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1至1864年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革命运动。参加革命的武装农民在洪秀全等人的领导下建立了以天京(南京)为首都的革命根据地，转战十余省，与当地的地主武装和清朝官兵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沉重地打击了清朝封建统治势力。
和历史上各时期的有组织的农民起义者一样，太平天国的革命者非常重视革命宣传工作，他们虽然没有来得及创办比较现代化的报纸，但是他们采取了当时可能采取的一切方式来进行宣传，在宣传方法上也有了一些新的创造。
太平天国早期主要用墙报(当时称为榜)进行宣传。墙报和揭帖非常类似，是一种简便灵活的宣传方式。太平天国及其友军天地会、小刀会等都经常利用它来揭露封建贵族地主压迫和剥削人民的罪行，号召“四方豪杰”踊跃参加起义，和“贼官狼吏”以及封建地主阶级进行决死的斗争，太平天国早期著名的政治宣言《奉天讨胡檄》，就是利用墙报这种方式向群众公布的。墙报的宣传有时还深入到敌人的后方，据有关文献的记载，太平军在进攻一个地方之前，必先派出一些人潜入敌后秘密张贴墙报，鼓动当地群众起来响应。在已经占领的地区，墙报则被利用来宣传政策法令，公布天王诏旨和政府工作人员的任免事项，号召当地人民努力支援前线，“共打江山，共享天福”。墙报一般都用黄纸，其中有一部分是抄写的，有一部分则是印刷的［1］。正文前往往注有发布墙报的机关和官员的全名和全衔，并按内容的性质冠有“诲谕”、“谆谕”、“瑞谕”或“钧谕”等字样。［2］除了以天王洪秀全名义发布的墙报只在固定的地点张贴外，其余各机关和官员发布的墙报大多“遍贴通衢”，以便利群众阅读。这种墙报宣传了太平天国的革命主张，对早期革命运动的开展，起了非常有利的作用。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以后，为了及时地传达中央政府的政令和通报各方面的消息，成立了“提报衙”和“疏附衙”，作为政府文报的传递和发布机关。经由这两个机关发布的政府文报称为报单或报条，有时也径称之为文报，是一种在太平天国的各级政权机关和部队中发行的定期的内部公报。其中提报衙所传发的公报，以报道天王诏旨、法令和官员任免消息为主；疏附衙所传发的公报，则以报道军事方面的消息为主。领导提报衙传报工作的是职同将军一级的官员［3］；领导疏附衙传报工作的则大多是太平军的老战士［4］。他们所使用的船只悬有特别的标记，出入关卡，优先放行，每日的行程也有一定的规定，以免愆期。［5］太平天国派驻各地的行政官员和部队将领就都是依靠提报衙和疏附衙所传发的这种公报，来了解天京和其他地区敌我双方的政治和军事情况的。李秀成在写给他的战友们的信件中所经常提到的“京都昨日来报”［6］，即指这种公报而言。
从简单的揭帖发展成为定期的政府公报，这是一个进步。不过这种公报还带有内部文报的性质，还不是一种在社会上公开发行的报纸。太平天国向根据地和敌后各阶层人民公开发行的宣传品，主要是各种各样印刷的小册子。利用大量印刷的小册子进行宣传，这是太平天国在宣传工作上的一项新的创造。
1853年3月，太平天国在天京设立了自己的中央出版机关刷书衙，这是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队伍所创办的第一个宣传出版机关。刷书衙设在天京文昌宫后檐，拥有八十名以上的印刷和刻字工人，其中小部分是从金田起义起就参加太平军的广西刻字工人，大部分是陆续参加革命的两湖、江、浙等地民间书坊的印刷工人，而以扬州籍的为多。［7］这个机构除了印刷一般的书诏、文告、营规、田凭、门牌、路条、合挥等文件外，还负有印刷和发行宣传小册子的责任。从1853年到1864年，由刷书衙印发的“旨准颁行”的宣传小册子，总数在60种以上(目前已发现了38种)，传布的范围很广。这些小册子大部分是由洪秀全、杨秀清、冯云山、萧朝贵、洪仁？、洪仁发、洪仁达等太平天国的领导人物亲自执笔的。内容以宣传太平天国的革命理想、宗教思想、政治纲领和政策、法令、制度等为主。其中如《天父上帝言题皇诏》、《天命诏旨书》等小册子，着重宣传了太平天国的战斗目标、革命对象和反对民族压迫等革命主张；《太平诏书》、《天朝田亩制度》、《资政新篇》等小册子，着重宣传了太平天国的经济和政治纲领；《太平条规》、《太平军目》、《英杰归真》等小册子，着重宣传了太平军的军纪营规和优待投诚人员的政策；《天父诗》、《天条书》、《三字经》、《幼儿诗》和《太平救世歌》等小册子，着重宣传了太平天国的宗教思想和上帝会的仪式与纪律；《起事来历新传》、《天情道理书》、《太平天日》、《诏书》、《醒世文》等小册子，则着重地宣传了金田起义以来的太平天国革命斗争的历史和其中可资鉴戒的一些事迹；等等。其目的在于对太平军中新老兄弟和根据地内外的广大人民进行教育，让他们懂得太平天国的革命道理和上帝会的教义，踊跃地参加和支持他们的斗争。这些小册子篇幅不长，少的只有五六页，多至五六十页，一般只有十三四页。在太平天国一贯提倡“文以纪实”［8］的精神影响下，这些小册子的文字都很通俗，大部分是三言或七言的诗和韵文，也有一些是口语化的故事和散文，其中如《诏书》这一介绍太平天国历史的小册子，就采取了话本的体裁，用“话说”如何如何开始，以“且待下回分解”作结，当中还运用了不少“按下不提”、“按下不表”和“且说”等这一类话本的套语。［9］这些通俗的文字和体裁，既便于阅读，也便于朗诵，对于识字无多的太平军战士和一般劳动农民都是非常相宜的。
除了设在天京的中央出版机关外，太平天国军队中的镌刻营(由名为典镌刻的军中文官担任领导)，也负有翻印这一类小册子的责任。1955年3月文物工作者在山西临汾县北刘村农民李登峦家发现了太平天国北伐军路经平阳时雕刻的《幼学诗》封面的刻板；1956年历史工作者在扬州地区进行调查访问的时候，也发现了一些关于太平军在扬州刻印小册子的传说［10］。这一切，证以当时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关于太平军“所到必刻伪经示众”［11］的记载，确凿地说明了太平天国即在行军途中也是很重视这些小册子的印发工作的。刷书衙和镌刻营刻印的小册子，一部分留作内部学习的资料，一部分则在群众中散发。行军所至，人民箪食壶浆以迎义师，太平军则以宣传小册子回赠。如敉卿氏《见闻杂记》咸丰三年五月某日记述太平军进攻江西丰城时情况说：县城纷纷送礼，钱、米、油、烛、猪、鸡等物，共二次，一为乡民，一为各商店。……送礼者归，各得书数本，名《天条书》者一本……《天父下凡诏书》一本……《幼学诗》一本。［12］此外，还有不少小册子被辗转地送入敌后散发。当时住在上海的一些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就曾经在当地租界的书肆中看到有这一类小册子出售，可见其流行之广。［13］利用小册子向群众阐明革命道理进行革命教育，始终是太平天国行之有效的重要宣传方式之一。
在张贴墙报和散发小册子的同时，太平天国也利用宗教性的集会和每天搭台讲道理的方式向群众进行口头宣传。此外，每当新年来到的时候，太平天国的政府工作人员还把大量自己刻印的新历书和新年画，作为宣传品分送给群众。太平天国的新历只刻年月日、干支、二十八宿值日名、节气和礼拜，一扫旧历书上满纸吉凶宜忌、祸福休咎之类的迷信。太平天国的新年画和其壁画一样，专绘封建统治阶级所禁忌的草虫花卉、翎毛走兽和山水风景而不绘人物，对充满了封建迷信和封建思想意识的旧年画也是一种抵制。因此，太平天国也把新历和新年画作为宣传品，大量散发给人民，利用它们向人民进行反对封建迷信和封建神权思想的教育。［14］
总之，太平天国在宣传方面是尽了很大努力的，政府和军队中都有专门分工作文化宣传工作的人员，在宣传的方法上也有不少新的创造和改进，他们的宣传对革命形势的开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太平天国革命的时期，中国沿海城市也已经出现了外国人创办的一些近代化的中文报纸，太平天国的不少领导人生长于沿海城市，和外国传教士有过一个时期的接触，他们无疑对这种新型报纸的形式是十分熟悉的，在太平天国的根据地内创办这种新型报纸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但是，由于革命局势动荡、缺乏办报经验以及其他种种原因，太平天国并没有办起近代化的报纸，其宣传活动始终没有超出印发和张贴墙报、小册子和其他宣传品的范围。但是，在太平天国的后期，在天京政府的一些高级官员当中，确曾有过关于办报的建议。这项建议在洪仁？起草的题为《资政新篇》的条陈中，说明得非常具体。《资政新篇》写于1859年，经洪秀全审阅后在同年作为“旨准颁行”的宣传小册子公开印发，其中关于办报的主张，可以归纳为以下两点：
1.创办“新闻馆”(报馆)，发行“新闻篇”(报纸)。除政府自办外，一般“富民”履行简单的登记手续以后，也可以自由开办。刊期根据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对象分为日刊、周刊、月刊等三种。内容可以包括中央和地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新闻和群众对当前政府措施的评论和建议等。新闻的发布不受任何限制，未经证实的消息只要在文前注明“有人来说，未知确否，俟后报明”等字样，便可刊出。但禁止捏造新闻，违者“轻则罚，重则罪”，决不宽贷。
2.设立“新闻官”。在地方各省设置直属中央不受地方节制的“新闻官”，选“诚实不阿者”任之。专收中外报纸呈缴中央，以便观察施政实况，官吏贤愚，使“奸者股栗存诚，忠者清心可表”，“一念之善，一念之恶，难逃人心公议”。
《资政新篇》认为这种报纸的出版，可以扩大群众的眼界；增长群众的知识；反映群众的疾苦；“收民心公议”，使下情能够上达，无壅塞之弊；同时“昭法律，别善恶，励廉耻，表忠孝”；加强对政府工作人员的监督和对群众的教育，以便使“才德日生，风俗日厚”、“民自固结而不可解，天下永垂而不朽”［15］。《资政新篇》所提出的纲领，是准备在中国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纲领。而创办“新闻馆”，发行“新闻篇”，则是这个纲领的一个组成部分。西方的资产阶级在和本国的封建统治阶级进行斗争的时期，曾经提出过出版自由的口号，《资政新篇》关于办报的建议，无疑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这种口号的影响。《资政新篇》所计划创办的新闻馆和发行的新闻篇，实际上就是它的作者理想中的资产阶级报刊，《资政新篇》允许自由办报的“富民”，则是它理想中的新兴的中国资产阶级。当时中国的资产阶级还没有诞生，《资政新篇》的这一办报建议，和它所提出的其他要求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的建议一样，在太平天国中并不能立刻产生什么实际的效果。但是，它的办报思想，如允许“富民”自由办报，允许报纸评论政府工作人员的工作和指摘时政的得失等等，都带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色彩，和封建统治阶级实行愚民政策，极力限禁报刊出版的做法迥然不同。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
《资政新篇》所提出的关于办报的建议，除了设立“新闻官”这一项，洪秀全加了“此策现不可行，恐招妖魔乘机反间，俟杀绝残妖后行未迟”的批语，认为必须缓行之外，其他如创办“新闻馆”和准卖“新闻篇”等项，洪秀全都用“此策是也”的眉批表示同意。可见，这些建议已被采纳，假以时日，是有可能逐步实现的。但是，从《资政新篇》出版之日起，太平天国的局势就日趋恶化，首都天京受到了严密的包围，各个根据地也纷纷弃守，革命不久就全盘失败，这一办报建议，终太平天国之世，没有能够实现。
从上面介绍的情况看来，中国历史上的劳动人民是很重视宣传，也很善于作宣传工作的。他们把宣传当做政治斗争的一种重要手段，充分利用了一切有利的机会和可能采取的方式来展开他们的宣传活动。由于物质条件的限制以及其他种种原因，封建时代的中国劳动人民始终没有出版过比较正规的报纸。但是，他们所使用的宣传品，已部分地带有报纸的性质，它们是中国劳动人民最早的出版物，是现代中国劳动人民的报刊的远祖。勤劳智慧的中国劳动人民曾经有效地运用过这些宣传品来动员和教育自己的阶级弟兄，冲决封建思想的网罗，击退统治阶级的各种宣传机器的诬蔑和诽谤，严重地动摇和瓦解了当时的阶级敌人。当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这些宣传品在内容上是有一些缺陷的，例如宣传了个别农民革命领袖“取而代之”的皇权思想和带有过多的宗教迷信色彩等等。这些都是历史的局限和农民这一小生产者阶级的阶级局限在它们的宣传工作上的反映。没有新的先进的阶级力量和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旧时代的农民革命总不免于失败，他们在宣传活动上有过这样那样的缺点，也就不是什么值得奇怪的事情了。
(原载《新闻战线》，1958（3）)
【注释】［1］ 文物机关目前还保存有一张完整的太平天国的印刷墙报。原件大小为57厘米×125厘米，用藤黄色纸张单面印刷，显然是供张贴使用的，内容为太平天国庚申十年九月二十四日颁布的关于“酌减苏省钱漕，以舒民力”的天王诏旨。（见《文物》，1959年5月号）
［2］内容“严威者曰诲谕，寻常者曰谆谕，和平者曰瑞谕或钧谕”。（见潘钟瑞：《苏台麋鹿记》卷上）
［3］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三。
［4］涤浮道人《金陵杂记》载称：“逆党中有张万顺者，其人约四十余岁，长大身躯，面赤有须，先为伪疏附衙，系贼递文报之职”。又：“贼之初犯江右也，湖广人张万顺驾船为贼递文报，贼封为伪疏附衙，领船十余只，来往江上。……金陵汉西门外，又有伪正疏附衙聂光先，此贼系广西人，领船数十只，专住在彼接收文报，分遣贼目，赉送镇江、瓜州、安徽、江、广等处，贼目皆系用船往来，三四只同行，随后又添有伪疏附监军，此等贼目即系驾船送文来往之贼也。”
［5］参见涤浮道人：《金陵杂记》。
［6］如李秀成致潮王黄子隆书云：“京都昨日来报，得悉高桥门上方桥一带退守，京都十分紧急，兄焦急万分”。（见《太平天国》，第2册，756页，上海，神州国光社，1952）
［7］周村《太平军在扬州》：“从扬州到天京的还有大批的刻字工人，也积极地参加了刻印旨准颁行诏书等革命文献的工作……他们在太平军中受到平等的兄弟般的待遇，从圣库领取供给，不再破产失业，享受稳定的有保障的生活”。又：“初期，在天京刻印书籍文据的主要是扬帮，当中又是杭家集人较多，整庄的人都作了刻书业。后来，人手赶不上需要，就有不少六合人成批地给扬州人带到天京，学会了刻书”。
［8］太平天国《戒浮文巧言谕》：“照得文以纪实，浮文所在必删，言贵从心，巧言由来当禁。……现当开国之际，一应奏章文谕尤属政治所关，更当朴实明晓。……语言确凿，不须古典之言。”（见罗尔纲编注：《太平天国文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
［9］参见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谢介鹤：《金陵癸申记事略》。
［10］周村《太平军在扬州》：“当时，扬州南门街住有一家原籍宝应的朱乃庚，是一个官僚地主阶级分子，曾作过清朝甘肃学台、巡抚。朱家曾经自己制造过黑墨，有工具，也有大量原料的藏储。太平军入城后，也在他家住下了，用他家的原料大量地印刷了旨准颁行诏书”(52页)。
［11］见扬州诗史江都徐廷珍：《小醉经室诗集》咸丰三年癸丑六月所作大风歌诗注。
［12］载《文物》，1959（5），转引自罗尔纲：《杨柳青发现的太平天国年画考证》。
［13］据陈乃乾《赵惠甫年谱》“咸丰十一年(1861年)辛酉”条引《能静居日记》。
［14］参见前引罗尔纲：《杨柳青发现的太平天国年画考证》一文。
［15］以上引文均见洪仁?：《资政新篇》，见《中国近代史资料选辑》，北京，三联书店，19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