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文化范围果真可以依据民族或者地域加以划分，则在世界历史上，在以地中海盆地为中心的广泛地域中，以底比斯、迦太基、雅典和罗马之名代表其顶峰的文化范围可以视为一个整体。这四个民族，各自遵循自己的道路达到独特的宏伟文明之后，彼此关系极端纷繁复杂，人性的一切要素都得到几乎是最精深的探讨和丰富的发展。它们之前的旧民族和它们之后的一些新民族不过象波浪冲击海滩那样，冲击着地中海各国的领域，在被人们称为世界古代史的那段时期，他们都曾与地中海民族发生多方接触和联系，但在各自的发展上既没有给这些民族以决定性的影响，也没有从这些民族接受到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他们并没有分享将由这些民族铸造的世界史意识；但在被称为世界近代史的这个时期，这些默默无闻的民族便从地中海南北两岸泛滥开来，以前他们曾在历史上被地中海分隔为南岸和北岸，此时，却把文明的整个重心从地中海移出，移到大西洋。古代史与近代史的分别并不是纯粹偶然的，也不是为了纯粹编年上的便利。它们事实上是新旧不同的两个文化范畴。但新者与旧者一样，也命定要走完自己的轨道，要充分享受各民族的福祸，既经过发育、全盛和衰老各时期，享受它在宗教、政治、艺术乃至科学上勤奋创造的成果、以及物质和精神方面的舒适；也许，有朝一日他们也会在因为达到目标而志满意盈之际，创造力归于枯竭。然而，什么样的目标都是暂时性的；最伟大的文明体系也有自己的行程；人类却不是这样，人类每当似乎达到目标的时候，旧课题便在更广大的范围内和更崇高的意义上被重新提出，至少是在不同的世界中、被以根本不同的方式提出。
现在要重新提出的问题就是：在人类历史独一无二的冷战时代结束后，人类本身是否会在现实关系上回归以连横合纵为主要特征的远古战国时代？如果是，这种关系是否能深入人之心灵，变革时代精神，进而塑造文明？这个问题要么根本就不存在，要么就必须对之作出力所能及的回答。
美国对亚洲的兴趣加重，最明显的例证就是克灵顿总统1993年在一次亚洲政府首脑会议上提议成立太平洋共同体。但是，最富有实质意义的问题在于：“共同体”这个次用在亚洲，意义十分有限，因为太平洋地区的关系基本上与大西洋地区的关系大为不同。欧洲国家可因深厚的历史传统和实际利益而成的共同体制而组合，亚洲国家却自认为彼此悬殊、相互竞争，亚洲的习惯是强调差异胜过一致。亚洲主要国家彼此的关系具有许多19世纪欧洲均势体系下的特征，那就是，若其中一国实力大增，几乎必然引起其他国家的单独或者联合抵制行动。
于其中居影响地位者当然是美国的态度；美国有能力扮演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之前英国在欧洲、乃至世界所扮演的角色。亚太地区的稳定，其总为人们用来夸耀的繁荣的支撑物，都不是经济或自然规律所导致，而是典型的相对均势所带来的短暂和平的结果。亚洲没有集体安全这种体制，即使在少数民主国家里，也没有所谓以共同的国内价值为基础的合作关系，和平与发展的重点完全摆在实力均衡和纯粹的国家利益上面。所有的亚洲国家，军费支出都已经在上升。中国的政治和军事阴影必将笼罩整个亚洲，尤其的远东地区，并且不论中国人自己怎么想，中国的实际政策多么有节制，都将实际影响到其他国家的估价。亚洲其他国家很可能以对付日本之道，来设法制衡越来越强大的中国。这就是东盟要求美国仍留在此一地区的主要原因。
日本的角色无可避免地会就情势变迁而随时调整，日本领袖依其国家作风将会以累积许多很难察觉的细微改变去做调整。冷战时期的日本，放弃其历来的自己依赖自己的传统，在明治维新的痛苦变局之后，忍痛处在美国保护之下。但无论如何，日本都是个坚毅的经济竞争者，它以不可避免的丧失传统为代价，换来经济领域内的自由运作。但这种模式已经不可能长久继续下去。韩国与中国的军事力量日增，前苏联军事力量最未受到伤害的部分驻扎在西伯利亚，日本的制定长远计划的人不会永远认为美国、日本的国家利益绝对会一致，尤其是在当经济问题冲突成为常态而不再是例外的时候；加之，日本地理上的那种天生而来的焦虑处境和历史经验也更是注定了日本对亚洲大陆的观点不会与美国雷同。因此，日本的国防预算在俄罗斯内部困难尚未克服之际，就将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有效的军事预算。美日在经济上不合是尽人皆知，文化障碍可能更隐伏其中。不同国家决策方式不同，都会有这些痛苦，甚至有狂暴的痕迹。
克灵顿总统提议以欧洲模式建立比较有组织的太平洋共同体，不出意料地受到了礼貌而又冷淡的亚洲式回应，原因就在于亚洲国家并不认为他们是一个共同体，更不会认为他们可以成为一个共同体。亚洲并不想要一个有组织的架构。亚洲国家普遍愿意开放与美国交换意见，也赞成让美国充分参与，这样做的好处是，一旦紧急事故发生，美国能施以援手挡退对其独立的威胁。但是亚洲国家对独大的邻居，甚至包括美国在内，都有天生的忌惮，因而不可能支持在全太平洋建立正式组织，以断绝大国通过组织渠道领导亚洲事务的可能性。
因此，美国影响亚洲事务的能力主要得靠他与亚洲主要国家的双边关系来进行。但颇为奇妙的是，日美关系稳定，中美关系就会不稳定。日本虽然相当接纳中国文化，却一直挣扎在又敬又怕的心态中，历来如此；日本固然想建立睦邻，却又有心要宰制中国。中美关系一吃紧，日本就倾向于脱离美国，目的若非增强他在中国的影响力，至少也是不要因太紧密追随美国而损害日本对中国之影响力。同时，日本如若纯以本国立场出发，又有被中国诠释为东亚霸权前奏之担心。因此，美国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就成了美、日长久良好关系的先决条件，也成为中日亲善的先决条件。这种奇特的三角关系，任何一角想放弃，都必须冒重大风险。
在所有的大国或潜在的大国中，中国的声势最盛，至少世局造成的印象如此。美国已经最为强盛，欧洲必须努力整合得更加团结，俄罗斯是步履艰辛的巨人，日本的财富可观，但性格仍然怯懦。然而，中国经济体的年增长率接近10%，具有强烈的国家团结意识，军事实力也非常强悍。没有一个亚洲国家承担得起，在美国和中国爆发政治冲突时，出面支持美国；一旦发生这种情况，绝大多数的亚洲国家即使内心可能不愿意，但实际上多少都会与美国保持距离。
中国具有最长久的独立外交政策历史，传统上其外交政策更以国家利益为基础，中国欢迎美国参与亚洲事务，以制衡可怕的日本、俄罗斯两大强邻、以及印度。可是，美国的政策同时要与北京修睦，又要与北京认为对中国安全有潜在威胁的国家交好。很显然，美国决无可能放弃对人权和民主价值的传统关切；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美国是否支持其价值观念，而是中美关系的全部取向要在多大程度上以人权等价值为先决条件。中国认为，两国关系不以互惠利益为基础，却以华盛顿裁量的善恶为基础，这十分屈辱。这种态度令美国在中国的外交晴雨表上显得不可靠、强人所难；在中国人心目中，不可靠是最最要不得的缺点。
中国长久以来在其历史或者传统区域内是卓越而不群的，在他的世界里，他是天下至尊，任何企图号令其组织和内部运作的行为，都会引起他的最刻骨记恨。鉴于中国对西方介入其历史的一次次不愉快经验，这种由历史意识培养而来的敏感性更是深化。自从19世纪上半叶鸦片战争打开中国门户以来，中国人视西方是一连串无休无止的国耻的始作俑者。顽强的地位平等观念、强烈坚持不听命于外国，这在中国人及其领导人心目中，不只是战术，更是道德必然性的要求。
中国所求于美国者纯然是一种战略关系，用以制衡中国认为太强大、太贪婪的邻国。要达成这个层次的外交政策协调，中国可能预备在人权问题上做些让步，但是一定要做出这是出于中国自身决定的姿态。美国坚持要吻合公开划定的条件，使得中国觉得这是美国企图转化中国社会接受美国价值的作为；对此，中国人不但习惯性地视为屈辱，同时也觉得美国人不够真诚。如果在这一宗旨上不能指望美国，中国将不会有兴趣作出让步。
就欧洲而言，美国跟它有共同的价值观，但是还未能设计出符合后冷战时代的共同政策或适当的组织；就亚洲而言，美国有可能界定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全盘战略，但这只是永远都应归于暂时的战略而已，共同的价值观、以及以此价值观为依托的共同体的建立势比登天。
美国领导人一般重视动机，胜过重视结构。他们重视影响对手的态度，而非估算其实力。因此，美国社会对于历史的教训往往表现出特别的爱恨交织。美国影片经常描写戏剧化的事件如何使得恶徒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转变成道德模范；正如托克维尔所判断，戏剧是民主国家的最突出文学形式，这反映出全美国人民深信，过去种种可如昨日一死，永远有可能幡然悔悟，痛改前非。在现实世界里，这种大转折很少发生在个人身上，国家是由无以计数的个人组成，这种大转变的情形可就更加稀罕了。
美国人不肯接受历史事件所赋予后世的意义教训，而热中于歌颂每个正常人都普遍遵循的道理，不论某个人的过去、来源或其他大可变异的环境有何不同。由于美国传统重视普遍真理而非国家特性，美国决策者一般偏好采取多边方式而非基于一国立场去思考问题；他拒绝接受历史束缚，坚持永远有可能创造那赋予美国生活方式之伟大品质的尊严和美丽；美国人尤其担心迷恋历史的人自己去制造关于未来的预言，这固然有几分道理，但也正如格言所说，忽略历史者必将重蹈历史覆辙；美国必须认识到，崇高的目标不是只凭空言谈或者姿势就能达成。新兴的国际体制远比美国外交过去所遭遇者更加复杂。国际局势必须由一个强调眼前诱因、并且能提供少许长远诱因的体制来引导。政治领袖必须能与选民交往，选择则透过视觉和听觉印象而接受资讯。凡此种种都要求在思考和分析之时，更重视感情和情绪的因素。
然而，美利坚民族离认识到这一点尚有很远很远的距离。美国当然不会也不敢忽视势力均衡的分析，但是美国必尽其心力，在全世界坚守民主政治信念的基础上建立最大可能的道德共识；美国势必要以道德共识去支撑均势。在这方面，美国人一方面类似于当初的罗马人，那就是按照特殊的社会来设想普遍的社会；另一方面又多少类似于雅典人，那就是小共和国的建立使他们梦想着大的；然而，我们都只不过是在成为公民之后，才真正开始变成人的。由此我们就可以看出应该怎么样来看待那些所谓的世界公民了：他们以自己爱全人类来证明自己爱祖国，就象马可.安东尼以爱埃及的名义来证明爱罗马一样；他们自诩爱一切人，为的是可以有权不爱任何人；——在世局看来，美国人就是这样的。
不管美国人多么憎恶历史，我们只需要稍微回顾一下历史，就很容易看到：对于自然权利、以及对于人人所共有的博爱的健全观点，是很晚的时候才传播开的，并且它们在世界上进展得那么缓慢，以至于只是到了基督教才把它们充分普及的，其情形颇类似于莎士比亚在其戏剧中所表白，谎言的流传要快过真理。我们就在查士丁尼的法律中也发现，古代的暴力在许多方面都是得到认可的，不仅仅是对于已经宣布的敌人，而且还对于不属于帝国臣民的一切人；因而罗马的人道，并不比他的统治权伸展得更远。
事实上，正如格老修斯所指出的，人们长时期都在相信他们可以被允许去盗窃、掠夺、虐待异邦人、尤其是野蛮人，直到把这些人转化为奴隶。由此而来的是，人们总要问不相识的人是不是贼匪或海盗，而并不会冒犯他们；因为这种行业在当时远不是不光彩的，反而被当作是荣誉的。最早的英雄们，如赫拉克勒斯和特修斯，是在向贼匪开战，所以自己才不肯也进行盗劫行径的；而希腊人则经常是把那些根本并不处于交战中的民族所定的条约都习惯性地称呼为“和平条约”的。对许多古代民族来说，甚至对于拉丁人来说，异邦人和敌人这两个名词长久以来就是同义词。西塞罗说过：“凡是被我们大多数称为陌生人的，我们现在就称其为异邦人。”因此，正如卢梭非常机灵地指出的那样，霍布斯的错误并不在于他在独立的但已变成了社会的人们中间确立了战争状态，反而在于他对人类假设了那种自然状态，并且把本来罪恶的结果当成了罪恶的原因。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则更是如此。
然而，尽管这世界根本就不存在什么自然的和普遍的社会和道德共识，但是千万不要以为人类就不会有道德和幸福了。人类哪怕是从坏事里面，也要汲取出能够医治人类的补救办法吧。从两百年前的美国内战当中，即使是一个黑奴也已经学会了以“人人生而平等、人人生而自由”的道德信念，来看待或者参与那场可以说是出于国家领导者之阴谋的战争；在世界逐渐步入现代的今天，每个人作为“成熟的人”，已经学会了欣赏事物的更美好的体制，他们当然能看到善良行为的代价，但他们更懂得对坏事的惩罚以及正义与幸福之间的那种前所未有的可爱的一致；人们明白了如何用新知识来引导自己的理性、以新情操来陶铸自己的心灵，也逐渐开始明白与自己的同类分享自己的生存和福利的重要性；为此，人们根本就用不着一个任何性质的政府或者统治者；人们也丝毫不怀疑自己已经靠自身经验的力量培养起了强劲的灵魂和正直感，在他面前，那些远古的幽灵以及仇恨制造者终究将以人类之敌的身份放弃他的仇恨和错误，引他走入歧途的他的梦想也将在理性的不断训导下重归人道上来的；人们已经彻底学会喜爱自己已经很好理解到的利益胜过自己的表面利益；人们最终变得更善良、有德、明智了。
早在人类开始走向“成龄人”的历史开端处的“战国时代”，人们就已经发现，征服土耳其帝国之所以如此困难，理由在于那个国家中不会有任何一个贵族敢于作内奸，出来邀请征服者进去；因为一切人都是统治者的奴仆与附从，难于加以贿赂，即使收买到了，也无法从中得到大利，因为他们不可能带走人民。不过，一旦征服了它，并击败它的统治者，使其不能再建立军队，那么除了统治者的家族外，你便什么都不必害怕了；如果将王室消灭干净，那你就谁都不必担心了；胜利者在胜利之前既不能对任何人寄以希望，在胜利之后也就不用对任何人有所忌惮。但在同一时期法国的那种统治方式中，事情的发生却是相反的；你大可以勾结国内的某些大贵族，因为那里总会有心怀不满的人要求改革的，所以要进入法国并不难。但是如果你想保有你占领的土地，那么将统治者及其家族斩杀干净是不够的，因为总有另一些贵族能够在新的革命或反抗中起带头作用，而人民因为自从法兰克时代就已经不再是农奴，而是自由人了，所以他们更是随时准备追随领导者进行反抗。因此，作为征服者的你将有万千机会失掉这个国家，因为你无法满足被征服的人民，同时更无法消灭他们。当罗马人刚刚统治西班牙、高卢和希腊的时候，那里经常发生反抗或者暴动，但是罗马人的国家和帝国持续生长与强大，他们逐渐在各地培养起权威，并通过建立合理秩序的方式让这种明智而温和的权威深入人心；甚至到后来，当罗马统治者本身的内部发生战争的时候，每个派别都能在各自树立了权威的领地内获得全部的支持。思考了所有这些事情之后，我们发现之所以会出现如此不同的结果，真正掌握命运转折点的绝不是征服者的手腕、权谋或者所谓才略的高下，而恰恰是由于那些被征服人民的性格不同。
在“战国时代”想象力的阴影之下和之外，兴起和增长着另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同战国权谋家们、同国家统治阶层相比，实在是另一种出身、另一种性质、同时又是命定要与国家权谋力量作斗争并势必要消灭它的势力，我这里说的就是市民。
自人类开始进入近代世界以来，市民阶级一直是文明的最积极、最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可以这样说，它决定了近代文明的方向和性质。从社会观点来看，在数个世纪时间中，市民阶级始终和古罗马奴隶一样居于弱势地位，但他们并不模仿古代的奴隶暴动，他们只是在暗中逐渐地扩展和提高自己，起初有力地改变了、接着是战胜了、最后同化吸收了或几乎同化吸收了一切其他阶级；从一般的政治观点来看，在其最原初的诞生地，这个阶级在长大六大世纪的时间里，以决绝的耐心忍让气势汹汹的贵族阶层，他们采取聪明的办法，先与王族联合，致力于摧毁贵族制度而代之以一个独一无二的中央权力；但一当他取得了这个胜利，就开始追求另一种新制度，着手将纯粹君主制度改变成君主立宪制度或者民主制度，并同样取得了胜利。
这件事情在历史上不仅是巨大的，而且是全新的，是世界历史上从未有过先例的。在亚洲，在战国时代及其同一时期的各地，人们都大可以在各个古代民族的命运中同样看到动荡不安的大事件，一个民族被另一个民族征服，征服者屹立在被征服者之上，各阶级之间深刻的不平等，在统治者的形式和权力范围方面的繁复的变动；但你在任何地方都不会遇到类似于近代市民阶级这样的一个社会阶级，它起步时地位很低、很荏弱，没人看得起他们，几乎觉察不到他们的起源，它通过不断的微弱的运动和不断的努力提高了自己的地位，逐个时代加强自己的力量，不断地侵犯和并吞它周围的一切，至少是它遇到和看到的一切，权力、财富、影响力，改变社会和政府的性质，最后变得如此有势力，以至于他们的命运可以说就是世界的一切。
在这方面，不妨就以中国为例。这里也有许多次类似日尔曼人征服近代欧洲那样的征服；野蛮民族征服者不止一次地定居在被征服人民的国家里。可结果怎样呢？被征服者几乎吸收同化了征服者，而不可改变性仍然是这个国家的主要特性。再看看土耳其人，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隔离仍然是不可克服的，消灭征服本身并不是他们当中任何社会阶级、任何历史事件所能办得得到的事情。在古代的波斯、埃及，类似的“战国”事件一个跟着一个地发生。各种不同的民族混合在一起；但他们仅仅结束了一种巨大的难以克服的已持续了几个世纪的混乱状态而已，他们也许改变了国家的日常政治状况，但决没有改变社会状况，社会自身并没有任何的变动和进展。
我无须拿希腊各共和国的历史来纠缠，将城邦内部的斗争视为类似于近代市民阶级斗争的东西，显然是荒谬的。但人们也许会认为作为古代历史耀眼大事件之一的罗马平民与贵族的斗争应该与近代发生的事情类似吧。这也完全是一种错误的类比。在讲述错误原因之前，请看看一个简单而惊人的证据。罗马平民和贵族之间的斗争是从这个共和国的婴儿时期就开始了。这个斗争根本就不象市民阶级斗争史所展示的那样，是一个在力量、财富和荣誉方面远为荏弱的阶级的缓慢而艰难的、不完善的持久耐心发展的结果。阿庇安在其《罗马史》中已经证明，罗马平民反对贵族的斗争并不是一个长期被贬低的可怜的阶级的逐渐进展的费劲的解放运动，而是一种事件造成的简单后果，可以说是根源于亘古时代的罗马征服战争的一种延长，是从罗马的意大利平原“战国时代”起，被罗马征服的各城市的贵族力图分享征服者的权利而已。
罗马的平民阶级是被征服人民中主要的家族。他们被移居到罗马并由于战败而被置于低微的地位，但他们在经济上是同样的贵族的、富裕的家族，四周都围绕着一些受他们保护的客民或食客。毫无疑问，即使在罗马的暴烈的阶级斗争中，也没有任何类似近代市民阶级的那种缓慢、暧昧而耐心的斗争努力。市民阶级通过无强的困难从奴役的核心中或从接近奴役的状况中摆脱出来，一点一点地，使用数个世纪的时间不是从事于争夺政权而是去争取自己低微的世俗生活和享受。现代市民阶级的祖先，在近代早期的欧洲就已经开始享有如此广阔、如此富饶的命运。在当时的整个欧洲，在意大利，在西班牙，在德意志、在英国、在法国，他们都开始占据社会的、而非政治的重要地位。意大利的城镇产生了一些光辉灿烂的自由城市共和国，他们堪称“世界的聚宝盆”、“亚德利亚海的新娘”；德意志的城镇在铸造了强悍的“汉萨商业同盟”之后，其拥有的巨大资本已使他们成为独立自主的城市，并在德意志的通史中开始发挥巨大影响；英国的城镇则与一部分封建贵族联系在一起，并成功地和他们组成议会中的一个占据优势的一个院，并在他们国家的历史上很早就开始发挥强大作用；类似的历史进程甚至冲破了神圣罗马帝国的顽固堡垒，并在西班牙、奥地利同样地缓慢而又稳固地发生着。
市民阶级在他们起初极端有限的活动空间里，已经展现出现代市民精神的各种状态；在历时数个世纪之久的典型的欧洲“战国时代”的版图上，他们生长得比任何政治力量都更悄无声息、更安静、更卑微，但它的生长也比任何势力都更顽强，更绵长。顽强而野蛮的血统、坚强不屈地捍卫其碎片式拼凑起来的特权；立即承担任务或者义务，并巧妙地支持远方更强大的、可为己一用的势力，以求得本地的一线生存和发展机会，免受邻近的政治势力的压迫；随着社会和政府的变化而变化自己的声调，甚至自己的权利要求；但始终坚韧地、明智地、以一种无与伦比的透彻的洞察力设法使文明的一般进程变得有利于自己。可以说，从十七世纪起，在欧洲，我们已经不再需要在各种特许状和各自由城市内部事件中探索它的命运的历史了；正如马基雅维利在他的《佛罗伦萨史》中所生动刻画的那样，伴随着梳毛工人的起义，他们传递新纪元信息的快马已经驶出了佛罗伦萨城邦。这个阶级已经开始在一个远为广大、远为崇高的领域里阔步前进了。在当今的世界，我们可以说，这个阶级的命运就是世界的命运了。
一则来自宗教史的关于七个长睡人的无聊传说也许更能说明我们现在所处理的问题。这一故事假想在罗马皇帝小提奥多西统治期间，汪达尔人侵占阿非利加的时候，那时候皇帝正对基督教徒大加迫害，以佛所的七个青年便躲在附近一座大山的宽广的山洞里。暴君决定让他们死在山洞里，便下令让人用一堆巨石把那山洞口牢牢封死。这时，七个人立即全进入了深沉的睡眠，而且神奇地无限延长下去，竟然一直睡过了200年之久，却丝毫无损于他们本身的生机。200年后，当一些奴隶拆开那个洞口，阳光照进了洞里，七个人竟然又醒过来。他们自以为只睡了几个小时而已，不免感到饥饿，于是商量让他们中的一员偷偷回城买一些面包给大家吃。这个“青年”对于自己原来十分熟悉的家乡的面貌却完全认不出了；使他尤其惊奇的是，在以佛所的正门上却堂而皇之地悬着一个巨大的十字架。而他的奇特的衣着和古老的语言也使得面包房的主人完全莫名其妙。这一充分表明人类意识的故事，之所以很快获得广泛的接受和传播，应该归功于故事本身的妙处。人们不受干扰地从青年时期向老年进发，完全不曾注意到那缓慢但片刻未停的人事的变迁；甚至在我们的更为广阔的历史经历中，我们的想象也习惯于通过一系列称不上连贯的历史大事件，将我们自己同极其遥远的过去的伟大联系起来。但是，如果我们能把两个重大时期之间的过渡期完全抹去，如果我们可能在一觉睡200或者2000年后，在这个对旧世界记忆犹新的人面前，展示出新世界的景象，那单单他的惊奇和感想必能成为一部富有哲理的传奇故事的伟大素材。的确，在这七个非凡人物沉沉睡去的200年间，罗马统治的重心由罗马迁移到了色雷斯的博斯普鲁斯海峡边的一座新城；在这期间，对尚武精神的滥用已经被一种认为的温顺和不切实际的奴役制压制下去。继承进行大迫害的提奥多西皇帝的人，一直都是一些正统基督教的皇帝，他们彻底消灭了古代神话中的众神，人们迫不及待地供奉正统基督教会的圣徒和殉教者，伯利克里或者恺撒的雕像早已消失于帝国的版图，充满冥思和虚幻之感的拜占廷圆顶建筑取代了古罗马的雕花拱门；国家原有的天才人物也命定了全部将斯文扫地。
这个故事对目前的论题或许有所启发。但无论如何，幸也不幸，我们所说的市民阶级的命运对世界的所谓“战国时代”寓意势必颇为陌生，也颇无法理解；因为双方的命运各起自不同的来源、拥有不同的性质、教养和目标，并注定了要以一方在一定范围内的胜利和另一方在一定范围内的屈从而告终。不管在何种意义上、在哪个领域内预言“战国时代”的到来，都言之过早。
来源：诗性正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