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姆的“人本主义”传播思想及其启示

潘祥辉  王炜艺

（南京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江苏 南京 210046）

【摘 要】弗洛姆的人本主义传播思想强调，人应当是传播活动乃至所有生命活动的中心，人类的一切造物都不应凌驾于人类自身之上。不同于法兰克福学派的其他成员，弗洛姆将对人性的心理分析和对纳粹极权主义及资本主义的社会文化批判有机结合，并在“诊断病因”的基础上，提出了人本主义的解决方案。弗洛姆认为，在法西斯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人们只能通过一种不健康的方式来逃避孤独，个人与他人和世界的关系是扭曲的，“偶像崇拜”和“机械趋同”就是这种病症的典型表现。只有通过“爱”与“劳动”及对传播方式的改造，建立人和人、人与自然及世界的自发联系，实现“健康的传播”，才能真正克服孤独、焦虑和异化，促进人的自由发展。针对当下中国的传播现状，20世纪弗洛姆的传播思想仍然值得我们珍视。从“人本主义”出发，最后回归到“人本主义”，即是弗洛姆传播思想对当下最大的启示。

【关键词】人本主义；弗洛姆；法兰克福学派；传播思想史

【作者简介】潘祥辉，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炜艺，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研究生。

一、引言：传播思想史上的“缺席者”

“弗洛姆的观点是独一无二的、也是复杂的”，这是大卫·英格莱比在《健全的社会》一书1991年伦敦增订版的导言中对弗洛姆的评价。在他看来，弗洛姆是一个广博的、“跨学科”的思想家，“他最突出的特点即他的吸收和结合几个学科的能力，是使他与这些学科的专门从业者发生龃龉的原因所在。对于心理学分析学家来说，他过于‘社会学’；而对于社会学家来说，他又过于‘实在论者’了；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他太‘唯意志主义’了；而对于神学家来说，他又太‘人文主义’了。恰恰因为他把如此之多的学说结合在一起，进行跨学科的剪裁，所以他的思想才具有多学科的边缘性的特点。”（弗洛姆，2007：327）作为一个综合了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以及宗教思想的哲学家，弗洛姆确实留给了我们一笔丰厚的思想文化遗产，值得我们分析和研究。

艾瑞克·弗洛姆（Erich Fromm，1900-1980），美籍德国犹太人，20世纪著名的精神分析心理学家，他1900年出生于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市，从小生活在一个充满宗教精神的环境里。少年时，弗洛姆就对犹太教思想中的普世和平与救世主的形象非常着迷。后来又跻身于存在主义神学家马丁·布伯（Martin Buber）的圈子里。和马丁·布伯一样，他认为人具有一个基本的“本质”（essence）,这个本质不是由其生物本能决定，而是由他的存在状况决定的。弗洛姆先后在海德堡、法兰克福和慕尼黑大学广泛学习了心理学和社会学，后来又在柏林心理分析研究所得到了心理分析方面的训练。他的思想因此显得十分多元。作为精神分析心理学家，弗洛姆继承了弗洛伊德学说中的精髓，同时却也十分注重社会和文化因素对人的影响，试图超越心理学领域本能主义和行为主义的二元对立，发展出新的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弗洛姆，1999：14）。弗洛姆也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之一，他对现存社会持一种批判、否定的态度（弗洛姆，1988：6）。他既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一位社会批判者,更是一位富有建设性的“人本主义者”。

人本主义（Anthropologismus）在现代西方哲学中，常被视为与科学主义相对的一大思潮，尽管人本主义哲学内部也有许多不同的流派，但这种哲学思潮普遍强调对人的关注，要求重视人的本性、尊重人的价值（李万军，2014）。人本主义哲学所关心的问题也正是法兰克福学派所关心的问题，正如研究者指出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没有忠实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而是强调了人本主义的批判线索”（余晓敏、胡翼青，2017）。不过，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人本主义的一面却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尤其是作为该学派代表人物之一、同时也是一名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的弗洛姆，他的传播思想没有得到足够的讨论和阐发。某种程度上这也使弗洛姆成为传播思想史上的“失踪者”，值得纳入传播史的考察。

弗洛姆著有《逃避自由》、《健全的社会》等诸多作品，在各种著作中他对人际沟通、偶像崇拜以及大众传媒等问题有过诸多论述，其传播思想值得深入系统的研究。但与在哲学、心理学及社会学领域对弗洛姆的研究相比，在传播学领域，弗洛姆确实可以说是一个本应在场的“缺席者”。尽管在《传播学史》中，罗杰斯指出是弗洛姆将对弗洛伊德理论的兴趣引入了法兰克福学派，并简单介绍了弗洛姆主持的有关权威主义的经验研究，但其传播思想却没有更多的笔墨描述（罗杰斯，2002）。国内学者的著述与此类似，只有在论及法兰克福学派时才会顺带讲到弗洛姆。如许正林的《欧洲传播思想史》（许正林，2005）、李彬、曹书乐的《欧洲传播思想史》（李彬、曹书乐，2016）以及胡翼青的《传播学科的奠定:1922-1949》（胡翼青，2012）等，对弗洛姆的介绍都较为简略。这些研究大都只谈到了法兰克福学派作为一个整体的特点，却较少关注弗洛姆与其他法兰克福学派成员的不同。这种忽视或许和弗洛姆的思想与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有关。1946年，阿多诺激烈地批评弗洛姆为“修正主义者”。1955年马尔库塞在《性爱与文明》一书中再次发起了对弗洛姆的攻击，这种批判最终导致弗洛姆脱离了法兰克福派。因此在法兰克福的学术史中，弗洛姆的分量似乎显得不够。表现在一些传播批判理论的专著中（如石义彬的《单向度、超真实、内爆——批判视野中的当代西方传播思想研究》、张锦华的《传播批判理论》等），弗洛姆则完全没有被提及。在传播学领域，真正对弗洛姆的传播思想进行过专门梳理的只有国内学者芮必峰2003年发表的《健全的社会与健全的传播》一文。该文从“传播的根源”“传播的现状”以及“理想的传播”三个方面解读了弗洛姆的传播思想（芮必峰，2003），不过该文对弗洛姆“人本主义”传播思想的阐释还不够深入，也没有将弗洛姆置于传播思想史的框架中去讨论，尚缺乏与其他学者（如法兰克福学派诸子）和理论的比较与对话，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弗洛姆的传播思想进行一次再研究。

弗洛姆是一名人本主义哲学家，人本主义的色彩贯穿他思想体系的始终，他关注人的境况与基本需要，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对纳粹极权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的批判。弗洛姆从人的需求和心理出发，分析了人之所以惧怕孤独的两个重要因素：第一，人只有同他人进行合作才能生存，这对儿童来说尤其生死攸关；第二是由于主观自觉意识的存在，人必须与他人产生联系才能不被个人的微不足道感所压垮（弗洛姆，2000：13-14）。在弗洛姆看来，为了解决自由带来的孤独处境与逃避孤独的需求之间的矛盾，人类有两种选择：第一种选择是放弃个性、臣服权威，通过将自我消融在外部世界中的方式来与他人和世界建立联系。不过，臣服于权威的人可能在意识上感到安全与满足，但在潜意识里却会认识到其代价是放弃力量与自我完整，结果既加剧了个人的不安全感，又制造了敌视与叛逆的情绪，因此这种方式并不能真正使人摆脱孤独和焦虑；第二种选择是建立与人和自然的自发联系，把个人与世界联系起来，同时并不毁灭其个性，这种联系的本质体现是爱与劳动，弗洛姆认为这才是唯一一种良性的、健康的克服孤独和焦虑、实现人的发展和价值的方式（弗洛姆，2000：20）。

事实上，弗洛姆的传播思想就贯穿在他的人本主义心理分析和社会文化批判的结合之中。在对纳粹极权社会及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基础上，弗洛姆还提出了解决两种体制之下“社会病症”的文化方案，充分显示了其传播思想中的“建设性”的一面。本文就拟从弗洛姆对法西斯极权社会的反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以及对现代社会病症的解决方案三个方面，对弗洛姆的传播思想做较为系统的分析。

二、“偶像崇拜”的病症：弗洛姆对纳粹极权主义的反思与批判

20世纪的法西斯极权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的巨大灾难。汉娜·阿伦特将极权主义视为一种全新的统治形态，认为极权主义与其他的政治压迫形式（专制政府、僭主暴政、独裁等）有着本质区别，极权主义将在它的崛起之地建立起全新的政治制度，摧毁一个国家所有的社会、法律和政治传统（阿伦特，2008）。同阿伦特等许多20世纪的德国犹太裔学者一样，纳粹主义在德国的胜利、犹太人在德国遭受的迫害也对弗洛姆的学术生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弗洛姆的传播思想首先就体现在他对纳粹“文化专制主义”的批判上，他将这种文化批判与个体层面的心理分析相结合，揭示了纳粹思想与纳粹宣传的本质，及其何以产生强大宣传效果的原因。

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一书开篇便指出，近现代欧美历史的中心是人谋求自由以及摆脱政治、经济、精神羁绊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类相继推翻了自然、教会和专制国家的统治，自由的胜利似乎近在眼前。然而，法西斯主义的横行却证明，废除外在统治并不一定能实现个人自由，尽管加诸于个人身上的羁绊被逐个解除，但现代人却依然有臣服于权威、向极权者献出自由的倾向，这并非意大利或德国的特例，而是困扰着任何一个现代国家的民主危机（弗洛姆，2000：1-2）。弗洛姆深刻地意识到，在极权社会中，权威主义机制是人们逃避自由、逃避孤独的主要方式，弗洛姆将这种机制定义为：“放弃个人自我的独立倾向，欲使自我与自身之外的某人或某物合为一体，以便获得个人自我所缺乏的力量。” （弗洛姆，2000：101）。弗洛姆对“权威主义性格”的研究极大地影响了阿多诺后来参与的一项追寻反犹主义的人格根源研究，甚至被认为是后者理论的直接来源（李彬、曹书乐，2016）。在弗洛姆看来，极权主义社会一定程度上是一个“受虐者”和“施虐者”相互合作的，寻求心理平衡的过程。弗洛姆在不同著作中反复强调“受虐者”通过失去自我、将自己消解在一个外在权力中来摆脱孤独和焦虑，但他也指出，人们并不能通过这种逃避机制获得真正的安全感和归属感。

而对于极权社会的“施虐者”，他通过扩大自我、使别人成为自我的一部分来摆脱孤独和软弱，弗洛姆同样做出了深刻的分析和批判（弗洛姆，2000：112-113）。弗洛姆坚持认为，心理健康是一个政治问题。“施虐——受虐”的过程也可以用来描述纳粹体制下大众文化产品与其接受者之间的关系。法西斯极权主义者通过政治和文化操控，使人们臣服于领袖，并获得一种虚假的“安全感”。“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给原子化的个人以新的避难所和安全感。这些制度是异化的极点。这些制度使个人感到无力、无足轻重，并怂恿个人把他自身的全部力量投射到他必须臣服、必须崇拜的领袖、国家和祖国身上。个人逃离了自由却投入新的偶像崇拜的罗网。从中世纪晚期到19世纪，个性和理性的一切成就都成为新的偶像祭坛上的牺牲品，就其纲领和领袖而言，这类制度是建立在罪恶昭彰的谎言的基础上的。”（弗洛姆，2007：198）显然，纳粹的宣传机器是制造这种谎言和“元首崇拜”的重要推手。

关于纳粹德国如何进行舆论操纵、制造偶像崇拜的问题，许多研究都已做过揭示和论述。例如彼特沃克在《弯曲的脊梁》一书中通过对比纳粹德国和东德宣传体系的异同，从宣传角度对极权主义体制进行了研究。他敏锐地指出极权主义带有世俗宗教的特征，在这种带有宗教性的宣传体制中，“元首绝对正确”的话语、对元首的赞美诗和肖像描绘将希特勒塑造成了偶像，希特勒的著作、演说和话语具有了宗教教义般的神圣性，纳粹党还通过一系列的庆典制造了自己的宗教节日和仪式（彼特沃克，2012）。克莱普勒则聚焦于纳粹德国的语言（包括言语表达和非言语表达）在极权统治中发挥的作用，他用“言语有如微小剂量的砷”来形容纳粹的语言对人潜移默化的影响，“纳粹主义是通过那一句句的话语、那些常用语、那些句型潜入众人的肉体与血液，它通过成千上万次的重复，将这些用语和句型强加给了大众，令人机械地和不知不觉地接受下来”（克莱普勒，2013）。阿伦特对纳粹极权主义的宣传也有过深入的研究，她认为极权主义的宣传无处不在，其宣传的内容对于身处极权运动中的人们而言，“不再是一种人们有可能产生意见的客观问题，而是像数学定律一样，变成了他们生活中真实的而又不可触及的成分”（阿伦特，2008）。与上述三位学者相比，弗洛姆对纳粹文化的分析体现出更为强烈的心理学取向，他着力于从个人的心理机制层面分析纳粹的宣传是如何适应人类普遍的心理需求的。“人---从中世纪社会组织的传统束缚中解脱出来，害怕把他转变为一个孤独的原子的新的自由—-于是就逃回到对血缘和土地的新的偶像崇拜中，国家主义和种族主义是这一新崇拜的两种最为明显的表达方式。随着父权和母权精神的积极方面的迅速融合，两种精神的消极方面也在发展：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是这一国家与氏族崇拜混合物的最为集中的表现，在一个称为‘元首’的人物身上体现了这两种精神。”（弗洛姆，2007：55）在弗洛姆看来，极权社会的病症正是偶像崇拜的病症，他非常具体地分析了希特勒身上的施虐——受虐倾向，纳粹主义在宣传、教育、群众集会等问题上的观念也强烈体现出这种倾向（弗洛姆，2000:158）。

在弗洛姆看来，正是通过权威主义机制，极权社会中的人逃离自由加入了偶像崇拜的领地。在古代社会，人们将木头做成神明的偶像，然后崇拜这块木头，仿佛这件由人亲手制成的作品比人自己高明。偶像崇拜意味着人的奴化，崇拜者花费精力和艺术才能在建造偶像上面，然后向他一手制造的产品顶礼膜拜，他的生命力转到了偶像这件事物上面，偶像被看成与他分离的某种存在，高高在上并且与他对立，他要加以崇拜和服从。而在极权社会中，偶像崇拜的对象变成了政治领袖和祖国，在这个过程中，人把自己看成是一个贫乏的“事物”、依赖于某种自身以外的力量，并将自身的生存意义投射到这些力量的身上，然后服从和崇拜这些投射对象，以将自身的全部力量献给偶像的方式，与他人和世界建立起了联系，个人因此变得没有力量、微不足道（弗罗姆，2003:105-108）。显然，比起其他法兰克福学派诸子对纳粹极权主义的批判，弗洛姆的分析更为深入和透彻。弗洛姆对纳粹文化及民众心理的分析丰富了我们对极权主义的理解，使我们对极权社会的传播状况和这种状况赖以形成的施虐-受虐机制有了深刻的认识。弗洛姆对极权社会中偶像崇拜之病症做出的有力批判，使人们不能再将极权主义的兴起简单地视为少数阴谋家对无知群众的策动，而是迫使我们反思潜藏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平庸之恶”是否促进或将会促进极权主义的滋生。

或许受到弗洛姆的影响，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也将极权主义溯源于人类互相孤立、隔离的状态：“极权主义驱使和策动群众进入的无情过程，像是对这种现实自杀式地逃避”，阿伦特认为正是孤独这种全人类共通的状态，使得极权统治的威胁始终存在（阿伦特，2008）。虽然纳粹极权主义盛行的时代已经远去，但促使我们向权威献出灵魂的心理因素依然深藏于人性当中。“极权主义的温床同样存在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是弗洛姆向现代人发出的警告。

三、“机械趋同”：弗洛姆对资本主义社会大众传媒的批判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纳粹党已在德国实行专政，为了躲避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弗洛姆于1934年移居至美国并加入美国籍（郭永玉，1999:6）。与法兰克福学派的许多成员一样，从德国迁至美国的这段生命经验对弗洛姆的学术研究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在美国这样一个大众文化的天堂，希特勒虽然已经不存，但取而代之的是广告、电影、肥皂剧和无穷无尽的劣质新闻。在弗洛姆看来，战后的西方社会，人们不再通过对领袖和国家的狂热崇拜来放弃自我、逃避孤独，却心甘情愿地臣服于某种文化模式的宰制和支配中，以此来摆脱那从未真正消失的孤独和焦虑。弗洛姆将这种“大众文化支配”称之为“匿名权威”，将人们的“臣服”称之为“机械趋同”。

弗洛姆认为，人类逃避孤独的另外一个重要机制就是“机械趋同”，这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大多数常人所采用的逃避机制。这种逃避机制意味着个人将自己完全塑造成文化模式所期待的那类人，于是他变得同所有其他人一样，不再有个性、不再是他自己，通过这种方式，个人与世界之间的鸿沟消失了，意识里的孤独感与无能为力感也一起消失了，但个人却为此付出了失去自我的昂贵代价（弗洛姆，2000:132）。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人常常有一种错觉，即人们已经不用屈服于任何外在权威，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思想与感情，这几乎自动地保证了个性。然而弗洛姆尖锐地指出，“表达我们思想的权利，只有在我们能够有自己的思想时才有意义”（弗洛姆，2000:171）。不过人们往往意识不到，其思想、感觉、愿望的内容可能并不是他们自己的，而是从外部灌输给的，“我们以为的自我表达可能只是在重复某个权威的观点，只是我们并未意识到这一点。”（弗洛姆，2000:135-136）在这种内在化了的匿名权威的支配下，人们甚至找不到支配者的踪迹，面对这看不见的敌人，反抗几乎是无从着手的。

弗洛姆对“匿名权威”影响力的强调，与阿多诺对文化工业意识形态的论述不无相似之处：“你必须顺从，却不指出顺从什么；顺从于业已存在的东西，跟大家共同的想法保持一致，这是人们对文化工业的权威与无所不在性的一个条件反射。文化工业意识形态的力量如此之大，其结果是，顺从取代了意识”（阿多诺，2011）。两位学者都察觉到即使是在所谓的“自由社会”中，人的行动也同样受到结构性因素的限定。虽然“匿名权威”与“文化工业”“意识形态等”概念一样，都不具有明确的外在表现形式，但却有着近乎强制性的巨大力量，在无形中规训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人们的所思、所言、所行，都不过是在重复匿名权威的意志，真正的自由并未实现。

弗洛姆用一个比喻精准地形容了现代人的处境：个人像一颗齿轮一样毫无摩擦地在社会大机器中运转，他以为自己是自由和独立的，但事实上他却几乎没有个性、没有自我的感觉、没有属于自己的信念（弗罗姆，2003：95）。在弗洛姆看来，社会文化与大众传媒在促成这种“机械趋同”方面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弗洛姆明确指出：电影、广播、电视、体育赛事和报纸是现代人主要的逃避途径。现代人主要是通过大众传媒及其产品来实现机械趋同，从而逃避孤独焦虑的处境。弗洛姆甚至认为，如果这些传播媒介突然停办，哪怕只是停办短短的一段时间，也会使很多人陷入极端焦虑的状态、导致成千上万的精神崩溃事件，因为这些媒介已然成为了减缓社会病痛的麻醉剂，一旦停用，社会的疾病就会明显地暴露出来（弗罗姆，2003：14）。弗洛姆的这一思想与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提出的现代大众传播的负面功能即“麻醉功能”可谓异曲同工。不过，弗洛姆的分析更为深入，他不仅看到了媒介可以麻醉大众，也看到了人们其实非常“需要”这种麻醉，人们需要“廉价而缺乏丝毫真实性的垃圾和虐待狂的幻想来填充心灵”（弗罗姆，2003：3）。

可以看出，弗洛姆对大众文化的批评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十分接近，即量产后的文化已经无法达到启蒙作用，只能诱发感官刺激、麻痹人类心灵，如马尔库塞所言：“消除双向度文化的办法，不是否定和拒斥各种‘文化价值’，而是把它们全部纳入已确立的秩序，并大规模地复制和显示它们”（马尔库塞，1989：53）。但不同于阿多诺、马尔库塞等人将资本主义社会的病症归因于工业制度背后的同一性逻辑，弗洛姆则深入个人的需求和心理，将心理分析和资本主义的文化批判进行了有机结合。在弗洛姆看来，资本主义社会文化压抑和扭曲了人们自发的感觉、情感和思想，麻痹人们批判性思维的能力。弗洛姆认为，在破坏对世界的结构性看法上，大众传媒的影响是灾难性的：“某地遭受轰炸的新闻播出后紧接着的就是时装表演片；同一个播音员刚刚向听众展示完政治局势的严重性，就开始向公众鼓吹某品牌香皂的优点；报纸报道重要的科学和艺术新闻，然后以同样的篇幅报道某个女演员的早餐习惯……人们为电视所吸引，就好像去看一场大火或其他激动人心的景象。”（弗罗姆，2000:106）这种种破碎荒诞的景象，加深了个人的孤立感和无力感，使人无法断定什么是重要的、与自身关联的，最终人们对世界上发生的事也漠不关心了。在这种传播状态下，生命丧失了全部结构，由许许多多的小碎片拼凑而成，整体感、意义感不复存在（弗洛姆，2000：172-179）。

可以看出，弗洛姆对现代社会传播景观的描述，深受马克思主义“异化”思想的影响。在弗洛姆看来，马克思与黑格尔使用的“异化”一词，与偶像崇拜完全是同一回事，“都是一种物对自我的征服，一种内在自我的丧失，以及一种由这种征服而产生的自我偏见。对上帝的盲目崇拜、对政治领袖和国家的狂热崇拜、对一切外化的非理性热情的偶像崇拜……都是一个异化的过程，只不过现代人的偶像不叫太阳神也不叫希特勒，而叫做技术、财产、权力、消费品、荣誉、声望以及其他所有由人所创造却反过来奴役人的事物”（弗罗姆，2000:151）。

弗洛姆认为，现代社会的核心病症是“异化”的病症，即人失去了他的主体地位，被自己所创造的观念奴役，成了实现经济目标的工具，失去了与他人和自然的具体联系。在弗洛姆看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呈现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特征，这种关系已失去了其直接性与人情味特征，呈现出一种操纵精神与工具性特点，这进一步加深了个人的孤独及无能为力感（弗洛姆，2000：85）。弗洛姆特别分析了“谈话”这种被异化的人际交流方式：“谈话在现代社会中变成了一种商品、一种战斗方式，有的人谈话仅仅是为了显示他们的聪明出众，有的人则是为了证明他们自己又一次是正确的……人们在谈话之前就已经有了自己的观点，他们进行交谈时决不允许任何新的思想进入他们的头脑，谈话不是为了交流而是为了取胜，一旦确定了立场后，谁都不打算根据谈话的状况来修改自己的观点。”（弗罗姆，2000:101-102）在弗洛姆看来，一场真正的谈话不是战斗而是一种交流，谈话者是否令人信服、对话双方谁是谁非的问题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所讲的话的真实程度。只有当我们个人从受目的支配的生活方式中解脱出来的时候，谈话的艺术与乐趣才将再度成为可能，这体现了弗洛姆对健康的人际传播的构想。在弗洛姆看来，资本主义体系下的广播、电视等媒介都不能创造这种真正的谈话。“这些宣传媒介不断强化着这样的观点——幸福来自于我们可以用金钱买到的东西、我们的高消费显示了我们高度发达的文化水平，然而事实上这并不是人的真正需求，人的价值也不必借助物的占有来实现。”（弗罗姆，2000:151）

不过，在批判现代媒介技术的同时，弗洛姆也认为媒介技术具有的潜在的积极性，可以为实现“健全的传播”和“健全的社会”所利用。在这一点上，弗洛姆也显示了他与阿多诺等其他法兰克福学派成员的不同。例如弗洛姆认为电影和电视节目也有可能启发和改善人类心灵，无线电广播也能充当重要的教育者角色。弗洛姆并不完全否定大众传媒在创造健全社会中的作用，他认为如果对大众传媒加以改造，是完全可以起到积极的教育和启蒙作用的。可见，弗洛姆的传播思想不但具有批判性，也具有建设性。马尔库塞曾指责弗洛姆是一名“修正主义者”，打着批判的旗号维护现存社会的秩序：“一方面批判表面现象，另一方面接受被批判社会的基本前提”（马尔库塞，1987：195）。在笔者看来，马尔库塞的这种“批判”恰恰显示了弗洛姆思想的多元价值。他出色地分析了个人在现代社会中的现实处境和心理状态，以此来批判工业制度对人性的异化，并且十分有创见地将“偶像崇拜”与“异化”这两个概念联系起来，使他对极权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有了理论上的接续。更重要的是，针对极权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病症，弗洛姆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

四、“人本主义”：弗洛姆对传播异化的拯救之道

“人本主义”是弗洛姆思想中的核心要素，也是理解其传播思想的关键所在。尽管法兰克福学派诸子也都是循着人本主义的线索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背后工业逻辑对人的宰制，但他们却没有观照到人性的需要，“并未把大众看作是活生生的人来观察”（周晓健，2018）。而弗洛姆在对极权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中却没有回避人性的需要和弱点，他承认并且尊重人的理性能力，比起法兰克福学派其他诸子，弗洛姆的分析显然更具“人本主义”色彩。

弗洛姆不但从人本主义的立场出发对极权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分析批判，他还从人性需要的视角，提出了解决这些“病症”的人本主义方案。弗洛姆认为，无论是极权社会的权威主义机制，还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机械趋同机制，都无法真正使人从孤立无援的境况中解脱出来，只是使个人成为“孤独的人群”中的一员。这类似于大卫·理斯曼所描述的现象：个人都寻求周围人的认同、害怕被社群抛弃，最终形成“他人支配型”人格，这种现象制造了人群之间的紧密联系，却不能真正满足个人对建立联系的渴望（理斯曼，2002）。在弗洛姆看来，只有建立起与他人和自然的自发联系，才是克服而非逃避孤独的唯一有效方式。这种自发联系的本质体现是“爱”与“劳动”。在弗洛姆看来，只有以爱的方式与人相处，才能有与他人融为一体的感觉，同时又保存了自己的完整性；只有在生产劳动中，才能使自己与自然发生关系，而又不被自然所淹没（弗罗姆，2003：58）。

与中国古代思想家孔子倡导的“仁者爱仁”类似，弗洛姆特别强调通过“爱”来重建人与人及人之间的联系（弗洛姆，2007：65）。在他看来，“只有一种情感既能够满足人们与世界结合的需要，而且同时又能使人获得整体性和个性的统一，这种情感就是爱。爱是在保持自身完整性与独立性的前提下，与外在的某人某物的结合。这是一种分享与交流的体验，它使人能充分展示其内在的能动性。”（弗洛姆，2007：34）在弗洛姆看来，“爱”是人和他的同类、自身及自然之间积极的、富有创造性的联系，是一种与他人、与人类、与自然相结合的体验，也是一种人生态度。“创造性的爱总是包含着一种人生态度，即关心、责任、尊重和理解。如果我爱，我关心，那就是说，我主动地关心别人的成长和幸福，我不是个旁观者，我有责任心，我会对他的需要做出反应。”（弗洛姆，2007：35）

弗洛姆认为某种形式的联系是任何形式的健全社会的前提。正是因为个体无法与世界建立联系，才会出现“疯狂”与“病症”。而极权主义的解决办法“只能导致更严重的精神不健全和失去人性；超资本主义的解决办法，只是恶化了资本主义固有的症状，它加剧了人的异化和机械化，而最终使人成为崇拜生产的奴隶；社会主义的解决办法，才是惟一的建设性的解决办法，它的目的是从根本上改造我们的经济和社会制度，使人不再被当作达到他自身以外的目的的手段。”（弗罗姆，2003：232）弗洛姆所讲的“社会主义”是一种理想的，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显然，他吸收和调和了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的理论。弗洛姆认为：只有工业和政治的体制、精神和哲学的倾向、性格结构以及文化活动同时发生变化，社会才能达到健全和精神健康（弗罗姆，2003：227）。这种对社会经济和精神心理两种因素的同时强调，使他既不同于单纯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不同于单纯的弗洛伊德主义者。

弗洛姆按照上述构想，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分别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例如建立500人的政治小团体以保证每个公民都能参与社会生活；将妇女从父权统治下解放出来；由国家制定一系列健康消费的规范；保证每个公民的最低年收入……等等。在文化和大众传播上，弗洛姆也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

首先，弗洛姆要求对现行的教育方法进行彻底改造。教育是一种重要的帮助个人实现社会化的媒介与途径，波普诺认为在许多方面，教育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中最大的控制力量之一”（波普诺，1999：418）。弗洛姆希望能消除教育制度中理论知识和实际知识之间有害的脱节，他认为教育应当能帮助发展学生的人格，而非制造只对社会大机器有用的公民。他还认为社会应当保证成人教育的可能，因为要理解某些领域（历史、哲学、宗教……）的知识必须有足够多的生活经验才行。

其次，弗洛姆呼吁创立或者说复兴集体艺术和非宗教性质的共同仪式，从儿童游戏、合唱团、节日宴会这些简单的仪式开始，创造出各种各样的集体艺术，给人们制造共同唱歌、共同散步、共同跳舞、共同观赏等共同活动的机会，这样才能将一个互相孤立的社会改革为公有社会。“在考虑到我们怎么才能建立一个健全的社会的时侯，我们必须承认，我们需要创立集体艺术和非宗教仪式，消除文盲。这和高等教育起码是一样重要的。将一个相互独立的社会改革为公有社会，关键在于给人们创造机会，让他们共同唱歌、共同散步、共同跳舞、共同观赏、共同活动，而不是像里斯曼所说的那样，以‘孤独的人群’的成员的身份参加活动。”（弗洛姆，2007:282）这种对仪式的重视与詹姆斯·凯瑞提出的传播仪式观暗合，都强调参与对于有效传播的重要性。

再次，弗洛姆还希望通过政府规制来实现理想的沟通，他罗列了许多具体的措施，例如“在商业广告和政治宣传中禁止使用一切洗脑的方法”；“成立一个最高文化咨询委员会，其任务是向政府、政治家和公民就所需了解的一切事情提供咨询”；“建立一个能有效传播客观信息的情报系统”等等（弗罗姆，1988：197-205）。

可见，弗洛姆是沿着“人本主义”的路径提出自己的社会改革思想的。尽管他对资本主义社会做出了严厉的批判，但弗洛姆并不赞成使用暴力革命来改变现存社会，相反，他试图在批判之外做出新的建构。当然，他的改革思想却并未产生多大的实际影响，反而成为了他的理论体系中常被忽视和招致批评之处。大卫·英格莱认为他是一名“道德主义者”，他关注的是他认为的“人能够和应该成为的状态”，而不是人的真实状态。”（弗罗姆，2003：335-336）郭永玉也认为，“弗罗姆完全没有研究过经济学，又抱着从总体上改革社会的理想，陷入空想是必然的。”（郭永玉，1999:356）的确，弗洛姆提出的这些关于健全社会的美好构想，有的过于笼统空泛，有的不切实际，在操作层面上很难实现。不过，他的解决方案中体现出来的人本主义精神，在价值关怀层面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也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

五、弗洛姆“人本主义”传播思想的现实启示

弗洛姆的人本主义思想体系从整体上看是折中的、调和的，对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理解都并不激进，比起革命者的确更像一个改良派。在谈到马克思的理论时，弗洛姆多次强调过西方国家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歪曲和误解，他在许多著作中都试图澄清这种误解。弗洛姆认为马克思关注的根本是人，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在于人的精神解放，在于恢复人的完整性使他有能力达到与他人和自然的统一和谐（弗洛姆，1991:150）。弗洛姆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带有十分强烈的人本主义色彩，与传统的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有着很大区别，这体现了弗洛姆思想体系中的独特之处。

弗洛姆对极权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以及提出的解决方案，都是建立在其“人本主义”哲学基础之上的。他始终关注人的处境和需要，强调人类潜力的充分认识与表现，认为人应当成为主体、成为生命的中心、成为社会生活的最高目的，我们完全可以将弗洛姆的思想称之为一种“人本主义的批判与建设”思想。尽管不是一名单纯的性善论者，但弗洛姆对人性中向上的力量始终抱有希望。他认为现代社会的病症并没有摧毁人本主义的传统，尽管这有时可能会被指责为肤浅的乐观主义，他提出的解决方案也带有很强的空想色彩，但这种人本主义的精神正是弗洛姆的传播思想对当前社会最有价值的部分，它至少为我们指明了努力的方向。

尽管弗洛姆的批判是针对20世纪的资本主义社会，但我们可以看到，类似的传播现象在我们当前的社会中依然存在，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娱乐至死的风潮、民粹主义的大行其道、权力与资本的双重控制，这一切都使人的主体性受到消解和侵蚀。尽管互联网及社交媒体的普及，一度带来了“传播个人主义”的崛起，但随着平台型媒体（Platform Press）的出现，信息资讯的生产和传播日益为少数巨型数字公司所垄断，用户日益置身于同质化的“信息茧房”而难以自拔，意见的自由市场由此受到削弱，这也进一步威胁到了人的主体性（Bakshy, E. , Messing, S. , & Adamic, L.

A.，2015）。这种情形在当下中国表现得尤其严重。诚如张涛甫教授所指出的：“在当下世界，恐怕没有哪种媒介生态有中国这么复杂，没有哪种媒介现实会比中国的媒介现实这般超重。”（张涛甫，2018）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权力、技术、资本以及算法正越来越成为当下传播活动的主宰，而人的位置却相对缺失。这种情形也引发了不少学者的关注。如杜骏飞教授用“瓦釜效应”这一概念来解释新闻市场中“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在他看来，在政治与商业逻辑的主导下，媒体、市场、资本、技术、政策和社会传统合力使媒介文化和新闻价值观走向媚俗和“崇低”，新闻的公共产品价值和内在文化效用被掏空（杜骏飞，2018）。潘祥辉教授则用“海市蜃楼效应”来描述城市传播的虚幻性，对商业资本、政治权力及大众媒介对城市传播景观的操控表达了忧虑（潘祥辉，2019）。其他学者的相关研究也表达了对人的主体性丧失的担忧，如陈昌凤教授对算法分发新闻所引发的“假新闻泛滥、信息偏食、信息茧房、回音室等不良后果”的担忧等（陈昌凤、霍婕，2018），这种担忧并非杞人忧天。弗洛姆认为，人类的需求和情感来源于人类特殊的生存状况，这种需求不仅仅来源于生理层面，它也包括“交往的需求、超越的需求、寻根的需求、身份感的需求、方向和贡献结构的需求”等（弗洛姆，2007:63），而如果人的某个基本需求没有得到满足，或是以一种不恰当的方式得到满足，就会引发精神疾病，“人不得不使自己与他人发生关系；但如果采取的是一种共生或异化的方式，他将会失去自主性和完整性，他会变得虚弱、痛苦、充满敌意，或冷漠无情”（弗洛姆，2007:64）。这实际上给我们提出了警示：人的主体性的丧失或精神需求没有得到基本的满足，将无可避免地导致“精神疾病”。

面对权力、资本与技术逐渐成为大众媒介统治力量的现状，学者们疾声呼唤对人的重视和回归到人本身，如杜骏飞教授提出了“新闻学即人学”的口号，呼吁建立“人本主义新闻学”，使新闻权力回归于人而非数据或机器（杜骏飞，2018）。这种主张未尝不可视作是对20世纪弗洛姆人本主义思想的一种呼应。弗洛姆说：“生命的中心和目的是人，个性的成长与实现是最终目的，它永远不能从属于其他任何被假定的更具尊严的目的。”（弗洛姆，2000:189）在笔者看来，随着数字技术在政治社会领域的全面运用，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数字列宁主义”或“数字全能主义”时代，一方面，我们从中获得了巨大的便利，但另一方面，无所不在的媒介与数据也日益成为一种主宰人、异化人的巨大力量。因此，我们没有理由不去关注人本身，不去倡导“人本主义”的传播价值观。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20世纪弗洛姆的思想仍然值得我们珍视和借鉴。弗洛姆的人本主义传播思想一再强调：人应当是传播活动乃至所有生命活动的中心，人类的一切造物都不应凌驾于人类自身之上，“只有人主宰了社会并使经济机器从属于人类幸福的目的，只有人积极地参与社会进程，才能克服目前正把他逼入绝境的孤独及无能为力感。”（弗洛姆，2000:197）从人本主义出发，最后回归到人本主义，这就是弗洛姆的传播思想对当下最大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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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发表于《新闻大学》2020年第 1期，第 72-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