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变化
1.30多年高速增长的支撑因素，主要是赶超阶段的后发因素
中国经济能够高速增长30多年，主要有四个方面的支撑因素：
第一，相对较低的要素成本，尤其是人工成本和环境成本。长期以来，低的人工成本是我们传统优势，我们的环境成本相当部分没有计入生产成本之中，因为污染没有治理。低的要素成本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在于：一是我们的企业有低成本优势，竞争力很强;二是对外资吸引力大，跨国公司是全球配置资源，必然要选择在成本最低的地方生产，外资来投资建厂，当地就有GDP、就业、税收。
第二，高储蓄率。这是华人的特点，中国人不愿意借债，无债一身轻，储蓄倾向很强。即使在美国，储蓄率很低的地方，华人也是有钱的。中国的储蓄率在改革初期就超过30%，以后一直超过40%。这个特点对经济发展非常重要，储蓄是一个国家资本积累的主要来源。
第三，国外有技术来源。仅有资本是不行的，资本需要和技术结合，才能形成产业。前些年，我国技术起点很低，需要的技术都是国外成熟技术、甚至是已过时的技术，买技术相对容易。能很方便地引进国外技术，我们自己根本不用研发，有了引进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就形成投资和产业非常快速的发展。
第四，国内市场大。我们从短缺经济起步，以前许多商品还是凭票的，随着群众收入的增长，一个消费热点接着一个消费热点，市场是现成的，基础设施方面也有大量有回报的投资机会。一个巨大的国内市场，可以把企业培育得很大，国内市场的竞争对企业也是锻炼;当国内市场饱和后，企业可以转向外向型发展，并依托成本优势实现海外扩张。
上述四个因素中，除高储蓄率之外，其他都是穷的因素，或者说是经济发展处于赶超阶段的后发因素。四个因素结合在一起，恰恰构成了一个制造业发展的条件，所以中国成为制造业大国不是偶然的。
2.我国主导产业的发展轨迹
这30多年，我国主导产业发展的基本循环都是这样的：收入提高、市场形成;国内储蓄与国外技术结合形成投资及产业;依托广大的国内市场，企业发展得很大;国内市场饱和之后，企业开始外向型发展，利用成本优势占领国际市场。具体来说，是这样的情况：
第一波，1979-1984年，我国的主导产业是轻纺工业。以前很多日用消费品都是凭票的。改革开放之后，农产品收购价格上涨，城市涨工资，群众的收入提高，但当时有钱买不到东西，说明市场形成了。所以，1979-1984年是我国轻纺工业大发展时期。期间，我国轻工业每年增长12.8%，重工业每年增长7.1%。1984年前后，中国市场日用消费品短缺开始消除，轻纺工业国内市场饱和，开始外向型发展，利用低成本优势占领国际市场，把韩国、台湾地区、香港的同行业企业都挤出了市场，使中国成为轻纺工业出口大国。
第二波，1985-1990年，日用消费品需求满足之后，居民消费结构开始升级，家电市场开始形成。所以，这段时间是中国家电产业大发展的黄金时期。彩电、冰箱、洗衣机都以10倍以上速度增长，需要的技术全部是引进的，当时引进了100多条彩电生产线、几十条冰箱生产线。到1990年代初，国内家电市场饱和，城镇普及率已经较高，农村市场还跟不上。国内市场饱和后，中国的家电企业开始外向型发展，使中国成为家电出口大国。因此，从1991年开始，欧盟正式对中国的彩电实施反倾销措施。
第三波，1990-2000年，基础设施产业群。进入1990年代后，居民消费热点开始分散化，汽车、住房市场还没有形成。但当时的基础设施瓶颈问题突出，交通通信紧张、能源原材料紧张，这种瓶颈为多个产业发展提供了很大的市场。所以整个1990年代是中国基础设施发展最快的时期，通信热、电厂热、港口热、公路热，带动了机械、石化、电子、原材料、建筑、建材等一系列产业的发展。以通信产业为例，以前我们装电话很难，从1990-2000年，我国的长话交换机容量增长34倍，局用交换机容量增长14倍，移动电话交换机容量增长了2700多倍，技术全部是引进的。到2000年左右，国内通信市场开始饱和，华为、中兴等企业开始海外发展，并在国际市场中取得了很高的市场份额。
第四波，2000年至现在，以住房和汽车为终端的产业群。本世纪初开始，我国住房和汽车市场开始形成。这10年，以国外技术、合资企业为基础的汽车工业和房地产业是发展最快的产业，我国迅速成为世界最大的汽车市场和建筑工地，带动的产业很多，尤其是汽车工业。与此同时，信息产业市场、新一代第三产业、环保节能市场也开始形成。
汽车和住房市场的形成，说明我国与世界产业前沿接近了。发达国家汽车和住房仍然是主要的实物消费品，汽车、住房的销量仍然是其消费者信心指数的重要指标。
这30多年高速增长的过程中，有3次由于经济增速偏低，政府不得不采取扩大内需政策：第一次是1989年，背景是家电需求之后没有新的消费热点;第二次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加上汽车、住房市场没有形成;第三次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经济增速偏低，财政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带动增长。
3.30多年高速发展的基本结论
简单回顾这30多年的发展过程，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经济增长的内涵，实际是产业结构的升级。中国经济30多年的高增长，不是在一个产业层面的增长，而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升级上来的，30多年中我们的主导产业已经上了几个台阶。结构升级是原因，经济增长是结果。如果主导产业升级停顿，经济增长就会停滞。换句话说，我们要想保持中国经济在今后若干年的持续增长，只能靠主导产业的进一步升级。
中国经济30多年持续高增长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第一是市场因素。我们的国内市场很大，而且起点低，什么都缺。随着群众收入的提高，消费热点一个接一个，形成了一种排浪式消费。这种排浪式消费，引起了中国市场排浪式扩张，带动中国经济排浪式增长。第二是资金和技术因素。国内储蓄加上国外技术，可以很快形成投资项目和产业，市场一旦形成，国内产业跟进非常快，形成新产业不断出现、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的局面。第三是成本因素。国内要素成本低，企业竞争力强，吸引外资也比较容易，这种低成本在企业外向型发展中体现出的优势更加明显。
从另一个角度讲，前30年我国经济发展相对是比较容易的。因为我们市场是现成的(市场从短缺起步)，技术是现成的(直接从国外买)，企业的竞争力是现成的(成本低是天然优势)。但这种发展模式是有缺陷的：第一，过度依靠低成本;第二，过度依靠国外技术。这在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是可以的，但不可能长期如此。因为我们不可能永远这样穷，一个大国也不可能依靠别人的技术实现自己的现代化。
4.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因素正在发生变化，中国的经济发展从一个比较容易的阶段，进入一个不太容易的阶段
在中国经济持续30多年高增长之后，目前，几个重要的支撑因素在发生变化：
第一，我国的要素成本在快速上升。我国连续30多年维持低人工成本，本身是不正常的。如果是小国，低人工成本最多维持10年到15年。我们国家连续30年维持低人工成本，主要是因为我们国家是一个大国，各地经济发展的差异太大，农村剩余劳动力过多。当沿海省份人工成本上升之后，靠内地、西部的打工者千里迢迢到沿海去打工，把人工成本继续压在一个很低的水平。劳动力价格变化的特点是这样的：供过于求的时候长时间可以压在低水平不动，但一旦供求平衡或供不应求，它就快速上升，这就是所谓的刘易斯拐点。这个拐点我们国家已经到了：这两年各省的最低工资上涨了将近50%，但是企业仍然招工困难。同时，能源、原材料、土地成本、环保成本都在上升，所以我国企业的成本优势正在被大大削弱。企业成本优势下降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一是所有靠成本取得优势的产业的市场竞争力都在下降，有些产业还要退出，被转移到人工成本更低的国家去。二是对外资的吸引力下降，追求低生产成本的外资不会再有很大积极性了。
第二，技术来源将出现问题。以前我们主要靠引进技术实现国内的产业升级和产品升级，这在国内外产业差距大的时候是可行的，因为国外企业把技术卖给你不会对他自己有什么影响。但是经过中国30多年的持续增长，现在国内外产业差距大大缩小，我们现在需要买的技术都是国外企业现在在用的技术，一旦把这个技术卖出来，他们自己的生存就有问题了。所以现在中国企业买技术越来越难。我们很多企业反映，你跟人家买技术，人家谈得很坦率：“我把技术卖给你，我怎么办?”所以国内产业进一步升级的技术来源已经开始出现问题，尤其是一些战略性的重大技术。技术来源出问题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国内新的市场形成，而国内新产业跟不上去了。例如，现在平板电视市场在中国内地已经形成，但平板显示屏技术中国内地没有，人家也不愿转让，所以这个巨大的市场带动的基本是日本的、韩国的和中国台湾地区的产业。
第三，市场方面也出现了变化。在消费品市场方面，在消费结构达到汽车和住房这个层面之后，这种实物性的消费热点似乎已经没有了。在基础设施投资领域，现在有回报的投资机会已经很少了。我们回顾一下这30多年中三次政府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启动内需，碰到的问题完全不一样。1989年和1998年，有项目、也有回报，但是融资有问题。基础设施投资是长期性投资，但当时的融资渠道基本都是短期性的，短期性的融资渠道和基础设施长期性的资金需求如何衔接是主要问题。但是最近这一次，问题完全不一样了。2008年的4万亿投资主要是两个方向，一是中央政府层面的铁路建设，二是地方政府层面由地方投融资平台搞的地方基础设施建设。最后两个方向都出现了偿债风险，说明项目都缺少回报。市场方面的变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一是消费热点缺失令消费增长动力减弱，以后我国排浪式消费带动排浪式经济增长的情况很难再出现;二是有回报的基础设施项目减少会使政府启动内需的余地减小，没有回报的项目不能用银行资金，而财政性资金是比较有限的。
这些变化都是使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因素，所以我国经济增长面临下行压力不是偶然的。而且，这些变化都不是短期性的，而是长期性、趋势性的。如果我们再概括一下，可能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经济高增长时期可能即将结束，中国经济将从短缺的、赶超型的经济形态逐渐变为一种过剩的、成熟的经济形态，经济增长的合理区间将从10%左右逐渐下降。这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阶段性变化，对国内产业的影响可能比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还要大。
这也就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发展会从一个比较容易的阶段，进入一个不太容易的阶段。以往我们有成本优势，这种优势是先天性的，别人无法仿效，这给了中国企业强大的竞争力。在成本优势被削弱之后，中国企业必须重新构造自己的竞争力基础，从成本优势逐步转到技术优势、品牌优势或服务优势上来，但这种新的竞争优势的确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以前我们能很方便买到国外的技术，所以产业升级很快、很容易。以后买国外技术越来越困难了，我们的产业升级、产品升级必须越来越多的依靠自主创新，而建立一套有效的自主研发体系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种经济发展的阶段性转换对一个国家来说是一个关键性的挑战。如果转得好，尽管速度会低一些，但国民经济能够继续实现持续的发展，我们国家再过若干年将会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如果转不好，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将会停滞，经济增长将会停滞，我们国家很可能掉入很多学者讲的“中等收入陷阱”。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产业内涵应该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停滞导致经济增长的停滞。
中国经济发展的优势与挑战
当前国际经济形势不好，我们难以左右，只能正视并妥善应对。中国经济发展出现的阶段性变化实际是好事情。过去我们的高增长靠的是穷的优势、后发优势，这个优势现在被削弱了，说明中国发展了，说明中国不太穷了，这是好事情。我们以前为中国经济发展所做的一切努力，实际都是为了这个转折尽快到来。
1.中国经济发展仍然具备的重要优势
在新的发展阶段上，中国经济发展仍然具有一些重要的优势，这是我们应该看到的。
第一个优势，中国的资金充裕。储蓄率高虽然有消费不足的问题，但是毕竟积累了大量资金，尤其是外汇储备。在今后的发展中，中国可能缺技术、缺项目，但不会缺资金。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中国是有钱的。
第二个优势，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仍然是产业发展重要的有利条件。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仍是国内企业发展的依托，如果组织得好也仍然是换取技术的筹码。而且中国的经济主体与世界经济的前沿仍有很大的距离，我们还有很大的学习、模仿和赶超的空间。
第三个优势，中国企业的成本仍具有相对优势。中国企业的成本优势被削弱是与更不发达的国家相比，是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层次上去比。如果我们能实现产业升级，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层次之上，去和发达国家企业比，我们的成本仍然是有优势的。
第四个优势，中国经济的阶段性转折是在国际经济环境相当不好的背景下开始的。相对于中国的企业，国外的企业困难更大，这对于中国企业来说，会面对一个对外并购的难得机遇，通过并购我们不但可以取得技术，还有品牌和渠道。
2.对习惯了高增长环境的中国企业来说，今后一段时间将会感到很不适应
对习惯了高增长环境的中国企业来说，今后一段时间会感到很不适应，压力会非常大，尤其是制造业企业。制造业企业是中国经济的主体部分。前些年由于有成本优势，我国的制造业规模发展得非常大，随着成本上升、需求减少，现有产业层面上生产能力过剩问题会越来越突出。所以，我国的制造业企业今后这几年会面对这样的形势：企业的身后是成本上升，能源价格、原材料价格、人工成本、环保成本都在上升，企业根本挡不住，只能接受。而在企业前面，生产能力过剩又引发过度竞争，产品价格还在下降，你想把成本上升转移出去根本不可能。最后的结果往往是，企业的利润被大幅度压缩，甚至出现行业性的亏损。这种重复建设、生产能力过剩问题，在中国不是第一次出现。但在以往，中国经济总体上处于高增长扩张期，而且这种高增长是一波接着一波的，前期过剩的生产能力会被后面的经济扩张消化掉。所以前几年的重复建设、生产能力过剩并没有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如果以后没有新的经济扩张了，这个问题就会非常尖锐，拖得时间会很长，我们的企业会面临很大的考验。
3.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面临重大挑战
面对这样一种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变化，中国经济整体和中国企业面临两个重大挑战。
第一个，发展的核心问题是产业升级问题。我们能不能通过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实现我国进一步的产业升级，从而保证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尽管速度会低一些。
第二个，眼前的挑战，主要是制造业在目前的产业层次上生产能力过剩的问题。过剩的生产能力如何处置，如何缓解生产能力过剩对国民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损害。从国民经济整体讲，升级就可以获得新的空间，就可以持续发展;不升级，国民经济发展就会停滞。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在经济增长速度偏低时，会一次、再次的去提升经济增长速度，但是这种扩大内需不能代替产业升级。从企业的角度讲，升级就会进入新的市场，从而避开现有产业层次上的恶性竞争;如果突不出去，停留在现有的产业层次上，就会长期被过度竞争所煎熬。
4.政府层面的应对
在政府层面上的应对，主要是三个问题：第一是运用好财政、金融杠杆和基础设施投资手段，稳定经济发展，实现稳中求进;第二是动用一切资源和手段，促进产业升级，促进自主创新;第三是妥善处理好制造业过剩的生产能力，让该退出的生产能力尽快稳定地退出。
中国企业的应对
对企业来说，今后几年的核心问题是市场问题，不是资金问题。市场问题的后面仍然是一个创新问题，要通过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突破现有的产业层次，进入新的市场，寻求新的发展。
1.企业短期性应对措施
对企业讲，短期性的应对措施应主要是防范风险，提高企业的抗市场冲击能力。具体措施应包括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及时调整经营策略，强化投资和并购管理。在全社会生产能力过剩的背景下，企业的生产能力有多大，规模有多大已没有意义，以扩大规模为目的的投资和并购都应该停止。所有的投资和并购都应该转向技术升级、产业升级和商业模式升级。同时要控制好资产负债率，在财务上留出大一点的空间。
二是加强现金管理，巩固资金链条。要细化资金预算管理，量入为出，留足资金头寸。强化存货和应收账款管理，减少占压和拖欠，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各类企业的风险都会提升。这个时候我们不但要关注自己的风险，还要关注我们的客户和供应商的风险。
三是严格各项管理，努力降低成本。一些企业在困难的时期下决心改机制、抓管理、降成本，取得了很明显的效果。机制的转换和管理的到位可以有效提升企业抗市场冲击的能力，并为今后的长期发展打好机制和管理的基础。
2.企业中长期应对措施
企业层面的中长期应对主要应通过技术、产品、商业模式的创新重新构造企业竞争力的基础，通过技术升级、产品升级、商业模式的升级进入新的市场。具体的措施：
一是企业的自主创新。前二三十年，我们国家的产业升级和企业的产品升级更多地依靠引进技术，在当时的市场竞争格局下这个选择是对的，是经济的选择。但我们必须心中有数，这条路是走不长的，一个大国不可能靠别人的技术实现自己的现代化。所以我们的企业必须下决心转向自主创新，尤其是大企业，大企业没有自己的技术是站不住脚的。具体工作包括：下决心增加研发投入;完善研发管理体系，提高研发经费的使用效率;改革体制机制，尤其是分配制度，提高研发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二是要努力提升商业模式。中国的制造业企业制造能力很强，但多数是给人家做配套，利润非常薄。我们现在有些企业尤其是主机制造企业从商业模式上进行升级，针对当前成套设备、交钥匙工程、系统解决方案之类的需求，从制造商升级为项目总承包商，既提供产品又提供服务，附加值会大大提高。升级之前，竞争对手都是国内企业，价格战是家常便饭;升级之后面临的对手都是发达国家的企业了，竞争格局就完全不一样了。当然这种商业模式的升级对企业也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我们必须有很强的国际化经营能力，必须有很高的管理水平。
三是企业的品牌建设。这些年我们很多企业是给别人做代工的，没有自己的品牌，挣一些加工费、辛苦钱，成本一上升，利润就没了。这样的企业要长期生存发展，唯一的办法是品牌建设。品牌和附加值是连在一起的。品牌越好，附加值越高;品牌好到一定程度，成本高低就不重要了。我们有一些有远见的企业已经开始这方面的努力，他们把加工制造环节剥离出来、外包出去，自己专注于设计、营销和品牌管理。当然，这种品牌建设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
最后一个方面是企业的战略和决策体制建设。今后几年可能不太好的外部经济环境，会给我们的企业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企业面临的风险会增加。经济扩张时期市场可以看得很清楚，而经济紧缩时期，市场特别不容易看得清，有很多陷阱;在经济扩张期，企业出现失误有时还能挽回，如前面的过度投资有可能被下一波扩张消化掉，而经济紧缩时期出现了失误往往难以挽回。在这种环境下，从体制的角度我们需要强调企业的战略问题和决策体制建设问题。战略问题不仅仅是写一个战略规划的事，而是企业发展必须有战略方向和战略的意识。前几年，我们发现一些企业不愿意受战略或规划约束，总是希望在市场上抓机会，放手一搏。实际上这种思维方式对大企业非常不利，因为大企业一定要战略导向，一定不能靠抓市场机会去发展。如果大企业靠市场机会去发展，今天抓一个，明天抓一个，几年之后企业的定位是什么、发展方向是什么就都不清楚了。
科学决策的体制就是我们现在推动的董事会建设。这几年中央企业的董事会建设还是比较有成效的，尤其是在科学决策方面。在建立规范的董事会之前，中央企业的领导体制都是一把手负责制。在一把手负责制的体制下，企业重大决策是靠内部团队去决策。企业内部团队决策存在两个很难解决的问题：一是内部团队有上下级关系，一把手想做的事，副手即使有意见，也不好提;二是内部团队有分工关系，你分管的事我不好过问，我分管的事别人也不好说话。由于内部团队有着错综复杂的内部关系，作重大决策的时候很难做到民主决策、科学决策。很多人有意见也不敢提、不便提、不想提，大家都不讲实话怎么能谈得上科学决策呢?因此国资委推进规范的董事会建设，派外部董事进入董事会并占到全体成员的一半以上。外部董事都是老资格的专家和企业家，他们与企业内部人没有利益的和人际的关系。因此，外部董事决策时就能够比较坦率、客观地发表意见。一个决策团队中大部分人能够讲真话了，决策的科学性必然提高，出现重大决策失误的可能性必然降低。
总之，今后若干年，国际经济形势不好，中国经济发展也会出现一些重大的阶段性变化。对我们的企业来说，把企业的财务成本控制好，把投资和并购管理好是防范风险、提高企业抗冲击能力的一个前提。从长远的角度讲，对中国的企业来说，关键是重塑企业竞争力的基础。把以往我们的成本优势尽快地转移到技术优势、品牌优势和服务优势上来。通过这种转移，使我们能够突破现有的产业层次，通过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商业模式的创新，进入新的更高层次的市场，这是更为重要的。如果我们能够进入到新的技术层面、市场层面，企业就会得到新的、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在复杂的市场环境和激烈的市场竞争下，自己不犯错误，自己不出现重大决策失误是首先需要做到的，所以需要强调战略意识和董事会建设，这实际上也是大企业强根固本的基础性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