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公共性是社会科学的灵魂。然而，当下社会科学研究表现出以下三种趋向：一是研究的小圈子化；二是远离公共世界；三是浓描个人心志伦理、淡化公共责任伦理。这三种趋向侵蚀了社会科学的公共性，剥夺了社会科学的务实性、审慎性和思想性，弱化了社会科学的道德、责任担当，使其日益成为“灵魂缺失的社会科学”。为了找回社会科学研究的灵魂，有必要使“小圈子化的社会科学”转型为“公共的社会科学”。
原载《哲学研究》2017年第6期
公共性是社会科学的灵魂所在。然而，当下社会科学越来越热衷于“精细化的学术操作”，而不是悉心地培养实践智慧。这使得社会科学在研究上表现出“只见学术圈子，忽视公共性”的趋向。虽然这些问题越来越普遍和明显，但是它们并没有引起学界的重视，相关研究更是鲜见。在这样的背景下，有必要对社会科学为什么会“公共性匮乏”的问题进行哲学层面上的解释，进而为重构社会科学研究的理想图景提供平台。
一、社会科学研究小圈子化的趋向
要解释社会科学为什么会日益走向小圈子化（美其名曰“构建学术共同体”），有必要回到社会科学的发展历程中去。今天人们所说的社会科学，例如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等，大多均形成于19世纪末期。19世纪之前，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人，基本是一些业余的或半业余的爱好者，他们完全出于精神的需求或个人的情趣来面向大众写作，并不以科研谋生（阎光才，第63页）。然而，19世纪末期以后，随着各学科的产生和分化，社会科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从此以后有了“学科化”、“学术化”和“专业化”的东西，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对“业余化”的拒斥。人们常常认为，专业化与学科分门别类化是知识按照其内在逻辑自我演绎的结果，其实不然，它是人为构建之物（阎光才，第64页）。由此，社会科学出现了学术的专业化与体制化趋向，那些曾被视为自由和闲逸的学问，被赋予工作乃至职业的色彩（阎光才，第64-65页）。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业余的学者和科学家被学术机构的成员取代，开始以供职于某所学院或大学来维持生计（希尔斯，第2页）。“20世纪中期以后，随着学术分工的日益细化，学术研究对象更加细化，研究领域更加专门化，学科分化更趋严重”（左玉河，第12页），社会科学研究者不仅要在“某个特定专业的框架中工作，而且一般要在一个特定的学科结构中进行教学”（吉本斯等，第19页）。由此，对个人职业的发展来说，能否获得学术圈的承认、是否在学术圈拥有话语权和对话能力成为更加重要的问题。有学者就此发自肺腑的指出，“学者的生存有很多含义，‘死亡’也有不同的含义。不过，真正活着只有一个意思，就是得到同行的认可和尊重”（李连江，2015年）。
为了在学术圈“真正地活着”，社会科学研究者在解释复杂多变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难题时，便不由地列土封疆：他们往往善于固守专业知识，进行专业化的片面性探索，却难以进行去学科化的全面思考。这会带来局限性，即因专业视角的限制而无法妥适地解释社会现象，亦很难为社会难题的解决提供有效的帮助。这些专业化的研究，往往掩盖了面向事情本身的根本性和重要性。虽然社会科学的发展历史，“就是‘专业化’的概念不断拓展和深化、变革和更新的历史”（孙正聿，2017年），同时，专业化也使得“各门学科出现了相对清晰的边界，形成了独立的学科门类”（左玉河，第11页），但是，在专业化的诱导下，社会科学研究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专业化不仅“使研究者抛弃了专业知识积累之外的大部分道德和文化诉求”（吉本斯等，第62页），而且损害了智慧，使其变成了变成一套固定的、局限的封闭的学科和专业话语（赵汀阳，2000年，第285页）。虽然在20世纪中期以后，各学科之间出现了相互渗透与日益综合化的趋向（左玉河，第12页），但是这些趋向并没有从根本改变社会科学学科割据的状况，所谓的跨学科常常不能跳出学科化的陷阱。
经由20世纪学术体制化和专业化的进一步发展，在社会科学各个学科内部，形成了各色各样的学术圈。这些学术圈不仅比较排外，内部也存在激烈且广泛的话语权竞争。 在试图追求学术国际对话能力以及构建学术自主性的时代背景下，学术圈的“外排内争”现象同样在上演。排外一方面导致学术圈更加固化，另一方面使得圈子认同变得尤为重要；而内争则加剧了这些现象。诚实地说，虽然学术自主性的寻求和确立是志在与西方学术界展开平等对话乃至在能够一定意义上影响、甚至支配国际学术圈的话语权，但是这种与国际接轨的努力本质上不过是在更大范围内继续强化小圈子化的行为。更为严重的是，出现了普遍的“花钱建圈子、花钱进圈子”的问题：一方面，现在各种构建学术圈子的交流活动，很多已经成为了交易、铺张浪费和损失效率的黑洞；另一方面，有些国内学术小圈子为了进入国际学术小圈子，在“国际化、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的名义下，采用“花钱走出去和花钱请进来”的双重“战略”，常常走向了“量中华之物力，皆与国之欢心”的地步。历史经验表明，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科学研究上的“洋务运动”，更多的只是规训了学术行为、加剧了不同学术取向间的割据，却对思想的发展、国家和人民命运的改进影响甚少。
社会科学研究小圈子化的趋向不仅造成了研究内部的碎片化，而且使得社会科学研究者常常为了获得圈子的认同而刻意彰显其研究的“科学性”，进而落入“方法主义的陷阱”。所谓“方法主义陷阱”，也可称为“方法主义诱导的盲区”，指的是研究者对方法主义的过度迷信而深陷其中的境况。在这种陷阱中，研究者的情商变得极低，他们往往先是把人看成机器，再用机器来做研究，这些做法损害了人心，即不仅使得那些真正能够激发人性的怀疑、热情、体验和理性的力量对学术研究的推动作用越来越小，而且使得研究者把自己锁在电脑的硬盘里，去观察、解释和构想整个世界，在数据和模型游戏中让人心泯灭（渠敬东，第82页）。在“方法主义”的诱导下，社会科学研究常常陷入“削足适履”、“刻舟求剑”和“掩耳盗铃”般的境地，由此得出的结论往往漏洞百出。此外，在“科学方法”的“武装”下，有的研究越来越强调标准化，越来越远离智慧，所得的常常只是一个常识性的、跟普通民众认识水平相当的、甚至不如普通民众认识水平的结论（刘瑜，第171页）。讽刺的是，“方法主义践行者”却能拿着如此这般的研究“到处开会、发论文、出书、评职称、当专家”（同上，第172页）。也许，如此这般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可被称为穿着“科学方法新装的皇帝”。在方法主义执念的诱导下，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也慢慢失去了必要的关联，然而“社会科学若没有人文性，不关心人性和文化，不关心人性得以敞开的各种丰富的维度，就不可能理解真正的生活”（渠敬东，第82页）。
以上的问题在后知青时代的社会科学从业者（项飙，第70页）身上表现的尤为普遍和深刻，这主要是由于这些学者自身就具有“各种先天局限性，包括生活经验的单一化（从学校到学校）、激情的缺乏（学术日益成为一种职业，而不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事开太平’式的使命）、自由度的丧失（生存处境已经被体制限制，只能作为一个萝卜占一个坑）”（郑戈，第86页），再加上这些研究者更懂得如何在学科所限定的规范空间里做学问，并逐渐在“媳妇熬成婆”之后维续“婆媳关系”应该遵守的学科要求和学术规范（同上，第87页）。
二、社会科学研究远离公共世界的趋向
随着现代社会科学庞大学科系统的形成和巩固，以及各个学科自己问题域、研究范式和方法系统的形成和巩固，社会科学越来越疏离于现实社会：一是象牙塔中的喃喃自语与对权力的趋附兼而有之，却难以对社会、国家乃至世界产生真正有建设性的声音（任剑涛，2016年）；二是在今天的社会科学中，似乎只有学科性问题，而不再有所谓的问题本身，在具体的研究中，社会科学研究者常常“以学术的咬文嚼字，替代现实问题的追根究底”（同上）。虽然这些学科性的问题与社会公众的真实生活和命运密切相关，但是，不仅社会科学的写作对象不是社会公众，而且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主体亦不是社会公众。这使社会科学研究表现出了远离公共世界的趋向。更为冷酷的是，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基于自身的生活经验和实践智慧而形成的应对难题和选择的办法，往往比社会科学研究者所建议的方案更为有效。这主要是由于社会科学研究往往只是依据专业知识，单独从某个单一问题着眼，而不能从各种问题的交互作用来观察整体的变化，也即“问题生态”的层面进行研究。具体来说，社会科学研究往往首先把一个复杂的问题分解，然后逐个研究，最后试图把各个部分的解决办法组合成一个对整体问题的相对完整的解决方法。基于“以为问题越被缩窄，它就越能得到恰当的处理”的错误认知，研究者往往因顾忌研究上的不便而在分解问题的过程中隔离那些干扰因素，由此导致在研究过程中忽略了问题生态，研究结果偏离了真实生活。这里的“问题生态”意在说明：一方面，每个问题都有可能增大其他问题的影响，所有问题之间的联系往往是非常紧密的，一个问题的变化常常能够产生连锁反应；另一方面，问题的相互关联势必要求解决方案要具有相互关联性，只有兼顾所有因素，问题才能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然而，这些“只见学科分工，少见学科合作”且“敏于专业知识，钝于实践智慧”的社会科学研究，常常并不能很好地满足这样的要求。
在实践论的层面来说，人们是不在乎以认识论和知识论为导向的社会科学研究的，除非研究成果在实践论的层面上具有力量；社会科学研究若不能使人们佩服，便不会获得他们的关注，更不会影响到他们。在难题和选择面前，唯认识论和知识论为核心取向的社会科学研究远远不够，它只有从认识论和知识论的层次上升为实践论的层次才是合格的。虽然社会科学研究理应服务于人民大众，但是，当下社会科学研究普遍表现出了明显的远离公共世界的趋向。这具体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1.社会科学的写作对象由社会大众转向学术共同体
随着社会科学学科步入精细化和体制化，以及研究迈向职业化，研究社会科学的人，由面向大众写作转向面向同行和学术共同体写作。学者们“已经更强烈地意识到，在远处还有很多其他人对同一现象有兴趣，并投身于相似的学问理想，他们愈来愈期望互相取得联系”（希尔斯，第21页），这些联系正是通过各种各样的学术共同体而得以兑现（同上）。在学术共同体的规训下，大部分学术产品只是写给少数同行和专家看的，这些作品早已放弃了以学术关怀社会的理想，而那些还在试图关怀社会作品，又不见得有多少思想（罗志田，第66页）。如果只是面向同行和学术共同体写作，那么社会科学就像是存在着的无，虽然看上去产生了很多成果，但是实际上只是自娱自乐。这最终可能使社会科学研究者退化成鲁迅笔下以知道“回”字的四种写法为傲的孔乙己。
2.社会科学话语系统缺乏公共性
在圈子认同的诱导下，正如人们已经私有化了许多东西一样，学术研究成果在不知不觉中将语言私有化了（朱特，2013年，第113页）。这是对语言公共性的侵蚀和瓦解，使语言成为了“行话”和“黑话”，不仅表意不明，而且不易理解。这些“行话”和“黑话”“成为了公共交流的障碍，而这有悖于对公共领域的良好维护”（同上，第114页）。对社会科学来说，话语能否具有公共性，是非常致命的问题。虽然形形色色的学术圈为“人们”生产丰富的学术化“话语”，但这些“话语”主要是面向同行、学术共同体和学术期刊而非社会大众，它们普遍在社会上受到不同程度的冷漠对待。这一方面使得知识分子对当代生活的影响日益减弱，另一方面使得公众与知识分子之间的互动关系也无以建立。
3.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外在评价标准匮乏
在对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如何评价的问题上，学术同行的评议和认可成为了检验学术产品质量的决定性因素，这显然是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否定和抛弃：（1）在对研究成果的评估问题上，只见引用量、影响因子和同行评议而不见实践检验的维度是非常普遍的现象；（2）近几年来，基于对当前研究成果质量评估方式的不满，学界一直在寻找并构建一种更为妥适的评估方式，然而，在既有的研究成果评估指标体系的设计中，能够体现实践检验维度的“社会价值”指标所占权重极其低下，并且对“社会价值”指标的评估大多仍是采用同行评议的方式，几乎没有来自实践检验方面的证据。然而，社会价值的兑现程度如何，显然不是同行评议就能定论的，在这个问题上，采用同行评议的方式，实乃越位判断。
4.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远离政府和市场
据统计，在社会科学领域，不仅大多数的学术出版物在学界几乎没什么影响，而且大部分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人，从未能够成功的塑造今日的公共空间（Biswas; Kirchherr，2015年）。美国奥巴马政府信息与规制事务办公室主任的卡斯·桑斯坦就曾坦言，“从实际操作的角度看，专家学者提出的建议见光死的概率很高”（桑斯坦，第18页）。不仅如此，研究者很少有动力去寻求学术出版物之外的研究成果出口，而这不仅导致囤积如山的研究成果找不到市场（吉本斯等，第46页），而且使得本与公众息息相关的社会科学研究产品的绩效难以判定。在这样的境况中，社会科学研究者也就将自我放逐于社会之外，不再有社会担当（许纪霖，2006年，第141页）。
三、社会科学研究浓描“个人心志伦理”、淡化“公共责任伦理”的趋向
随着各学术领域的专家们地位日渐突出，本可以提供各种专业知识的专家们，却把各自的兴趣和心志放在首位，而将责任的承担置于不被重视的位置（朱特，2014年，第23页）。在这样的情境中，社会科学常常沦为展现“博学”和卖弄“知识”的舞台，“专业知识”往往成为研究者自以为是和自我膨胀的工具。这主要表现在，社会科学研究者往往在一系列或具争议性、或具流行性的话题中贡献自己的言论，满怀自信地谈论着各种公共事务（朱特，2013年，第81页），他们常常“自信可以对一切事情发表看法，而一切事情都可以缩减为他们想说的那些东西”（朱特，2014年，第178页），但是，“这不只是德性的短板，也是智慧的缺失”（费希、卡佩里耶，第21页）。历史经验表明，社会科学对世界的贡献往往并没有社会科学研究者想象的那么大，更为严重的是，世界上许多糟糕的情况，正是由所谓的“社会科学”造成的（索维尔，第4页）。在一些糟糕的情况中，社会科学不仅会成为愚民政策的帮手（朱特，2013年，第122页），而且常常成为坏生活的帮凶，给世界带来了不安（费希、卡佩里耶，第20页）。
不幸的是，社会科学研究者还常常要求学术自由和学术自治，拒绝公共问责（索维尔，第4页）。自以为是、自我膨胀和拒绝公共问责的结合，真可谓只见“个人心志伦理”，而轻视、甚至无视“公共责任伦理”。在这种境况下，“公共责任伦理”至多只是“个人心志伦理”的附庸，沦为任由“个人心志伦理”支配和摆布的对象。然而，“个人心志伦理”常常是不问后果的，它所能意识到的唯一“责任”，就是守住心志之火，不让它熄灭（冯克利，第135页）。不过对社会科学的理想图景来说，公共“‘责任伦理’远比‘（个人）心志伦理’更为重要和根本，在这个充满利益冲突的世界上，只有‘（公共）责任伦理’才能以审时度势的态度，不但要求为自己的目标做出决定，而且敢于为行为的后果承担起责任”（同上）。近些年来，由于公众不断意识到社会科学的发展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各种影响，越来越多的团体希望能够影响研究的结果。比如，研究团队的构成由单一的社会科学学者演化为学者、科学家、工程师、律师甚至生意人的“超级组合”，同时，公共问责已经渗透到了知识生产的整个进程之中（吉本斯等，第6-7页）。对于学术研究来说，职业化、学术化、体制化以及由此而要求的圈子认同、学术对话虽然重要，但改善人们自身的存在境况才是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社会科学的本意，就在于能够为提升人们的存在体验提供智识支撑。对社会科学来说，不能只见学术而轻视公共关怀和公共责任。社会科学研究最为根本的东西，即“应该对研究对象和自己的时代负双重责任”（朱特，2014年，第213页）。
学术研究可以不需要同行的评议，但是不能没有公共问责。虽然仍然有学者坚持认为社会科学是以一个可以自我调控的专家共同体为基础的，而同行评议就是社会科学研究中自我调控的机制，但是，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不仅同行评议的运作并不令人满意，而且对行业自治的过分追求与刻意保护在一定层面上轻视了外部公共问责的重要性。这种只是注重追求学术自由，轻视、甚至抵制公共责任的态度和行为，不仅拉开了社会科学与社会的距离，而且是强势沙文主义的表现。
如果将学术研究置于一种类似生态链的情境中来理解，就会发现，公共问责乃是这一生态链必不可少的一环。公共问责的弱化乃至缺失，势必会破坏整个学术研究生态链的完整和健康。就社会科学来说，这里所谓的公共问责，并不仅指采用内部视角即学术研究共同体内部的评估和判断，即社会科学研究至少还应该且必须受到其研究对象乃至社会大众的评估和判断，同时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应该把公共责任放在首位，严肃对待学术研究的社会效果，并且其研究成果要能够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的检验（习近平，2016年）。尤其是在民主的社会，社会科学研究更应该以公众监督、评议和公共问责而非同行控制和自治为特征。通过这种评估和评判：（1）至少能够进一步识别和确认学术研究的公共责任，甚至可以将这种公共责任称为学术义务；（2）至少能够对学术研究产品的绩效进行评估和确认；（3）至少能够深化学术研究的优胜劣汰。这些方面的兑现对于提升社会科学研究的品质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同时也是几乎不可能通过单纯学术打假和同行评议能促成的。
然而不幸的是，除了以同行评议这种越位的方式来衡量和判断社会科学研究的社会价值问题以外，近些年来学界对学术自主性问题的沉迷，常常加剧了社会科学研究界对公共责任问题的普遍且严重的忽视。虽说近些年来，对学术公共责任问题的讨论日益成为了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新热点，但是，这类讨论大多只是停留在学术腐败、学术诚信和学术合作的论域中。这不仅限制了人们谈论学术公共责任的视角和平台，而且制约了学术公共责任这一观念的用武之地。从既有研究文献来看，社会科学研究者更多的只是对学术公共责任进行以学术共同体为中心的内部导向性分析和诠释，鲜有以外部导向为中心的分析和诠释。而过往的内部导向视角，似乎都陷入了“以学术公共责任解释学术公共责任”的陷阱中。人们已经发现，这种解释行为并不妥实，若想远离陷阱，就有必要超越内部导向的角度，采用外部导向以实践论为中心的视角来开展对“学术公共责任”的研究。
四、小结：找回社会科学的灵魂
以上的趋向表明，社会科学研究的灵魂正在逐渐流失，即社会科学公共性的匮乏以及由此造成的务实性、审慎性、思想性、道德性和责任性的缺失。为了找回研究的灵魂，对社会科学进行重新定位和定向不仅十分重要，而且十分必要。既有的社会科学研究之所以“灵魂流失”，主要是因为它们往往忽视了“诚意、正心、修身和齐家”的前提性，而大谈空谈“治国、平天下”。具体表现就是社会科学内部不同学科的分化和细化，造成了学科视野的固化、学科间合作的匮乏，使得社会科学研究常常陷入到了碎片化的、割据化的“没有生育能力的亢奋”中，越来越难以走出学术研究的小圈子。这些学术小圈子不仅丧失了公共性、放弃了道德和责任担当，而且常常浪费、甚至骗取大量的科研资源，损失了科研效率，侵蚀了社会科学研究的灵魂。而这会造成社会科学的角色失当，会引起社会科学正当性基础和来源的匮乏甚至丧失，甚至可能使社会科学研究成为这个世界的寄生性职业。
“知识分子的专业化，使得他们丧失了对社会公共问题的深刻关怀；而知识分子的有机化，又使得他们丧失了超越性的公共良知”（许纪霖，2003年，第9页），这无异于作茧自缚。虽然社会科学研究常常假定建立在自由和公开探究的原则之上，但是在职业化、学术化和体制化三重力量的支配下，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基本上是依照某个特定学科的操作规则进行的，这些操作规则能够创设和加强社会科学研究的规范和教条。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今日的社会科学研究也符合“单向度”的基本特征——即只是注重对研究对象进行专业化的裁剪和装扮，而将那些偏离专业化的研究视为业余的表现。这些热衷于专业化裁剪和装扮的研究往往无孔不入，并自美名曰“学术创新”。如此这般的社会科学研究，虽然研究主题从生活中来，但是在研究中越来越脱离于生活，以致难以回到生活中去。
随着社会规模的不断扩大和社会多样性、复杂性程度的不断深化，以及由此造成的不确定性领域的不断扩展和不确定性程度的不断提高，如何有效治理这个世界越来越成为人们不得不面对的难题。在这样的背景下，“迫切需要社会科学更好发挥作用”（习近平，2016年）。这不仅反映了国家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期待和要求，而且表征着社会科学自身应扮演的理想角色，即社会科学研究应充分发挥在治国理政中的作用，它所担当的主要角色并不是为了学术小圈子的繁荣和发展，而是为了兑现并加深对这个世界的关怀。因此，社会科学的繁荣和发展既不应该依附于学术小圈子的兴衰，也不简单等同于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繁荣和发展；它既不取决于学科排名跻身国内或者ESI前多少名、也不体现于学术小圈子“没有生育能力”的热闹。社会科学作为一门实践导向的学问，如果未对地方性事务、国家事务乃至全球性事务以及人们的真实生活产生积极的影响，那么就不可能出现真正的繁荣和发展。为了避免陷入此种虚假的、不健康的甚至是寄生虫式的“发展”状态，需要对社会科学研究进行实用主义的改造，即社会科学至少需要在“学术圈子”与充当解决社会公共问题的工具之间进行更好的平衡，这事实上也在构造社会科学研究的理想图景，定位着社会科学研究发展的新方向。“公共的社会科学”意在表明，需要在治理需求的宏大背景中对社会科学研究进行理解，对承担着治理职能、扮演着治理角色的社会科学来说，理应强调公共关怀和道德、责任担当。
这即是说，社会科学研究的工作和努力无法与国家的命运和前途分离，如果我们将“国家和人民的命运”这个成分从“社会科学研究”中抽离，那么“社会科学研究”就会失去灵魂。社会科学研究的功也好，过也罢，唯有在“国家和人民的命运”这个前提下，才是有意义和价值的。然而，虽然今日社会科学研究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很多成果只是停留在认识论和知识论的层面，而难以上升到实践论的层面，因此其价值也就难以得到鉴别。社会科学研究本质上是为解决问题，最终要落实到实践上来。其成果的适用性问题是社会科学研究中不能回避的根本性问题，离开适用性的检验，它的质量便无法判断。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来看，社会科学研究要有所作为，就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脱离人民，社会科学研究就不会有吸引力、感染力、影响力和生命力（习近平，2016年）。因此，在治理需求凸显的形势下，“小圈子化的社会科学”唯有转型为“公共的社会科学”，才能满足国家和人民的期待。为了使社会科学成为公共的社会科学，成为具有道德和责任担当的社会科学，应该扬弃传统的那种以学术自由、学术自治为核心的观念和实践。
总之，世界需要公共的社会科学，即超越小圈子、能吸引更广泛公众的社会科学。社会科学研究不能蜕变为研究者寻求圈子认同、争夺学术话语和学术资源的活动。可以想象，一种思想或者研究如果对学术小圈子以外的人毫无意义的话，那么就很难确定其研究意义在哪里，这即为“灵魂缺失的社会科学”。为了找回社会科学的灵魂，有必要重构社会科学的研究图景：社会科学研究不能“浓描学术圈子而淡写公共性”，在进行社会科学研究的时候，不仅应该而且非常有必要关注“社会科学的公共性”，唯有如此，社会科学才会具有生命力。
参考文献：
费希、卡佩里耶，2015年：《最美的哲学史》，胡扬译，上海书店出版社。
冯克利，1998年：《时代中的韦伯》，载《读书》第1期。
吉本斯、利摩日等，2011年：《知识生产的新模式：当代社会科学与研究的动力学》，陈洪捷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罗志田，2015年：《变中前行的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载《读书》第6期。
刘瑜，2012年：《送你一颗子弹》，上海三联书店。
李连江，2015年：《在学术界谋生存，做学术的功与名》， 在上海外国语大学纵横讲座上的第三讲。
渠敬东，2016年：《破除“方法主义”迷信：中国学术自立的出路》，载《文化纵横》第4期。
任剑涛，2016年：《中国政治学的“失语”》，载《经济观察报书评》11月24日。
孙正聿，2017年：《注重理论研究的系统性、专业性》，载《光明日报》1月9日第?11版。
桑斯坦，2015年：《简化：政府的未来》，陈丽芳译，中信出版社，2015年。
索维尔，2013年：《知识分子与社会》，张亚月、梁兴国译，中信出版社。
项飙，2015年：《中国社会科学“知青时代”的终结》，载《文化纵横》第6期。
许纪霖，2003年：《中国知识分子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
许纪霖，2006年：《重建社会重心：近代中国的“知识人社会”》，载《学术月刊》第11期。
希尔斯，2007年：《学术的秩序：当代大学论文集》，李家永译，商务印书馆。
习近平，2016年：《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5月19日第2版。
阎光才，2015年：《闲暇与仓皇的学问》，载《读书》2015年第7期。
郑戈，2016年：《走出社会科学的知青时代》，载《文化纵横》第1期。
朱特，2013年：《记忆小屋》，何静芝译，商务印书馆。
朱特，2014年：《责任的重负：布鲁姆、加缪、阿隆和法国的20世纪》，章乐天译，中信出版社。
赵汀阳，2000年：《赵汀阳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左玉河，2016年：《互鉴共赢：历史学与各专门学科的交叉渗透》，载《史学理论研究》第3期。
Asit K. Biswas; Julian Kirchherr，2015, “Prof, No One Is Reading You”，in “The Straits Times” Apr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