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1904—1986）是第一个到延安的文人，也是最典型的延安文人。
1936年11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在保安的一间大窑洞里，马灯昏暗，气氛热烈。中共中央领导人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都出席了欢迎丁玲的晚会。丁玲兴奋极了，她觉得“这是我有生以来，也是一生中最幸福、最光荣的时刻吧。我是那末无所顾虑、欢乐满怀的第一次在那末多的领导同志们面前讲话。我讲了在南京的一段生活，就像从远方回到家里的一个孩子，在向父亲母亲那末亲昵的喋喋不休的饶舌”。
当时的保安城是个小镇，地方不大，住房又少，拥挤得很。主席和副主席也只各住了一间窑洞。丁玲在这个革命的家庭里总共只住了12天。她与长征到此的成仿吾、李伯钊等人筹备“中国文艺协会”，并于11月22日召开成立大会，毛泽东、洛甫（张闻天）、博古（秦邦宪）等参加并讲演。共产党机关油印刊物《红色中华》特辟“红中副刊”作为文艺阵地。丁玲在保安享受到特殊的待遇：她一一走进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徐特立等领导人的窑洞拜访做客。
“丁玲，你打算作什么呀？”毛泽东在同乡故旧面前用更道地的湖南腔问丁玲。
“当红军！”丁玲不无骄傲地回答。只有当红军，才能彻底告别过去，成为真正的革命者。只要当红军，就能缩短与眼前人物的距离。
“好呀！还赶得上，可能还有最后一仗，跟着杨尚昆他们领导的前方总政治部上前方去吧？”毛泽东也很高兴。
总参谋部在物资供给很困难的情况下，送给她一匹跛足的老马和一个饲养员，还派来一名12岁的勤务兵。丁玲就这样上了陇东前线。不久，毛泽东通过军用电报发给丁玲一首欢迎词《临江仙》：
壁上红旗飘落照，
西风漫卷孤城。
保安人物一时新。
洞中开宴会，
招待出牢人。
纤笔一支谁与似？
三千毛瑟精兵。
阵图开向陇山东。
昨天文小姐，
今日武将军。
丁玲是个有着火一样性情的新式女性。她浓眉大眼，秉赋特高；嘴唇含着刚毅倔强，一只丰腴的鼻子遮没了灵气，却沉于心理感受；加上一副壮健的身材，给予她行动冒险的力量。她渴望着燃烧，期待着热烈的生活，敢恨敢爱，恨之以滚滚的浓烟，爱之以七彩的火焰。“世代为官的豪门望族”的高贵，就掩藏在她自信自尊的敢言敢行，敢做敢当，我行我素之中。早在中学时代为反抗封建婚姻，她离开了湘西那个象《红楼梦》中贾府一般的家，“作为一个流放的叛徒，到上海去”。20年代莎菲式的苦闷阴鸷，到30年代已变成上街游行、写标语、贴墙报、散传单、飞行集会等革命行动。她后来回忆说：“我虽然缺乏社会经验，但在原则问题上却好争、好斗。‘协会’（著作界抗敌协会，引者注）讨论问题时，我总是要举手发言，发表我们‘左联’的见解，……即使‘协会’的其他成员不同意，我还是坚持己见，他们认为我太厉害了。”她不愿坐在家里写文章，也不满足于只是写几篇文章。1931年丈夫胡也频遇害后，她在沈从文的仗义护送下，将不满周岁的孩子送回湖南常德老家，三天后又转身返回上海。“我不敢在家里久住，深怕我的感情在无法控制的时候，流露出真情。”她向地下党组织要求去苏区，在实际斗争中释放心中的苦痛。但党组织安排她留在上海编辑《北斗》杂志，她只能接受任务。“实际我心中成天装着一盆火，只想找人发泄！”
1933年5月她被国民党特务绑架， 秘密地从上海押解到南京软禁起来。她试图越狱，又尝试自杀，更为自己与冯达之间“明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随”的同居关系，并导致怀孕、生育而懊悔不已。外间舆论谣言四起。“我真象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老虎，怀着一颗饿狼般的心，只想吃人！”到1936年5月她才得以抽身暂时离开南京到北平， 遇到曹靖华时表示：
我一定要找到党。如果找不到党，我即使能暂时住在北平，或别的什么地方，我仍是一个黑人，不能有什么活动，也无法向人民表白心意，说我自己要说的话。
尔后，她又悄悄地到上海，胡风帮她一步步与共产党组织联系。在早已预定好的俭德公寓的一间房子里，“进门一坐下来，我不由得先开口说道：‘这简直是到了天堂’”。这是精神理想的天堂，不是说一般物质世界。第三天她见到冯雪峰——一个与自己“曾有过热烈的爱情”，参加长征后由陕北被派到上海领导文化界工作的共产党人。
看到他我第一个感觉是他变了。怎么变了，变在什么地方，我说不清楚，也不可能细想下去；我只顾自己说话。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并不是说到什么伤心的地方才哭的，好象这眼泪已经准备了很长时间，准备了三年的时间，堵塞在我胸中、眼中已经三年了，三年来随时都想找一个地方把它全部倾泻出来。我已经忍无可忍，呵！我该流一次眼泪了。于是我尽情地哭了起来了。我以为我会得着满腔同情和无比安慰，然而我只听到一声冷峻的问话。雪峰说道：“你怎么感到只有你一个人在那里受罪？你应该想到，有许许多多人都同你一样在受罪：整个革命在这几年里也同你一道，一样受着罪咧。”这的确是我没有想到的。此时此刻，我唯一希望的是同情，是安慰，他却给了一盆冷水。（丁玲：《魍魉世界》）
她更感到委屈了。几经周折，她痛下决心，坚决要求到陕北。她将希望再寄托于新的环境，新的社会，新的人与事。况且在陕北的红军队伍中，林伯渠是她的表兄，毛泽东也可以算是她的故交——当初在长沙周南女子中学时，丁玲与杨开慧同校；学潮中她们得到毛润之（泽东）的支持，又一起转到岳云中学，开湖南男女同校之风气。她深信着，她准备着去拥抱陕北那片新的天地，新的人生！
1936年10月底，丁玲从西安到保安的途中，在洛川停留一天。她剪短了头发，穿上久已神往的灰布军衣，以土坑为马背，跳上跳下，咯咯地笑个不停，练习着骑马的技术要领。头发是女人的骄傲。剪短头发是一种心理的象征，她渴望着从此后永远告别那龌龊魍魉的世界，进入到一个新天地，获得一种新人生。上陇东前线，组织“八路军西北战地服务团”，过军事化、半军事化的生活，所有生活的苦楚，在不断的动作中遗忘。她体会到激流中与风浪搏斗，“这快乐是站在两岸的人不能得到的，是不参加战斗，不在惊涛骇浪中去搏斗，不在死的边沿上去取得生的胜利的人无从领略到的。只有在不断的战斗中，才会感到生的意义，生命的存在，才会感到青春在身体内燃烧，才会感到光明和愉快呵！”（丁玲《战斗是享受》）“脑筋越来越简单，一到了宿营地，就只想怎么快点洗脚吃饭，因为要睡得很呵！”（丁玲《到前线去》）1939年丁玲对斯诺夫人说：“来这儿以前，我总是睡不着，可是现在睡得很香甜，也变胖了。简朴的生活好。”莎菲的浪漫气息已成枯死在书页间的昨日黄花，此间的丁玲，：“她是一个使你想起乔治•桑和乔治利亚特那些别的伟大女作家的女子——一个女性而非女子气的女人”。生活是能改变人的，尤其能改变一个三十岁的女人。再过三、四年，到1944年夏天，赵超构先生见到的丁玲，“她大眼、浓眉、粗糙的皮肤、矮胖的身材、灰色的军服，声音洪亮，‘有一点象女人’”。“她豪饮，健谈，难于令人相信她是女性”。“烟抽得很密，大口的吸进，大口的吐出，似乎有意显示她的豪放气质”。生活改变着丁玲，然而丁玲又毕竟是丁玲。
她以最大的热情去迎接这新的生活，听红军讲战斗的故事，用一时难以转变的欧化的语言记录描述这些故事。她鼓吹“我们的戏剧歌咏等等，只是一个工具，是船上的桨、篷、缆索而已。这些工具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指南针、是舵。而政治却是战地服务团的指南针、是舵。”她故意在自己的文章中镶嵌些“尿屎”、“他娘的卵用！”（《刊尾随笔》、《广暴纪念在定边》的初刊稿，以后收入《丁玲文集》时都作了“净化”处理。）等卑俗的字眼，以表明自己走近民众，学习民众的决心和勇气。但是当她真正走进了生活，用自己的文笔写下残酷的现实，尤其是残酷现实中的妇女命运，她恍然如见自己的身影。从小说《东村事件》（1937.6.），《新的信念》（1939）， 到《我在霞村的时候》（1940），她不能平静了，那种客观写实的笔调掺进了主观抒情。面对眼前那位历经坎坷，备受屈辱的贞贞，丁玲自己从小说的字里行间钻出来了。
……我问过她的病，我清楚她现在所担受的烦扰，决不只是肉体上的。……而贞贞呢，虽说在短短的时间中，找不出她有很多的伤感和怨恨，她从没有表示过她希望有一个男子来要她，或者就说是抚慰吧；但我也以为因为她是受过伤的，正因为她受伤太重，所以才养成她现在的强硬，她就有了一种无所求于人的样子。
这哪里是在写贞贞，分明是写自己。或许真正的艺术都是用心灵的血与泪写就的，丁玲延安时期的小说创作，由转述故事，描写事件的生硬、散乱，到写人物，写心灵，才找到了精神的自我和艺术的自我。一个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终于在女性的心灵律动中，从那黄黑粗糙的皮肤下苏醒过来了。
为了争取抗战的胜利，动员全国民众参加抗战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她坚持认为“群众化”，“不是把我变成与老百姓一样，不是要我们跟着她们走，是要使群众在我们的影响和领导之下，组织起来，走向抗战的路，建国的路”。这是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后的永不退让，永不放松的责任和精神。在战地服务团前后一年多的奔波劳碌中，她开始用个人的事业、生命感觉到岁月蹉跎。“天天搭舞台，天天撤舞台，一年、两年、三年、五年，他们工作了，他们对抗战尽了最后的努力。他们把自己最好的年代，青春，全付予了这一个村子，那一个村子的夜戏……”（丁玲：《〈新木马计〉演出前有感》1938年11月，她脱离西战团，到延安入马列学院学习一年。1939年10月任“文协”副主任并主持日常工作，至1941年初去川口农村养病兼创作，同年4月抽调参与创办 《解放日报》。这期间，她经历了从初到保安、延安时为民族，为个人，抗争命运，不断行动的理性选择；到走进社会，在残酷现实的血与泪中，触动了自己的心灵，警醒了女性的自我意识；进而引起她对现代中国知识女性的命运感知，知识分子良知责任的确立，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历史思考。继《我在霞村的时候》，她又相继写出了《在医院中时》（1940. ），《夜》（1941.）等小说。 一方面锐利地揭露了革命队伍中象何华明那样工农干部的阴暗心理，一方面大胆地刻画了陆萍这样一位对文学更感兴趣的从上海一个产科学校毕业的学生，到抗大入了党，参加革命工作后，与革命队伍的全面矛盾和尖锐对立。“她是一个富于幻想的人，而且有能耐去打开她生活的局面。可是‘党’，‘党的需要’的铁箍套在头上，她能违抗党的命令么？能不顾这铁箍么，这由她自愿套上来的？”工作中，她理性地批判着一切，总不满于现状，与不识字的庄稼汉出身的医院院长，放牛娃出身的指导员及整个环境格格不入，以至于神经衰弱旧症复发，夜夜失眠，陷于一种剧烈的自我的斗争里。纵然如此，“她永远相信，真理是在自己这边的。”作者对陆萍这个艺术典型的态度，有批评，但更多的是同情和理解。借此丁玲表现出了一个知识分子对延安社会的某种独立意识和批判精神。
作为这种意识和精神的集中体现，是她从写小说转入杂文创作。杂文承担着社会批判、文化批判的使命，是“伟大的思想武器”。“现在这一时代仍不脱离鲁迅先生的时代。”杂文在统一战线中有其积极的责任。“即使在进步的地方，有了初步的民主，然而这里更须[需]要督促，监视，中国所有的几千年来的根深蒂固的封建恶习，是不容易产[铲]除的。而所谓进步的地方，又非从天而降，它与中国的旧社会是相连结着的。”所以，“我们这时代还须[需]要杂文，我们不要放弃这一武器。举起它，杂文是不会死的”。“为真理而敢说，不怕一切。”（丁玲：《我们需要杂文》）
在杂文创作中，丁玲批判了革命队伍中干部衣服、骑马代步、马列学院的文凭头衔等等不良的风习和落后愚昧的心态；否定了文艺创作中“要求自己每篇文章都合乎新民主主义”，“斤斤追求其合乎理论的范围”，被教员称赞“意思好”的舍本求末的方法，强调生活材料不等于文学创作，创作最需要有自己的生命感知，最需要关注人的心灵和命运。而一篇《三八节有感》，更是深刻透彻地分析了生活在延安革命队伍中知识女性的艰难生活、尴尬处境和不幸命运。“‘妇女’这两个字，将在什么时代才不被重视，不需要特别的被提出呢？”正是纪念“三八”妇女节的日子，她却敢于发别人之所未发，从“被重视”的热闹的表面看出了实际上正是因为不被重视才被重视的严峻本质。她以自己艺术家的敏感和知识分子的良知，揭示了遗传在革命队伍里，滋生在理想社会肌体上的某种恶瘤。锦绣文章中，她“贯注了血泪”，安置了自己“多年的苦痛”和“寄予了热切的希望”。
丁玲是理性地选择了延安，努力克己地走进延安，出身教养又惠之以韬晦之道。所以，她感受得更多的是延安文人与革命队伍之间的不适和矛盾。整风运动中，许多人都对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提出批评。在一次高级干部学习会上，毛泽东最后说：“《三八节有感》虽然有批评，但还有建议。丁玲同王实味也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这句话保了丁玲，文艺整风期间，只有个别单位在墙报上和个别小组的同志对《三八节有感》有批评。到延安文艺座谈会第三次会间合影照像时，毛泽东问：丁玲在哪里呢？照相坐近一点么，不要明年再写《三八节有感》。见丁玲隔他三人挨着朱德坐下时，他放心坐下了。
1942年6月，批判王实味斗争中， 丁玲驳斥王实味对延安文艺界的侮辱，对《三八节有感》作一番自我批评，将自己的《三八节有感》从《野百合花》并列中抽身出来，反戈一击。
丁玲此间停止了一切文学创作，只有重大纪念日的纪念文章和通讯报道偶尔见诸报端。她又像上前线一样，打背包，裹绑腿，到柳林同老乡一起纺线，改革纺车，帮盲艺人韩起祥创作新节目，学习柯仲平、马健翎的“民众剧团”创作的民族化、大众化的经验，还采访了许多先进人物。1944年7月1日，毛泽东致信丁玲与欧阳山，为她的一篇介绍边区合作社模范工作人员的文章《田保霖》所表现出的“新写作作风”庆祝。
1985年4月，年届八十岁的丁玲重回延安， 深藏着半个世纪的记忆与思考，在延安革命纪念馆陈列室的一张毛泽东与其他革命前辈合影的照片前驻足良久，迸发成灵感的火花。她感慨万端地说：“当时他们是弟兄，可后来却成了‘君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