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作为舆论学两大基本发展脉络,奠定了现代舆论研究的基本格局。在科学的社会管理和技术主义的主导下,对舆论的管理正逐渐成为一种社会控制规范。从研究方法上来看,舆论研究格局仅靠科学主义对于舆论学学科建设是不完整的,一定要从传播研究的两大范式出发,探究舆论研究方法的产生与发展走向,最大限度地实现舆论研究的规范与科学。中国的舆论学正按照现代性的逻辑,根据社会的转型要求,一步步走向科学、效率、控制和管理。但是在舆论管理中也应该注意发挥人的主体性,协调好人的发展与管理效率的关系。
关键词：舆论学; 科学主义; 人本主义; 西方舆论观
在舆论研究中, 历史与现实、理论与方法之间是互动的。而如何从舆论的历史传统出发, 遵循历史的逻辑, 探索舆论研究的规律, 掌握科学的舆论研究方法, 在纷繁复杂的媒介转型中判断舆论思潮的当代走势, 更是一项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因此, 在全球化的国际视野中, 在世界舆论思潮中对我国当前舆论研究进行正确定位, 实现历史与现实的对接, 并运用正确的舆论观念和方法, 在变革中探索舆论研究发展的新路, 就显得格外重要。
一、舆论观念的历史变迁
舆论学是以舆论为研究对象, 研究其产生、发展及其应用规律的学科。现代舆论观念的确立, 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从本体论出发, 舆论并不是纯粹主观化的公众情感体现, 而是以理性批判为基础的一种自由对话。然而近代以来确立的理性自由的观念, 逐渐被现代科学管理的观念所取代, 舆论研究也逐渐分化出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两大思潮。
1. 主体意识的觉醒与舆论观念的转型
舆论思想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时期, 尤其是在雅典民主政治繁盛时期, 虽然初步形成了以直接民主制为保障、智者学派为领袖、广场演讲为手段、古典辩术为技巧的舆论形态, 但相较于近现代, 古希腊罗马时期尚未形成自觉的主体意识, 由奴隶主领导的城邦政治与以自然经济为主体的生产方式也决定了其民主的狭隘性和历史局限性, 导致这一时期的舆论主体和客体处于混沌状态, 舆论观念尚不成熟。进入中世纪以后, 宗教舆论思想占据主导地位, 宗教文化控制下的神学舆论宣扬神性, 贬低人性, 宣称人生而有罪, 以宗教信仰压迫人的自由意志, 古典文化衰落, 主体意识的独立难以实现。在宗教神学的统治下, 理性服务于神学, 人的本质被归为神的意志。古希腊城邦奴隶民主制度的局限性和舆论控制以及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对于封建教会专制制度的维护, 使得古代舆论总体上呈现出一种主体意识陷落的状态, 舆论活动缺乏独立性与自主性。
伴随着人的主体意识的嬗变, 西方人文主义思潮所孕育的舆论观念开始转型, 体现出主体意识觉醒与理性高扬的特征, 舆论逐渐走出中世纪教会的控制。在西方批评学者眼中, 启蒙时期的舆论观被认为最接近舆论本体。启蒙运动强调“天赋人权”, 崇尚理性自由, 将人看作拥有理性的动物, 并认为人能够运用自身理性从而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以建立一个更加合理的社会。启蒙运动呼吁人生而平等, 重视理性、个人权利运用与自我修正能力, 加之在城市崛起、市民社会建构等条件下, 公共交往空间扩大稳定, 意见交换的自由市场形成, 公众舆论 (opinion publique) 概念出现。在1750年《论科学与技术》一文中, 卢梭首先提出公众舆论的概念, 并赋予其启蒙精神, 指出舆论的实质是公意, 即公民集体的意见。可以说, “17世纪后期的英国和18世纪的法国才真正有‘公众舆论’可言” (1) , 且对舆论的思考与赞誉充斥着整个启蒙时期, 传媒也日益发挥其监督作用从而形成相对于政府的独立力量。
2. 现代舆论研究格局的确立
以启蒙运动为开端的西方舆论观到了李普曼 (Walter Lippmann) 时代发生了重大转变, 理性主义思想被发展为工具理性规则, 对公众舆论的管理代替了先前意见自由市场的对话与探讨, 这种转变正是由李普曼所奠定基础的现代舆论观的体现, 而这一思想基础深刻影响和塑造了整个现代西方舆论观。回顾西方舆论观发展史, 启蒙时代的思想家约翰·弥尔顿 (John Milton) 、让-雅克·卢梭 (JeanJacques Rousseau) 及约翰·斯图尔特·密尔 (John Stuart Mill) , 呼吁人们自由运用生而有之的理性, 认为“在听从自己的欲望之前, 要先请教理性” (2) , 人们可以自由而尽兴地表达经由理性思考而产生的意见从而形成一定认可度并逐渐发展为真理。而在李普曼时代, 启蒙时期的理性自由权利已经不是重点, 对舆论的关注转为对公众意见纯洁性与可靠性的探讨。本着对公众舆论理性的怀疑, 李普曼赋予媒介和政治精英以重要地位:“如果舆论想要发出声音, 那就必须利用新闻界加以组织, 而不是像今天的情况那样由新闻界加以组织。” (3)
从现代舆论研究格局来看, 启蒙运动之后西方舆论观的发展遵循着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两条脉络进行:前者着重对舆论进行有力的控制和有效的管理;后者则视舆论为公共领域内体现民主公平的重要讨论过程。两条路线看似泾渭分明, 实则一脉相承———都以启蒙运动的理性原则为基础与传统。科学主义路线肯定社会体制存在的合理性, 并极力推崇专家和精英主义者的科学理性精神, 人本主义路线则强调公众个体的理性与思考能力。从整体格局来看, 不难发现舆论学的发展正以科学主义为主要发展方向, 在从理性到理性化 (rationalization) 的历史性转变中, 在科学社会管理和技术主义的主导下, 对宣传的控制和对舆论的管理成为一种社会控制规范。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第二条发展路线就无足轻重。批判学派的舆论观与在科学主义思潮影响下形成的经验学派有着巨大差异, 在发展中形成了相互对峙的格局。这种格局, 在总体上使舆论学的发展保持着一种大体的平衡。从舆论观的科学主义路线来看, 到19世纪后半叶, 科学主义已成为西方占主导地位的思潮。在实证主义的引导下, 可以明显感受到20世纪的传播理论建构与舆论研究中的宣传潮流已偏离了启蒙轨道, 以议程设置、受众、说服、态度、行为、认知等为代表的主流大众传播理论概念进一步体现了科学化、细分化和学理化的宣传研究, 体现了舆论关注由理性原则到科学管理的转变。从舆论思潮的人本主义路线来看, 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作为后期批判学派的理论基础, 由霍克海默 (M.Max Horkheimer) 首次提出, “力图使马克思主义和现代西方某些思潮结合起来, 相互补充, 以便张扬人的批判思维和否定意识, 建立一种社会批判理论” (4) , 同时“找出社会过程内部的能动因素, 强调社会危机依赖于社会主体对自身环境的认识” (5) , 相应的, 批判学派的舆论观从本质上也表现出一种人文关怀, 通过批判历史与现实的虚伪和不足, 达到揭露控诉资本主义社会对人主体性的损害, 追寻人主体意识解放的目的。从方法上来看, 经验学派是利用科学的实证方法, 通过调查、测量等方法进行社会定量研究, 而批判学派是通过思辨、逻辑等方法进行社会定性研究。从理论目的与应用上来看, 经验学派的目的是挖掘有效信息, 总结社会规律, 批判学派是揭露与否定现实的虚伪, 进行社会观照。
应该看到, 由于文化传统与传播体制的差异, 中国社会舆论问题有着自身的独特性, 我们不能照搬西方结论, 重蹈西方的实践历程, 而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通过系统、客观、具体的分析, 以现代性视角为出发点, 反思西方主流舆论观的局限性,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舆论体系。舆论学的完善发展不能仅仅依靠科学主义单一路线。的确, 以李普曼舆论观和经验学派大众传播观点为代表的20世纪宣传研究证明, 科学主义研究路线是一种理性化和科学化管理的趋势, 但单一的科学主义路线意味着人类的思想自由极大程度上被科学技术控制进而被剥夺的可能。在批判学者眼中, “思想自由意味着恢复被宣传工具和思想灌输所同化了的个人思想, 意味着把‘社会舆论’连同其制造者一起取消” (6) 。因此, 能否在舆论学的科学主义潮流中意识到其困境与局限, 在精神与科学技术高度契合所构成的理性社会系统运转下, 以马克思主义观点为引导, 以人的自由解放维度为探索, 引领舆论研究回归本体, 是我们对西方舆论发展观审视与梳理时的一个重要超越向度。
二、舆论研究方法的建构
方法建构标志着舆论学学科走向成熟。学科创建早期的主要任务在于建构理论框架、梳理概念。而随着研究的深入, 采取何种方法也就变得至关重要, 因为理论上的创新往往来自方法上的突破。
1. 现代舆论研究方法的确立
20世纪传播学学科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确立, 为舆论学研究方法奠定了基础, 是舆论研究不断走向成熟和完善的保障。拉斯韦尔 (Harold Lasswell) 的《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创建了内容分析法, 李普曼的《舆论学》提出通过规范专业知识以提供舆论, 二者分别从新闻学与行为科学角度论述并构建了相应研究方法, 引领了20世纪30年代后的大规模传播学研究。随后, 拉扎斯菲尔德 (Paul Lazarsfeld) 在此基础上尝试将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参与式观察与深度访谈相结合、内容分析与个人访谈相结合, 推动完善了传播学研究方法, 成为“制造工具的人” (7) ;霍夫兰 (Carl Hovland) 在战时说服理论的研究中开创了“关于态度变化的信息学习法”, 两者对先前理论方法的发展与完善共同构成了传播学研究方法的过渡时期。进入50年代, 施拉姆 (Wilbur Schramm) 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大学传播学研究机构, 传播学者对测量传播要素的兴趣则促使了香农-韦弗、韦斯特利-麦克莱恩等多种经典传播模式理论的诞生, 传播学研究方法日益丰富, 逐渐形成以定量研究为主流, 兼顾个案研究、访谈法、观察法等定性研究的研究方法。舆论研究方法的建构依托于传播学研究的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和批判主义研究范式, 在发展的过程中相应形成以定量研究为主的方法论。毋庸置疑, 舆论学研究方法是在舆论研究科学主义大潮中确立起来的。科学观念不仅在自然界, 而且在人类社会获得了空前胜利, 这同时也是孔德的实证主义观念在社会科学领域的一场胜利。受实证主义观念的影响, 无论是定性研究还是定量研究, 本质上均是以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社会现象, 从而发现现象背后的本质规律, 进而指导实践和应用。在研究方法上, 对科学和精确的推崇, 力求避免主观性而获得客观性, 这是舆论学作为一门科学的标志, 同时也是现代科学的基本观念在舆论学学科发展中的体现。舆论学的研究方法呈现出多学科交融的特点, 在学科总体面貌上表现为以自然科学方法特别是数学方法为主导的特征。
民意的测定依赖于科学化现代定量研究手段的出现及发展, 盖洛普 (George Horace Gallup) 提出民意测验的方法, 并将其作为推动民主进程的重要工具, 认为尽管存在着偶然性的限制, “还是有方法可减少臆测的程度;事实上, 将未来几年可能的发展勾绘出一个合理而精确的构图是可能的” (8) 。舆论调查技术的不断改进, 为准确测定舆论这一难以捉摸的“幽灵”提供了各种客观指标。为此, 当今发达国家的政治机制无不依赖这类调查, 以及时了解政治气候的变化。舆论研究中的定性研究常常为实证主义研究者所忽视, 而舆论的社会属性决定其较多地涉及心理层面、社会层面等定性研究指标与要素。这需要更为有效的定量测量方法与更为严密的逻辑体系支撑。这也是作为社会科学的舆论研究相比于单纯的自然科学研究的难点所在。
然而, 从研究方法上来看, 舆论研究格局仅靠科学主义一枝独大, 对于舆论学学科建设是不完整的。公共性概念的完整化构成始于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 随后形成的以代议制度与实证调查为主体的20世纪民意表达方式, 特别是韦伯 (Warren Weaver) 对计算社会生活的强调与科学技术的普及、现代调查工具的发展共同促进了人文色彩浓厚的启蒙理性到科学理性之转变, 同时也改变了学界对舆论学研究的关注点。值得注意的是, 现代舆论研究流于对调查方法及实证技术的探讨, 对于舆论本体及其公共性的讨论鲜有涉及, 导致实证调查成为舆论的科学仿真而非真正人本意义上的舆论, 从而对其公共性造成扭曲。现代舆论研究在实证主义的策动下偏离了启蒙时期的轨道, 沿着这条单一路线发展是无法回归舆论本体的。事实上, 失去启蒙时期人文内涵的现代舆论表达方式, 在促进民主社会探讨与沟通层面的作用甚微。日本学者佐藤卓已在其著作《舆论与世论》中论述到, 关于支撑舆论调查的正当性标准的确具有可操作性, 但每个人的现实状况不同, 提出意见的能力并不是平均分配的, 极易受到外界影响的信息与个人见解也未必能轻易通过数值得到均质化。如果对这些舆论的矛盾状态放任不管, 那么“即使对舆论调查进行再怎样精确的数理统计, 都无法将舆论放在现实的政治中” (9)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舆论调查的参与和投票式意见, 非但不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公众意见, 而且远离了传统古典民主这一舆论源头。18世纪和19世纪的所谓“公众”, 正被转变为“大众”社会。实证调查技术的兴起, 标志着舆论的启蒙精神正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而公众作为个体的独特性正逐渐消逝于科学统计的数字之中, 取而代之的是集结的团体。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不应无条件地运用在社会科学中, 正如罗蒂 (Richard Rorty) 所言:“我确实认为科学就是观察世界的另一种方式。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组既特别有用、又美观惊人的工具, 不过, 这些工具只不过是众多工具中一部分而已。” (10)
2. 新范式的建构与方法的变革
如今, 舆论研究方法已走过基础理论构建期, 从以实证主义为主导的研究传统走向更为规范的、系统的理性研究范式。因此, 一定要从传播研究的两大范式出发, 探究舆论研究方法的产生与发展走向, 并结合舆论研究多学科融合的特点, 在新媒体环境下辩证分析舆论研究方法, 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舆论研究的规范与科学。不管是社会网络分析法的应用, 还是大数据技术的使用, 都是对传统实证主义研究的发展与补充, 都力图从不断发展的研究方法中, 找寻舆论研究中定量与定性的最佳平衡点, 追求更为严密的逻辑支撑。
新老媒体的更迭变化, 势必对舆论学研究方法的演进和发展趋势构成深远影响。伴随着社会转型、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的普及, 舆情研究思维方式、研究方法也正在面临着转型与革新。新媒体环境中信息传播路径的改变、大数据平台技术与网络分析方法的发展, 为舆论研究方法转向提供了先决条件。另一方面, 多学科视角也是其未来转向的重要前提。舆论学有着多学科的起源背景, 它是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的交叉学科产物。数学方法的介入, 为舆论研究走向精准的数据建模提供可靠路径。伴随舆论研究的深入, 多学科的视角为舆论转向带来契机与挑战。心理学、人类学等学者为舆论研究带来了社会网络分析研究视角。大数据技术运用到舆情分析中, 利用信息检索、数据挖掘、自然语言处理、数据库等技术对海量的非结构化数据进行聚类、分类、关联, 实现舆情的全数据分析, 舆情研究从实证主义的因果关系转向相关关系研究取向。借助社会网络分析与大数据分析等新兴手段和方法, 舆情研究由传统事后监测逐渐转向事前预测与预警。因此, 对于这种交互性极强的新媒体, 舆论学研究必须从方法的改变到理论的创新都做出重大调整, 对新媒体环境下舆情研究的热点进行概括, 同时对存在的问题与挑战予以重视, 才能适应新的传播形势需要。
三、当代中国舆论学的变革
不可否认, 西方舆论思潮的演变、方法的转型和现实的变革, 给我国的舆论研究带来很大挑战。因此, 我们需要在纷繁复杂的西方舆论观念中保持清醒头脑, 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立场和观点加以本土化, 去粗取精, 为我所用。舆论学研究发展的历史内在逻辑与现实境遇都已经提出了这个要求, 而做到这一点, 就需要我们对西方舆论观念和潮流的演变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在摸清大方向和发展规律后, 对我国的舆论研究有一个正确定位。
1. 科学管理与人的发展
从科学主义的角度来看, 中国的舆论学正按照现代性的逻辑, 根据社会的转型要求, 一步步走向科学、效率、控制和管理。但这种控制和管理, 一定要在舆论发展的科学主义主潮中进行合理定位, 使其既能与国际接轨, 掌握舆论现代的、科学的管控方式, 又能反映出本土特色。而这种本土特色, 在我国的现实语境下就是舆论引导。中国共产党历来非常重视舆论的作用, 党始终将舆论引导放在重要位置, 舆论工作也经历了一个艰难的发展过程。中国共产党的舆论工作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 通过丰富的实践活动不断充实相关理论, 走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舆论引导之路。坚持党性原则、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等基本要求, 指引着党的舆论工作朝着科学化、规范化的道路前进。
当代舆论学学科尚处于变革发展之中。伴随着社会转型和新媒体的挑战, 舆论学研究正在面临转变与革新。在大数据舆情研究蔓延的热潮中, 舆论研究的科学性得到了最为充分的发展, 数据计算的效率和储存能力得以提高, 实现了更加迅速、精准的预测。但不管技术怎样发展, 马克思主义在我国舆论学研究中的指导地位是不会变的, 只有以此为基础, 才能正确把握舆论的本质和发展规律。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 特别强调了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是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大事。这反映了党对舆论认识的新高度, 落实到传媒实践中, 就是如何加强舆论引导能力的问题。应该意识到, 在媒介环境不断变化、舆论格局不断调整的今天, 要使舆论研究工作更好地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 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管媒体”原则是引领正确舆论导向、提高舆论引导能力的重要保障。
但是另一方面, 从人本主义角度来看, 在舆论管理中也应注意发挥人的主体性, 协调好人的发展与管理效率的关系。在新媒体舆论传播中, 传播者和受众的界限越来越模糊。自媒体的广泛使用使公众可以随时随地发表自己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看法。与传统受众相比, 新媒体公众地位提升且被赋予新的内涵, 从行为方式到心理活动都发生了剧烈变化。新媒体舆情的影响范围也越来越广, 形成多个舆论场共存的复杂局面, 打破了传统媒体的垄断地位, 重塑了舆论生成过程, 改变了舆论生态环境, 淡化了舆论控制中心。因此, 面对新媒体、新舆情, 我们需要进行媒体引导方式的变革, 实施符合新媒体舆情发展的引导战略, 在充分满足公众主体需要的基础上, 形成良好的舆论氛围。
应该意识到, 新媒体的发展不仅仅是技术革新的过程, 更是一场广泛深刻的观念革新。这场观念革新的核心, 就是要在新媒体环境下遵循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 真正确立公众的主体地位。面对新形势、新挑战, 不能按照传统的思维定式和理论框架来研究舆论, 必须及时掌握新思维、驾驭新载体、运用新手段, 不断为舆论学发展注入活力和动力。新媒体环境下社会公众交往沟通和意见表达渠道日趋多元化, 舆论的表达权对社会治理提出新的挑战。因此, 从我国国情来看, 需要将舆论管理视为一种社会控制机制, 从公共传播的角度探讨如何对舆论进行调控和引导。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 既要有国家和社会的价值判断, 又要有对舆论现实的批判性思考和舆论本体的探究, 激发公众在舆论传播中的活力, 增强公众对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
2. 舆论学发展路径的反思
综上所述, 舆论学发展的两条路径并非水火不容。在对舆论进行科学控制管理、遵循实证研究方法的同时, 要以正确的人文观念为指导, 避免舆论学人文导向的弱化, 最终实现科学与人文并重的发展方向。舆论学的发展, 就像一列高速行驶的列车, 科学主义保证了列车的高质量行驶性能, 而人文观念就像驾驭这列火车的司机一样, 牢牢掌控着它的行驶方向, 使其一直在正确的轨道中行进。正如英国学者斯诺 (Charles Percy Snow) 1959年在里德的演讲所谈到的, 两种文化, 两种误解, 这样的文化分裂对人民和社会只会造成损失。 (11) 马克思主义理论汲取了西方人本主义的合理因素, 实现了对人的科学认识, 超越和扬弃了费尔巴哈式现实的、肉体的、感性的人, 提出以“自由且有意识的劳动”为本质的人可以通过实践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因此, 坚持马克思主义, 就是对人通过实践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肯定, 就是对以实现人类自由、全面发展与解放作为最终目标的肯定。
新媒体环境下, 舆论学学科体系的建构是一个既面临挑战、又充满机遇的新课题, 更是一场改变历史、创造历史的大变革。变革的方向, 就是要从本土经验出发, 透过纷繁复杂的西方理论, 在世界舆论研究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大潮中, 为我国的舆论学本土化建设找到坐标, 并在此基础上提供一个建设方向和思路。我们应该意识到, 变革中的舆论学在学科意义上尚未完全成熟, 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舆论学学科体系仍是舆论研究工作者不可推卸的学术使命。舆论学研究目前正呈现跨学科的特征。对于新闻传播学科来说, 我们一方面要学习西方科学主义中以经验为基础的研究方法, 破除僵化的学科界限, 将散见在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公共管理学、计算机科学、图书情报学等领域的舆论成果形成对话与合作, 推动舆论学研究的创新与发展。另一方面, 要注意对科学的强调不代表对人文关怀的忽视, 在基础理论建设上, 要关注舆论本体及其公共性问题, 使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相结合, 以人文关怀为学科建设的目标与导向, 将学科体系建立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上, 立足中国实际, 解决中国问题。
四、结语
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作为舆论学发展的两大主潮, 在发展过程中既互相对峙, 又彼此融合。“没有人文情怀关照的科学主义是盲目的和莽撞的, 没有科学精神融入的人文主义是蹩足的和虚浮的……两种文化汇流和整合的有效途径是, 走向科学的人文主义 (scientific humanism) 和人文的科学主义 (humanistic scientism) , 即走向新人文主义 (neo-humanism) 和新科学主义 (neo-scientism) 。” (12) 新媒体环境下舆论学的发展, 需要实现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并行发展与融合沟通, 也需要在借鉴融合中创新, 这是新时期对舆论学本土化提出的更高要求。只有在对西方舆论思想和观念进行充分价值阐释的基础上, 才能为构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舆论学体系打下坚实基础。而要建构这样一个体系, 就要从马克思主义出发, 反思西方舆论研究局限, 结合舆论学当代发展最新成果和动态, 并创造性地借鉴使用其他学科的既有概念, 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去构建适应我国新媒体发展需要的新型传播范式。只有这样, 才能展示出新世纪的、开放的马克思主义舆论学体系架构的整体面貌。
注释
1 [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曹卫东等译, 学林出版社, 1999年, 第1—2页。
2 [法]让-雅克·卢梭:《民约论 (社会契约论) 》, 何兆武译, 法律出版社, 1958年, 第26页。
3 [美]沃尔特·李普曼:《公众舆论》, 阎克文等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年, 第22页。
4 (5) 黄见德等:《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哲学研究》, 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 1994年, 第191页。
5 (6)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 刘继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8年, 第5页。
6 (7) [美]E.M.罗杰斯:《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 殷晓蓉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2年, 第299页。
7 (8) [美]乔治·盖洛普:《操纵人类命运的九大力量》, 赖金男等译, 延边大学出版社, 1988年, 第7页。
8 (9) [日]佐藤卓已:《舆论与世论》, 汪平等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 第6页。
9 (10) [美]理查德·罗蒂:《反对统一性》, 付洪泉译, 《求是学刊》2004年第3期。
10 (11) [英]C.P.斯诺:《两种文化》, 陈克艰等译,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3年, 第8—10页。
11 (12) 李醒民:《走向科学的人文主义和人文的科学主义》, 《光明日报》2004年6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