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新闻界之释迦牟尼”美称的新闻界前辈俞颂华先生，去世已逾40年了。在旧中国的新闻界，他是一位很有声望的长者。他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起过重大影响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的主编，是十月革命后去苏俄采访的第一批中国记者中的一个，也是较早到陕北边区采访的内地新闻记者中的一个。中国的新闻记者当中，既见过列宁，又见过毛泽东的，除了瞿秋白外，恐怕只有他一人了。颂华先生值得怀念的，首先是他的以新闻事业为终身职志、殚精竭虑、锲而不舍的献身精神。他从1918年留日回国以后，就从事新闻工作，先后担任过《时事新报》、《晨报》、《申报》、《星洲日报》、《光明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机关报)和《东方杂志》、《申报月刊》、《申报周刊》、《国讯》、《新社会半月刊》等十几家报刊的编辑、记者和总编辑，在新闻岗位上战斗了近三十年。为了办报，他多次谢绝了国民党要人们要他出来当官的邀请和权贵们别有用心的馈赠。晚年，宁愿在上海江苏路月村三楼上一间小屋子里过着清贫的生活。为了办报，他经常离妻别子，颠沛流离，在敌人的飞机重炮声中，在敌机的狂轰滥炸之下，在风寒侵袭的陋室内，在潮湿阴暗的防空洞里，夜阑秉烛，坚持战斗。为了办报，他过早地失去了健康，患有风湿性关节炎、胃病和肺结核等多种疾病。40刚出头，就脱落了全部牙齿，50不到，就伛偻扶杖，羸弱如老翁；每天晚上都因过分劳累和病痛，辗转反侧，难以入睡，尽管这样，他仍然乐此不疲。只要有办报的机会，他从不计较名义待遇，也从不计较报纸的大小和地点的远近好坏，经常带病上阵，欣然命笔。在编辑业务上，他素以勤慎精细、认真负责著称。不论是编还是写，他都矻矻午夜，一字不苟。凡是经他处理过的稿件，都细腻熨贴，无懈可击。他还锐意于新闻改革，虽已是办报多年的斫轮老手，仍然时时在“新”字上下功夫。他常说，新闻工作贵在一个“新”字，办报人安于现状，不去推陈出新，是办不好报纸的。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他所办的报刊，都极有特色，极受读者欢迎。他担任《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主编的那段时期，是这个刊物最风光最有生气的一段时期；他担任《申报周刊》主编后不久，这个刊物就成为当时国内发行量最大的刊物。《广西日报》原来只销几千份，他担任总编辑后，发行量立即猛增到2万份。他主持衡阳《大刚报》编辑工作时期，也被《大刚报史》的作者认为是这家报纸历史上大发展的时期和最好的时期。这家报纸的“敌后航空版”就是在他的倡议下办起来的，这是中国内地报纸发行的第一个敌后航空版。他十分重视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强调新闻工作者要有正义感和忠于人民喉舌的职守。在这方面，他是言行一致的。他的实践表明，他不愧为一个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为人民立德立言的铁骨铮铮的新闻工作者。其次值得怀念的，是他对新闻教育事业的贡献。颂华先生在从事报业之余，也致力于新闻教育工作。早在1932年就兼任过沪江大学商学院新闻科的教授。1938—1940年曾在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新闻系任教，主讲“新闻写作”、“伦理学”等课程，因为不愿加入国民党才毅然离开。1945年应聘担任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新闻系主任以后，更以全力从事新闻教育工作。他的生命的最后一段时期，是在新闻教育岗位上度过的。为新闻事业作育英才，成为他晚年工作和生活的重要内容。对办好新闻教育，他有一套完整的设想。他要求学生有良好的道德修养，敏锐的政治观察能力和坚持正义、为民喉舌、不怕威胁、不为利诱的献身精神。他要求学生有较强的写作能力和较高的外语水平。他还注意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鼓励学生独立思考，支持学生在校期间就参加各项社会活动，到报社去实习和接受为各省市地方报纸拍发专电、采写专访等任务。在他主持下，国立社会教育学院的新闻系成为校内思想最活跃、进步力量最强、地下党员最多的一个系。对学生，他倾注了深厚的感情。为了使学生得到高质量的教育，他不顾病体，不辞辛劳，仆仆于重庆璧山和上海、苏州之间，聘请到了一批有经验有声望的名师来任教。他关心学生的学习和成长，亲自为被错分到外系的新生解决转系问题，为已被内定开除的学生运动积极分子据理力争，迫使校方收回成命，保留了他们的学籍。他不仅在课堂上传道授业解惑，也利用课余时间在自己的住处和学生们恳谈，态度和蔼，语重心长，使学生们如坐春风。不少他的及门弟子和私淑弟子，至今还对他的这种爱护青年、奖掖后进、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精神，感念不已。颂华先生只活了54岁，他的墓经过十年浩劫遭到破坏，也已杳不可寻了。但是他的业绩是不朽的。正在编写中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卷》为他设立了专条；他的文选也即将由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他的松柏气节，云水襟怀，和他为新闻事业和新闻教育事业贡献一切，虽九死而不悔的执著精神，将永远受到后人的崇敬和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