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本文中，作者试图通过对现代价值观中的两个核心--理性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反思，揭示出人类社会自我异化的内在根源，即：理性主义的误区--对技术和法治的崇拜与人的异化；人本主义的误区--自我中心主义与人类生存困境。在此基础上，试图提出一种有别于现代社会扩张性价值观的后现代价值观，即：摒弃“通过欲望扩张引导能力增长”的发展模式，通过适度地节制欲望获得能力与欲望的和谐。
欲望与能力的落差并不必然导致人类的困境，只有在崇尚欲望张扬的扩张性价值观主导下，才必然导致能力提高无法赶上欲望增长的人类困境。[附注：这里所指称的欲望张扬，既包括面临严峻生活环境时激发起的对生存的本能渴望，也包括为了满足人性的自利与贪婪而对奢侈物质享受的过度追求。]人类对欲望的张扬产生了两个相互背离的倾向：一方面，对物质欲望的张扬导致对技术能力提高的渴望，技术能力的提高导致社会的等级-集权化，从而产生出窒息人类追求精神欲望（自由）的“异化”力量；另一方面，对精神欲望（自由）的追求始终主导着人类的社会生活，这是人类对生存目的本能的追求，它体现为对人本主义思想所涵盖的尊重个体价值、自由、权利理念始终如一的追求。人性内生的这两种相互背离倾向所产生的矛盾，成为推动人类社会在对立、冲突中不断演进的持久动力。[附注：我们认为，所谓“权利”是指“公众普遍认可的、实现个体能力发展和确保个体人格尊严所必不可少的社会条件”。]
在探究人类步入困境的根源时，我们有必要谨记迪尔凯姆（Emile Durkheim）的忠告：“欲望与满足欲望的手段之间的不平衡是一切生物痛苦的根源。动物的生理机制为其欲望划定了界限，而人的欲望却是无止境的。他占有的越多，欲求的就越多，所获得的未能满足需求反而刺激了新的欲望。欲望有界限，人们才会感到满足和快乐，而欲望的限定只能来自社会。”[迪尔凯姆（Emile Durkheim）《自杀论》]
1：扩张性演进模式的困境：
在扩张性价值观主导的生存竞争中，任何一个弱势国家如果不以同样的方式加入进来就会面临现实的生存危机。欧美文明咄咄逼人的扩张冲动使得即使中国和印度这样的稳态化社会也为了自身的生存而被迫卷入进来。人类社会的有限集体理性使得这种扩张也许只有在遭到自然界的严酷惩罚之后才会改观。“物质享受上的纵欲无度越来越主宰和界定着个人生存的内容和目标......界定个人行为的道德准则的下降和对物质商品的强调，两者相互结合就产生了行为方面自由放纵和动机方面的物质贪婪。”[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大失控与大混乱》]
欧洲文明主导的现代化是一种扩张性演进模式，这种扩张性演进模式在历史上起过巨大的进步作用--在短短的几百年内、经它所创造的物质财富超过了以往几千年创造的财富总和的百倍以上。但是这种扩张性演进模式必然“以对弱者的掠夺”为前提，只不过在不同时期存在着被掠夺对象的差异：在原始积累时代，依靠武力野蛮地掠夺殖民地财富；在现代，依靠不平等交换、国际资本的流动、跨国公司的经营等更巧妙的手段；并且随着技术能力的提高，掠夺对象逐渐向自然界延伸，并逐渐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
从根本上讲，扩张性演进模式来自预对欲望的纵容。在支撑近现代欧美文明发展的扩张性价值观的主导下，人类追求物质财富的欲望得到极大的张扬：“满足人的欲望”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源动力，根植于启蒙运动的“进步”、“发展”成为社会追求的“永恒”目标。然而，这种以“追求幸福生活”为名义的欲望张扬并非完全来自人类生存的需要，在相当大程度上，它已经成为一种在欲望放纵的诱惑下由扩张性价值观的“传教士”们刻意营造的人为理念--它完全不同于生命种群为了生存繁衍而产生的自然欲望、也不同于在环境和生态相对和谐的情境下人们对资源的占有和利用。在扩张性演进模式主导的会里，对作为“欲望”替代者的“发展”无节制的追求已经超出了它合理的界限：原本作为增进人类福利手段的“发展”已经不再以“为了人类全体成员更好的生存”为目的，而异化为扭曲“公正和谐理想”的工具。对“发展”含义的片面理解既是人类对欲望放纵的结果、又成为进一步促进欲望放纵的依据。
我们无意否认这种源于人性“贪婪”的扩张性价值观同样存在于非欧美文明社会中，而且也注意到这种贪婪曾经导致众多古代文明的衰落与毁灭。但是在古老的东方文明（中国、印度和伊斯兰教社会）中，普遍存在着对欲望克制的理念和约束机制。这种克制欲望的理念和约束机制固然造成这些社会的生产力发展停滞、导致社会丧失活力，但是也正是由于这种克制欲望的理念和约束机制的存在，使得人口众多的东方社会免于生态崩溃而得以维持。近现代欧美社会与古老东方文明社会的根本差异，并不在于存在着这种源于人性的贪婪，而在于对这种贪婪所带来的扩张动力加以美化和纵容、并使之（扩张）作为美德而成为近现代欧美社会价值观的核心。人性的矛盾使人类社会始终面临着这样一个两难抉择：对扩张性价值观的追求在带来生产力发展的同时带来生态灾难；对扩张性价值观的抑制在减缓对生态环境破坏的同时扼制着社会活力的发扬。
扩张性演进模式的一个特点是通过“纵容少数人欲望张扬从而挤压大多数人基本需求”的方式造成社会的不公正。以满足无止境的欲望为“永恒”目标的现代社会发展观，由于以扩张性和等级制度为基础，因而内生着“满足少数人奢侈欲望的同时挤压多数人基本需求”的异化基质。它在抛弃了对自然的敬畏和顾忌的同时，也违背了人本主义思想的本来意义--即对每个个体而不仅仅是其中一部分的价值尊重。它不仅阻碍了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且使人类多维度、多层面的幸福只剩下对物质的占有，从而严重地扭曲和践踏了人之存在的自然性基础。在一个受到资源短缺约束的社会里，为了满足少部分人的欲望张扬而使多数人的基本需要受到限制的社会机制，必然导致对效率的渴望取代对公正的追求、对等级思想的维护取代对人本主义思想的捍卫。
透过遮盖在扩张性价值观之上的华丽言辞，我们可以清楚地窥见在这种价值观指导下运行的现代经济机制所存内生的矛盾：一方面，由于在现有经济体系中存在着生产各要素过剩（全球范围的资本、劳动力资源和生产能力过剩；在抑制不发达国家消费需求前提下，发达国家可以廉价攫取的自然资源相对过剩），出现了刺激需求的动力、并相应产生了过渡消费（或称为“异化消费”）现象；另一方面，面对全球性的自然资源绝对短缺，发达国家借助于市场和价格机制抑制而不是鼓励不发达国家的消费需求（特别是对资源消耗类产品的需求），将成为未来的长期趋势。在某些时期、某些范围内存在着的刺激消费举措并不改变这种趋势的长期性。
在这里有必要值得一提的是借助于不平等的交换机制而在当代发达国家普遍出现的“过度消费”的现象。“现代西方文明为了克服生产过剩与消费不足的矛盾，走上了无限扩张消费的道路。”[斯威齐（Paul Marlor Sweezy）《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 “人们的消费活动不再是一种有意义的、富于人性和具有创造性的体验，而在本质上是人为刺激起来的幻想的满足，是一种与我们的真实自我相异化的虚幻活动。消费原本是达到幸福目的的手段，现在则变成了目的本身。”[弗罗姆（Erich Fromm）《健全的社会》] 这种以国家间不平等为基础的过度消费，不仅加剧着人类社会财富在不同地域、阶层之间分配的不公正性，而且这种过度消费正在成为导致日益严重的资源短缺和环境-生态困境的主要推进因素之一。
[附注：总的说来，过度消费产生了如下两种后果：个体由于过度消费而债务缠身、最终“异化”为社会信用机制的奴仆--在这个意义上“过度消费”又称为“异化消费”；社会由于过度消费而造成资源浪费、最终造成日益严重的资源匮乏和环境-生态危机。关于“过度消费”在个人层面上所造成的负面效应，详见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弗罗姆（Erich Fromm）、斯威齐（Paul Marlor Sweezy）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论述；关于“过度消费”在社会层面上所造成的负面效应，详见莱易斯(William Leiss)、阿格(Ben Agger)、安德列.高兹、大卫.佩珀等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的论述。]
长期的社会不公正产生的一个直接后果是造成社会发展的不可持续性。这种不可持续性的传统表现是“爆发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而在当代则表现为“将人与人之间的对立逐渐转移为人与自然的对立、从而将周期性爆发的经济危机逐渐转化为日益严重的环境-生态困境”的趋势。扩张性演进模式尽管带来社会生产能力的发展和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但是这种建立在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剥削、人类对自然界的掠夺基础上的发展模式必然遇到它的生态学极限：有限的地球生态系统遏制着使发展目标无限延续的企图，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对欲望的追求不可能得到无限的纵容。现行的社会发展模式正在使人类社会步入一种以人口困境、资源困境、环境-生态困境为表现形式的共同生存困境。
扩张性演进模式在当代的一个新特点是通过提高技术能力加大对自然界的掠夺力度、从而造成日益严重的环境-生态困境。随着发达国家劳工阶层政治权力的扩大，发达国家的资本阶层被迫淡化其与本国劳工阶层对立，但是当代社会发展模式的扩张性内在本质必然要求“承担扩张成本的替代者”，于是自然界这一“无声的他者”就成为最为合适的选择。人与自然的冲突在这种“成本外化”的过程中被强化了：随着发达国家劳工阶层政治权力的扩大、随着技术在社会生产中的作用日益提高、扩张性演进模式的直接掠夺对象从近距离的本国劳工阶层逐渐转向远距离的不发达国家劳工阶层和自然界。社会发展模式形式上的变化并没有改变扩张性的本质，只要社会发展模式的扩张性本质没有发生变化、成本外化的企图终将遭遇到来自弱势群体和自然界的激烈反抗--这将是扩张性演进模式不可逾越的极限。
扩张性演进模式最终造成人的异化。崇尚效率提高的社会发展模式必然地将社会“发展”的目标导向这样的方向： 资本间的无序竞争被大资本的控制和垄断所取代，科技实力弱的资本集团被科技实力强（即资本有机构成较高、投入资本较密集）的资本集团所打败；劳动分工和追求效率造成的等级制使得技术手段和生产效率提高的收益和损害以有利于富裕阶层和富裕国家的方式在不同的国家、阶层之间分配，人数众多的社会底层成员的财富被少数社会上层成员所攫取，社会的公共权力日益为统治阶层所垄断；随着技术手段和生产效率的飞速提高，个体的人日益沦为庞大社会机器的某一部件；在全球范围内形成的大规模“机器排挤人”的效应，导致个体人作为生产者日渐消失和作为消费者长期存在的分裂；富裕阶层和富裕国家对现行制度和既得利益短视的维护，将延缓人类正视这种发展模式所造成的社会公正性困境的时机，将引发人类的相互仇视和伤害，并对人类长期的共同利益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这是一个与人类社会“进步”、 “发展”相始终的过程，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这一过程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席卷着全球，并呈现出日益加速之势。
在一个忘却了“发展”本来意义的世界里，作为欲望化身的金钱变成了衡量世界的唯一尺度。金钱这一原本用于标定社会劳动的人造之物异化成为统治人类的外在主宰，包括人类社会和自然界在内的整个世界在这种“功利性”的价值体系映衬下中失去了自身存在的价值，人类也因此而蜕变成为金钱的奴隶，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的存在意义被彻底地改变了。在异化了的发展观指导下，即使以尊重和展示人之价值为出发点的行为，如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也已经在\"更高、更快、更强\"的口号下发生了质变，成为背弃公正和谐、追逐等级特权的工具，从而导致对人之价值的扭曲和颠覆。
现代制度的建立源于独立、多元化主体的利益纷争。解决纷争的途径有两类：如果没有对外扩张的诱惑，这种纷争以内部的兼并、征伐并逐渐建立等级、集权社会体系的方式化解；对外扩张的诱惑则使得这种纷争有可能通过建立内部平等、透明的法治方式得以解决。这是两种不同的社会演进模式的选择，现代欧洲社会选择了扩张的方式，而包括中国社会在内的传统社会往往选择内敛的方式。[附注：并非所有的对外扩张都导致现代制度的建立。对外扩张只是建立现代制度的一个必要条件，现代制度的建立尚需要其它条件的配合。]
传统的扩张模式不断强化对外（自然界和其他人类社会）掠夺的力度，通过获得外部性收益以补偿大规模社会管治的成本。但是这种力度不断增强的扩张模式必然会遇到扩张的极限，即随着扩张规模的扩大，扩张所带来的收益将无法补偿扩张所需要的成本，于是通过各种技术能力制约而显现的扩张极限导致这种模式难以长期持续。历史上各类军事帝国的“短命”正是这一规律作用的结果。
解决传统扩张模式“可持续困境”的措施是在提高扩张收益的同时努力降低扩张的成本支出，即一方面通过大规模的社会分工协作提高扩张效率、另一方面通过建立超越血缘的社会信用制度降低社会分工所导致的交易成本增高。建立大规模社会分工和信用机制需要预期稳定明晰的产权结构、平等透明的法治体系，而这一点只有在存在利益多元化的近代欧洲才得以实现。[附注：现代化社会通常具有如下特征：透明的法治体系、稳定明晰的产权结构、超越血缘与地域界限的社会信用机制、个体本位的社会运作方式、平等尊重所有个体的民主价值观和民主制度。]
这样一种“现代”制度安排使得扩张性价值观主导的社会能够通过社会化分工合作而促使效率不断提高，能够通过社会信用机制的扩展而降低社会交易成本，从而解决了传统扩张模式所内生的在财政和技术方面不可持续的难题。此外，尽管它比维持传统内敛化、稳态化社会运作需要更高的社会管治成本，但是高效率的对外掠夺所带来的收益足以弥补增加了的社会管治成本，并且由于它所引发的大规模社会分工和对社会内部成员的激励而带来技术的飞速进步，从而最终在一段时间内取得对传统内敛化社会的绝对优势和全面胜利。这是近现代欧洲扩张模式得以维持长达500多年、并成为现代人类社会主导文明的制度基础。
然而，这种“如此成功”的近现代欧洲扩张模式始终无法摆脱其存在的前提条件：即必须存在可供征讨的外部社会，从而使外部性的收益能够补偿高昂的社会管治和交易成本，并且通过外部利益的诱惑使得社会成员之间由于欲望张扬而突现的纷争能够以维系内部和谐、团结的方式加以解决。在人类社会必须面对现代文明的扩张极限的时代，我们有理由相信：以内敛化为基础的传统模式较之以扩张性为基础的近现代模式有着更大的现实可能性，由此将导致“令人引以为自豪”的现代制度向“被摒弃”的传统制度的“退化”。随着外部可以被征讨空间的消逝，建立在外部利益输入基础上的现代扩张性模式将被迫会向传统内敛化模式演化，这是高成本社会运作机制向低成本社会运作机制演进的规律性指向。除非人类能够抵制人性的私欲，建立真正平等尊重所有个体的社会机制，而不仅仅是在外部利益诱惑面前、牺牲外部性弱者的妥协和合谋，否则这种演化将难以避免。
通过对历史的回顾可以发现：在扩张性价值观引导下，人类社会正在经历着一个跨度达几百年的转变轮回--传统社会的物质匮乏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分割呈现为“非此即彼”的对立；对外扩张和技术进步带来了物质财富的急剧增加，在这一背景下，一种通过“内部者”相互合作攫取更多外部财富的“外向型”合作意识得以建立和稳固；然而，面对外部资源的有限性必然导致扩张极限的存在，在缺失了外部财富持续流入的激励之后，“零和的”利益纷争环境使得人类“刚刚建立不久的”合作机制被瓦解，并最终恢复到与传统社会相似的、“非此即彼”的利益纷争与对立之中。今天的人类社会正处于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转变的过程中。可以断言：如果不对扩张性价值观给予根本变革，人与人之间不会存在公正、人与自然之间不会存在和谐，即使已经建立的“合作机制”也将在利益的纷争之下逐渐瓦解。
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发达国家需要意识到：改变贫穷状况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为了经济稳定、也为了改变资源与环境的恶化趋势需要放弃重商主义倾向、使全球经济步入可持续发展的轨道。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需要意识到：节制无限扩张的消费欲望是避免全球环境-生态危机的根本之路，与众多不发达国家和平分享人类发展成果是营造人类社会和谐的基础。在人类社会即将步入全面危机的关头，所有国家的民众都应该对扩张性价值观给予深刻的反思。但是，现实的状况令人质疑：人类是否能够在情况变得无法挽救之前获得这样的反思能力并为此采取行动。或许这就是人类无法改变的宿命。
扩张性演进模式决定了当代的全球一体化趋势既是人与人、人与自然相互对立的结果，又进一步加剧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对立，从而激化了而不是消解在人口、资源、环境、公共健康、社会公正等领域的一系列问题。与这种被扭曲的社会发展模式相对立的观点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目标是满足人类社会成员的共同生存需求，实现人与人的公正、人与自然的和谐；违背这样的发展目标，任何物质性的增长都将失去其合理性的基础和存在的意义；基于维护所有个体权益原则而引发的抗争是人本主义思想的必然产物。
2：理性主义的误区--对技术和法治的崇拜与人的异化：
构成近现代西方文明的两个基石是人本主义（Humanism）和理性主义（Rationalism）。前者孕育了自由主义（Liberalism）、民族主义（Nationalism）和社会主义（Socialism），后者孕育了法治精神（Law-and-Order Spirit）和科学精神（Scientistic Spirit）。
理性主义是承认“人类的推理可以作为知识来源”的观念。典型的理性主义者认为：理性以认知与推理能力为基础，人类可以借助于自身的认知与推理能力和若干价值中立的“普遍性原则”理解认知对象的内部规律、并建立起相应的知识体系。形成于近代欧洲的理性主义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对和谐、秩序、简洁、规律的追求--它们成为理性主义始终如一的追寻目标。古罗马的法律思想、中世纪欧洲的逻辑学提供了近代理性主义进一步发展的工具，文艺复兴时期对个人价值尊崇的人本主义思想为理性主义的发展指明方向，欧洲多元化的政治和社会结构为理性主义与人本主义的结合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沃土。
作为理性主义成果的技术和法律，前者极大地扩展了人类的认知与推理能力和对自然的利用能力，后者提高了现代社会的生产、管理、运行效率。作为把效率追求放在发展目标首位的社会来说，无论怎样褒奖技术与法治的作用都不过分。但是对于\"唯效率论\"的社会发展目标的反思，迫使人们有必要用多元的视角看待技术和法律的社会功效--不仅是它们的收益、也包括它们的成本。
技术能力的过度发展引发了一系列人类未曾料到的后果：生活条件的好转、平均寿命的延长造成世界人口空前膨胀，对环境形成巨大的压力；对原子世界的探索导致了核武库的形成和壮大，使人类文明存在着在短时间内被自我毁灭的可能；二次能源利用技术的出现导致大量化石燃料的燃烧，使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剧增而形成温室效应和环境污染，对生物界形成潜在的威胁；工业化的出现和加速发展造成严重的工业污染、生活污染，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人类居住地域的扩展造成森林被砍伐、湖面被围垦，加居了生态失衡、引发自然灾害；农药化肥的大量使用，损害了土地的肥力，破坏了食物链各个环节的营养构成，成为整个生物世界的杀手；对网络技术依赖程度的加深，使得作为个体解放工具而出现的网络正逐渐沦为束缚个体自由的新型工具；在充满仇恨和敌视的社会里，人类最伟大的技术发明成果之一的飞机成了威力巨大的炸弹；曾经是人们心目中技术、财富与权力标志的摩天大楼成为埋葬千百人的巨大坟墓。
专业化劳动分工的深入、人际交往的日益频繁、人类活动领域的扩展，导致了协调社会关系的法律体系的复杂化。面对这样一个庞杂的体系，任何个体都失去了单独驾驭它的可能性，最终的结果是：任何以保护自由和公正的名义编制的法律都可能被篡改为维护等级和剥夺自由的工具；任何假借维护公正而人为刻意制定的法律都可能成为导致公正覆灭的陷阱。各种以“争取更多个体生存自由”、“增加更多个体幸福”为指向的努力最终演变成为人类自我淘汰、自我筛选、自我束缚的过程。这种“悲剧性”的结果昭示着貌似强大的人为机制无法违背自然性规律的宿命。
以无节制扩张为基础的社会发展模式使人类无法摆脱对技术和法律的依赖，过于强调技术进步和法治思想导致社会的技术化、法律化。从这个意义上讲，技术和法律成为异化人的巨大力量，人蜕变为技术和法律的奴仆：计算机和互联网为我们提供了广泛的联系渠道和海量信息，但是面对病毒和黑客的袭击，如果没有计算机专家的帮助，计算机和互联网将使我们丧失隐私和自尊；法律本应用于保卫我们的自由和独立，但是面对众多纷繁复杂的法律条文，如果没有法律专家的帮助，法律将成为攻击我们而不是保卫我们的武器；在一个越来越专业化的社会里，没有财经专家我们将不知道如何有效支配我们的财产，没有建筑专家我们将不知道如何建造我们的居室，没有医疗保健专家我们将不知道如何维护我们的健康......日益深入的专业化分工使人类社会演变为一架庞大的机器，作为社会中的一员，无论我们是否愿意，都不得不面临这样的选择：或者努力成为这架机器的一个部件，或者被淘汰。
人口数量和欲望无止境膨胀与生存资源和个体能力有限性的矛盾是导致人类社会对效率狂热追求，并即而导致生产分工化、财产私有化、权力集中化、社会等级化的动因。近二、三百年以来，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给人类带来前所未有的“征服”自然的力量，科学技术的威力在人们的头脑中逐步生根。对科学技术威力的过于沉迷使人在摆脱对神的崇拜的同时，产生了对科学技术的崇拜--理性主义步入了曾经作为它的革命对象的心理误区。当人们以功利之心、一味沉醉于理性主义胜利的时侯，理性主义本来应该具有的接受人本主义思想的约束被无知地淡忘和抛弃了。在一个充满对工具化理性主义崇拜和颂扬的时代，脱离人本主义驾驭的理性主义将成为一匹脱缰狂奔的野马。
种种异变的“景象”使人类在感受到理性主义强大威力的同时，也让人类意识到理性主义存在的误区。技术和法律只能作为工具用于提高社会管治效率，而无法内生出符合人类长远利益的社会发展目标。技术和法律在民主制度下会成为加强民主的力量，在集权制度下将成为巩固集权制的武器。正如卢梭所言：“科学技术的进步并不等于人类的进步，因为科学技术同样可以造成人类的败坏甚至毁灭人类”。[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论科学和艺术》]过分强调技术和法治，忽视对人的价值的尊重，将手段与目的混淆、甚至手段凌驾于目的之上，是现代理性主义的误区。
理性主义的误区源于理性有限性的存在和对这种有限性的人为忽视。在近现代，由于对理性的推崇使得理性主义者过于夸大人类的认知与推理能力（即否认理性的有限性），企图赋予所有的认知对象以抽象的普遍性和规律性、并建立涵盖全部领域的知识体系（即试图将人类的全部认知所得用“逻辑推导”的链条连接在一起）。这种过度夸大人类“认知与推理能力”的倾向最终导致过高估计人类行为能力和技术有效性（即否认人类能力的有限性）、并产生“将人类全部行为的价值都归结为工具化和技术性努力”的偏差（即将人类全方位的价值简化为单纯的技术性价值），因而在事实上产生出否认人类能力限度、忽略人类自身存在价值的结果。[附注：这种被认知偏差扭曲的理性通常被称为“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
个体认知与推理能力（理性）的有限性决定了知识与技术的有限性。生理与心理、价值观与思维模式的局限性，认知客体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使得任何个体都不可能全面收集、正确理解和处理相关的全部信息，也不可能做出完全正确的决策并正确地实施这些决策。“在无限复杂的世界面前，我们的无知是无边无际的海洋，而我们的知识不过是无知大海中小小的孤岛，注定是有限的、残缺的。我们所能得知的最准确无误的知识就是我们的普遍无知。”[伯克（Edmund Burke）《为自然社会而辩护 》]尽管人类可以通过能力的提升扩展对事务的认知程度，但是这种扩展并没有改变“在人类面前存在着认知与推理能力的极限”这一事实。
此外，有限理性不仅仅存在于个体，而且个体有限理性导致集体有限理性。众多现代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指出：人的理性是有条件的，它依赖于外在的自然和社会条件；当外在的条件恶化，使人与人之间、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由相容转为排斥、由和谐转为对抗的时候，存在着个体理性选择导致的集体理性失衡。行为经济学中的\"卡车实验\"清晰地表明：人并不因为共同获利而自觉地选择合作，而是在有潜在威胁的情况下，更倾向于选择竞争。[附注：卡车实验（Acme-Bolt Trucking Game）最早由Deutsch和 Krauss（1960）用来研究威胁对冲突的影响。]
由于人类的认知与推理能力建立在实践经验的基础之上、并受预设价值的约束，这样的基础条件决定了由认知与推理能力、以及相应的行为能力所构成的“理性”存在着有限性。任何对理性有限性的漠视都将步入理性主义的误区、导致对技术和法律的过度崇拜。帕雷托(Vilfredo Pareto)认为：人的大量行动并不是真正基于手段-目的理性模式，而是对人的情感或心理状态的一种反映。[帕累托(Vilfredo Pareto)《普通社会学纲要》]人们总是有把自身的行动用各种类型的意识形态逻辑化、理性化的倾向，从而掩盖了人的行动的真实方面──它的非逻辑性和非科学性。
集体理性的存在以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基础上的宽容为前提条件；当条件失效时（一种可能的情形是由于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紧张对立而造成社会性的不宽容），个体有限理性将导致集体理性失衡（丧失），将使建立在集体有限理性基础上的人性社会向集体非理性的暴民社会、灾民社会演变，最终导致人类社会自我毁灭。在个体利益相互对立的条件下，个体的理性将导致集体的非理性：以损害他人利益作为获得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途径，最终不仅导致集体利益的损失、而且也导致主使者自身利益的损失。
对理性作用的夸大，导致了对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数理化倾向，而忽略社会科学研究对象（人）的差异性、多样化，以及人在各种因素作用下的互动性、适应性，忽略“由于价值预设的存在使得作为研究主体的‘人’永远无法对作为研究客体的‘人’获得客观共识”的认识局限性。度量是用人类主观的标尺衡量现实世界，理论是用人类主观的感受描述现实世界。如果我们容许度量存在“误差”，那么我们怎么能够要求理论必须“完全”、“真实”地反映现实？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理论与现实之间存在误差，而是在于：因为能够建立理论而自鸣得意的我们是否愿意接受两者之间存在“误差”这一事实，以及是否有能力判断两者间误差的可能范围。它关系到是否对人类有限理性认可的态度，是对极端理性主义（理性至上）的一种挑战。
歌德尔不完备定理（Godel’s Theorem of Incompleteness）暗示了一个理性系统不可能是全知的想法： “任何所谓严密的理论体系的数学基础都存在裂缝和漏洞。”[张光远《近现代数学发展概论》]对这一认知的推广，事实上证明了认知与推理能力的有限性，并进而显现了建立在有限认知与推理能力之上的社会理性和社会制度必然内生着诸多悖论和无奈的两难，试图以理想化的模式对其加以彻底清除的企图则反映了人类的无知和僭妄。
当今人类社会存在着两大发展趋势：\"超国家力量的日益加强\"、\"技术和法治日益成为社会的统治力量\"。对于其中\"技术和法治日益成为社会统治力量\"趋势的担忧促使我们必须对理性主义的误区给予反思。这样的反思对于处于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爆炸性革命前夜的人类社会尤为重要，它能使人类重温技术与法律的本来意义和人类生存的现实意义，重新树立理性主义接受人本主义指导的准则，使人类社会不至于在未来迷失\"社会进步\"的方向。人类社会的众多悲剧昭示着这样一个规律：如果不以尊重个体价值为目的、不被置于人本主义的制约之下，技术和法律就会异化成为压制人性、甚至毁灭人类的武器。在人类社会沿着理性主义道路，向着社会技术化、法律化的目标狂奔的过程中，必须时时用人本主义的罗盘审视一下前进的方向。
对技术和法治问题的进一步思考，使我们感受到人类社会蕴藏着产生异化的机制。\"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成为一种异已的、与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驱使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我们本身的产物聚合为一种统治我们的、不受我们制约的、与我们愿望背道而驰的、并抹煞我们意愿的物质力量。\"[马克思（Karl Marx）《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现代社会的特点是发达的技术吞噬了人，功利的考虑排挤了思考，人成为既无历史又无家的漂泊者，自然成为贯彻人的意图的材料，就连人本身也成为用于高级目的的材料……现代科学与集权国家在本质上都是技术所导致的必然结果。\"[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人，诗意地安居 》] \"今天的人已丧失了自身，一切都在逐渐变成机器的功能；技术成为现代的主导因素，它摧毁了几千年的精神状态和历史传统。\"[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现时代的人》] \"现代科学技术已作为潜在的意识形态渗透到群众意识中，人不再依照文化模式理解社会生活，而代之以科学模式，这是自我物化的过程……技术决定一切的观点把生产的人化作客体，人作为人的产品把自身纳入机器设备中去，从而使人在这种意识形态中完全丧失了主体性……作为当代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已成为奴役人的力量而不能推动社会发展。\"[哈贝马斯（Juergen Habermas）《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
所谓\"异化\"（Alienation），在个体层面上看来，是与人类追求自由和独立思想相对立的、源于人类生存能力孱弱和生存恐惧、并自觉臣服于外在之物、主动放弃人格独立的力量，在社会层面上看来，是人的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及其产品变成异己力量、反过来统治人的一种社会现象。异化产生于人性的分裂，这种分裂产生的根源在于：人是集强烈的占据生存优势欲望与孱弱的生存能力于一身的矛盾体，由此导致在对自由的根本性追求和对效率的现实性追求这一两难抉择面前的困惑和矛盾。源于人类个体能力有限性和欲望无限性的矛盾是导致一切异化现象的根源，劳动分工和社会等级制是产生异化的土壤。随着对欲望和效率追求的纵容、随着劳动分工机制和社会等级制的确立，人遭到\"异己\"力量的奴役而无法自拔。在农业文明时代，对自然力量的崇拜使人类臣服于作为自然化身的神灵；在商业文明时代，对物质力量的崇拜使人类臣服于作为贪婪化身的金钱；在工业文明时代，对技术和法律的崇拜使人类臣服于作为理性化身的权威。
与“异化”同样古老的是“抗拒异化”的思想。在中国，最早揭示“异化”和“抗拒异化”观点的书当推《老子》，在《庄子》中“抗拒异化”、回归本性和自然的思想表现得尤为强烈。在印度，“抗拒异化”的思想构成了佛教经典教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这些“抗拒异化”思想所依托的“欲望节制”途径与人类欲望张扬的现实存在着根本的对立。“欲望节制”理念在扩张性价值观面前的孱弱揭示了人类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无力摆脱异化的前景。
3：人本主义的误区--人类中心论与人类生存困境：
人类在借助于技术和法律获得前所未有的生存能力的同时，产生了对技术和法律的崇拜。这种崇拜不仅直接归因于为对理性的盲目信赖，也源于将作为理性主义价值前提的人本主义（Humanism）扭曲的结果。[附注：《梅里埃姆--韦伯斯特大学词典》（Merriam-Webster’s Collegiate Dictionary，1993）将人本主义定义为：“一种以人的利益和价值为中心的学说、态度或生活方式；尤指这样的哲学，它通常否认超自然主义，强调个人尊严和价值，以及通过理性达到自我实现的能力。”《大英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Britannica，1974）将人本主义定义为：\"一种把人和人的价值置于首位的观念。\"《哲学百科全书》（The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1972年美国版）将人本主义定义为：\"人本主义也指任何承认人的价值或尊严，把人作为万事万物的尺度，或以某种方式把人性及其范围的利益作为课题的哲学。\"这三个定义都指出了人本主义的本质，即它是一种以人为中心和尺度的哲学和行动逻辑。]
通常意义的人本主义包括如下主要内容：倡导对人的尊重，确认人的存在具有最高价值，满足人的生存欲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重视人的现世幸福，承认满足和发展人具有的、实在的尘世需要和才能；相信人的可教化性和发展能力，要求实现个性的自由和全面发展；追求人类的完善，要求建立人与人之间互相尊重的真正人的关系。
起源于文艺复兴时期的现代意义的人本主义，继承和发展了古希腊以人为本精神的精华，主张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并支配自然，认为追求快乐是人的天然权利和社会发展的动因，并以此为武器冲破了中世纪教会统治下的以神为中心的思想束缚。人本主义思想无情地批判了封建教会视肉欲和世俗生活为罪恶的禁欲主义，肯定了人拥有享受人间一切快乐的权利，从而使征服自然、寻求人生快乐、进行自由创造、争取个性解放以及建立公正社会制度等等进步思想得到了广泛传播。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本主义不仅仅体现为尊重个体权力的自由（个人）主义思想，同时也衍生出民主的价值观和政治纲领（制度）、包容异端的宽容精神和共和主义、以及与尊重个体权利（权力与利益）一脉相承的尊重民族权利的思想（即民族主义）、尊重不同阶层拥有平等权利的思想（即社会主义）。人本主义的胜利不仅体现在以颠覆封建体制为己任的英国革命、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之中，更在其后以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形式得以进一步发展。19世纪期间，民族主义思想从其发源地西欧传播到欧洲大陆各地，并在20世纪成为促使全世界殖民地民族觉醒的推动力量；工业革命带来的城市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促使捍卫工人权利思想（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这一思想在19世纪后期成为欧洲事务中的一种重要力量，在20世纪成为世界事务中的一种主要力量。
但是在对人本主义弘扬的同时，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在人本主义思想的发展道路上，人类社会面临着许多的误区。始于20世纪后半叶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总体性困境，就是狭隘人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事实上，在整个人类活动过程中，不仅存在着富人对穷人、富国对穷国的剥削，还存在着人类对自然界的掠夺。作为近、现代欧洲文明价值核心的狭隘人本主义，以近代的机械论世界观及人与自然的二元论为基础，把人与自然本质地对立起来，认为：人是自然的主人和拥有者，自然被演绎成人类驯顺的奴仆和取之不竭的原料仓，人的使命就是去征服和占有自然。近现代欧洲文明的核心思想否认人类社会对自然界的依赖性、自然资源的有限性、资源消耗的单向性，从而造就了现代人对无止境欲望的纵容（这种无止境的欲望在某种程度上是\"贪婪\"的同意语。）
从狭隘人本主义派生出来的人类中心论（Anthropcentrism），则更是把人完全理解为一个受其感性欲望驱使的\"奴隶\"，认为人生的目的就是使这些欲望得到满足。既然文明的指向是使人的欲望得到满足，那么提高人类征服和掠夺的能力（这种能力不仅针对自然，也以一切弱势群体为作用对象），使人越来越膨胀的欲望得到满足，便成了近、现代欧洲文明的基调和源动力。将人与所从属的自然界对立，过于夸大人的存在价值和能力，将自然界视为为了人的存在而存在的依附者，从而导致人凌驾于自然界之上而自视为自然界的主人，自然界沦落为为了满足人的生存欲望而可以任意掠夺、盘剥和改造的对象--诸如此类的认识误区表明了在扩张性演进模式和价值观的作用下，人本主义完成了从狭隘人本主义向人类中心论的彻底退化。
近二、三百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生产能力的发展，人类在\"征服\"自然的成就面前产生了主宰自然的欲望。对这种欲望的放纵使人类对生态的破坏力达到了空前的程度。李约瑟(Joseph Needham) 曾指出：\"人主宰自然的狂热，是欧洲科学思维中最有破坏性的的特点之一\"。[李约瑟(Joseph Needham)《中国科学技术史》]以人类中心论为肇始导致扩张性价值观，并决定了一种视域狭隘的和急功近利的计算。在这种观念支配下，刺激经济发展、鼓励消费膨胀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对生态和谐与代际公平的考虑往往出于无奈和被迫。
人类中心论的兴起彻底转变了人们的自然价值观：只关注自然的功利价值--自然给人带来的现实和直接的利益成了人们衡量自然价值的唯一尺度；只关注自然对人类生存的意义，而不再关心自然独立于人类之外的存在价值；误以为自然是可以无限制地开发和利用的、问题的关键只在于怎样扩展人的开发能力，导致的结果是无休止地从自然界攫取他们所需要的东西；误以为人类在利用自然时产生的破坏性、无序性因素会自动消失，故而不考虑利用自然带来的消极影响、不顾忌自然的潜力和承受能力。人类在利用和改造自然时，一方面创造了辉煌的业绩，另一方面也产生了巨大的破坏力--人成了自然界贪婪的寄生者、试图改变生物自然进化机制的主宰者、抢占其它生物生存空间的入侵者。
在人类为对自然的胜利而欢呼、对人的超凡能力而津津乐道的时候，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存在无疑是对充满自信心和自豪感的人类的当头棒喝。热力学第二定律宣布了能量转化并非普遍可能，一切物质系统全都处在耗损、衰退的过程中。它更深刻的哲学意义在于指明：任何对这一根本性趋势的逆转都是有条件的，因而也是暂时的。这种自然界发展的一般性趋势，昭示了人类在貌似强大的外表之下孱弱和无奈的本质，决定了人对自然的依附和顺从，确定了人只能求诸于与自然的和谐而不是相反，宣告了人本主义必须遵守的界限和人类中心论的荒谬。
技术进步和劳动分工在供养了更多人口的同时增强了人类攫取自然的能力。从人类的角度来说这些现象的出现未尝不是一件幸事，但是对于独立于人类之外的自然界来说，这样的进程意味着严重的透支和恶性的循环。现实的发展正如恩格斯所言：\"当我们每一次欢呼对自然界的胜利的时候，自然界正在筹划更为严厉的报复。\"[恩格斯(Frederick Engels)《自然辩证法》]对自然界的过度侵害必然遭到自然界的猛烈反击，温室效应、频繁的洪水与干旱、诸如艾滋病之类的疾病传播正是这样反击的例证。在自然界的反击面前，人类远非表面所显示的那样强大--在人与其它生物的较量中最终取得胜利的将是具有极强生命力的物种、而不会是个体生存能力逐渐弱化的人类。\"人与自然的对立造成了畸形社会，现代技术与自然的关系是野蛮的，它以占有、掠夺、控制自然为目的。结果造成商品化的自然，使污染的自然从生态学和存在两方面缩小了人的生存环境，并使原为自然一部分的人成了被控制的客体，人从而也丧失了自身的主体性。\"[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单面人》]
面对自然条件的制约，人类必须学会换位思考：不再仅仅以“自我利益最大化”为唯一标准，而必须顾及“外部性”环境的自身利益。面对自然的报复，人类必须反思：反思的对象不仅是技术进步和劳动分工这些工具性力量，而是推动它们出现和发展的社会性力量--人类扩张性演进模式和价值观。否则人类将会在技术进步和劳动分工之后继续寻求出其它方式，以期更高效率地掠夺自然界，直至由于自然界的反击导致人类的灭亡。
一种文明如果把\"掠夺和征服自然以使人的无穷欲望得到满足\"视为自己的价值圭臬，那么环境-生态困境、资源困境和生存困境的出现就是逻辑的必然。在有限的自然界面前，相对于人的无限欲望而言，科学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对自然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不过是杯水车薪，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无法改变资源有限性的现实。日益恶化的环境-生态困境和资源困境显示了\"征服自然\"观念的极限：资源困境表明人类扩张行为对自然界产生了过度损耗，环境-生态困境则表明人类整体上有被逐去生命循环圈的危险。
千百年来，人类的傲慢妨碍了它正视地球上的其它生命，妨碍了它正确理解它与这个世界的联系。面对生存困境，人类应该清醒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依赖于自然而不是相反。生物界的等级制使得处于进化顶端的人类只能依靠其它物种生活而不是相反；人类对其它生命的残忍必将导致这样的残忍以更强力的形式反作用于人类；物种灭绝并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以人类为代表的\"高级\"生命的灭绝。人类的灭绝并不能阻止自然界的继续存在和发展。在将自大的人类淘汰之后，自然界仍将展示它既有的蓬勃生机、仍将孕育出新的硕果。就像在恐龙时代之后出现更加繁荣的后恐龙时代一样，在人类时代之后也必然出现一个更加生机盎然的后人类时代。如果亿万年之后，能够有一种智慧的力量来点评生物界演化进程的话，它一定会说：“恐龙以为凭借庞大的身躯就能够独享地球的恩赐，人类以为凭借聪慧的大脑就能够成为自然界的主人，但是自然的力量让这种愚蠢的狂妄显得如此荒谬可笑，最终恐龙和人类因为它们对自然界的霸道而被淘汰，成为生物进化进程中企图‘篡夺’自然界王冠而遭失败的例证。”
人本主义思想的发展不仅要求我们对自我的尊重，更要求对其他个体的尊重，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和谐、宽容的社会。对这一原则的破坏是对人本主义思想的根本颠覆，将必然招致来自他人和自然界的报复--这将是以人本主义思想为发端，通过对欲望的放纵，导致人本主义思想毁灭的一场人类悲剧。在人本主义思想全面涵盖社会生活各方面的今天，我们应该时刻提醒自己：我们是否忘记了人本主义应有的界限而滑向人类中心论？对于人欲望的放纵是否使我们忘记了来自自然界的外在约束？对人类理性的过于夸大是否使人类社会异化为自然世界的对立面？
对现实困境的进一步思考，使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提问：为了未来人类长远的共同利益而抑制扩张性价值观，是否将会导致现代人类社会引以为自豪的创造力的被扼杀？是否会导致在平均主义主导下的人类贫困化？依据\"物竞天择、优剩劣汰\"的自然法理，在面临人类整体的生存困境面前，是否有理由为了保存其中的一部分而舍弃其余？这样的选择是否将导致人类道德的沦丧、导致人类社会的野蛮化？人类个体的存在价值是什么？人类整体的存在价值又是什么？难道人的出现只是\"上帝\"在寂寞时的无聊之举，抑或基因变异中的一种偶然性尝试？
达尔文进化论（Darwin\'s Evolutionism）让我们深刻认识到了人类的生物性起源：人类只是生物进化过程中的偶然产物，而不是进化的终结和巅峰。但是对人性的剖析使我们认识到：人类中心论并不容易从我们的心中完全被消除--在研究人类与其它生物的关系时，我们仍然习惯于站在人类的立场上，而不是其它生物的立场上。
以人类中心论为依托的生态保护思想无法脱离以人为中心的视野，因而必然是功利性地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即将自然看成为人类生存所必须依赖的原料仓。由此而生的生态保护思想仍然企图凭借人的有限认知与推理能力（有限理性）、打着\"科学\"的旗号来安排人与自然的关系，以使之符合人的需要。它与以往人类的行为相比，只是将对自然的掠夺不再仅仅集中于现实，而将人类长远的利益作为重要的考虑因素。但是面对日趋恶化的生存困境，仅仅将视线从现实扩展到未来还远远不够，还应该将视野从人类扩展到自然--意识到人的局限性和其它生物与人的共生关系、使人类脱离\"中心\"的巢厩、通过对人类中心论观念的超越而建立起一种全新的人与自然的和谐观。这样一种超越不仅要求我们象尊重自我价值一样尊重其他个体的价值，也要求我们象尊重人类价值一样尊重自然的价值，这是人本主义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
对人类中心论的批判使我们认识到：人类是自然之子、是自然界的一个部分，人类自从诞生以来就与自然界的其它成员存在共生关系，人类必须友善地对待它们，寻求一种非功利性的宽容、和谐。在自然界中人类并非至高无上，人类没有特权任意支配、统治、主宰自然界以及其它一切生物，人类必须尊重其它物种的生存资格。自然界可以没有人类，没有人类的自然界仍然生机盎然、千姿百态；但是人类不能没有自然界，失去自然的依托，人类只有毁灭这唯一的结果。如果人类不改变现有的人类中心论生存观，无论怎样发展经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都无法摆脱遭到自然界惩罚的命运。抛弃人类中心论、善待其它生物、寻求与自然界的和谐，只有这样人类才能维系自身的生存基础，才不至于在导致其它物种灭绝的同时招致自身的灭绝。恢复对\"上帝\"（自然性的巨大力量）的敬畏、约束自我欲望、寻求人与自然的妥协、在扩张与和谐之间保持平衡，是人类摆脱生存困境的必由之路。
“超越人类中心论的根本是回到那个最原始的本体论命题：宇宙内的一切存在者都是本体论意义上的中心。这种中心地位与它们的存在方式和存在规模无关。物并不因为纳入人类的世界而丧失自体中心性，人也不因为建造了一个世界（而）成为绝对的中心。”[王晓华《自体中心的本体论根据与对唯我论与人类中心论的消解》]
4：人类生存价值观转变的前景：
现实的发展预示着这样两种主导方向：其一是，在导致全球化、等级化、集权化的人类社会内在动力（人类的数量和欲望增加、人类对欲望的无节制追求）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之前，任何人类社会内在的力量都无法逆转这些趋势的扩展；其二是，在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作为解构了中世纪封建制度和近代资本主义制度的锐利武器，人本主义将同样解构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使之向着\"建立尊重所有个体价值的新型社会制度\"方向渐变。这两种貌似对立的趋势实质上反映了人的内在分裂--即无限的生存欲望与有限的生存能力的矛盾、以及与之对应的对效率追求和对自由渴望的对立。两者的结合点在于对生命的珍视，并以此为基础寻求相互折衷、平衡和妥协。
在人类文明进程中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东方文明（华夏文明、印度文明）中，隐藏着对破坏人类与自然和谐关系行为的本能排斥。尽管其内部存在着轻视个体价值、压制扩张欲望的“弊端”，但是这种节制、内敛、自省的哲学思想（这一特点在中国的道家学说和印度教与佛教的教义中表现得尤为充分）成为东方文明形成持久、稳态社会结构的价值观基础。整个社会由于缺少对外攫取和扩张的冲动，因而制约和减缓了对自然界的掠夺。
与东方文明截然不同的近、现代欧美文明，高举人本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旗帜，以发挥人的潜能和尊重人的价值为最高目标，开始了以欧洲人为中心对其他人类群体的扩张、以人类为中心对自然界的扩张。这种打着\"人本主义\"旗号的扩张主义是一种包含了等级思想的、被扭曲的人本主义。如果说人口困境是环境-生态困境和资源困境这一对孪生子的母亲的话，这种包含了等级思想的、被扭曲的人本主义（扩张主义）价值观就是这对孪生子深藏不露的父亲，它们又催生了人类社会所面临的生存困境。人类社会的生存困境是近、现代欧洲文明的生存方式在全球范围内扩张的结果，扩张性价值观所隐含的人类中心论价值观否认和蔑视其他人类族群和其它生物种群的需求，导致人与人之间、人类与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界之间发生剧烈冲突，直接威胁到人类自身的生存。
人类社会所必须面对的、相对刚性的发展极限与惯性的社会生活方式之间的对立是人类社会必然具有的结构性矛盾，也是人性矛盾延伸的必然结果，两者之间的剧烈碰撞势必造成社会的巨大动荡。[附注：所谓“发展极限”，在本质上是由于社会欲望张扬超过社会能力发展而产生的对立与冲突。“极限”的说法是对“对立与冲突”的一种形象化表述。]消除这种结构性矛盾的可能选择是只能依靠如下两者的结合：人类思想(价值观）、社会关系、生活方式的理性变革--即对欲望的克制，技术上的革命性突破--即生存能力的提高。
[附注：“通过效率提高、缩小和消除能力与欲望之间的差距”是千百年来人类始终孜孜以求的目标。但是历史的经验和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使我们认识到：生产能力提高的过程是质变与量变结合的过程，每一次生产能力质变的飞跃不仅受制于其量变的积累，更以巨大的思想(价值观）和社会关系的变革为先导--或者说，（依照耗散结构理论的观点）这种质变是当外部的“物质”和“能量”输入超过一定阈值之后的跃迁，它需要长期的“能量”和“物质”的积累。这一点在两次巨大的生产方式变革中都得到证明：农业革命以氏族社会的瓦解和私有制的扩展为先导、工业革命以封建依附制的瓦解和社会化生产的扩展为先导。对这一结论的进一步推演可以得知：生产能力的质变飞跃并不如人们所幻想的那样频繁，更不会依据人类的美好愿望而出现，它的发生受制于强大的外部性条件；在两次质变之间，生产能力呈现为相对平缓的发展趋势，受制于这一趋势，人类利用自然资源能力的发展也呈现为相对平缓的趋势，这一特点决定了与一定生产能力发展水平相对应的文明形态存在着人类自身难以逾越的发展极限。]
一场伟大的技术革命必然以一场伟大的思想革命为先导，而在它之后必然到来的是一场伟大的社会革命。解脱当今人类的困境首先需要一场伟大的思想革命，这样一场思想革命是建立荡除所有等级制残余的新型人本主义思想的过程，它要求用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可持续的观点看待人与自然的观点，要求用尊重个体价值和多元化思想实现社会公正和代际平等，它要求用尊重与惩罚相结合的机制约束人的欲望并调整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全球一体化的趋势和日益严重的人类困境要求我们必须站在全球的层次上理解我们生存的现实和面对的未来，要求以人类长久的共同利益，以尊重个体的生存价值，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人类社会内部的民族平等、阶级平等、代际平等为最优化目标--这是人类社会应对人口困境、生态困境、资源困境和生存困境时的理智选择。[附注：我们认为：民族、阶级和代际是标示社会关系的三个维度。]
严峻的现实迫使人类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人本主义和理性主义的误区，创建既包含对个体价值尊重、又包含对个体欲望节制的平衡思想、宽容精神、合作原则。人类的强大技术能力为这种新型价值体系的建立提供了现实可能性，也触发了建立这种新型价值体系的现实紧迫性。从西方文化中借鉴\"尊重个体价值\"的思想来改造东方文化、从东方文化中借鉴\"节制、和谐\"的思想来改造西方文化，可能是不同国家依据各自传统和现实的合理选择（即所谓的路径依赖）。当代西方文化从总体上开始倾向于接受和弘扬天人合一的思想，以生态伦理学和敬畏生命、保护动物的思想为主要内容的绿色哲学的兴起和被认同，以及在传统等级制根深蒂固的东方社会逐渐接受以尊重个体自主选择为前提的民主化，都昭示着人类试图摆脱生存困境的努力。[附注：就其实质而言，现代社会的人们仍然没有解决1000年前中国的儒家学者们所面对的难题：如何在一个渐趋内敛化、稳态化的社会里构建出保障和谐的社会制度？这也是西方学者试图从东方的典籍中获得化解现代社会困境灵感的动机。]
彻底否定以追求物质享受与攀比为主要特征的当代扩张性价值观是构建新型人本主义的前提。新型人本主义（后现代）伦理不仅需要人类为满足欲望而发展能力，而且在发展能力的同时克制欲望的无节制增长，用非功利（抑制欲望）的观念弥合能力与欲望的落差。不容否认，放弃扩张性价值观对人类社会将产生负面的效应，即“由于进取心失去外部作用的空间，因而转向人类社会内部，内敛化、稳态化社会的弊端将逐渐显现”。克服这一弊端的一个可能方法是：保持人类探索位置自然的好奇心，同时将这种好奇心与功利的价值观相分离，使好奇心的终极目标定位于“认识自然”而非“改造自然”。然而，这种定位与当代社会“以赢利为目标”的功利心态存在着内在的矛盾，如何建立非功利的社会价值观是重建新型人本主义伦理的关键，二者取决于人类对自然价值和理性有限性的再认识。
在这里有必要强调的一点是：彻底否定以追求物质享受与攀比为主要特征的当代扩张性价值观，并非意味着摒弃扩张性，而是使扩张性产生转向--从追求物质的享受转向追求知识的探索、从奢华享受的攀比转向探求未知领域的努力。从这个意义上讲，知识经济理念的建立是决定人类生存价值观转向能否成功的关键，知识经济制度的建立则是这种生存价值观成功转向的产物。
理想主义者认为：重建新型人本主义伦理观必须以超越人类中心论为前提，新型人本主义伦理观的核心理念是将人的角色定位于“自然的维护者”。为了重新认识人类在自然界中的地位、为了应对人类所面对的生存困境，人类的主导观念必须由人类中心论上升为超越人类中心论的生命中心论，人类的视角必须由人类本身扩大到整个生命系统，人只有在进入敬畏万物的境界时才能充分实现人性。新型人本主义的伦理观应该提倡“宇宙内的万物都是神圣的，都有不可忽略的价值和尊严；人与它们的关系从根本上说是存在者与存在者的关系，而不是主体与客体、目的与手段、中心与边缘的关系。它要求超越任何类型的中心主义，不赋予任何物以本体论的优先地位，呼唤人们走向珍视万物的全新时代。人在敬畏万物的同时仍能发挥其主动性，只是他将由征服者转变为守护者，并在对世界的能动的守护中维持自己的尊严。人的实践或生存活动将由对世界的索取转变为对万事万物的成全，并因此真正抵达‘赞天地之化育’的境界。”[王晓华《建构超越人类中心论的大伦理学》] 人类的思维方式和生存方式（即人类的主体性）决定了个体人目光所及的范围只能以自我为中心、并随着理性的增长而渐次扩张。因此，人类的主体性决定了对人类中心论的超越并非指在个人层面上的超越，而是指“在多元化的社会里、通过不同利益个体和集团的博弈而实现作为整体的去中心化”。
然而现实的紧迫性和理性的有限性迫使人类采取回避主观性争论的策略：人类中心论或是生态中心论是一个由于超出人类理性（认知与推理能力）因而无法被经验证实的“虚假”命题，纠结于此类命题真伪的争论不具有任何现实的意义。[附注：“人类中心论”与人类自我崇拜、“生态中心论”与超越者崇拜具有等价性。]对于此类问题的争论应该理智地采取实用（理性）主义的态度：即对于当今人类社会所面对的生存困境，人类必须克服自身的自利、狭隘与短视，破除对科学与技术的无条件崇拜，清醒认识人类理性有限性的存在；在此基础上，依照人类已经掌握的知识对人与自然关系给予系统的、深入的研究和重新界定，并依托于新型的人本主义价值观和节制欲望扩张的制度约束遏制人类欲望无限制扩张的冲动、缓解人与自然界的紧张对立。[附注：以杜威(John Dewey)、普特南(Hilary Putnam)、罗蒂（Richard Rorty）为代表的实用主义哲学的核心是“不确定性”：否认存在普遍和终极的道德价值与道德原则，反对单一因素支配的历史决定论，主张以动态的、多元的观点看待社会的发展。]
新型人本主义并非意味着对人类中心论的全面否定，而是将其置于更为长远的背景下对其合理性进行考察，通过将“人类社会整体的可持续发展”以及“人与人的公正、人与自然的和谐”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实现对短视的、因而也是狭隘的集团中心论的超越。[附注：“人类社会整体的可持续发展”的等价命题是人类社会“现时与未来的公正”。]对集团中心论的真正超越必须同时满足如下三个条件：首先是将长远利益置于短期利益之上，其次是将未来利益置于现时利益之上，第三是将人类社会的共同利益置于各个集团（如国家、民族、社群）利益之上。
依照新型人本主义构建的社会制度应该包含对个体尊重和对个体制约两个方面--对其他个体和自然界的尊重导致社会的和谐、对其他个体的蔑视招致来自社会的报复。它们犹如一枚硬币的两个面构成人本主义思想不可或缺的两个组成部分，无论是缺少尊重机制还是报复机制，都将导致人本主义思想和人类社会的毁灭。为摆脱现实的困境，人类也许不得不遵循下列一些原则：在没有实质性地损害他人和公共利益的前提下，个体的价值应该得到普遍的尊重，但是这种尊重以不损害他人利益和人类共同利益为前提；社会公共利益源于共同的个人利益，个人有对社会共同利益尊重、维护和贡献的义务，对于漠视和损害公共利益的个体，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维护者的政府有权力禁止其享用社会公共福利并给予相应的惩罚，但是政府的权力必须受到限制而不应该有超出惩罚限度的剥夺个体自由和选择的权力；对于不合理的社会机制，个体有退出社会的权力、有通过非暴力手段宣传和实施社会改造的权力；人类社会有为了自然界的和谐而自我约束的义务和责任，对破坏人与自然和谐的个体应实施相应的惩罚；政府权力必须受到民众制约，其施政结果应该经常性地以选举等方式受到评估。
人口困境的严峻现实使我们不得不试图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对每一个人类个体生命的珍视是否是人类中心论的潜意识表现？在一个充斥了过多人类个体的有限世界里，对自然性选择、淘汰的拒绝是否意味着对非人类生命的蔑视？在承认外部自然条件制约的前提下，人类社会是否应该进行内部的“优化”，以使得人类社会的发展符合自然性的规律？误入“歧途”、面临整体生存困境的人类社会，如何在不违背人本主义思想的原则下寻求现实的解脱？
生物界自然演化的规律表明：一套合理的淘汰和选择机制是确保生命延续和进化的保证。主动地建立一种人类社会内部的自我选择和淘汰机制，对于人类社会的延续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这种自我选择和淘汰机制与社会达尔文主义机制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是以文化、种族、血缘和宗教为筛选依据，而是以个人能力和发展潜质、以及对人类社会的贡献作为标准；它不是以暴力和血腥屠杀为手段，而是一种建立在各方平等之上的关于人口生存额度和人均消费额度、生育权与消费权的谈判和协调机制；从本质上讲，它不是人类社会刻意创新的机制，而是对自然界内在规律的恢复和尊重。在人类面对生存困境的今天，拒绝对这一问题的深刻思考必将导致在“尊重生命”借口掩盖下的对生命的蔑视。
2003年6月完成初稿
2004年6月完成第一次修改
2006年6月完成第二次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