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首先想谈的是在研究中的实证化/反实证化路向的权衡。关于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的研究方式，已经早有讨论。简要地概括起来，大致有两种基本思路：一种是有实证倾向的本土化方式，另一种是反实证倾向的本土化研究方式。坚持实证倾向的学者把本土化视为具有真切而全面掌握、配合本土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特质的科学性策略，具有成就客观知识的功能。他们或者在方法论层面上，针对西方既有的科学研究方法和策略谋求改进，或提出另类具有创新性的研究方法或策略，以更适用于本土情境；或者在认识论层面上，改用一些具有本土意味的概念作为论述线索，比如用量表的方式把某一个具有本土味道的概念（如面子、缘分、孝道等）予以操作化，并进行问卷调查，而后对收集到的资料进行量化分析。这些学者有意无意奉自然科学观为确立真理的圭臬。他们相信有一个可披露、可验证的“实在”，客观地独立于人的主观认知世界而自存，只要模拟自然科学研究的方式，就足以保证“实在”本来面貌得以“客观”而“真切”地呈现出来。如果主张本土化只是基于质疑对源自西方的某些概念、方法或论述内容运用于本土时的有效性与真切性，而认为只要能够扣紧本土的历史文化特质，并尊重、顺应和听从被研究者的本土性心理及行为，就可以扭转乾坤而有效、真切地彰显“实在”的本来面貌，那么，就可能使“本土化”的概念被窄化甚至可能被歪曲。如果我们仍然采取实证主义的视角来从事本土化研究，有可能会适得其反，即用本土的资源和材料去呼应西方社会科学实证主流的要求。因此，我们可以这么说，实证主义本土化不仅不是本土化的研究路向的唯一合适的路向，甚至不是最紧要、最恰切的路向。

故此，反实证倾向的本土化研究方式也许就是更恰切的本土化研究路向。也就是说，我们要努力在哲学的面向上寻找理解与解释西方文明的某种另类的、却具有启发性的分离点。表面上看，本土化似乎是成于某一特殊地区的一种例外化，但是从知识建构的角度来看，这样的“例外”却是成就社会研究具有“普遍”面目的历史性源头，只不过由于西方学术传统的霸权，西方文化被视为具有“普遍”意味的唯一知识建构基础而已。

我接下来想谈的是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的关系。由于中国社会科学理论传统相对的匮乏，因此这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成是西方理论与中国研究的关系问题。

在如何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理论上，现在出现了两种趋向。一种趋向是从西方理论中寻找某个概念或说法，然后套在中国的具体经验研究中。我想，在必须坚决摈弃这种用西方理论来阉割、剪裁中国社会经验的做法上，大家应该是有共识的，我就不多说了。需要多说两句的是另一种趋向。这就是因为要反西方话语霸权，而强调根本放弃与西方理论对话的做法，直接从中国的田野研究来提炼中国自己的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我想我与贺雪峰等代表的“乡土派”的争论就在这里。我在批评他们的那篇文章中说乡土派的一个问题是“反理论”。乡土派可能并不服气，觉得是我给他们带了一个大帽子，因为他们并不拒斥西方理论。其实，我批评他们反理论，倒并不是说他们不读西方理论书。我相信，他们也看大量的西方理论书籍，只不过是用“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态度而已（见《开放时代》2005年第4期乡土派对我的反驳文章）。我批评的真正意含是：作为一个有志于创造出一个中国特色的研究范式的学派来说，从整体意义上而言的西方学术传统对我们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是不是因为它们背后的西方中心意识就要拒斥它们？我们今天能不能直接与1940年代的费孝通、梁漱溟的学术传统直接对接？如果说乡土派的着眼点是要反对那种随便拿西方概念来套中国现实的做法的话，那么，当他们不是对西方传统进行整体理解和消化，而是零敲碎打地吸取西方理论灵感的时候，这种“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做法与他们所反对的那些做法到底有什么实质的差别呢？

当然，我之所以批评乡土派，绝不是想从总体上否定他们的学术成果。恰恰相反，正因为我意识到了他们在中国研究中的学术价值，理解了他们提升中国文化自主性的真诚愿望，我才非常愿意与他们展开讨论，来共同思考中国学术的文化自主之路。

中国共产主义文明的研究与中国学术的文化自主性

大家谈论中国学术的文化自主性，显然是要分析“中国学术/西方学术”这个对子。而我自己想从一个相对狭窄、但对今天影响更大的一个对子来切入这个问题，这就是“中国共产主义文明研究/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研究”这个对子。我在这里先简略说明一下“中国共产主义文明”这个词汇的用法。“文明”一词表现出的是某一个或某一些民族或国家的自我意识，是一种包含物质、技术、制度、艺术、思想和心态等在内的总体社会状况。它一般含有褒义色彩，常与“野蛮”相对。我所用的“共产主义文明”一词采纳了文明的基本意含，但仅仅在中性色彩上使用，以避免这个词背后被赋予的意识形态成分。我稍后还会进一步说明这一点。

西方近现代社会科学的形成和发展，与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关注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以社会学的古典大师为例，马克思所关注的是资本主义中的生产关系特别是其中的劳动与资本的关系；韦伯所注重的是资本主义文明形成的精神条件，尤其是与新教伦理之间的关系；涂尔干所面对的是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社会整合问题；埃利亚斯则正面分析了西方从封建宫廷文明到资本主义世俗文明的社会发生过程，他把这一过程就称之为“文明化的进程”。

而我们仔细考察一下西方对共产主义文明的研究，就会发现大多数的西方学者都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资本主义文明视为现代性的原型或正题，而将共产主义文明视为现代性的歧途或反题。这具体体现在西方研究共产主义文明的两种主要范式上：集权主义研究范式和现代化研究范式。两者的差别在于：前者认为，两种文明的对立是绝对的，是不可转化的；而后者认为，共产主义文明经过一段曲折终究要“回归”到资本主义文明中来。近年出现的一些新的研究范式，如国家-社会范式、新制度主义范式等，尽管在理解共产主义阵营国家中一些独特而精细的社会机制上有了深入的进步，但从根子上仍未摆脱西方中心的价值标签，我们可以称之为改进版本的现代化范式。

到底如何从一种独特的文明形态来理解共产主义文明，这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而中国共产主义文明更是有着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甚至与前苏联和东欧的共产主义文明都相当不同的价值、制度和运作逻辑。比如，西方现代政治的基本特征在于：现代民族国家在政权建设（state-builiding）的展开、治理术的发育的过程中，在努力将国家权力伸展在每个人的身体之上的同时，是以政教分离、确立公民人心自由的绝对地位为前提的。而中国共产党自延安整风以来就在中国开启了一条道德政治的道路。这种道德政治一方面吸纳了儒家有关德治、内圣和修身的若干思想以及近代思想家所强调的“新民”思想，另一方面，其所确立的伦理又是在现代大众动员的基础上，以阶级斗争话语为核心，由现代政党来推行的伦理，所以，我们可以将其开启的道德政治称之为“新德治”。共产党1949年夺取全国政权后，“塑造共产主义新人”就成了与建设一个全新的社会并行的宏伟目标。那么，中国1949年后到底是如何在全国范围内去铸造新人的呢？它与现代国家治理技术的发育是什么关系呢？它与原来的乡土传统会发生什么样的遭遇呢？中国共产主义文明是如何融合中国传统文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和苏联式社会主义文明而兴起的?它的独特的运作逻辑是什么？今天我们正在面临共产主义文明的转型。但这种转型到底意味着什么？是向资本主义文明的“回归”？还是向中国传统文明的“回归”？还是根本就没有回归之路，我们面临着新的文明的创新之路？我想，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思考，应该是激发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一个重要的灵感源泉。我们对中国共产主义文明的研究，必须深入而准确地去把捉中国共产主义文明中的人的身心状态，创造出符合这种身心状态的概念和理论体系，这才是中国社会科学长远发展的一个根本方向。

我在这里要再次强调一下在中国共产主义文明研究上坚守韦伯意义上的“价值自由”的重要性。今天对中国共产主义文明的研究或（许多人更愿意说的）对中国现代革命的研究，出现了两种值得注意的趋向：一种趋向是站在鲜明的自由主义立场上，否认中国从1949年到1978年之间有什么“文明”可言，它用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正确精神将中国改革前的社会状况看成是一团糟的局面；另一种趋向则是站在较为含混的保守主义立场上，认为今天要肯定中国学术或中国文明的自主性，就必须从总体上肯定毛泽东时代的种种革命实践。我想，如果预先带着强烈的肯定或否定眼光去研究中国共产主义文明的实践，那么，势必使“主义”之争遮蔽了“问题”之识，使那些本来相当复杂、需要我们仔细加以辨析的问题被化约为立场的选择。所以，我们必须强调超越价值预设，超越“诸神之争”，才可能确立起中国共产主义文明研究的学术价值。而我们只有通过价值自由的研究本身，才可能在这个蕴涵着异常丰富的研究资源的课题中真正确立起中国学术的自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