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罗尔纲先生诞辰110周年之际，中国社会科学院批准出版《罗尔纲全集》。这是学术界盼望许久的事，也是我国学术文化宝库建设中十分有意义的事。
罗尔纲先生生于1901年1月，卒于1997年5月，终年97岁。生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一级研究员，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考据学家、金石学家、军事史家、文学史家。一生著述宏富，身后留下著作、文章约900万言，另指导学生搜集、整理、编辑太平天国史资料3000万字。《罗尔纲全集》将他的著述，分成太平天国史类、兵志类、金石类、文学类、文史杂考、生涯回忆、师友回忆、书信、杂著共9大类，都19卷22册。罗尔纲先生是我国学术界公认的太平天国历史研究的开创者、奠基者和学术大师。已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名誉所长刘大年称他是新中国最早的太平天国史学一大家，王庆成先生认为“罗先生是中国以至全世界研究太平天国之最杰出者”，确是的论。
罗尔纲先生走上学术道路之始，曾受到他的老师胡适的悉心指导，受过考据学的基本训练。1930年夏，罗尔纲在上海中国公学毕业前夕，给他的老师、中国公学校长胡适写信，希望校长帮助找工作。胡适欣赏罗尔纲为学为人具有“谨慎勤敏”、“不苟且”、“执事敬”的美德，就让他到自己家里做助手和家庭教师。就在他作为胡适助手和家庭教师期间，他确定了研究太平天国历史的志向。尽管北大文科研究所和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不批准他研究太平天国的申请，他还是坚持业余从事艰苦的研究工作。1937年，他的第一部研究太平天国的历史书《太平天国史纲》出版。这本书得到学术界重视，胡适虽肯定他的叙事很简洁，却批评他“专表扬太平天国”，“此书的毛病在于不免时髦”。这是因为此书是第一本正面论证太平天国是农民革命运动的历史书。它明确指出“太平天国革命的性质，是贫农的革命”，这次革命“含有民主主义的要求，并且参入了社会主义的主张”。这种观点，在那时的学术界，是独树一帜的。可见，走上学术道路之始，他的研究旨趣和方向，便与他大名鼎鼎的老师有别。这正如台湾研究学术史、研究胡适的学者潘光哲所指出的，罗尔纲第一部研究太平天国历史的《太平天国史纲》，如此重视社会、经济方面的因素与影响，显示他述史的关怀意向同胡适几无一致之处。潘光哲指出：当罗尔纲自己披荆斩棘，在自己深耕易耨的园地中生产了自己的果实之后，就已超越老师治学的樊篱，在学术历程上走出自己的路来。这个评论是恰当的。罗尔纲先生不仅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学问路数，受到考据学和实证史学的影响，同时也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启迪。
罗先生少年时代在贵县家乡就耳濡太平天国起义英雄的业绩，大革命时期在上海求学时就接触革命青年，接触并学习过马克思主义主要理论著作。中年以后，则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一些与罗先生有过亲密接触的学者回忆，罗先生在新中国建立后自觉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他用马克思主义指导自己的学术研究，不是空洞地、抽象地讲马克思主义，不做那种贴标签式的、寻章摘句的表面文章，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指导自己的研究工作和考据工作。他在历史研究中，在太平天国史研究中，追求科学认识、追求真理的实事求是态度，就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精神。他曾对人说：“马克思主义是开启历史秘奥的钥匙，不懂马克思主义就看不出历史的真相。”其实，这句话，是他自己的学习心得。晚年，他应广西史学会第五届年会要求，为青年学者谈治学心得，就结合自己的学术道路，实事求是地、鲜活生动地讲如何在史学研究中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如何运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如何认识人民群众的力量。他强调说：“我说的没有片言只字的教条主义的空话，句句都是从切身体验中得来。”
从罗先生《太平天国史纲》出版以后40多年的学术轨迹，我们可以看出他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指向。
首先，以太平天国通史的撰写为例。1937年出版的《太平天国史纲》的学术倾向和理论倾向已如前述。新中国建立以后，罗先生开始认真地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著作，努力领会唯物史观的精义。1951年开明书店出版的《太平天国史稿》就不再简单地提贫农革命，而提出太平天国“反封建反侵略之伟大精神”“永为中国人民所缅怀追思”。1957年修订出版的《太平天国史稿》增订本进一步提出“太平天国是反封建、反侵略的农民革命，是在没有先进阶级领导下农民革命所发展到的最高峰”，“太平天国革命只能起着民主革命先驱者的作用”。在1957年版重印题记中还指出，太平天国革命，由于受着农民革命的局限，有它进步的一面，也有它落后的一面，不能因为强调进步的一面，忽略了落后的一面。这就不仅比《太平天国史纲》准确了，也比1951年版《太平天国史稿》、1955年史稿修订本准确了。研究太平天国史的祁龙威教授评论说：“肯定还是否定这次农民阶级斗争的性质，实质上是肯定还是否定近代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问题，也是肯定还是否定近百年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问题。”可见，罗尔纲先生在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后，不再把太平天国当作一般的农民起义，而是从近代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角度来研究太平天国的历史了。他还结合人物评价谈到这方面的体会。他说：“每个人都从属于一定的阶级，生活于一定的时代。太平天国革命发生在中国进入近代史时期，中国社会的性质，革命的环境，都已具有新的特点，不同于历史上的单纯农民战争，而是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准备阶段，掀起波澜壮阔的农民革命战争，就是革命的前途，也有了新的展望。考察太平天国人物的思想言行及其特点，无不受到其阶级与所处时代制约。”
在罗先生看来，用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研究太平天国历史，不仅要研究农民阶级，还要研究地主阶级。他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资产阶级、工人阶级都进行了精湛的研究，而对地主阶级的研究相对地说是比较少的。中国的地主阶级在世界各国中是比较完整、比较系统、比较“高明”的，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研究地主阶级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罗尔纲说：“太平天国时期，中国封建社会已经开始崩溃，正在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研究工作者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对这一时期中国地主阶级进行研究，可以看出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在这时开始崩溃，也就可知它为什么特别漫长的原因。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研究的课题。”贾熟村先生在这样的指导下研究太平天国时期的地主阶级，取得了一定成绩。罗先生进一步鼓励他：“希望他以毕生精力，再接再厉地进行研究，取得更大的贡献，为丰富马克思主义宝库作出不懈的努力。”可见，罗先生在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掌握上已经成竹在胸了。
罗尔纲先生1991年91岁高龄时出版150万字巨著《太平天国史》，是一生研究太平天国历史的集大成之作。茅家琦先生评价这部书是“太平天国史研究的全面总结”，“是一部内容十分丰富的‘立体史学’，也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历史著作”，“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在这部大著的序论中，罗尔纲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已经很自如了。序论开宗明义，首先指出：“历史科学的根本任务之一，是要正确说明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因此本书开宗明义第一章就首先要向读者说明人民群众是创造太平天国历史的动力这一大宗旨。”依据这一理论，他指出：“太平天国革命的动力是人民群众，太平天国的历史是由人民群众所创造的。太平天国的领导者和英雄们乃是在当时的历史的转折时期、在急剧转变社会冲突的时代、在革命战争当中从人民群众里面成长起来和锻炼出来的杰出的代表人物。当然，我们必须肯定太平天国那些领导者和英雄人物在太平天国革命当中所起的个人作用，他们代表了人民的利益和意志，站在历史斗争的前列，组织了千千万万人民群众，领导着人民群众把历史推向前进。但是，创造太平天国历史的动力，究竟还是人民。”正是根据这一理论指导，罗尔纲研究了太平天国起义的时代背景、太平天国前期的胜利进军、太平天国反封建反侵略的纲领和政策、太平天国内部的分裂、太平天国的失败以及太平天国革命的历史教训。肯定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是马克思主义对于人类历史发展的核心观点之一。《太平天国史》序论完全接受了这一重要观点，这是罗尔纲晚年在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中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证明。
其次，以撰写太平天国历史书的体裁变化为例。我国旧史，以《史记》、《汉书》为代表，创下纪传体的撰史体裁，二十四史一以贯之。罗尔纲认为太平天国国祚略等三国五代，今正史中三国五代皆有专史，独太平天国史尚付阙如。因此，为求中国旧日正史系统之完整，为求太平天国史在中国过去正史中应得之地位，他在1951年出版的第一部《太平天国史稿》中用了纪传体体裁：本纪以系年月，列传以著人物，志则述典章经制，表则以佐纪传志之不逮。可以说完全是旧史体裁。到1955—1957年修订改写时，有了新的体会，认识到：正史体裁，本纪以记大事，列传以笺注本纪，表以标明繁琐的史事，志以记典章制度，这种体裁有一个大的缺点，就是根本不可能做综合的叙述。鉴于此，1957年增订本增加序论，作为第1卷，以下仍然是本纪、表、志、列传。1991年版《太平天国史》在体裁上作了原则的修订，这一修订，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撰史体裁的指导意义。
从1958年起，罗尔纲在史稿基础上重新撰写《太平天国史》时，认真严肃思考撰史体裁问题。他学习了毛泽东有关批判地继承历史遗产的观点，对如何处理纪传体有了新的认识。这个新认识主要表现在如何看待本纪和列传上。他认识到纪传体以人物为本位，突出个人，掩蔽人民群众，使读者发生英雄创造历史的错觉；本纪体裁专记帝王一人的统治，其目的是要体现封建君主制统摄万方、纲纪后代的特征，具有浓重的封建性。因此必须改变本纪和列传的写法，而且需要改变人物传记在全书中的比重。新的体裁将本纪取消，将洪秀全、洪天贵福的事迹归入列传，将本纪中的国家大事独立出来，设置纪年体裁，又将列传改为传，这就将纪传体的封建性取消了。这样新的体裁变为：序论、纪年、表、志、传。传只是全书五种体裁中的一种，这就把旧史体裁以人物为本位的纪传体性质改变了。罗尔纲把这种新的体裁称为“多种体裁综合而成的综合体裁”。他认为，这一综合体裁具有三个特点：第一，增加序论，概括全书，不仅改变了纪传体“大纲要领，观者茫然”的大弊，而且能够担负起理论性阐述的任务；第二，取消本纪，剔除了纪传体以君主纲纪天下后世的浓重封建性；第三，将纪传体改为序论、纪年、表、志、传五部分，传只占全书五分之一，在比重上和实质上对纪传体做了根本的改变。这样新的撰写体裁，就不能再看作是旧史的纪传体了。这一改变，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完成的。应该说，这是罗尔纲先生在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后，对我国正史撰写体裁革新的重大贡献。
第三，以罗尔纲先生最擅长的考证为例。其实，罗尔纲的全部研究工作，都是建立在辨伪、考信的基础上的。不管是太平天国历史，还是晚清兵制，还是金石拓片整理，还是《水浒传》研究，无一不是以辨伪、考信的考证工作为基础。他出版的太平天国史论文集共10集，包括辨伪集、订谬集、史事考、史料考、太平天国史丛考，等等，都是在做考据。刘大年先生曾经指出：“现在我们对那场农民革命运动一些重要史实，能够有比较准确地了解，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这些考证所取得的成就。”这是极为准确的评价。我们可以说，这是中国传统的考据学对他的影响。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说，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他的研究工作的影响。
考据学不为旧史学所专有，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也离不开考据学，罗尔纲的辨伪、考信所取得的成就就是有力的证明。历史记载（特别是近代史）包罗万象，纷繁复杂，每个记录历史的人有不同的立场、观点和角度，如何从复杂多端的记载中找出历史的真相以及这些真相所反映的历史的本质，就需要马克思主义的解剖刀。如前所述，罗尔纲在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太平天国历史的时候，他的主要工作是考据，他对太平天国历史研究的主要结论是从考据中得出来的。他考出太平天国的性质是反封建、反侵略，他对太平天国的纲领及其实施做了翔实的考证，他考出洪大全不是太平天国的领袖，他考出太平天国的政体是军师负责制，他考出太平天国的内讧及其失败的因由，他对李秀成自述的真伪做了长时间的考证，他考出李秀成写自述是实施苦肉缓兵计，是学蜀汉姜维伪降、劝曾国藩反清为帝，目的是复兴太平天国。他考证《水浒传》，考出罗贯中70回本是原本，100回本和120回本是“续加”和“盗改”，从而得出70回本《水浒传》是一部反抗封建统治、宣扬农民起义的不朽名著，推翻了《水浒传》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是一部奴才传的错误论断。
祁龙威先生认为，罗尔纲是当代考证学的高峰。郭毅生先生认为：罗尔纲“继承了乾嘉学派的优长却又突破了旧考据方法的局限性”。对于罗尔纲的考据，贾熟村先生总结：他“已经不再是片面地、孤立地看问题，而是全面地、联系地看问题；不再是从现象看问题，而是从本质看问题；不再是‘是则是，否则否’地看问题，而是从矛盾对立之中看问题；不再是静止地看问题，而是发展地看问题；不再是无视或掩盖阶级斗争，而是正视和揭露阶级斗争；不再是无视或蔑视群众，而是有群众观点和走群众路线。”这连续几个“不再是”和“是”，总结得很好，因为，这一段话，正确地揭示了罗尔纲晚年的考据方法，是科学的，是辩证的，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指导的。说罗尔纲的考据方法，已经远迈前人，是符合史实的。
胡绳先生在祝贺罗尔纲85岁寿辰时说过：“乾嘉学派的考据工作只限于古文献中的文字的校订与诠释，而我们的历史考据则着眼于事实的真相。马克思主义对考据工作的指导作用在于分别轻重，使考据工作不致漫无边际地进行，为考据而考据，甚至钻入牛角尖。至于在弄清楚一件事实真相以后，把许多事实联系起来，阐明其因果关系和规律性，那就不是只靠考据所能做到的了。但一切论断必须以客观事实为依据，不能凭主观的任意的猜想，这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所要遵守的原则。”胡绳的话，是对罗尔纲学习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以后所作考据工作的客观评价。事实上，罗先生自己多次强调考证工作必须得到唯物史观的指导，并且力图把考证工作与唯物史观相结合。1956年秋，罗尔纲在完成《太平天国史论文集》七集做总结时，他才深切地体会到“做考据工作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才能够发挥考据方法的效能”。
罗尔纲曾经回顾自己学习马克思主义前、后做考据工作的情况和经验。他说：“今天检查我过去做的太平天国史事考据工作所用的方法，都是古老的乾嘉学派的考据方法。我是从时间、地点、人事等等方面提出证据来证明虚谬。这一种方法，从实际出发，依靠证据，实事求是地去鉴定史料或史事的真伪。但是，它却不能从全面的发展上去看问题，因此，在比较简单的事件上，是可以解决问题的，但遇到了复杂的事件，就往往受着一定的局限，不能深入。研究历史，要想深入去发掘历史事件的内容，非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立场不可。”他举例说，20世纪40年代，他研究太平天国的土地法、圣库制度、诸匠营与百工衙制度、乡官制度、妇女解放等等，是割裂开来、孤立地去看的，只能考出一个个孤立的史事，看不出它们的内部联系。只有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后，才懂得必须全面地、联系地看问题，再来考证，才考出《天朝田亩制度》，包括废除地主阶级土地占有制的土地法，废除私有财产的圣库制度，生产资料收归国有、工业归国营的诸匠营、百工衙制度，还有人民选举乡官的民主制度，和妇女解放等等，其中“贯串着一个反封建的纲领”。
谈到考据，还有一个“史料即史学”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初，有人问罗尔纲怎样看史学界有人轻视理论重视考据的倾向，罗尔纲立即回答“这是不对的”。他指出，考据只是历史研究的第一步，“历史研究是要找到历史发展的规律性，看出历史发展中的本质的东西，其目的是为了今天，为了明天，不是为历史而历史的。这种认为‘史学就是史料学’的谬说，不但大大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也不是中国古代史学家的作法。”
当然，同样是用唯物史观作指导来做考证工作，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与解释，这在学术研究的过程中是正常的现象，正是这种同与不同的切磋，推动了学术的进步，这里不赘述。
罗尔纲一辈子研究太平天国，终生研究都在为太平天国的事业辩护，乃至面临巨大的政治压力也不后退；同时又以同样的兴趣和努力，探讨、研究一部表现了我国宋代底层劳动人民的小说《水浒传》，在在体现出他努力探讨我国底层劳动人民的生活和奋斗，探讨这种奋斗如何影响中国历史的走向。我以为，指出罗先生的巨大研究成果，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是符合事实的。罗尔纲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写文章，做研究，不是言必称马克思，但他的研究旨趣，贯穿他的研究的思想指导，是马克思的。罗尔纲曾致函钟文典，要他指导青年看历史史料，要注意作者的资产阶级客观主义立场，要青年学者了解，同一事实，立场、观点不同，解释也就不同，谆谆告诫青年学者不要中毒。这样的告诫，正是罗尔纲自己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后的心得。
罗尔纲一生追求学术事业，心存远大，脚踏实地，不务虚名，不慕官位，努力在学术研究上做出贡献。20世纪50年代初，罗先生在南京一手创办了南京太平天国博物馆，当正式任命他为馆长时，罗先生坚辞不就，宁愿接受范文澜所长之聘，到近代史所来做一名普通的研究员。后来，他担任过两届全国人大代表，两届全国政协委员，虽不能辞，遇到活动，却很不能适应，以至不再参加政协的活动。但对于学术研究，却始终追求，终身不悔。正是这种精神，造就了一代大学问家。范文澜先生说过做学问要有“等富贵如浮云”的精神，罗尔纲以终生的学术追求，实践了这种精神。
罗先生常说做学问“要大处着眼，小处下手”，必须从打基础下功夫，由博入专，不可急功近效。罗先生直到辞世前，从事史学研究，终生乐此不疲。他做学问，宏博淹通，基础极为雄厚。罗先生在复一位研究中国文化史的青年的信中，强调“做学问‘要大处着眼，小处下手’。能大处着眼，为学方不致流于烦琐，而有裨益于世。能小处下手，方不致流于空谈。所以千万不要求速效，要花三四十年读书，积累史料和增进知识的功夫，然后以三四十年做研究的功夫，断断乎必会有大成就的。”他举英国人李约瑟为例，李约瑟本是一个外交官，抓住中国科技史这个题目，下了几十年的研究功夫，终于成就了《中国科学技术史》这部名著。其实，罗先生自己的例子，更有说服力。罗先生著《太平天国史》，如果从1937年《太平天国史纲》算起，前后经历了54年。他注李秀成自述，从青春注到白首，前后花了49年。他注意并研究《水浒传》，从20世纪20年代就开始，到1992年出版《水浒传原本和著者研究》，前后花了近60年。
罗先生告诉一个研究太平天国史的青年，“必须从打基础下功夫，刻苦学习，刻苦钻研。学问的高峰是可以攀登的，但断不是急功近效所能达到的”。他还在一封信中表示要“提倡一点我国治学朴质的作风，反对主观臆断、夸夸其谈的风气”。罗先生做学问，从来是言必有据，没有材料，或者根据不足，就不说话，或不说满话。在研究历史问题，广泛收罗史料的过程中，他始终坚持一种打破沙锅璺（问）到底的精神，不弄清问题，决不罢手。一旦发现新的材料，必定从新审视自己以往的研究。
罗先生是史学研究的大师，在学术研究中却非常谦虚谨慎，在发现自己的错误时立即改正。一次一个青年朋友写文章指出罗先生文章中的错误，罗先生认真审视自己的文章，发现的确是自己弄错了，马上写文章更正。他把文章寄给《安徽史学》编辑部，并附上一封信，建议“为百家争鸣提倡一种好风气——互相切磋、承认错误的好风气”。他在信中说：“鄙见以为，提意见的同志应本学术为公、与人为善的态度，以和风煦日的文笔提出商榷的意见，而被提意见的同志则应以闻过则喜和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去接受批评。自古文人相轻，同行成仇。特别是那些自封为专家、权威之流，如有人提出正确意见，或考出真伪时，竟强辩不休，甚至结伙反对，使论问题则是非不明，考史料则真伪不辨。此种情况，于昔为烈，于今不绝。”罗先生建议编辑部在他的文章前加一段按语，指出他的错误，以便批评有的放矢。他强调说：“承认错误是对人民负责的应有态度，而提意见的同志则应有与人为善的态度，为百家争鸣提倡一种好风气。”
罗先生在学术研究中，一辈子都坚持这种虚怀若谷的态度，这是一种真正的大家风范。只要有人指出他文章中的错误，他立即写信感谢，并且写文章公开改正。这种闻过则喜、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在今天值得大大加以提倡。
罗尔纲先生少年离开广西贵县，到上海上学，后到胡适家帮助胡适工作兼做家庭教师，又随胡适到北京工作。抗战期间，辗转云南、四川，1949年后，先在南京工作，着手筹办太平天国博物馆，后长期任职于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前身）。本人是后学晚辈，1964年8月才到近代史研究所报到。1988年9月担任副所长，1994年1月担任所长，2004年7月免职。在负责所里工作期间，每年都要到罗先生家里看望。1991年1月，罗先生90大寿，中国社会科学院胡绳院长到罗先生家里祝寿、献花，我陪同在侧。罗先生前一天知道了胡绳院长要来家里，异常兴奋，一夜未曾好好休息，早起不慎摔了一跤，头碰到暖气管上，出了血。我们到罗家时，罗先生头上还缠着纱布。胡绳院长来时，原来躺着的罗先生连忙坐起来。胡绳知道他因为兴奋摔跤，表示歉意，忙请他躺下。罗先生坚持坐起来说话。胡绳说些年轻时读过罗先生的书之类的话，仰慕罗先生在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上的成就，表示有罗先生这样的学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光荣，祝愿罗先生健康长寿。有意思的是，胡绳是苏州人，说话是苏州口音，罗先生是贵县人，说的是很难懂的贵县话。两人的话，全靠在场的罗先生女儿罗文起和女婿贾熟村翻译，我也偶尔在旁插话。1997年，罗先生满了97岁，我和近代史研究所的同志们正在考虑为罗先生庆祝百岁生日。可惜，这个愿望没有实现，罗先生在那一年仙逝了。过了两年和三年，罗先生尊为领导的近代史研究所名誉所长刘大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也先后谢世了。
1999年6月28日，南京太平天国博物馆举办罗尔纲史学馆开馆暨罗尔纲铜像揭幕仪式。我陪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李铁映前往出席。李铁映院长以《纪念罗尔纲 学习罗尔纲》为题发表了长篇演讲，肯定罗尔纲同志一生向往光明，追求真理；一生治学不苟且；一生坚持真理，胸怀坦荡；一生布衣，为学者典范。李铁映呼吁要大力提倡罗尔纲做学问“十年磨一剑”、“甘坐冷板凳”的精神，号召青年一代学者向他学习。
罗尔纲先生女公子罗文起女士，早已年逾古稀，担负了整理罗先生全部文稿的繁重任务。罗文起早年学农，数十年来在近代史研究所工作，一直是罗尔纲先生的助手，帮助罗先生整理文稿、查阅资料，充当罗先生文稿的第一读者。《罗尔纲全集》的文稿收集、整理和编辑工作自然由她承担，贾熟村研究员从旁协助。罗文起在文稿整理大体告竣的时候，给我一个任务，要我为全集写序。我没有资格做这件事，实在不敢承担。无奈罗文起甚坚持，我只好勉为应命。
罗尔纲先生是我尊崇的前辈，是近代史研究所，也是国家的历史学大师。关于罗尔纲先生，许多学者已经说了很多景仰的话。我只讲一点别人说得不多的话，主要是强调说明罗先生在学术上取得巨大成就的思想渊源，说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如何推动罗尔纲先生的学术进步。
1949年以前，罗尔纲出版的著作有12种，1950年以后出版的著作超过了30种。他于1954年进入近代史研究所，1955年以后出版的著作接近30种，编辑的历史文献等不算在内。他进入近代史所时，已经53岁了。他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在学习中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相结合，在史学研究中多有开拓，多有创新。总结全文，我们可以概括地得出一个结论：马克思主义开拓了罗尔纲史学研究的新生命。
作为晚辈，我希望，用这些话来祝贺《罗尔纲全集》的出版，也希望史学研究的后来者有所憬悟。不敢云序，学习心得而已矣。
来源：《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1期，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