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令人发指的战争祸害无数生灵，摧毁了人性的高墙——狼性四起，我们还敢希望什么？然而也正是这场殃及20余亿人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让我们感受到正义的力量，国际友情的温馨与世界和平的重要性。也是这场浩劫将一所历史名校与一支美国志愿空军联系起来。在烽火之中，西南联大学生与飞虎队谱写了一篇国际友情的华章。他们在战火中相遇相识，因共同的理想而相聚，舍生忘死，战敌于苍穹，为我国抗战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国人悉知“西南联大”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之简称，是由当时的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与私立南开大学共同组成，于1938年西迁至云南昆明，抗战胜利后回迁，于1946年解散。而“飞虎队”则是一支“中国空军美国志愿大队”。抗日战争爆发时，中国空军名义上虽有500架飞机，但事实上具备空战能力的不过91架。为了让装备远不如日军的中国陆军能够在空军的掩护下作战，新上任的中国航空委员会主席宋美龄聘请刚退休的美国空军中校陈纳德来华负责中国空军的作战训练与发展建设工作。陈纳德接受宋美龄的建议，在昆明市郊组建一所航校，一批优秀的美国空军预备役军官被招募到航校任教官，并以美军标准迅速训练出一支全新的中国空军。他们首次作战就打下了10架日机，煞住了敌人的威风，故而被称为“飞虎队”。
自陈纳德至中国组建空军，至抗战胜利撤回美国，他带领飞虎队（1941年改编为美军第十四航空队，陈纳德晋升为少将衔司令）在中国作战长达八年之久，所在中国地区以云南为主。而那时西南联大不论是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正与飞虎队具有统一性。二者在一个畸形的时代里相遇于云南。诸种因素使得西南联大的学生和飞虎队的军士们相聚一堂。
据西南联大学生张彦回忆，联大学生与飞虎队员相遇具有一定的偶然性。1944年春的一个星期天，联大中文系学生，时任中共联大党支部书记的马识途（时名马千禾)于南屏街一书店偶遇前来寻找关于共产党抗日根据地书籍的飞虎队员——迪克和莫里斯。通过交谈，共识颇多，于是结为朋友。之前不久，基督教青年会的联大学生干事李储文也结识了两个美国空军贝尔与海曼。随着交往的深入，联大学生得知美军之中存有共识者大有人在，青年之间国际情谊渐生，共鸣愈来愈强。
为了促进抗日与民族解放运动，在中共南方局领导下的云南地方党组织积极地开展爱国统一战线工作，不仅包括上层的统战，还囊括国际的统战工作。于是一个以马、李为核心的国际友谊工作小组便自发地形成了。前后参加这项活动的, 除了马、李与张彦之外，还有英文较好的联大学生许乃迥、周锦荪、涂光炽、何功楷、吴明等十人。美方先后参与者也有近十人，除上述四人外，还有杰克·爱德尔曼、耶尔·佛曼和尤金·莱西等人。此后, 约每两周他们相聚一次,人数不等，地点不一，或在青年会学生服务处，或在大观楼公园, 甚至乘舟聚于滇池之上，高谈阔论，针砭时弊，讨论国际形势，探索人类命运。意气相投，相谈甚欢，以至于相见恨晚。
*联大学生与飞虎队员，1944年摄于昆明大观楼
对和平的渴望，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对正义的捍卫，使得热血青年们跨越国界、肤色、民族和语言的障碍，走到一起，为了共同的理想而结为战友。为了和中国人民一起抵抗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美国青年甘为志愿兵来到中国，然而现实肮脏的一面——亡国之际，达官贵人们依旧笙歌不息，纵欲不止，使得他们陷入困惑，因而亟需了解中国国情。而忧国忧民的大学生们正好能够为其解决这样的难题。同时又能够使学生们增长见识，找到救国救民的武器。
这样一来，联大学生与飞虎队的合作就向纵深发展，从言谈转变为行动，相互帮助和支援，已然是默契的战友。联大学生为飞虎队翻译各种报刊杂志上的文章，并通过后者将信息传播至美国，以便国际友人及时了解中国状况。无形之中，成为中美人民之间一条宝贵的信息通道。1945年毛主席的报告《论联合政府》一出来，联大学生们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口译全书，飞虎队员记录并将之发往美国，使得新中国的蓝图广为世界人民所知。在“史迪威事件”中，二者紧密合作，迅速翻译《攻错集》出版,并秘密发行,揭露蒋介石政府的阴谋，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更有甚者，美国空军还邀请联大学生去他们军营演讲。一个夏夜，贝尔与海曼开了一辆卡车把李储文和张彦三位联大同学载至昆明东郊的第十四航空队军营演讲。他们就中国解放区的情况进行了深入的讲解，使得美国青年看清中国的局势。也因此而使其深受祸害，但是美国青年们并没退缩，反倒更加对中国共产党生发信心，充满希望。
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扩大，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美军对日宣战。此时，中国抗日战争进入相持期，日军切断滇缅公路，阻止中国通过陆路与海路获取战争物资。迫于战争需要，中美两国在印度东北的阿萨姆邦和昆明之间开辟了一条空中战略物资运输通道。因该航线所经之处多为高原和山脉，山峰起伏连绵，其形貌似驼背，故而名之为“驼峰航线”。而陈纳德所指挥的第十四航空队和中国西南空军就是该任务的主要承担者。联大学生们踊跃加入其中，弃笔从戎，从地上天，成为空中英雄。据记载，驼峰英雄们每天工作16个小时，往返三个来回，到抗战结束时，有近六百架飞机坠毁，一千余人牺牲在这一航线上，成功运输物资达65万余吨，保障了云南战场的物资需求。
至抗战胜利时，陈纳德所率领的飞虎队与第十四航空队,在中国与日军英勇奋战，共摧毁2600架日机，击沉与击伤了总重量达220余万吨日军商船与海军船只，击毙了6.67余万名日军。而他的机队与日机战斗的损失比为1∶80，成为空军史上的奇迹。而只有七个月之久的“飞虎队”，作战五十余次，击毁日机299架，歼灭大量日军地面部队。自损失飞机73架，牺牲22名驾驶员，3名被俘。为纪念“飞虎队”的功绩，美国独立日7月4日被选定为“飞虎队”的解散日。更为重要的是它开创了中国对日空战的新局面。他们同样无愧于丘吉尔对英国皇家空军的评价：历史上从来没有如此之少的人对如此之多的人作出过如此之大的贡献。
这种傲人而又悲壮的成绩，毫无疑问是与中国人民的帮助分不开的。中国人民奋力援助他们，用各种方式为他们的作战与生活起居提供方便。而对被击落的队员的营救也不遗余力。正如陈纳德将军在回忆录中所言：“中国人的友谊最宝贵的表现，莫过于在日军占领区救援被击落的美国飞行员和从那些地区不断地送来情报……他们当中有共产党人，有独立游击队，也有国民党分子”。这其中就有西南联大的学生们，他们为飞虎队翻译文章，介绍中国国情，提供情报，甚至还参与战斗。
烽火连天八年中，西南联大学生与飞虎队及美国空军结下了深厚的国际情谊，为中国的独立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们有着共同的理想，那就是维护世界的和平。他们肩负着同样的使命，那就是捍卫自由与人权，生命神圣不可侵犯。他们塑造着同一种精神，那就男儿本色，铁肩担道义。他们谱写了共同的华章，那就是突破时空的限制，播下不朽的国际友情和道义。这也是希望的人性之基！
参考文献：
云南省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8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
[美]易社强：《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饶佳荣译，九州出版社，2012年。
苏真：《长空飞虎》，九州出版社，1995年。
张彦：《中国大学生与美国飞虎队》，《炎黄春秋》，2007年，第10期。
历时：《告诉你一个真实的“飞虎队”》，《档案天地》，2004年，第2期。
刊于《天雨流芳》，201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