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近些年来，基于对传统以同行评议、引用量和转引率为主要评估指标的社会科学评价制度的不满，社会科学与现实世界的关联范围、关联程度和关联的质量日益成为了识别和判断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质量的重要参照维度。然而不幸的是，无缘于世界，不仅是今日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普遍现象，而且成为了制约社会科学研究发展的瓶颈。更为不幸的是，学术失缘于世界这一问题不仅没有引起学界的注意，而且在学术自由和学术自治的强势话语中被严重地侵蚀了。在这样的背景下，对学术失缘于世界这一问题的刻意关注就更具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从理论上说，能够为反思社会科学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平台；从实践上说，能够为不断拓展和提升社会科学研究与现实世界的关联范围和程度理清思路、方法，以及澄清必要的注意事项，进而才有可能提升社会科学研究的质量，才有可能为落实研究成果评价的绩效导向提供夯实的基础。
【关键词】学科化；专业化；实证化；失缘。
来源：《社会科学论坛》2017年第1期，作者授权爱思想网发布
基于对传统以同行评议、引用量和转引率为主要评估指标的社会科学评价制度的不满，近些年来，如何能够更妥适、充沛的评价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日益成为了学术研究中的新动向和热点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一系列文件相继出台，比如：由中国人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成果评价研究中心于2014年3月制定的《人文社会科学论文质量评估指标体系实施方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于2016年3月组编出版的《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指南》；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也于2015年1月创办了《中国社会科学评价》杂志。从这些文件和杂志的核心意图来看，它们不满于传统的那种以内部导向为主的社会科学评价制度，并试图着力展现一种以外部导向为主的评价制度，即社会科学研究不仅应该而且要能够承担社会施加的压力和满足社会寄予的期望[1]。就像《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指南》所强调的，对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要侧重评价成果的应用价值和社会效益，那些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没有密切关系的研究成果，或者社会价值不大，或者只是一种文字游戏[2]。
这意味着，社会科学与现实世界的关联范围、关联程度和关联的质量日益成为了识别和判断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质量的重要参照纬度。可以确认的是，"学术研究服务于社会，关怀现实、经世致用，是古今中外学术研究悠久而共同的传统。一项有价值的学术研究成果，无法产生于'象牙塔'中，也不能超脱于社会现实而存在"[3]。就像习近平在2016年5月17日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的那样，社会科学研究"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自古以来，我国知识分子就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志向和传统。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应该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4]。
然而不幸的是，借着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5]的美学想象，当下的社会科学研究却表现出了对学术自由和学术自治普遍且顽固的要求和追求[6]。对学术自由、学术自治这种刻意的强势态度，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学术研究越来越失缘于世界[7]，越来越成为了隔绝与世界的'象牙塔'。更为不幸的是，学术失缘于世界这一问题不仅没有引起学界的注意，而且在学术自由和学术自治的强势话语中被严重的侵蚀了。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对学术失缘于世界这一问题的刻意关注和阐释，不仅在理论上能够为反思社会科学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平台，而且在实践上能够为不断拓展和提升社会科学研究与现实世界的关联范围和程度理清思路、方法，以及澄清必要的注意事项，进而才有可能提升社会科学研究的质量，才有可能为落实研究成果评价的绩效导向提供夯实的基础。
一
在1950年元旦，现代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和他的父亲去探望师从于德鲁克父亲的约瑟夫·熊彼特，在这次见面中，处于弥留之际的熊彼特对德鲁克父子说："我现在已经到了这样的年龄，知道仅仅凭借自己的书和理论而流芳百世是不够的。除非能改变人们的生活，否则就没有任何重大的意义"，这意味着，不能真正走进生活、谈不上影响和改变生活的社会科学研究的价值和意义至少是要大打折扣的。从现今的形势看，社会科学也许更应该被叫作"似是而非的科学"，虽然它看上去很迷人，但实际上有点类似"皇帝的新装"。换句话说，无缘于世界，似乎构成了今日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瓶颈，为提升社会科学的关怀能力，需要反思当下的社会科学研究现状，需要阐明社会科学研究所生产的知识对世界进行关怀的可能性。
对社会科学来说，学科分化越严重，其描述、解释、编织和反思世界、关怀世界的能力很可能越差。狭隘的、固化的学科视野"不仅会让人们做出错误判断，而且会极大束缚我们设想好的想法和政策的能力"[8]。用社会学家布鲁斯的论述来说，"社会生活看起来过于复杂，无法被分割成简单的组成部分加以孤立研究"[9]。虽然随着社会科学的分化和细化，生产知识的能力也可能变得更强，生产的知识也会变得越来越多，甚至"导致知识过盛，智慧贫乏，而这是因为智慧是无法分割的"[10]，但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政治科学家和心理学家菲利普·泰特洛克注意到，"当知识太多的时候，反而会妨碍我们的预测和判断"[11]。问题的关键在于做判断和决策的质量，而不在于知识的多寡，衡量判断和决策的质量，更是取决于情境而非知识。
在过于分化、细化、割据化甚至固化的学科壁垒下，社会科学研究日益将目光聚焦到研究者认为的有道理的知识上[12]。将社会科学研究变成生产更多知识的活动，成为给知识进行增量而非给生活进行增量的活动。这"展示的无非是对知识的贪婪"[13]，放大了知识创世的能力，忽视了情境以及参与对象互动和博弈的重要性。进而越来越脱离生活，变成呆板的、丧失灵活性和适应性的术语、概念和知识体系。学科和生活的距离变得越来越大，各个学科之间越来越难以通约、对话和合作。这种将生活化约为学科的知识取向，慢慢使得社会科学研究只见学科知识，而不见世界。如果说知识主要是认识论和知识论层面上的问题，那么，生活则更多的是存在论和实践论意义上的。这种只重知识，而轻视、忽视生活的研究路径，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知'与'行'之间的分裂。用台湾历史学者王汎森的话来说，"在近代知识转换的过程以及分科之学行程时，有些复杂、隐微的声音被遗漏了。……以前的'学'是和'行'包含在一起的，可是后来人只注意到知识的层面，而忘了它还有'行'的那一面"[14]。对于社会科学来说，纯粹认知性的需求，显然是不适宜的。
二
如果说苏格拉底当时试图将学问从天上拉回人间，即学问不仅应该与人的智慧能力相匹配，而且要与人类生活相关联[15]，那么今日的社会科学研究则有着将学问重新升天、不接地气的倾向和可能。因此有学者才指出，将学术由云端拖到尘世间来，让学术重回社会，乃是今日对社会科学进行反思性研究的主要任务[16]。而这也正是当下的社会科学研究中之所以会普遍出现'回归常识'以及"微观社会科学"运动的主要原因。人们越来越承认，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普遍出现了一个令人忧虑的问题，即社会科学研究越来越崇尚窄而深的研究，越窄、越深，似乎就意味着学问越高。然而事实情况往往是，认知越窄、越深反倒意味着在做事的时候越固执、越偏执、越没有智慧，人们不会说把事情做的有深度，而只会说把事情做好，做周全，简单的常识却道出了高明的智慧。正是因为对这些问题的忽视，使得社会科学研究常常出现了严重的常识缺乏、乃至丧失以及人的隐去--也即"将人过度抽象化、甚至物化"[17]，而这"无疑是危机的信号，因为常识是证明我们在这个世界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事物：在每一场危机中，世界的一部分坍塌了，为我们所有人共有的某些东西毁灭了。常识的丧失，就像一根深测杆一样，标出了坍塌发生的位置"[18]，而且，如果没有了人，任何理论和见解都是空洞的[19]。这种常识的缺乏、丧失以及人的隐去，与其说是一种表象，不如说是一种病症，实乃人为刻意的结果，造成了社会科学研究质量的低下。对社会科学研究来说，其质量往往并不取决了将什么东西研究的比较深入，而是取决了将什么东西给丢掉了，或者是研究浅了，这有点类似于"木桶定律"，即决定社会科学研究质量的是在研究中被浅化的、甚至是被忽视的事物。
今天为我们所习以为常的严格的学科分工，事实上造成了诸多的知识体系壁垒和界限，这些学科层面上的壁垒和界限很可能是有碍于充分理解这个世界的一道道藩篱[20]，这些顽固的学科壁垒和界限，无异于柏林墙。尤其是在过度标榜、确立价值中立式的研究态度和研究路径中，社会科学越来越变得日益技术化了，对价值中立固执地、近乎疯狂地坚守，只会是自我去势、甚至是自我阉割的表现，而去掉的、阉割掉的恰恰是它关怀世界的偏好和能力。社会科学研究不能一味的标榜中立性而回避价值判断。事实情况很可能还不只如此，社会科学研究常常以"以行话和'价值中立的'对话之要求遮蔽了分析，但是并没有提供任何价值中立性的保证。有些人甚至认为，价值中立性之外表为派系行为提供了一个便利的幌子"[21]。今日的社会科学研究越来越像是在进行知识游戏，越来越与人的日常生活失去了联系，也越来越失去了对世界的关怀偏好和能力。举个例子来说，社会科学对人及其社会、世界的研究就像庖丁解牛，解牛的过程好比学科分化的过程，解牛功力虽然娴熟，但当牛被庖丁解完后，事实上活生生的牛已经变成牛肉，即使把这些牛肉拼凑在一起，它仍然是牛肉而不是牛。庖丁虽有解牛的本领，但是没有将牛肉还原为牛的本事。
三
虽然随着学术研究的专业化和细化，社会大众对于学者的认知越来越趋向于专家，即在某个学科领域有所专长的人，而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视为学术分工的产物。由于人们的注意力也是一个稀缺资源，人们不可能同时对许多事务予以注意[22]，细致的学科分化使研究者常常只是关注自己学科的事情，而对其他学科碰到的问题不闻不问，更谈不上有效的、深度的学术合作了。但是，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学术分工乃是为了更为有效的学术合作，或者至少要能够彰显出'有机团结'的态势。离开学术合作，几乎很难识别和确认学术分工的价值和意义，如果与学术合作无缘，学科分化的价值和意义肯定是要大打折扣的。在学科分化中过分强调学科的独立、学科间的差异和界限只会将学科固化起来、封闭起来，进而很可能将社会科学研究阉割成为一种自娱自乐的个人活动，这不仅是责任丧失的表现，更是智慧与德性丧失的体现。这即是说，仅仅单独从学术分工那里去识别和确认学科化的价值和意义是非常不够的。然而不幸的是，这样识别和确认学术研究价值和意义的现象不仅非常普遍，而且程度非常深。换言之，不能只见分工，而轻视、甚至忽视合作的重要性，学术分工是为了更好的学术合作，而学术合作的根本目的则在于兑现对世界的关爱。因此，如何能把学科化的知识，整合为对世界的描述、解释、编织和反思，是社会科学面临的核心问题。学科的割据化、碎片化，很可能将世界弄得面目全非。就像西方一个古老的信念所表明的，专业化只能使人变得狭隘，它只能片面地发展一个人，而一个片面发展的人是畸形的[23]。正是因为对这一问题的诚实态度和敏锐认识，跨学科研究、复杂性研究以及以问题为中心的研究越来越成为了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显学。
然而，对于社会科学研究来说，'拼牛'比'解牛'要难得多，常常很可能不是跨学科和复杂性研究就能达到的，有研究指出，"人们运用复杂系统范式去认识社会系统，考虑到系统动态演化的过程性，摆脱机械决定论，改变了传统社会科学的认知模式。但是，这种方式却常常只注意到社会系统的物质构成和关系构成，容易忽视社会系统的思想层面"[24]。再说，跨学科研究和复杂性研究自身也并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情，事实上，不仅"很多被认为是跨学科的知识活动，都仅仅是多个学科所提供的知识的积累"[25]，而且"经验证明，众多经过精密筹划的想要建立跨学科的尝试都难逃失败的结果"[26]。当下的跨学科研究、复杂性研究和以问题为中心的研究大多采用计量的、模型化的实证研究方法，不仅致力于用数字描述、解释这个世界，而且致力于用数字来衡量世界的变迁和改进的好坏程度。如果不用数字，好像社会科学研究的工作就不可能进行，很多研究者似乎相信，如果不用数字，连获取或表达正宗的知识都是不可能的[27]。
然而，有一个问题不得不引起人们的重视，即这种计量性的、模型化的实证研究方法真的能够支撑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么？毕竟，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是人，不是物，借用斯蒂芬杰戈尔德的话来说，这实乃是'对人的误测'，对数理模型的过度沉迷，只是对自然科学方法的拙劣摹仿，只会引发社会科学和现实世界的脱节。事实上，对于由"物"组成的世界，我们能够具有确定的、或者近似确定的知识。这种确定性更多的来源于人为约定或者科学范式的规训，而对于由历史、当下的事实以及有着未来面相的人的世界，我们常常只是拥有众说纷纭并易变的意见。要对这些不同的、甚至对立的意见进行彻底的人为规训，不仅在实践中是不可能的、徒劳的，而且意味着对人之自由或者人的能动性的刻意排斥、拒绝乃至否定。在社会科学定量研究中，研究者不仅要面对样本的不确定性，而且要面对研究模型的不确定性，在这两种不确定性的共同作用下，研究的可信性遭到了致命的威胁。就拿最早将计量化的模型分析方法引入到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经济学来说，由于对这些方法的引进，大多数经济学家都面临着一个严重的问题，由于人们会表现出时间偏好的动态不一致性，所以计量化的模型分析对人类行为的描述常常并不准确，它忽视了人性和社会交往的常识或直觉，常常使经济学意识不到这个世界其实是由普通人而非理性的经济人组成的[28]。
可以说，在其他社会科学研究中，对计量性的模型分析的使用，势必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曾对此问题进行过研究和解释，将其称之为'理论诱导的盲区'，这个盲区指的就是学者思维中的弱点，即"一旦你接受了某个理论并将其作为一个思考工具，就很难注意到其错误。如果你碰到一个似乎和这个模式不相符的例子，就会认为肯定有一个非常合理的解释，只是不知为什么你没有发现这个解释而已"[29]。随着社会科学越来越受到计量性模型分析法的支配和定义，研究对象不仅随之变得越来越聪明、简单了，而且摆脱了所有的自我控制的问题，在这种方法支配和定义下的研究对象，已经不会再有任何非理性的行为[30]，可是，这样的人真的存在么？真的会普遍且持续的存在的？
四
致力于用数字解释这个世界的经济学家约翰·纳什，曾在诺贝尔颁奖典礼的致辞中感言，他原以为用数字可以解释任何事物（无论是自然的还是非自然的），以至于自己患上妄想症，受尽折磨，直到后来，他才发现自己错了。这也许就像维特根斯坦所言的，即使穷尽了所有（以数字为基础）科学知识，人的生活问题也未被完全触及[31]。纳什的说法很可能是诚实的，而且是异常深刻的，试图用数字解释世界，只会得妄想症。于1999年推出的《黑客帝国》系列电影，隐隐约约表达着与纳什基本相似的看法，即由数字所表达出来的世界是一个非人的世界，或者说是一个虚构的、科幻的世界，虽然这个非人的世界、科幻的世界很酷，也很令人着迷，但它毕竟不是人们所切身栖居的世界。
这很可能意味着，为人们所乐于接受且被广泛应用的计量性的[32]、模型化的实证研究法，虽然仍是以人的世界为研究起点，但它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结果，很可能表征的是一个非人的世界。这种"认为社会生活的本质是由信息构成的、主张测量一切，实质上是用一种科学主义简化论的世界观来看待社会生活"。正是因为数字、模型太确定、太固化了，而丧失了解释灵活的、处于不断演化中的人、社会以及世界的能力，为计量性的、模型化的研究方法所支配的社会科学研究常常可能是挂一漏万的，挂着的常常是研究者感兴趣的、看似清晰、确定、简洁的东西，而漏掉的很可能是研究对象自身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且这些复杂性和多样性天生就具有不确定性。
当然，这并不是要否定计量的、模型化的实证研究方法的必要性，而是试图阐明这种研究方法的局限性所在。毕竟，面临庞大的、复杂的社会，作为少数群体的社会科学研究者的能力是有限的，我们实在没必要高估他们的能力，以为他们知道他们所不知道的事情，况且他们还常常自以为是，有着轻易下结论的倾向。但难就难在，在一个具体的研究中，"盖棺不难，定论何易"[33]。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简化处理并不是难事，况且大家都有着简化事情和事态的自然倾向；复杂的事情和事态不会因为被简化了而丧失复杂性，如何展现复杂性才需要技高一筹；现在更多的问题是急于见到森林、而轻视和忽视树木的重要性，何况见到的森林可能是失真的。难怪理查德·M·维沃会说，"现代的知识分子就像一个醉汉，他感到自己失去了平衡，所以努力想抓住一些坚实可靠的细节来站稳脚跟，于是就表现出一种实证性和武断性。……（他）更加执迷于他所发现的事实，希望从那些客观可证实的事情上获得救赎"[34]。
对社会科学研究来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对真相的关切始终是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人的天职，但是，今天扮演着发掘真相之职的往往不是栖身于大学中的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人，而是调查记者，是他们在致力于发掘事件的真相[35]。在这个大众传媒愈来愈发达、愈来愈有影响、甚至被当作与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不同的'第四种权力'的时代，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人的影响力已经越来越弱了。尤其是在进入互联网时代后，随着各种各样自媒体的出现，社会科学研究也被置入了一个更具竞争性的场域。相较于更具封闭性、专业性和体制性的社会科学研究界来说，以各种各样的互联网媒体、自媒体为载体的"民间学术界"，不仅生产出了相当数量有质量的成果，而且表现出了非常强的开放性和去学科性，并具有极强的传播速度，可能瞬间就会拥有远远多于专业性学术作品的读者。对普通大众来说，阅读这些自媒体的文章不仅非常便捷，而且是免费的。然而要获取、阅读专业性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不仅非常不便捷，而且要付出昂贵的成本。比如，如果要在中国知网上下载一篇文章，每页的费用需要0.5元，要是想在国外数据库下载一篇社会科学类的研究论文，费用有的高达几十、乃至上百美元。不得不承认的是，在今日的时代，学术产品的市场不仅非常惨淡，而且价格还非常高昂，也许正是由于市场需求太弱，才要将价格定的高一些。
在这样的背景下，改进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提升社会科学研究的质量、建构与拓展与世界的关联日益成为了社会科学研究界不能置之不顾的问题，否则，与大众传媒相比，社会科学很难对社会产生影响。况且，由于社会科学研究过程的结束常常是研究者人为刻意的结果，所以'断章取义'、'刻舟求剑'常常是社会科学研究中普遍存在的现象。然而，'断章'、'刻舟'虽易，'取义'、'求剑'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以上这些现象常常并没有受到研究者足够的重视，甚至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轻视和忽视。更为糟糕的情况是，在学术造假现象已经越来越引起人们关注的今天，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人或者群体，几乎没有愿意在时效内坦诚的、完全的公开自己的原始研究数据的，这至少给其他的人或者群体验证其研究设置了人为的障碍。然而，社会科学之所以能够称得上是科学的，至少意味着它能够经得起验证。虽然研究视角的不同会造成研究者对同一对象的研究具有'横看成岭侧成峰'的特点，这些特点也许有助于人们对研究对象形成妥适的认知，但是，更为严重的问题可能是，观点、思想背后所可能隐藏着复杂的利益之争，就像伯林所指出的那样，"对于各种观点、社会运动、人们的所作所为，不管出于什么动机，应该考虑它们对谁有利，谁获益最多，这些并非愚蠢的问题"[36]。因此，如果缺乏对原始研究数据的考证，对这些诸种不同的、甚至对立的观点的评判几乎也是不可能的，而这不仅阉割了社会科学研究的透明度，而且显然有碍于社会科学研究质量的提高。
五
不得不承认的是，社会科学研究基本上都是持以第三人称的位置，来解释乃至规划第一人称的事情，并且基本上都是一种事中或者事前研究，或者至少"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37]。然而，不仅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之间所可能存在的鸿沟未能引起社会科学研究者的重视（不得不承认的是，以第三人称找点事来说不难，但是以第一人称去行动并不容易，正如孔子所言"其言之不怍，则为之也难"[38]），而且对事中研究来说，大部分社会科学研究者"以当时所处的位置，并不适宜理解身边正在发生的事情及其缘由"[39]；对事前研究来说，研究者从事的是大致上可以被称为预测式的研究工作。然而，想要有先见之明，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对人之事务的研究中，似乎"都得仰仗后见之明的便利"[40]。'马后炮'之所以会成为一个日常用语，在一定意义上恰恰说明先见之明、事中之名事实上并不是常态，相反，'马后才有可能、才有能力炮'才是生活中的常态。
对处于事中、或者事先研究的社会科学来说，在人为终止研究的时候，研究对象的演化却不会终止，它们总是处于不断演进的状态，这导致社会科学研究的结论往往具有很强的过去性，甚至有时连当下性都谈不上，更别说规划未来了。所以有人才冷酷地指出，"这种人为的、不完整的叙述路径，将第三人称分析者与第一人称行动者分离开来的做法，是一种几乎不再值得做的瞎忙"[41]，在马尔库斯和费彻尔看来，这就是所谓的'表述危机'[42]，即我们没有能力正确无误地表达别人对一些事物的看法，或更一般性的，我们无法正确无误地描述所有外在事务[43]。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英国哲学家休谟才会认为，无论你获得了多少知识，你不仅无法穷尽当下的情况，更不会获得预测未来的能力[44]。甚至更为糟糕的情况是，在今日"我们通过从过去所得到的结论来推演未来，但是由于变化的加剧，导致这一行为会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有风险"[45]。事实往往是，世界的变化常常走在思想的前面[46]，当社会科学研究者们还在围绕框定的'研究对象'和既有的研究结果进行争论时，研究对象却不会因此而定格在那里。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并不是一个在特定时刻呈现出来的事物，有着固定不变的图景，而是一种实践过程，这个过程是由不断地反思和调整而形成的，这个实践过程不仅不会固化，而且变迁和发展实乃其本性所在。
因此，经由社会科学研究而构建的有关研究对象图景，很可能常常是片面的、失真的，研究对象的图景是她们通过第一人称的行动自己构建的，而不是由第三人称的社会科学研究能规划、定义得了的。虽然随着研究的深入，社会科学研究者常常还会不断地修正、甚至否弃以前的看法，但是更为严重的情况可能是，经由社会科学研究而得出的'知识'可能更多的是建立在对研究对象的不完整理解、甚至误解之上的，误把误解当理解，可能常常亦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常态。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就曾指出，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常常会出现的三种认知偏见使得研究者在认识研究对象上显得十分迟钝：第一是社会性偏见，指的是研究者处于某种社会文化圈中，因他的出身背景，比如社会阶层、性别、族群等认同所产生的认知偏见；第二种是由学术场域而造成的偏见，由于研究者总是居于学术圈以及外在权力场域中的某个位置上，这种位置常常使得研究者与他人有利益与权力角逐关系，进而影响他们的学术认知；第三种是学究偏见，指的是学者将现实世界建构成一个有待被解释的学术图像，以一大套预设的理论、方法、原则、词汇来探索描述现实世界，而忘了现实世界中有许多有待解决的具体问题[47]。
从具体操作的层面来看，由于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始终处于不断的变化与发展之中，即使是跟着跑，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就像有人指出的，"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即使是在现代社会日新月异的发展中，人们还主要是依赖抽样数据、局部数据和片面数据，甚至在无法获得实证数据的时候纯粹依赖经验、理论、假设和价值观去发现未知领域的规律。因此，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往往是表面的、肤浅的、简单的、扭曲的或者是无知的"[48]。然而不幸的是，社会科学研究者却对自己的研究结论显露出了十分自信的态度。这也很可能是社会科学作品在历史学家看来，往往过于简单、单薄以及自以为是的原因所在。"在思考良政善治这一重大问题的时候，历史方法也许比科学方法有用得多"[49]、正所谓'读史以明智'，"为了我们的未来，我们必须挖掘我们的过去"[50]。对社会科学研究者来说，这很可能是非常诚实的，却有点不近人情，甚至是冷酷的判断。
总之，如何在学术研究与现实世界之间建立起更为广泛、更有深度的关联，并在此基础上对社会科学研究的价值和意义进行更为合理的定向和定位，日益成为了社会科学研究中不能置之不顾的难题。对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人来说，不仅学术失缘于世界这一问题理应受到高度警惕，而且更应该从对学术自由和学术自治的强势追求中，转到对学术与世界关联的追求和构建上来。唯有如此，才有可能提升社会科学研究的质量，才有可能为落实研究成果评价的绩效导向提供夯实的基础。
注释：
[1] [7] [25] [26] [英]迈克尔·吉本斯：《知识生产的新模式：当代社会科学与研究的动力学》第70-71、70、24、24-25页，陈洪捷，沈文钦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2]佚名：《<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指南>专家笔谈》，载《中国教育报》2016年4月18日。
[3] 钱蓉、杨红艳、韩帅、李晓彤、杨英伦：《学术关照社会：人文社会科学论文社会价值分析报告 --基于复印报刊资料转载指数排名数据》，http://www.zlzx.org/newsDetail.action?newsId=d409b16d-779d-436a-a85e-c0083b24e35a。
[4] [37]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讲话》，http://news.xinhuanet.com/2016-05/18/c_1118891128.htm。
[5] 陈寅恪：《王国维纪念碑铭》。
[6] 罗志田：《道大无外：校园与社会》第48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
[8] [11] [美]乔舒亚·库珀·雷默：《不可思议的年代：面对新世界必须具备的观念》第158、169页，何帆，[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年版。
[9][英]史蒂夫·布鲁斯：《社会学的意识》第7页，蒋虹，[南京]译林出版社 2010年版。
[10] 许纪霖：《多读经典，少读时人之书》，http://mp.aiweibang.com/m/u/277898/n。
[ 2][美]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黑天鹅：如何应对不可预知的未来》第XV页，万丹、刘宁，[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年版。
[ 3] 许纪霖：《多读经典，少读时人之书》，http://mp.aiweibang.com/m/u/277898/n。
[ 4] 王汎森：《执拗的低音：一些历史思考方式的反思》，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13页。
[ 5] [古罗马]西塞罗：《西塞罗文集论·共和国》第13页，王焕生，[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
[ 6] [43]王明珂：《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第11、2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 7] 罗志田：《学术史:学人的隐去与回归》，载《读书》2012年第11期。
[ 8] [法]卡罗勒·维德马耶尔：《政治哲学终结了吗？汉娜·阿伦特VS列奥·施特劳斯》第81页，杨嘉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 9] 钱穆：《国史新论》，中国台湾：联经出版社，1998年，第320页。
[20][英]哈耶克：《致命的自负》第2页，冯克利、胡晋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21] [41] [美]达里尔·E·楚宾、爱德华·J·哈克特：《难有同行的科学：同行评议与美国科学政策》第6、6页，谭文华、曾国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22][美]布莱恩·琼斯：《再思民主政治中的决策制定：注意力、选择和公共政策》第3页，李丹阳，[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23][美]理查德·M·维沃：《思想的后果》第58-59页，王珀，[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24] 殷杰、王亚男：《社会科学中复杂系统范式的适用性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3期。
[27] [美]波斯曼：《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第7页，何道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28][美]理查德·泰勒：《"错误"的行为：行为经济学关于世界的思考，从个人到商业和社会》第108-109页，王晋，[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
[29][美]丹尼尔卡尼曼：《思考：快与慢》第251页，胡晓姣、李爱民、何梦莹，[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
[30][美]理查德·泰勒：《"错误"的行为：行为经济学关于世界的思考，从个人到商业和社会》第109-110页，王晋，[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
[31] [奥地利]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第104页，韩林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
[32] 鲍雨：《社会学视角下的大数据方法论及其困境》，载《新视野》2016年第3期。
[33]郭世佑：《盖棺不难，定论何易》，载《读书》201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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