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六年（1856）是太平天国版图最广、军事鼎盛的时期，但突然遭遇了一场惨烈的高层内讧与杀戮，史称“天京事变”。一般认为，“天京事变”使近代规模最大的一次底层民众反抗运动功败垂成。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太平天国前期诸王的微妙关系，以及太平天国权力格局的变动已经为事变埋下伏笔。
一、上帝会初创时期（1847-1848）
上帝会创立之初，权力系统比较简单。洪秀全处于最高领导地位，集宗教领袖与政治元首于一身，是上帝会中唯一可以沟通神人的角色。据洪仁玕回忆：“凡举监缙绅人等，各皆叹其威仪品概，故所至皆以身率教。凡东西两粤，富豪民家，无不恭迎款接，拱听圣训，皆私喜为得遇真命天子也”，“常将此等天理物理人理，化醒众人，而众人心目中见我主能驱鬼逐怪，无不叹为天下奇人，故闻风信从。且能令哑者开口，疯瘫怪疾，信而即愈，尤足令人来归”。（《干王洪仁玕自述》）洪秀全独尊地位的形成，与他的信徒和盟友冯云山的远见卓识及冯对洪的赤诚忠心密不可分。冯云山是上帝会的实际发动者和组建者，“历山河之险阻，尝风雨之艰难，去国离乡，抛妻弃子，数年之间，仆仆风尘，几经劳瘁”（《天情道理书》），但他不居功，不争利，仍遥奉洪秀全为教主，上承洪的宗教指示和行政决策，传达给各地首领，再由他们将上帝会最高指示传达给会众。一元架构的中枢决策系统，行政效率较高，有力地推动了传教等教务工作的顺利开展。
洪秀全与冯云山为决策中枢的一元架构模式，并非完全垂直。洪秀全在会中主要负责编写、阐发教义和宗教体系的创建及维护，冯云山主要负责统筹日常教务的指导、宣传和组织，二人分工合作。所以，洪秀全是名副其实的宗教元首和名誉上的政治领袖，冯云山则是上帝会政治上的实际决策者。相比之下，洪秀全的实际权力不如冯云山，他在上帝会中枢决策体系中向边缘区域发生了偏移。但由于洪、冯二人的关系在主流层面仍表现为精诚团结，且洪秀全对冯云山较为放心，冯云山又具备高尚的品格和稳重的处事作风，上帝会初创时期的领导体系仍然是相对安全、有效的。
道光二十七年（1847）十一月，冯云山被紫荆山士绅王作新捕拿，上帝会陷于危机。次年三月，杨秀清假托天父下凡传言，安抚会众。九月，萧朝贵学步于杨秀清，迎天兄耶稣来到人间。杨、萧崛起，上帝会既有权力格局发生变化。
二、萧朝贵时期（1848-1851）
杨秀清与萧朝贵崛起后，上帝会的权力格局绝非单纯的天父天兄与洪秀全的二元架构体系。
据《天兄圣旨》记载，自道光三十年六月底，天兄接见洪秀全家人，开始十分频繁地“下凡理事”，整个七月、八月、九月，均是萧朝贵暂代首辅的主政时期，在太平天国权力舞台上活跃的主角是萧朝贵和天兄。这一时期，举凡上帝会人事变动、洪秀全行踪、洪秀全家属安置、会众思想教育及奖惩、军师人选、私人生活、扯旗与称王时间、中枢决策、金田团营等等，无论一切琐碎与关键事务，俱决于天兄（实际是萧朝贵），而洪秀全、冯云山只有俯首受命，杨秀清则处于配角地位，天父传言也被日趋边缘化。如道光三十年八月初一，萧朝贵在平南鹏化山约杨秀清“战妖”（上帝教用语，类似师公、神汉装神驱鬼）完毕，不以“天兄”之命而是自己直接对其下令：“四哥，尔先回去。小弟现停几日，制服这几处妖魔先，然后归也。”杨秀清奉天兄之命由鹏隘山至鹏化山战妖，然后又接受萧朝贵的安排先行返回，可见萧朝贵已经能够直接指挥杨秀清的行动，基本控制了上帝会的中枢决策系统。
由于已发现的《天父圣旨》不全，天父被边缘化的程度尚无从把握，但萧朝贵的主角地位是可以确定的。这一阶段的上限不明确，下限迄于永安封王。需要指出，这一阶段的下限并非是《天情道理书》所载杨秀清大病得愈的庚戌年（1850）十月初一。据《天兄圣旨》记载，杨秀清康复后，出于各种原因，萧朝贵确有近四个月的缄默，在太平天国权力格局中“天兄”与“天父”逐渐位移。但金田起义立国后，天兄复出，在太平天国的神坛和政坛上又开始发挥一定的作用，但这种势头已大不如前，或可称为“萧朝贵时期”的后期。永安封王后，各王俱受东王节制，杨、萧地位才发生根本性变化。
在这段时间内，萧朝贵通过天兄圣旨，将“神”的具体指示传达给洪秀全、冯云山、杨秀清，形成中枢决策，又通过扶植金田大本营核心力量——韦昌辉，直接管理和领导各项工作。韦昌辉一方面参与中枢决策的形成，另一方面直接负责向地方执行系统下达决策命令。在这一运作过程中，天父代言人杨秀清也可以通过天父圣旨直接向洪秀全、冯云山传达指示，但在萧朝贵的打压、排挤下，天父被日趋边缘化，杨秀清“神人沟通”的空间日益缩减。萧朝贵、韦昌辉实际垄断了整个上帝会决策的形成、传输、执行过程，洪秀全、冯云山原有的宗教权力、世俗权力都被进一步压缩和损害。
萧朝贵、杨秀清、韦昌辉进入中枢决策体系，扩大了中枢决策范围，有利于集思广益，从而形成更为可行、明智的政令。但萧朝贵亲手构建的这一格局，无法排除天父代言人杨秀清既有身份和权力的干扰，也无法完全无视洪秀全教主的名誉决策权，所以系统各组成部分在运作过程中会出现相互制衡和压制的现象，影响常规事务的决策。萧朝贵为克服这一弊端，采取加速实现上帝会核心中枢地点转移的方法。萧、杨、韦所在的紫荆山和金田村，成为新的决策基地，洪秀全、冯云山被迫奉天兄圣旨“避吉”到花洲山人村等地，则成为名誉上的中枢，下降到附属地位，二者的矛盾和碰撞暂时得到缓解。
萧朝贵时期太平天国的权力格局，在天兄的高压政策下，在萧朝贵的精心装潢下，杨秀清、萧朝贵因权力争夺产生的矛盾暂时得到缓解；萧朝贵与洪秀全、冯云山因权力再分配产生的摩擦也被人为地进行空间上的搁置，太平天国得以顺利完成起义建政前最为重要的准备工作——金田团营。
这一时期的权力格局，并非杨、萧与洪、冯二元格局，而是天兄、萧朝贵与天父、杨秀清的对立。这种架构建立在萧、杨之间客观实力相对均衡的基础上，是各种势力相互妥协和利用的产物。随着杨秀清实力的复苏，再加上萧朝贵亲手组建的权力关系网络中各种不和谐因素的暴露，各种势力亟需冲破既有权力格局，实现政治利益和权力的再分配，萧朝贵时期的格局构架就愈发不稳定。
以萧朝贵和石达开的关系为例。《天兄圣旨》唯一一次记载石达开发表言论是他顶撞天兄。道光二十九年底，贵县六屈村发生上帝会与当地武装周凤鸣的战斗，上帝会取得胜利后，天兄下令班师。石达开、王玉绣、叶享才俱说不可班师。天兄大怒，厉声曰：“据朕子爷在高天看来，都无些指甲事情。尔等何竟毫无胆识也？石福隆等家粮草将尽，尔还不知么？”石达开仍然坚持道：“小弟二人在后顶起也。”石达开坚持己见，出乎萧朝贵之意料，天兄被迫“无语回天”。但萧朝贵没有就此罢休，四天之后，天兄令刘文明、叶享才回贵县告诫石达开：“不好信人挑唆也。”言外之意是警告他要和赐谷村王家（王玉绣等是洪秀全表亲，为萧朝贵主要打击对象）保持距离。可见萧、石关系并不和睦。自此，石达开在萧朝贵的压制和孤立下，再未对天兄发表任何异议。
萧朝贵通过对洪秀全的挟持与控制，对冯云山的排挤与打击，对石达开的压制和孤立，对杨秀清的合作与斗争，对韦昌辉的拉拢与扶植，营造了一个并不十分和谐的太平天国核心层人际关系网络。
各种势力的此消彼长，不和谐因素产生的矛盾和冲突，决定了萧朝贵时期太平天国权力格局无法长久。它在获得起义胜利，迎来太平军突进永安的辉煌的同时，也在一步步走向解体的深渊。
三、杨秀清时期（1851-1856）
咸丰元年（1851）十月十八日永安城外发生的水窦村之战，萧朝贵身受重伤，丧失了参与政治军事活动的能力，使得其政治生涯告一段落。由于他的重伤，洪秀全才不得不完全倚仗雷厉风行、办事干练且具有天父代言人这一神秘崇高身份的杨秀清。十月二十五日，降诏封王，天王授予东王节制诸王的全权，这固然是出于时局的需要。因为此时，除了杨秀清和萧朝贵，其他三王都不具备总揽全局，指挥全军的实力及宗教身份。在原先本已一步步取得和杨秀清几乎平起平坐地位的萧朝贵，因伤重有生命之虞，自动退出政治权力核心。太平天国的政治权力格局就在萧朝贵重伤后的第七天，发生了一场悄无声息的重大转变。
永安封王使杨秀清在政治上一人独大，他通过天父的意志限制洪秀全的宗教权力，排挤洪秀全的世俗权力空间，继而以政治（左辅正军师）和宗教（天父代言人）的双重权力身份，统领西、南、北、翼各王及文武百官，管理天国军民。但天兄代言人萧朝贵在宗教权力系统中的作用尚在，他可以通过天兄的意志一方面抑制天王专制体制，另一方面可以牵制天父权力在整个太平天国宗教权力系统中的膨胀，进而以宗教身份制衡杨秀清的某些政治行为。可以说杨秀清、萧朝贵二人在宗教层面还有一定的制衡因素存在，尽管天兄在神秘话语体系中已近于缄默，并且被日趋边缘化；而南王冯云山依然是天国上下认可的上帝教的实际创建者，他是洪秀全最忠实的盟友，对太平天国的贡献和在太平天国中的资历仍然不能被抹杀。因此，萧朝贵是牵制杨秀清在宗教权力系统中权势恶性膨胀的重要力量，而冯云山则凭借他的资历和功劳对太平天国诸王在世俗权力方面起着调节作用。
但不久，冯、萧二王先后战死，带来了既有权力格局中大片的权力真空。洪秀全对世俗权力系统的再建依然采取沉默的方式，不能不说是一大失误。东王杨秀清则顺利接管了萧朝贵、冯云山的权力，同时采取各种方式不断打压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及秦日纲、胡以晃、陈承瑢等中央实力派，将他们排挤于权力核心体系之外。北王韦昌辉位次虽上升为第三位并且具有后护又副军师的身份，但对他最为倚赖的盟主萧朝贵的离世（韦是萧一手提拔起来的），意味着他失去了进一步拓展权力空间的可能。韦昌辉也只好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事东贼甚谄”（《金陵癸甲纪事略》），“阳下之而阴欲夺其权”（《贼情汇纂》）。翼王石达开则只是20岁出头的年轻人，而且他不具有军师的身份，距中枢权力核心较远。于是，洪、杨矛盾充分暴露，“对立的二元架构”体系形成。
杨秀清还进一步阻断政治信息的畅通。张德坚《贼情汇纂》记载：“凡紧要奏章若无杨逆伪印，洪贼不阅，故一应奏章必先送杨贼处盖印，虽昌辉自奏亦不能径达。”在闭塞的信息流通领域里，入天京后仅一年多的时间，洪秀全便被杨秀清架空。咸丰四年英国使节麦华陀（Walter Henry Medhurst）访问天京，他报告说：“至于像太平王这样一个人是否真的存在，仍是很值得怀疑的一件事，因为在我们同将军等人所有的通信中，对方刻意向我们大谈东王的意愿，他的权力，他的威严，他的影响，但只是顺便提及他那驰名的主子。东王显然是他们政治和宗教体系中的原动力。”（《麦华陀和莱文?包令的报道》）外国人也清楚地看出，杨秀清处在整个太平天国权力的中枢，他已有足够的砝码抗衡洪秀全，只待野心暴涨。权力之争，一触即发。咸丰六年，太平天国发生内讧，韦昌辉杀害杨秀清及其亲信，石达开奉洪秀全之命杀韦昌辉及其党羽，随后石达开遭到洪秀全排挤出走，史称“天京事变”。
四、后期太平天国（1857-1864）
天京事变后，首义诸王或死或走，天父、天兄的神话体系破灭，洪秀全宸躬独断。为弥补既有权力空白，洪秀全修补而成后期太平天国错综复杂的一元权力结构，最终形成以洪仁玕、洪仁发、洪仁达、蒙得恩、林绍璋为首的中央亲贵权力体系和以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杨辅清为首的地方实力派权力体系。\r
在后期权力结构运作模式中，洪秀全可直接或通过亲手提拔起来的中央权贵向地方实力将领下达王命，操纵政权机器。但中央的威信和管辖权在天京事变后遭到严重削弱，缺少军功资本的洪仁玕、蒙得恩等权贵的命令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掌握重兵、各据地盘的李秀成、李世贤等实力派的抵触。洪秀全和中央权贵不得不联合、依赖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等参与中枢决策。按李秀成自己的话，洪秀全“一重幼西王萧有和，第二重用王长兄洪仁发、王次兄洪仁达，第三重用干王洪仁玕，第四重其驸马钟姓、黄姓，第五重用英王陈玉成，第六方是秀成也。”于是就在中枢决策和执行系统之间形成了地方实力派，严重影响了中央决策的实施。
另一方面，洪秀全也直接参与地方决策，直接向地方各级将领下达诏令，后期分封诸王使其各自招兵，将各级将领纷纷纳入地方决策系统，干预政策制定。李秀成、陈玉成等实力派对各级将领的统属地位遭到严重动摇。
后期太平天国的权力结构就是处于中央和地方、中央内部、地方内部等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和交织中。党争日炽，政令不通，国家机器锈蚀钝化，危机重重。李秀成总结太平天国的失误时，关于权力结构者有二：“误封王太多，此之大误”，“误立政无章”。
综上所述，太平天国政权的权力格局经历了复杂的演变。洪秀全及太平天国其他领导人一直没能建立起稳固、高效的权力结构，由此引发的以天京事变为代表的内部倾轧，便成为太平天国由盛转衰乃至最终败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作者简介：
刘晨，1986年生，山东滨州人。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太平天国史。著有《萧朝贵研究》《咸同兵燹与徽州社会》等，参与国家清史纂修工程项目“传记·类传·农民领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