑩] 例如1932年10月英领马来的棉制品关税由10%提升至20%，荷属印尼采取《非常时期进口限制令》和《营业限制令》，美国在1936年10月与日本签订关于棉制品的《美日绅士协定》等。详见：矢野暢.講座東南アジア学10東南アジアと日本[C].弘文堂,1991：99—101

[?]关于早期南进论者的人脉关系，清水元的研究中有详细介绍。详见：清水元.アジア海人の思想と行動[M].NTT出版,1997：161—212

[?]在中国问题上，竹越的看法与福泽一致。例如他指出，“我辈有向东洋传播文明之使命。如欲向东洋传播文明，必先向清国传播文明”。详见：竹越與三郎.支那論[M].民友社,1894：89—90

[?]末广铁肠在小说《南洋之大波澜》中如此描述。详见：柳田泉.明治政治小説集2[M].筑摩書房,1967：244

[?]此话出自菅昭贞风的《新日本的图南梦》，该文面世于1940年，但写于1888年。可一窥当时日本知识分子的认识。详见：菅沼貞風.大日本商業史[M].岩波書店,1940：658

[?]当时的海军大臣大角岑生明确表示，委任统治的密克罗尼西亚群岛是日本的南方生命线，即使刀架在脖子上，日本也不会放手。详见：非常時国民全集海軍篇[C].中央公論社,1934：13

参考文献：

[1]山本武彦,天児慧.東アジア共同体の構築1新たな地域形成[C].岩波書店,2007：3

[2]後藤乾一.近代日本と東南アジア[M].岩波書店,1995：10

[3]名和統一.日本紡績業と原綿問題研究[M].大同書院,1937：463—473

[4]矢野暢.講座東南アジア学10東南アジアと日本[C].弘文堂,1991：93—94

[5]山室信一.思想課題としてのアジア[M].岩波書店,2001：350—351

[6]潘佩珠.ウェトナム亡国史[M].東京平凡社,1966：116

[7]山室信一.思想課題としてのアジア[M].岩波書店,2001：348

[8]吉川利治.近代史のなかの日本と東南アジア[M].東京書籍株式会社,1992：236

[9]後藤乾一.東南アジアから見た近現代日本[M].岩波書店,2012：15

[10]慶応義塾.続福沢全集第二卷[M].岩波書店,1934：42

[11]清水元.アジア海人の思想と行動[M].NTT出版,1997：163

[12]矢野暢.南進の系譜日本の南洋史観[M].千倉書房,2009：47—48

[13]竹越與三郎.南国記[M].日本評論社,1942：9.13—15

[14]竹越與三郎.南国記[M].日本評論社,1942：143—145

[15]吉川利治.近代史のなかの日本と東南アジア[M].東京書籍株式会社,1992：158—159

[16]後藤乾一.近代日本と東南アジア[M].岩波書店,1995：8

[17]後藤乾一.近代日本と東南アジア[M].岩波書店,1995：83

[18]矢野原忠雄.南洋群島の研究[M].岩波書店,1935：114

[19]矢野暢.南進の系譜日本の南洋史観[M].千倉書房,2009：143

[20]矢野暢.南進の系譜日本の南洋史観[M].千倉書房,2009：285—287

[21]志賀冨士男.志賀重昂全集3[M].志賀重昂全集刊行会,1927：3—7

[22]山室信一.思想課題としてのアジア.岩波書店,2001：84

[23]竹越與三郎.南国記[M].日本評論社,1942：233.361

[24]井上雅二.南洋[M].冨山房,1915：18

[25]我部政明.日本のミクロネシア占領と南進1[J].法学研究,1987,57(7)：84

[26]島田俊彦,稲葉正夫.現代史資料8日中戦争1[M].東京みすず書房,1964：354—355

[27]亚洲历史资料中心JACAR. Ref. B02030157900,国策ノ基準

[28]細谷千博.日英関係史1917—49[C].東京大学出版会,1982：5—8

[29]神川彦松.近代国際関係史における日本[J].国際政治,1957,3：17

[30]細谷千博.日英関係史1917—49[C].東京大学出版会,1982：5.44

[31]細谷千博,斉藤真.ワシントン体制と日米関係[C].東京大学出版会,1978：364—365

[32]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海軍軍戦備（1）[M].朝雲新聞社,1969：475

[33]關根郡平.皇国の危機　一九三六へ備よ[M]兵書出版社,1933：2—3.240

[34]關根郡平.皇国の危機　一九三六へ備よ[M]兵書出版社,1933：1—2

[35]非常時国民全集海軍篇[C].中央公論社,1934：10.13—14

[36]非常時国民全集海軍篇[C].中央公論社,1934：10.186.199

[37]石川信吾.真珠湾までの経緯開戦の真相[M].時事通信社,1960：107—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