喧喧嚷嚷的英国脱欧公投尘埃落定，以脱欧派的胜利告终。结果刚一出来，各种评论、评估、乃至“支招”纷至沓来，其中还包括卡梅伦可启动《里斯本条约》第50条款的建议。
另一方面，对英国脱欧之所以“成功”的根源分析也是不一而足、视角多样。在这如潮的观点中，本文认为英国脱欧乃是民粹主义在欧洲乃至全球的又一次胜利，已经并将继续产生重要影响。
民粹主义的根本特点之一是反体制——无论这个体制是什么层级的、什么性质的；民粹主义的根本表现之一，是政治世界中的民族主义以及极端爱国主义。这两点均可证诸于近年来全球范围内“风起云涌”的民粹主义浪潮或运动之中。
在北美，2008年的金融危机，乃是美国金融治理体制的失败，其具体表现为“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由此引发了左右两个方向具有明显民粹主义特色的反体制运动：占领华尔街运动和茶党运动。而特朗普在2016年的美国总统初选中则是“顺势而为”，虽然不断踩踏美国“政治正确性”红线，却最终成为主流政党共和党的候选人——这是从1820年代安德鲁·杰克逊以来未曾有过的现象！在东亚，中国台湾地区和香港的本土主义——都是民族主义的变体，分别催生了台湾的太阳花反服贸运动和香港的“占中”运动。在英国脱欧公投之前的欧洲，中东移民浪潮几乎“淹没”了体制内的主流政党；相反，曾经的“体制外”（极）右翼政党则在选举中风生水起、斩获颇丰。
如果说当前北美的民粹主义运动源于所谓的白人中产阶级不断萎缩（萎缩原因包括产业外移、合法/非法移民大量涌入、既得利益集团利益固化等），欧洲大陆过去几年的民粹主义源于大量难民的涌入，从而导致从个体到社区、从国家到欧洲层面的种种治理挑战，那么英国此次脱欧公投中的民粹主义——与中上阶层形成对照，投票支持脱欧者多为中下阶层——浪潮，其根源则至少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英国入欧利益不如预期。几百年来，英国与欧洲大陆之间纠葛关系由来已久；几十年前，当初与欧洲的“姻缘”关系本属勉强；在现实政治面前，（尤其是由难民引发的）民粹主义可谓给这种同床异梦的“婚姻”破裂补上了最后的临门一脚。
第二，欧盟官僚主义。欧盟体制内的官僚主义——例如有报道说欧盟议员每年1.8万欧元的津贴多用于情妇/男友身上，使得历史上的“英格兰本土主义”（Little Englander）情结快速发酵，从而催生英国民族主义（此时与民粹主义无异）对抗欧盟建制派官僚主义。当然，这也可能导致英格兰民族主义梦魇——苏格兰、北爱尔兰本土主义等获得势头——的出现。不过这已属本文的题外话了。
第三，难民问题。中东难民大量涌入，无疑是点燃这次全欧范围内反难民浪潮民粹主义烈焰的最重要诱因，英国也不例外。面对这一问题所带来的诸多社会安全、经济安全、政治安全、乃至人生安全等问题，普通民众倍感无奈。因此，（尤其是在社会中相对“失败”的）民众自然把反体制的怒火喷向了英国内外的“建制派”：在英国是支持留欧的政府和主要政党，在欧洲是作为欧洲“建制派”化身的英国欧盟成员资格。
从民粹主义的角度看，英国脱欧会产生以下三个方面的影响。
第一，英国政治的民粹主义势头强劲。民粹主义在此次欧洲脱欧公投中的作用，毋庸进行更多赘述。而另一方面，民粹主义在今后一段时间在英国政治中的“杀伤力”，也是毋庸置疑的：君不见，苏格兰民粹主义政党已在蠢蠢欲动！
第二，欧洲大陆民粹主义政治受到鼓舞。在欧洲难民危机爆发之前，基于欧洲战后几十年在政治上进行整合的努力，本已建立起了有效的应对难民机制和一整套“政治正确性”理念。但是，难民危机已经打破了这些禁忌。再加上民粹主义在此次英国脱欧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可以预见，欧洲今后一段时间里民粹主义势头会更加强劲。
第三，世界政治民粹化加强。由于此前被认为“样板”的欧洲治理机制和理念在此次英国脱欧公投中受到的冲击，过去几年本就在全球强势回归的民粹主义浪潮，好似乘风而起，会朝更高的浪头冲击。
从地缘政治和国际治理角度看，英国脱欧会产生以下三个方面的影响。
第一，欧洲区域主义发展受到挫折，既有的区域治理制度安排受到冲击。欧洲区域主义的发展是战后欧洲政治整合的最大成果。此次英国脱欧是欧洲区域主义历史上的最大一次挫折——是否能够恢复过来还有待观察。也因此，面临英欧“分家”的谈判，将使得既有的欧洲区域制度性安排受到巨大冲击。
第二，欧亚大陆地缘政治冲击波。鉴于当代国际政治现实，英国脱欧对作为在国际体系中努力形成一个“欧盟行为体”发生的欧洲来说，无疑会带来诸多地缘政治冲击波，从而有可能重塑亚欧大陆的政治版图，进而影响到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欧俄关系、美俄关系和中欧关系。
第三，带来全球政治隐患。如上所述，英国脱欧的公投结果，势必对欧洲既有的制度性安排和理念产生负面影响。具体而言，被民粹主义绑架的整个欧洲、以及在民粹主义强劲鼓动下“成功”脱欧的英国，在可见的将来本土主义将大行其道，从而催生排外的孤立主义浪潮。而这，并非世界政治之福。原因显而易见：一个孤立主义的欧洲将聚焦内部事务，而置国际经济贸易治理、全球环境治理、难民安置等具有全球性影响的挑战于次要地位。
【注】王传兴，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研究员、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