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3月，陈伯达在延安被调任毛泽东秘书。1970年8月，陈伯达在庐山被毛泽东发动的“批陈整风”运动打倒。三十余年政治秘书生涯中，陈伯达的学问是三流的，政治是二流的，文笔是一流的。延安时期，他在毛泽东思想形成中的作用被海外学者高估了，在毛泽东领导下思想路线斗争中的作为被低估了。
坐了两年冷板凳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北平、天津相继沦陷。陈伯达经请示北方局同意，挈妇将雏，从天津出发，取道青岛、西安，大约1937年10月底来到延安。
据他晚年回忆，“我到延安时，已经是来得很晚了，文化人来得多了，开欢迎会的形式已没有了。另外，当时有些干部对我们这些白区做地下工作的人似乎有些偏见，所以我们并不受重视”（陈晓农编纂：《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61页）。此前，丁玲奔赴陕北，周扬、艾思奇、李初梨、何干之等文化人受命调赴延安，都受到热烈欢迎。陈伯达曾留学苏联，与何凯丰、陈昌浩等同班，与洛甫（张闻天）、博古（秦邦宪）、王稼祥等同校，颇有革命资历，初到延安，感觉没有被重视。经组织部门安排，陈伯达先是在陕北公学担任教员，校长为成仿吾。不久，调任中央党校教员，校长为康生。作为教员，陈伯达感觉为难，也很委屈。因为他讲话带有浓重的闽南腔，学生很难听懂。所以，他站在课堂上授课，实际上近乎写课，需要不停地板书，才能让学生明白自己的意思。几个月后，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的张闻天将他调到中宣部工作，担任出版科科长。1938年5月，延安马列学院成立。这是当时延安最高学府，培养党的高级理论干部。张闻天兼任院长，任命王学文、陈伯达为副院长。为人谦和，处事公正的张闻天曾经在公众场合介绍陈伯达：这是从北平来的陈伯达同志，他是北平“新启蒙运动”的发起人。
但是，陈伯达并没有引起延安的关注，因为延安革命队伍里很少有人知道“新启蒙运动”，毛泽东似乎也没有关注这个叫陈伯达的文化人。寂寞冷落中，陈伯达利用中宣部出版科分管新闻出版业务之便，用心著述，频繁发表文章。据不完全统计，自1937年11月至1939年8月的将近两年时间里，陈伯达在报纸杂志上发表文章二十八篇，整理出版专著两本。这些文章中，很多都是长篇学术论文，虽然有此前学术积累，但是哪怕整理文稿，形成篇章，誊抄一遍，也是需要坐得住冷板凳的。文字背后的勤奋与多才，在延安知识分子中是不多见的。
这些文章著述大体可分为三类：其一是关于中国古代哲学，先秦诸子中如《老子的哲学思想》《孔子的哲学思想》等，用清晰、狭隘、偏激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给古人在唯物与唯心的阵营里排队，漫画式定位定格，六经注我，强词夺理，把学术与历史直接拖进现实斗争。
其二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在中国的传播，如《纪念马克思与孙中山》《关于马克思学说的若干辩证》等，把思想理论与社会阶级对号入座，从马克思到孙中山，纵横捭阖，下笔千言，滔滔不绝，说的几乎全部是正确的废话。唯一值得关注的是，陈伯达推演并明确提出，“我国过去这一切优秀思想的发展，要到中国无产阶级的科学家——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手里才能集合其大成，而成为完整的和贯彻的科学共产主义思想。而中国无产阶级科学家的出现，是只有中国无产阶级发展到一定的自觉程度，才是可能的。”[陈伯达：《纪念马克思与孙中山》，《解放》周刊（延安），66期，1939年3月]这里所谓的“中国无产阶级科学家”，实际上是指“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其三是关于现实政治斗争的时论，尤其是政治论辩，如《一二九运动三周年纪念》《评陈独秀的亡国论》《随感录》等，找点准，下手辣，撕咬扯拽，嬉笑怒骂，或逻辑穿越，或上纲上线，纵向刨根挖底，横向联想对比，形成一种强悍的话语霸权。他把陈独秀定性为“托洛斯基派在中国的著名首领”，“从陈独秀的老实话看来，陈独秀是抗战亡国论者；从陈独秀的‘哲学’看来，他否认民族内在的力量，而指望外力，正是有利于日寇的进攻的；从陈独秀对于中国社会经济的观点看来，他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支配之歌功颂德者（在今日就是对于日寇的歌功颂德），从陈独秀上述的整个观点看来，从陈独秀对于中国前途的观点看来，他是反三民主义的；所以，在事实上，陈独秀不但是共产主义事业的背叛者，而且是民族的背叛者，而且是中国文化的背叛者；他在现在一切的言论和行动，完全是于日寇有利的，完全是为日寇服役，并且，是假借反共的名义去在实际上反对国民党的。这样，陈独秀还不是全民族的公敌？还不是国共两党的公敌？”[陈伯达：《评陈独秀的亡国论》，《解放》周刊（延安），60、61期合刊，1939年1月]这种抓住一点，无限放大，扣帽子，打棍子，杀出刀口子，再往里面撒盐揉沙子，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骨子里没有是非标准，缺失作为一位学者所应有的定见与定力。其文章品格，与公共知识分子很遥远，与御用文人很接近。
一支文笔受重用
陈伯达具体是怎样被毛泽东看中，选调担任其政治秘书的？他自己的说法是，“我跟毛主席第一次认识，是在一次讨论孙中山思想的会上。那次会上出现了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孙中山的思想属于资产阶级思想，一种意见认为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我在会上发言认为孙中山的思想有两个两重性，既有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两重性，也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两重性。毛主席在做总结发言时表示，我的意见是对的。会散以后，毛主席请我到机关合作食堂吃饭。在席的，除毛主席外，只有一位英国记者和我，一共三个人，席间，毛主席问了我一些北平的情况，还问到张申府的情况。”（《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63页）尽管当时毛泽东不是党的最高领导人，但是，被毛泽东留饭，陪客人，怎么也是一件荣幸的事。至于毛泽东是否就因为在这次讨论会上陈伯达的发言观点而看中了他，倒未必。
在当时延安供给制生活条件下，毛泽东留饭待客，谈不上什么奢华，相对于单位食堂伙食，那是一种改善。留饭，对于陈伯达是第一次，被深深记忆着；对于毛泽东却是经常性的，有很多文化人都曾经被毛泽东留下共进午餐或晚饭。
陈伯达受到毛泽东的关注，应该是在两年多时间里，陈伯达勤于笔耕，在延安报纸杂志上频繁发表文章，尤其是其论辩类文章中所显示出的犀利文笔，以及关于“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观点提法。
对于陈伯达上述三类文章写作，毛泽东无意于先秦诸子研究。1939年3月，陈伯达调到毛泽东身边工作时，毛泽东就明确要求他放弃这类研究：“你的思想不要老停留在老古董上面，还是要着重研究现实的问题。”（《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65页）按照这个指示精神，陈伯达担纲编写了《九一八以来的国内形势》《抗战中的政治》《抗战中的军事》《抗战中的经济》《抗战中的文化》等几部系列资料图书，并经毛泽东审阅后付印。毛泽东所需要的，也是看中陈伯达的，正是其滔滔文笔与辛辣辩才。
汉语传统中对“文笔”一词，可分可合，合起来泛指文章辞藻，分开来，有韵为文，无韵为笔。现代汉语沿袭使用“文笔”一词，更偏重于指向辩论问难类文章，大体属于政论文、议论文范畴。
1937年8月洛川会议确定毛泽东为中央军委主席，1938年9月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确定毛泽东的政治领导地位，但是，毛泽东面对的依然是来自共产国际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权威。六届六中全会虽然传达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内领导权的指导性意见，毛泽东所代表的思想路线主张必须依靠自己树立其权威，巩固其地位。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最关键的是孙中山之后中国现代革命的传承与发展。陈伯达预计“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观点，呼应了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报告中所提出的看法：“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毛泽东：《论新阶段》，《解放》周刊（延安），第57期，1938年11月]“洋八股必须废止……而代替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4页）这是毛泽东思想论证形成的前奏。
思想建设无大功
1939年3月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毛泽东提议，决定调陈伯达到毛泽东处工作，具体职务是“中央军委主席办公室副秘书长”。中央军委主席为毛泽东，办公室秘书长是李六如。上任伊始，陈伯达工作由李六如安排，负责处理军务电文，把前方发来的军事电报内容向毛泽东报告，然后按毛泽东的意见草拟复电，发往前线。对军事一窍不通的陈伯达觉得很不适应，不久毛泽东吩咐他收集整理抗战中国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研究资料。
延安时期毛泽东的大量文章都是自己执笔写作，秘书工作主要是帮助收集、查阅相关资料，协助从事政治理论研究工作。据陈伯达回忆，“那时毛泽东四十多岁，正值中年，精力充沛，毛泽东的著作一般都由毛泽东亲自执笔，不用秘书代劳。只是一些技术性文件，要秘书起草，以节省他的时间。毛泽东写毕，有时请秘书看看，提些意见，作些修改。毛泽东本人便是著作巨匠，擅长写作，他的著作别具一格，自成一体，非他人可以代笔的。”在收入《毛泽东选集》的篇目中，只有《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个别章节分工写作，最后由毛泽东修改定稿。“毛泽东需要秘书动笔的，常常是他的演讲。他在演讲时，一般只有很简单的提纲，有的甚至是即兴式发言，连提纲都没有。这时，需要秘书作记录，整理出讲话稿，由毛泽东改定。”（叶永烈：《陈伯达传》，134页，作家出版社，1993年11月版）这些简单的记录整理工作，陈伯达担任的也很少，先后由和培元、胡乔木承担。1941年7月和培元在延河游泳时不幸溺水身亡。胡乔木帮助毛泽东整理讲话文稿，最典型的例子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整风运动中，李六如被调离毛泽东办公室工作。随着毛泽东在党内领导地位的逐步确立，陈伯达的工作也由军委主席办公室，调任中共中央秘书处秘书。中央政治研究室成立后，陈伯达担任主任。虽然他的工作岗位数次变动，实际上一直担任毛泽东政治秘书工作。
延安时期（1937-1947），是毛泽东思想的发展成熟阶段。在毛泽东思想的论证形成过程中，陈伯达在思想理论上的贡献并不突出。其突出表现是在毛泽东思想形成后，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开展对敌思想文化批判斗争。
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中国革命斗争经验的集体智慧结晶，包括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的思想理论体系。从井冈山到延安，毛泽东首先关注的是军事斗争和政治路线问题，经济和文化方面的论述，相对单薄。处在战争环境下，毛泽东对现实经济工作的关注，要到1942年12月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遵义会议后，至延安整风时期，张闻天主管党的思想文化工作。抗战后，大量知识分子奔赴延安，毛泽东对于思想文化问题的关注，仅仅代表其个人观点。1940年1月召开的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张闻天代表组织作“文化政策报告”，毛泽东作《论新民主主义政治与新民主主义文化》（稍后更名为《新民主主义论》）的“演讲”。从此文以及其他有关文章主要内容观点分析，毛泽东关于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的论述，基本观点来自艾思奇的文章。
艾思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中国社会历史典故、生动活泼地阐释解读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观点，影响毛泽东《矛盾论》《实践论》的写作。这种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的影响，遮蔽了艾思奇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问题上的学术影响。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性质特点，关于抗战以来中国文化发展方向，关于陕甘宁边区文化功能定位，等等，艾思奇的观察分析都切合着毛泽东的观点论述，并且每个节点都领先半步或一步。
毛泽东思想理论内涵发展完备是一件事，关于毛泽东思想论证形成过程是另一件事。后者，用力最勤的首先是张如心。1931年8月，张如心进入中央苏区，任《红星报》主编，在直接交往中，感觉到“毛泽东对人民亲切，和蔼，诚恳，不摆架子，不耍威风，不装腔作势”，褒奖有加，心怀崇敬。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国共两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分裂加剧，彼此相互攻讦。树立自己的革命领袖形象，成为对敌斗争的需要。1941年3月，张如心著文提出“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概念，认为“毛泽东同志的言论著作是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典型的结晶体”[张如心：《论布尔塞维克的教育家》，《共产党人》（延安），第16期，1941年3月]。同年4月，张如心撰文《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前进》，进一步认为，“说到创造性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问题上的发展，最主要最典型的代表，是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张如心：《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前进》，《解放》周刊（延安），第127期，1941年4月] 1941年8月，曾经叛变到国民党阵营的叶青公开出版《毛泽东批判》一书，比较系统全面地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斗争理论。作为对敌斗争的回应，1941年12月，张如心开始担任毛泽东的读书秘书后，更加积极地阐述论证毛泽东思想。
1942年2月18、19日，《解放日报》连载张如心文章《学习和掌握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他把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分为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三个组成部分，“这三个组成部分内在有机的统一便构成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的体系”，并称之为“毛泽东主义”。此文在党内产生热烈的反响。但是，毛泽东本人不赞成使用“毛泽东主义”这个提法。4月22日，毛泽东致信时任中宣部代理部长何凯丰说：“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时候，不是鼓吹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断去鼓吹（例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不宜当作体系去鼓吹，因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毛泽东书信选集》，212页）延安学术理论界继续探讨更合适的名称，其他抗日根据地也许没有及时传达毛泽东的意见，出现积极响应的声音。同年7月1日，邓拓在晋察冀分局机关报《晋察冀日报》上发表社论《纪念七一，全党学习掌握毛泽东主义》。
1943年7月8日，王稼祥在《解放日报》发表文章《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第一次正式公开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随后，刘少奇、博古、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先后发表文章，表示拥戴并执行毛泽东思想。1945年5月，中共七大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进党章。
路线斗争出风头
美国学者雷蒙德?F.怀利《毛主义的崛起——毛泽东、陈伯达及其对中国理论的探索（1937-1945）》一书，最精彩的部分是对毛泽东思想论证形成过程的历史脉络进行梳理描述，卓有见识。但是，他以1949年后陈伯达担任毛泽东秘书，在一系列重大社会政治运动中的作用，逆推延安时期陈伯达对于毛泽东思想形成的作用，是用臆测想象代替历史事实，显得生硬空疏，甚至在很多具体问题上出现基本史实错误。比如推断陈伯达到达延安的时间为1937年7月之前（第31页）；说王实味曾留学苏联（126页），实际上完全没有过；比如1942年4月中宣部第一个“四三决定”的时间（153页）；又比如1943年5月刘少奇接替张闻天担任党的总书记（174页），纯属无稽之谈。这些基本史实的缺失和错误，带来大量史料空白，作者以自己对于人与人之间的恩怨是非填充之，难免戏说之嫌。关于陈伯达在毛泽东思想论证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作者见树不见林，生拉硬扯，把陈伯达的作用过度夸大了。他不知道在毛泽东思想的背后，应该还有艾思奇、周扬、何干之、杨松、吴亮平、和培元、胡乔木等诸多延安文人的身影。
延安时期，陈伯达来到毛泽东身边工作后，平时工作是收集整理抗战问题研究资料，偶尔帮助整理一些文稿，其突出表现却是在对内批判王实味，对外批判蒋介石等一批力钧千斤的批判斗争文章。
陈伯达与王实味是延安马列学院同事。1939年2月，陈伯达在《新中华报》上发表长篇学术文章《关于文艺民族形式问题杂记》。王实味阅读后，觉得有许多欠妥之处，曾约陈伯达当面交谈，不料对方很不高兴。王实味是个率直、认真、带几分偏执的人，他把自己对于文艺民族形式问题的不同意见写成文章《文艺的民族形式短论》，准备公开发表。
这本来是很正常的学术观点论争，陈伯达却担心自己被学术论争后会影响到工作前途，于是亲自索要并研读了王实味的文章手稿，然后写出洋洋万言的答辩文章《写在实味同志〈文艺民族形式短论〉之后》，从王实味文章中挑选出十七个问题，逐一展开辩论驳斥。文章写于1941年2月，到1942年7月，延安中央研究院开展王实味思想斗争时，陈伯达将文章重新润色，公开发表在《解放日报》上，以显示自己的政治嗅觉，他是第一个发现王实味身上有所谓潜在的“托派思想”。在参加批判王实味的思想斗争会上，陈伯达引经据典、上纲上线，“总而言之，统而言之，王实味的思想是包含一个反民众的、反民族的、反革命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替统治阶级服务的、替日本帝国主义和国际法西斯服务的托洛斯基主义”（《关于王实味——在中央研究院座谈会上的发言》，《解放日报》，1942年6月15日）。陈伯达的这类文章，遣词造句匠心独运，文笔犀利，语气咄咄逼人，与生活中讲话带有明显口吃结巴的现象判若两人。
陈伯达出尽风头，红遍中国的，是批判驳斥蒋介石的文章《评〈中国之命运〉》。1943年3月，蒋介石出版小册子《中国之命运》，国民党中宣部要求国统区党员干部人人必读，大中学校要将其列入最重要的课外读物，各级教育部门要将其列入正规考试科目。毛泽东读罢文章，召集几位秘书说：“看来，蒋介石给你们出题目了。”陈伯达清楚，属于自己的机会到了。他将自己到毛泽东身边工作这几年来所收集整理的社会研究资料，全部调动起来，“立即着手写反驳的文章，大约写了三天三夜，由于心情很激动，有时边写边流眼泪，可谓‘笔泪俱下’”。文章写好后，誊抄一新，赶紧送请毛泽东审阅。毛泽东还在休息时间，陈伯达将文章悄悄地放在桌子上就退出了。毛泽东醒来后，一口气读完，并作多处修改。原题为《评蒋介石先生的〈中国之命运〉》，毛泽东删除了“蒋介石先生的”，并删去文章中所有称呼蒋介石为先生的“先生”二字，直呼其名，耳提面命，不再有什么客气。文章中有多处修改，开头一段是毛泽东增加的。陈伯达送审的文稿上没有署名，毛泽东在文章标题下加上“陈伯达”的名字。全文审阅过后，批示“送解放日报发”几个字（《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70、71页）。
1943年7月21日，延安《解放日报》以头版整版加转版的篇幅，全文刊发陈伯达的皇皇大作，堪称政治斗争辩难文章的经典。文章发表后，用内部电报拍发重庆，秘密印制成小册子，到处散发。据说蒋介石看到后，一是严令禁止发行，二是称陈伯达为“陈逆伯达”。
随后，陈伯达又写了《窃国大盗袁世凯》《中国四大家族》《人民公敌蒋介石》等政治斗争驳难文章，脍炙人口，轰动一时。这些像冲锋枪一样的文章，每个字符和标点都具有强大的杀伤力、扫射力、威慑力。
陈伯达为人谨言慎行，工作勤勤恳恳，生活低调简朴，不抽烟，不喝酒，像样子的衣服也没几件，购书、读书、藏书是其最大乐趣。从福建惠安乡下走出来，读书、革命，年轻时多坎坷曲折，中年时期跟随毛泽东左右，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出色扮演了思想政治斗争角斗士、狙击手的文人形象，对内对外，近乎百发百中。他信奉的为官之道是，“跟准一个人，有自己的一批人”（《陈伯达传》，135页）。当为人之道与为官之道相抵牾，他舍前而就后，翻脸不认人，事后不认账。批判“现代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949年后的历次政治思想路线斗争，陈伯达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两军阵前可以大打笔仗，叫骂得震天价响，个人奉命行事，没有任何担当。他曾位列中央最高领导层，排名第四。爬上高峰，又跌入底谷。他自称“小老百姓”，悔过“我是一个罪人”，痛恨“我是一个悲剧人物”，希望人们从其悲剧中吸取教训。人品不立，文品不立，就丧失了学术理论安身立命的逻辑起点。
来源：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