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大的态势，当然要注意它是在十八大之后中央一系列大政方针逐渐清晰化的背景下展开的：三中全会以顶层规划部署了全面改革，四中全会推进到全面依法治国，五中全会提出了系统化的发展新理念，这里面至少有这样一些非常重要的关键词——强调“现代国家治理”、“现代市场体系”和“现代财政制度”，这些在三中全会已经明朗化之后，进一步推进到四中全会全面依法治国，其实是解决现代治理概念下“现代政治文明”制度建设的一个全面覆盖框架，进而到五中全会有了系统化的创新发展为第一动力，带出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最后落到归宿的共享发展的“现代发展理念”的全套认识。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这个背景下现在已非常清晰了。我们面对的第一个全面，是2020年要实现全面小康，后面跟着的，是更艰难的全面改革任务，是要使改革取得决定性成果，而且必须匹配上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
对近些年把基本的经济指标做一个直观的考察，大家都会关注到中国经济出现了阶段转换，年度龙头指标GDP的表现是一降再降，我们必须在认识、适应这个新常态的过程中，还要引领它。2016年的一二季度报出来的经济增速是在7%以下运行的6.7%，而今年官方提出的目标区间是6.5-7.0%，最近一段时间，经济下行过程中却出现了CPI上扬的一些压力，权威人士的说法是我们在判断上既不认为现在是通胀，同时也不能光看PPI认为是通缩，还要继续观察。实际上，研究者一般更多地认为主要的压力是在通缩方面，但是中国现在的矛盾凸显就是这样，已经把我们实际要掌握的弹性空间收得很窄了，稍微有点前段时间CPI上涨的压力，我们就已经看到了管理部门不安：一方面经济在继续下行，另一方面我们这个区间原来认为不成为压力的上线，动不动也可能带来压力的表现。再往下，当然要说到政府的感受是财政收入一落千丈，今年的目标是只提了5.8%的收入增长目标，已经明显低于GDP年度目标区间的量值。
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的希望之所在，是要在“新”已明朗而“常”未实现的情况下，尽快去实现“常”的境界。我理解这个“常”，就是必须通过三个期叠加的所谓经济增速换档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一定要加上改革在深水区攻坚克难的推进期而成功地引领新常态，使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必然出现的增长速度向下的调整，落到一个阶段性探底之后尽快企稳的质量升级版的中高速增长平台上。我认为权威人士所说的“L”型，需要这样来理解，我们不可能再是一个速度下落以后经过一段时间又回去的“U”型，更不可能是刚下来马上又反弹的“V”型。这个“L”型是说下来以后我们必须认账的是，这个速度不可能再回到高速，必然是调到一个新的较低的台阶上，但是它不能一低再低，它要拐弯，拐过这个弯就表示我们出现了阶段性探底而有可能对接的企稳，企稳以后即拐过这个弯再以后的表现应该是让它尽量拉长，拉得越长越好，关键是它要有升级版的特征，要通过结构优化，支撑我们的质量提升。实际上，就是在质量提升的支撑之下，实现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可持续性发展的越长越好的中高速增长平台，就是需要落在这个“常”的状态上。我们现在，必须观察和追求这个常的实现。
目前，中央特别强调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性方针是在引领新常态过程中，在大政方针下抓矛盾主要方面，而且是全局和长远的布局。所谓全局就是它不是简单只看某一些点，整个配套里必须要以制度供给为龙头带出整个供给体系各种要素的结构优化和质量升级版的状态。所谓长期就是它显然要从现在的努力对接到怎么实现全面小康，以及过后还要有后劲去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再一直对接“中国梦”，以这样一个从短期到中长期的考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指导之下我们的攻坚克难需要有在发展态势方面做好综合的掌握。
发展态势方面，我认为现在首先要肯定，不确定性仍然是很明显的。今年二季度报出来的6.7%比一般市场预期要稍好一点，连续两个季度6.7%是很有意思的，在发展态势上已经看得出来它有点阶段性探底的味道了，但是到底三四季度如何，我想现在所有研究者，谁也不敢拍胸脯说有非常确定的把握。要承认现在和风险相关联的不安全感，仍然是弥漫在市场中间的，地方政府和企业他们传送的很多信息仍然是“困难”，两会上总理也直言不讳地说要“共克时艰”。但是同时，我们要理性地清醒地看到市场预期的一些向好的苗头确实出现了，虽然还十分脆弱。
也要特别注意我们的一些管理部门一线管理环节上的能力已经被公众打问号了，实际上必须注意到经济问题社会化、政治化的风险威胁是存在的，就是所谓“矛盾累积隐患叠加”下你看起来是个经济问题，有时候它可能突然变了味儿。就好象今年年初，谁会想到在我们西部河西走廊的一个还挺有名的城市，一个个别事件就可以引出谁也没有想到的集体泄愤的群体事件。各种各样的矛盾叠加在一起，我们考虑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一定要有全局的综合的观察。
作为研究者，我承认现在学者们并没有这样的能力来通过一套非常严谨的数量模型和实际数据的模拟演算给出非常清晰的短中期预测，但是经济预测一定是要做的。我作为多年研究宏观经济的研究者，想谈一个谨慎乐观的看法：如果说在现在一、二季度6.7%的增速情况之下，如果从好的苗头来看，可以举出什么摆事实式的具体现象，使我们期待不太远的将来出现阶段性探底。这些好的苗头，首先要提到“稳增长”措施下，多年努力之后，去年下半年又有有关部门一系列的“项目包”的安排，在中国体制之下通过审批给出这些成规模的项目包，合乎逻辑地引出了后面与一些有效投资机制的对接，比如很多的公共工程、基础设施和产业园区连片开发，是和PPP机制结合在一起的——对于这个PPP，虽然社会上还有很多风凉话，但是它以阳光化流程使规范化程度提高以后，政府、企业、专业机构合作在一起，“1+1+1>3”的绩效提升机制不可否定，它是更接近于有效投资概念的具体投资形式。我们后面看到的，是接近年底的时候，在网上已经可以搜到一个大数据时代的现在还可继续观察的“挖掘机指数”，已经表明我们现在整个统一市场内施工机械的订单数、交货数和入场施工数全面飘红，它显然是这些项目所跟出来的回应，而再往后，又合乎逻辑的看到钢铁业喊了很长时间困难之后，今年年初一些钢材产品的价位不再下降，而是企稳甚至还有一些回升虽然还在波动）。就是说这个苗头它合乎逻辑，合乎我们可以观察到的现实。可佐证的，还有PMI的表现，官方的PM1（采购经理及指数）已经连续几个月站在禁枯分界线上面一点，虽然还在波动但是已是50或者50出头，工业增加值、企业利润、用电量，还有我后面要强调的房地产业，总体来说有很多值得肯定的向好苗头和亮点。我们的PPI虽然还在下降，但是在经历51个月的下降之后，它现在降幅在收窄，而CPI在上扬，这些跟经济景气显然有关。而且我们可以观察到，居民的消费仍然是相对强劲的，从种种指标来看，可能有一些单独看待的“特定”式问题，但综合分析来说，也不足以像有些境外的观察机构所说到的那么严重，比如不应只注意到方便面的消费在下降，就认为中国蓝领工人的境况在变坏，其实不是，恰恰相反，中国这几年经济下行过程中低端的粗工、壮工、农民工，包括家政服务的保姆，他们在市场中的要价能力是在提高的，工资水平是在上升的，他们工资水平的上升而且超过了平均工资的上升幅度。在我们表达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方面，官方的信息也已经体现在0.49的高位这几年已经回调到0.47，可能还会继续再回调。这些蓝领工人他们现在可以不再首选方便面，而是要选择盒饭乃至稍微像样一点的更好的餐饮供应了——当然也不排除方便面消费的下降和我们的经济景气走低有关，但是你要看另外一些因素的对冲，这都是需要具体分析的。我观察，中国的居民消费仍然强劲的一个表现，是从大中城市到边远的一些小县城，现在都可观察到居民旅游的热度，从国内旅游看到国外旅游，甚至有排浪式的特点，这些都和居民的收入和消费有关。
如果把这些放在一起，我们粗线条地说，一个所谓谨慎乐观的说法，就是如果我们的管理部门不犯明显的错误，那么不排除在今年年内或者明年前期，出现中国宏观经济态势的阶段性探底，这个阶段性探底还不意味着企稳，但是它有可能经过努力对接到企稳。这样的一个机会，我觉得显然值得争取。
还要稍微展开做一些分析，我们同时要注意到，一些地方和企业的困难确实形成了沉重的压力，但是要有一个“分化”的概念和认识，其实今年上半年一线城市北上广深的情况应该讲还是相当不错的，只不过在一片困难之声里他们并不刻意说他们自己好的感受罢了，但是在调研中可以知道，因为跟着房地产在一线城市的迅速回升温度，这些地区的地方政府和很多的企业，日子是明显在转好的。民营企业方面，我们要特别注意民营企业的投资在下滑，但是也必须注意到民营企业中一些规模以上的企业，确实还有向好的苗头和体会，前面一段时间我们调查中知道，有些民营企业的掌门人在底下比较坦率地说，大家都很困难，但我们正好趁这个时候利用前些年已经形成的品牌效应和相对优势来扩大市场份额。有些民营企业其实在“没事儿偷着乐”，他们在迅速抓住机会发展，更不要说华为这种中国标杆式民营企业成功的创新与升级发展——华为现在处于“孤独求败”的过程，更强调到了“独大”阶段的风险意识和危机感，但它确实在明显地做大做强。有一些不好的案例，我们也不能否认，有些案例出来以后还是有些耸人听闻的，但是总体来说还要注重全面观察。
如果说到和金融有关的一个视角，那我们必须注意到，这些年无论是什么背景的保险公司、理财公司、财富管理公司，他们哪里是什么困难啊？他们是在一路高歌猛进，看看这几年他们的指标，年年的业务规模都是增长30%甚至40%以上，他们的盈利水平一般都在25%，甚至30%，高的也要增到40%，这些都是中国市场中间客观存在的不同角度的观察。
区域方面，是有东北、山西等等非常困难的地方，还有具体的鄂尔多斯、温州等等这种令人遗憾的案例，曾经表现为增长极，但是现在至少一定阶段上痛失好局。但是毕竟还得具体分析，经过一段时间调整之后，如果能再重新找到一个重拾升势的轨道，对他们来说这方面显然还是会有机会的。
我还要特别讲讲房地产。对房地产业，我基本的看法就是，在中国实际真实城镇化率也就是40%左右的当下，我们这段时间经济的扑朔迷离、混沌状况中，房地产业总体来说是景气回升，它表现了中国经济确实存在着巨大的潜力、余地、韧性和发展空间。我们现在如果从一线城市带动而已迅速蔓延到二线城市的升温看，以及所谓“冰火两重天”下冰的方面实际压力的减少来看，其实可以看得一个基本判断，就是在经济总体低迷下行过程中总会要转好的话，房地产业可能是走在各个行业比较靠前的位置上，它的希望现在已经看得越来越清楚了。而房地产业这种比较明显的温度回升，是在中国，在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和信息化，以及民主法治化的大潮中客观存在着发展潜力的表现。我们现在完全不能认同有些人那么悲观的想到中国真实城镇化率才40%左右的时候，就来一个像日本真实城镇化率要到80%左右才出现的崩盘式的回调。我们只要不犯低级的错误，这种情况不可能出现，局部出现的调整，一定和结构的不良有关，但它并不能推翻我们对于大局潜力上的判断。现在看得到，房地产业回暖以后，很快带来的是我们相关基础设施方面有更多的建设需要。一轮一轮中国建成区和相关的周边区域的扩大，乃至必须城乡一体化或发展的基础设施的建设，一定会拉动全产业链的发展。
总体上，中国还要经历未来时间相对长的一个由于城镇化处于高速发展期而不动产、特别是中心区的不动产的平均价位表现为一个上扬曲线的过程。同时，需要特别注意的就是分化了，近年明显的分化特征告诉我们，房地产业的黄金时代过去以后，新来的白银时代仍然是含金量很高的时代，以后早晚要转入所谓成熟的黑铁时代，但是现在白银时代最值得看重的就是分化的特征之下，管理当局只要掌握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仍然有几乎满手的好牌，这种直接优势下，政府要做的事情很多都是可以得分的事情，企业界、投资界和老百姓，都可以在城镇化支撑的整个国民经济未来巨大潜力释放的过程中，来实现共享，来得到我们在意愿上希望得到的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共赢，也就是包容性发展。
但我又愿在此特别强调，在民营企业投资下滑方方面面高度关注之后，做出分析的过程中，必须指出一个特定的视角，就是民营企业投资下滑里不管有多少技术层面的具体原因分析，但必须强调在民营企业特别敏感的总体来说的方向感、定心丸这个概念之下，我们要做好相关的工作。民营企业怎么发展，邓小平的改革智慧值得再次援引。当年扑朔迷离的情况下，邓小平几次强调对“傻子瓜子”不能动，这个“傻子瓜子”的个案，邓小平看来却是联系全局的，提出你动了它，老百姓就会说共产党的政策变了——他这个“不能动”，实际上带来的是对以后大局的掌握。现在我们在具体看到各种各样问题的同时，习总书记已经强调了民营企业发展方面掌握的：“亲、清”二字，既然已经说到这么清楚的要领上，那么这个定心丸要继续吃，要继续在这方面把方向感清晰化起来。相关的种种纠结、不安的情绪，需要得到实际工作中这种法治化安全感和发展效应的对冲，也需要我们长远战略进一步清晰化以后，对接到现在实际要迎接的十九大需作新一轮部署的全面改革方面的实质性推进。制度建设带来的方向感，和后面跟着的安全感，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合乎逻辑的，必须在方向感后面带出安全感和希望感。
在这方面对房地产业来说，虽然前面强调了回暖，强调了潜力空间还在继续打开，但同时也需要继续强调一下，值得我们特别总结的就是虽然有种种技术上的考虑和阶段性的考虑，但是长远的大方向下的方向感，是中国一定要进入现代社会，现代社会一定要面临和房地产业发展相关的制度建设的挑战，包括大家说起来很多人都非常不满的房地产税从无到有的改革。关于这种攻坚克难的改革，中央决策层是面对激烈争论的，但落到文件上，一直是肯定这个方向的。很遗憾，今年有关部门出于短期考虑，并没有把它作为年度改革方案内的具体任务，只有人大那边表了个态，说房地产税已经列入一类立法规划。但近期一线城市的迅速升温和形成的社会压力，再次提醒我们，房地产税这个地方税的立法过程没有必要搁置，立法如果能够完成，显然它应该按照不同地方区别对待，首先考虑在一些有特别现实的社会压力的一线城市和迅速升温形成压力的二线城市，考虑推出与这个税法实际执行相关的改革。房地产税改革在中国，是完全可以考虑先有立法以后区别不同区域来形成供给侧改革的理性供给管理方案的。
来源：中国改革论坛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