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1日“望道讲读会2016上海书展学术论坛之读懂时代”发言整理，经发言人审定《反思民主政治：从英国脱欧为什么没有第二次公投说起》
刚刚吴新文老师从共产党的“初心”讲起，讲到今天的成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概括。白钢老师，我很喜欢他的很多的文章。他带着我们绕出去看俄国，分析苏联模式的得与失。我绕得再远一点，我绕到英国，看看最近这段时间英国的脱欧对于我们的思考，尤其对民主政治的思考，有什么样的启示。
实际上，确实从各个意义来说，在今天，民主政治已是一个不管我们喜欢与否都很难逃脱的现实。以前曾确实有过不同的政治正当性模式，政治哲学上有古今之争，在古典时代，自然是最正确的，结合中国传统来说，也即天道是最正确的。只要合法性建在天道的基础上就没有问题，天子向天负责。在中世纪，自然改为宗教性的上帝，我们不需要认识自然，我们直接信仰。于是有了神权政治。那时，我们是向上看的。欧洲中世纪，帝王们不在乎乱打仗，也不在乎政府怎么征税，他们只要教廷给予加冕（coronate）。这就是正当性或者说合法性的来源。
启蒙之后，不断的质疑涌来。原先的自然变成了一个我们开采的、征服的对象。而上帝则变成了我们祛魅的对象。这个转变具有一个重要的政治后果：政治的合法性现在只剩下人民，保护其生命，保障其安全。
于是，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来说，现代性状况下，民主政治不可避免，除非能发展出全新的政治正当性基础。但问题是，民主作为正当性来源与民主作为治理模式，是完全两码事。下面我会就民主政治下，各个更为细化的实际模式进行分析，并回答如何去思考今天这样的民主问题。
我们从具体的事件的发生说起。我们都知道，英国的脱欧是两个月前的大事件。此前我们都在不断讨论到底结果会怎样。6月23日出来的数字是51.9%同意脱欧，48.1%不同意。包括英国首相卡梅伦在内，大家都傻眼了，怎么办？
这里我们马上能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很多英国人说，不行了，我们要求再做第二次公投。这个时候可以看到民主第一个问题。民主最早的源头，是在古希腊的城邦。雅典这样的比较大的城邦，在今天比我们一个村还要小，大家在马路上就算不很认识，也是脸熟。民主在那样的条件下才生根发芽，因为人相对较少。在今天，不管再小的民主国家，人口都不是一个小数目。这导致的第一点，就会是我这一票无足轻重。我为什么要去投票呢？我投与不投，有多大区别？这是很值得思考的。
今天，我们讨论现代政治时，就碰到了一个问题，I don’t care。面对几千万乃至上亿人口，我这一票投与不投实在无甚区别，我何必要投呢？并且，如果我是一个对自己的投票选择很认真负责的人，觉得这一票是给予我的郑重权利，我要行使它，那接下来可不是一个轻松的事，需要思考赞成与不赞成脱欧会分别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你需要要看很多很多文献讨论、专家意见，从而能了解好处在哪里，坏处在哪里。各个政治分析家会给你各种各样的答案，还有各种资讯。你需要花很多时间思考，才能自己得出要不要脱欧的结论，这个过程并不简单。而与此同时，当你做出决定后，又会发觉自己这一票实在无足轻重。这就是现代意义上，当我们不再处于古典小城邦时，民主在今天面临的第一个大问题：政治冷漠。
有些国家，比如澳大利亚，为了预防政治冷漠，强迫每个人必须投票。但问题是，有些澳洲公民移居到了美国、加拿大，人在国外，也得投票。可以想见，那些人在国外生活，并不看国内的电视、报纸，但不投票，就会受到惩罚。你让我投，我又不关心或没时间关心，那出来的结果可想而知，不负责地随便投一票了事。
那么为什么之后竟还会有呼声第二次公投？因为发现投票结果竟是那么接近后，很多人后悔了，原来这次我的这一票还是有作用的。如果进行第二次公投，可以想象结果肯定会不同。很多人一开始根本无所谓，可能有一些想法，但并不愿意花那么多精力衡量这个事。生活中有那么多的压力、日常事务，现在每个人每天实际工作都不止八小时，非常辛苦还要专门花时间来思考各家正反意见？不可能。
但脱欧结果出来后，在整个民主史上也是很少见的，两边态度的投票人数那么接近。这会让人觉得，我这一票真的很有作用，毕竟就差那么一点点。小布什第一次竞选总统那年也碰到一次，那次到现在还有争议。
今天，我们已经形成一个共识，大部分的情况下，我这一票并无所谓，我为什么要去投它呢？可以发现，我们今天面对世界的态度就是不太关心，除非碰到这样一种情况才会想进行第二次公投。当然，第二次公投不会被允许，因为民主是现代性状况中唯一且最终的正当性阀门，一旦启动了民主程序，就会有严肃性。即使投票后大家都不满意，也需要对结果负责。否则，民主就降格成小孩子游戏，可以抵赖、重玩。所以这个结果必须具有严肃性，没有办法。现代政治，没有高于民的存在，刚刚吴新文老师说我们需要有一个高于民的存在，我觉得很难有。
第二个问题，还是从英国脱欧开始说，我们看到，数字决定了一切。在民主氛围下，48.1%，就差那么一点点，但对不起，只有认栽。再多的分析，再多的论点，投票之后，再没有人会来看，因为结果已经出来了，没有人还想要听你的论点。这一页已经翻过去了，48.1%人再有想法也没意义。这是民主政治一直以来面临的很大的一个困难。人数多不代表更正确、看问题看得更清楚。
关于乌合之众、庸众、千人一面，思想家已经有很多分析了。在同乌合之众相对的另一面，有些人真正在思考这些问题，这样一些人，还是担得起精英或者说哲人的称呼。但这些人很苦恼，不管是48.1%也好，别的数字也好，只要少一点点，他们的声音他们的努力就完全无效。
我估计在座许多朋友都看过汤姆•克鲁斯主演的《少数派报告》（Minority Report）。这是一个科幻电影，其实好的科幻电影都不是关于未来，而就是与今天有关。它讲的是，未来有一个新发展，有三个脑子非常厉害的人，他们预先判断什么地方会有犯罪，政府可以派特工提前阻止它，犯罪消失了。但问题是，尽管大部分情况下，三个人的意见是一致的，有时候却也可能不一致。三人中，有两个人资质低一点，但由于资质高的那个人是少数，当有分歧时其“少数派报告”被系统掩盖。这样就产生出了不少冤案，扮演特工的汤姆•克鲁斯作为执行者产生疑问后，就会追索那被掩盖的“少数派报告”。而民主政治也一样，一旦数字出来之后，少数派报告是没有人看的，数字决定了一切。这也是今天民主政治所面临的很大一个问题。
我们再来分析一下已有的几种民主形态。既然没有办法逃脱民主形态，那么何种民主更形态，是什么状况？第一个是直接民主。这是古典时期非常重要的民主种子。当时城邦的人完全无法想像上海这样的巨型城市，前面说了，那时大家彼此之间都是熟人。但直接民主在当今世界非常少见。首先，成本上不可能。第二，直接民主也曾在雅典导致了很多惨剧与失败，最著名的包括苏格拉底审判与伯罗奔尼撒战争。而今天英国的脱欧，便是直接民主。
现在我们主流的民主形态是间接民主或者说代议民主。其实在不少政治学者看来，雅典民主与代议民主根本不是一个东西，它们完全不一样，甚至可以说是两个事物。确实，对比直接民主，间接民主取得很大的成就，以防止随随便便直接投票的乌合之众来成为最终政治决断者。在间接民主中，用投票的方式选精英，而选出来的精英来负责政治事务，后者有很清楚的责任意识——权力背后紧跟着一份accountability。
回观英国的脱欧，我有一个有点严苛的指责：卡梅伦的失责。人民选出保守党，坐在首相位子上的他就应该做决断——他去听取分析、那么多资料他的团队要去看，最后做出决断关于承担所有后果的责任。就像当年的罗斯福对参战与否的决策，参战没有人保证一定就能赢，日本是袭击你了，但原在欧洲的德国并没有，美国同事宣战，要知道当时德国军队创造了很多军事史上的经典战例，万一输了，罗斯福恐怕就不是英雄总统而是带领美国陷入战争泥潭的总统。
卡梅伦不是罗斯福那样的政治家，而是一名政客，有各种考量，不被政治对手抓住把柄等等，他把自己肩上要挑的这个职责，通过诉诸公投转了出去：代议民主退到了直接民主，结果有了这样的结果。
间接民主当然也有很多问题，其中尤甚的就是金钱的不断卷入、对民主系统的殖民化。我们选出了代理人，但问题恰恰在于，这些代理人又形成了自身的利益。这是很可怕的。选举程序变成民主授权，政治理念被金钱与表演取代。现在美国总统大选越来越变成四年一次的全国大秀，比任何真人秀都更豪华、更高成本、更精彩纷呈。
特朗普本来就在电视台做真人秀，非常精于此道、能说会道。而希拉里，同样是个老道的职业政客，在邮件危机中被暴露出亦是面目可憎。然而民众并没有办法，只能被绑架进行二选一，因为这两个人有金钱有政治资本并擅长表演。
从美国脱欧公投到当下美国总统大选，我们已经看到民主政治在今天，包括其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形态，皆已经触碰到硬礁暗石。作为政治学者的任务，就是去思考在只能以民主作为其正当性根源的现代性状况下，如何走出民主这内在的双重建制性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