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书评》（2016年4月21日）刊登了美国著名记者约翰逊（Ian Johnson）写的“中国的革命性发现”一文，借评论达慕思大学教授艾兰（Sarah Allan）的一本论述郭店楚简的新著（Buried Ideas: Legends of Abdication and Ideal Government in Early Chinese Bamboo-Ship Manuscripts,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16）来论述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政治。书评也附载了一幅18世纪的中国画，呈现秦始皇帝在统一中国之后，为了统一思想而进行的“焚书坑儒”运动。约翰逊指出：“我们有关中国伟大哲学学派的知识，局限于秦朝统一之后所修订过的文献”，而新发掘出来的文献“帮助我们重塑中国具有争议性的过去”。约翰逊的文章涉及有关中国历史和文明的很多方面，但笔者最感兴趣的是其借用《郭店楚简》对中国的贤能政治传统和现实政治的讨论。

在《郭店楚简》中多次提到统治者的选拔问题，提倡让最具才能的人来统治国家，而非通过世袭制度，并且通过退位和禅让的方法来解决权力继承问题。《楚简》反映了公元前5世纪到4世纪的人们对政治的思考。艾兰教授在1981年就出版过一本题为《继承人和圣人》（The Heir and the Sage）的书，强调禅让制度在中国政治思想中的中心位置。有意思的是，同一时代的其他文明，例如古希腊文明，也在探讨同样的问题。大家都在寻找人类社会组织和领导的方式，要回答的基本问题是：人们是忠诚于家庭而实行世袭统治？或者，人们是忠诚于国家和人民而实行选拔最好的人才来统治国家？从古代到今天，贤能政治哲学就是要回答这个问题。

《楚简》对今天的中国政治意味着什么

贤能政治是古代中国各个学派的共识，但各派的侧重点不同。墨家主张实行贤能政治，而其它学派则指向尧舜禅让制度，即把权力交给最具备能力的人而非君王自己的儿子来继承。孟子尽管接受了世袭统治的制度，但他也为此设定了条件，认为如果君王是暴君或者昏君，老百姓有权利起来推翻之，通过革命的方式把“天命”传承给另一位君王。但不管如何，禅让的思想在秦统一之后，似乎越来越变成为遥远的过去，甚至是传说了。而《郭店楚简》的发掘则向今天的读者显示，在选择统治者方面，中国过去存在着更为激进的政治思想，即统治者应当通过禅让方式，让最具有才能的人来统治国家。

《楚简》对今天的中国政治意味着什么呢？根据约翰逊说法，即使今天，中国共产党在本质上仍使用“天命”的观点来论证其统治：国民党极其腐败和无效，因此共产主义者具有合法性去夺取权力；而今天中国的经济发展则论证了共产党的继续统治，经济发展证明了“天”的支持。如同中国传统，中共很明确其统治是世袭的。这不仅仅是因为从广义上说，其他政党不可能掌握政权，在狭义上也已经创造了“准世袭”的阶层，即红色家庭。不过，《郭店楚简》表明，即使在古代中国，很多学派的学者已经反对这样的政治实践，他们主张根据才能而非团体的成员资格（这里是指共产党及其党员）来选拔统治者。

约翰逊继续引申说，春秋战国时代出现了“士”这一阶层，他们具有才能，希望参与政治，因此提出了贤能政治的政治理念。在今天的中国，想参与政治的不仅是一个阶层，而是整个社会。尽管今天的中国仍然存在这样的思想，但正如《楚简》那样，它们是死的。约翰逊这里想指出的无非是三点：第一、今天的中国不存在西方那样的通过选举产生领导人的制度；第二、中国共产党因此缺少当今社会所应拥有的（西方式）的政治合法性；第三、即使从中国古代的贤能政治理想来说，中国今天的权力继承方法也缺少合法性。

1993年中国出土《郭店楚简》，1998年正式公布，马上震动了汉学界。在正式公布之前，达慕思大学就召开了名为《郭店老子国际研讨会》的会议。1999年，武汉大学召开《郭店楚简国际研讨会》，次年出版了《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收集了包括任继愈、饶宗颐、杜维明、李学勤等大家的文章。现在在新加坡国立大学耶鲁大学学院就职的顾史考（Scott Cook）教授也花了很多年的努力，于2012年在美国康纳尔大学的康纳尔东亚丛书中出版了《郭店楚简》的英文译本（The Bamboo Texts of Guodian: A study and Complete translation），中英文双语，厚厚两大本。但这些都局限于汉学家之间，并没有引起其他社会群体的关注。约翰逊的书评一出来，很快就引起了社会群体（尤其是学者和媒体界）人士的兴趣。人们感兴趣不仅是因为历史话语本身，更是约翰逊文章里面的“借古讽今”。

不管人们是否认同约翰逊的观点，今天提出这个问题不仅对中国具有意思，对西方世界更具有意义。这后一方面是约翰逊所忽视的。西方在古希腊时代也出现过有关“谁应当成为领袖”的理想观念，即柏拉图所说的“哲学王”。“哲学王”的观念和中国的“禅让”都是一种理想。正如亚里斯多德的《政治学》所示，古希腊不同城邦国家实行不同的制度，包括独裁、贵族、共和、民主等等。在后来长时期的宗教时代，教权高于一切。在宗教政权被推翻之后和近代民主产生之前，西方所实行的一直是世袭制度，即家族统治。后来随着商人阶层的兴起，也加入了统治者的队伍。所谓的民主就是商人和君主分享权力。无论是君主贵族还是商人，形成了多元家族的世袭制度。欧洲的很多国家直到现在仍然是一些大家族统治。美国的大政治家族对美国民主的影响也不小。

只要金钱可以直接转化成为政治权力，家族政治不可避免，世袭也不可避免。只不过家族世袭是西方人所不乐意讨论的话题。尽管西方已经形成了“选举证明一切都好”的局面，但权力结构也是危机深重。例如，有效政府问题。多党制已经演变成为互相否决的制度。在很多情况下，多党背后是不同家族之争。再如，人民的权利实现问题。民主早期在扩散社会福利等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现在的民主是否像民主理论家所说的实现人民的权利，就不好说了。西方很多研究表明，资本寡头仍然主导国家政治，收入分配越来越不公平。今天欧美盛行的政治民粹主义，已经对西方民主构成了巨大的威胁。

重建中国的贤能政治

这个问题也是中国政治重建过程中所需要回答的，中国是走中国本身贤能政治道路，还是西方民主道路，还是两者的结合？饶宗颐教授就认为，近20年的考古新发现，特别是大批楚简的出土和研究，有可能给21世纪的中国带来一场“自家的文艺复兴运动，以替代上一世纪由西方冲击而起的新文化运动。”饶教授所说的当然涵盖很多领域，但我们可以沿着这个思路，来讨论如何重建中国的贤能政治制度。

西方称中国传统为东方专制主义。不过和西方比较，传统中国的制度至多算是有限世袭制。尽管中国传统上没有能够实现《楚简》上所说的禅让制度，但正如史学家钱穆先生所指出的，只有皇帝可以继承，其他皇兄皇弟不可继承。同时，皇帝也不是一定要儿子继承，也可以隔代继承，例如明太祖朱元璋就把皇位直接让孙子继承。有限的世袭避免了中国形成众多的垄断性世袭家族。从另一个侧面看，这个制度使得社会更加开放。但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国家管理权或者相权和官僚机构是开放的。任何社会阶层的成员都能够通过官方设定的考试制度，进入“士”的阶层，成为统治阶层的一部分。正因为这样，中国发展出了世界上最为发达的官僚体系。再者，中国士、农、工、商的社会体系设置，有效切断了西方那样的资本直接转化成为政治权力的路径，即使商人的家庭成员，也必须通过考试，才能把金钱转化成为政治权力。

这并不是说，今天的中国可以回到传统贤能政治时代。到了近代，传统世袭皇权已经失去了合法性。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从传统皇权到现代党权的顺利转型，传统皇权是个人和家族，但党权是一个非个性化的组织。传统皇权可以世袭化，但不可民主化。现代党权则不同，党权可以民主化，也可以阻断世袭化。从经验上说，即使今天的中国存在着如西方一些人所说的“红色家族”，但中共的领导绝非是世袭的。从1949年以来，没有一个中共领导人指定其儿子或者家庭成员来继承权力。如果因为前中共领导人的后代成为了领袖，就把这个体制形容为世袭，今天西方民主都可以成为世袭制度。在政治上，人们不能过度理想化，不能排除政治世家的成员从政。

这里的问题在于如何选拔人才？如何实现权力交接班？从理论上说，党权为实现贤能政治提供了良好的制度架构。西方越来越依赖于单一的选举来选拔领导人，但选举从来就不是最有效的机制来选举最好的人成为领导人，也无法避免最坏的人被选举成为领导人。一人一票的选举政治，如果从上世纪70年代算起，还不到半个世纪，但到现在已经出现各种弊端。如何克服一人一票所产生的民粹主义，值得人们的观察。如果不能转型，很难走下去。

中国党权的存在就表明，可以在新条件下复兴和改进传统的贤能政治。党权表明存在着选拔者，可以选拔最优秀的人来执政。这就是中国的党内民主所要做的内容。在发展党内民主方面，人们必须对文明有信心。中国完全可以结合传统的贤能政治和现代的民主政治，或者传统的选拔制度和现代的选举制度，从而超越西方制度的弊端，创造新的贤能制度。

如果这样，中国可以如饶宗颐先生所言，实现一个“自家的文艺复兴运动”。

＊本文转载自2016年5月3日《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