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话日报》1904年8月16日创刊于北京，1906年9月28日停刊，共出753期，是一份以市民读者为主要对象的时事性政治报刊。这个报纸每日出铅印一小张，售价三文。设有演说、紧要新闻、本京新闻、各省新闻、各国新闻、宫门抄、告示、电报、小说、时事新歌、儿童解字、来函和商情广告等栏目。除文字外，间附插图。“通篇概用京话，以浅显之笔，述朴实之理，纪紧要之事”［1］，很受读者欢迎。发行数字一度超过一万份，成为当时北京销路最大，影响最广，声誉最隆的一份报纸。同时期在天津办报的《大公报》发行人英华对这份报纸十分激赏，曾经说过，“北京报界之享大名者，要推《京话日报》为第一”［2］。

《京话日报》的创办人是彭翼仲，最初帮他办报的，是他的妹夫杭辛斋。后来作为彭的助手，负责编撰工作的，还有吴梓箴、文窳、秦治先、刘炳堂等。其中，刘负责插画。彭翼仲是中国近代报刊史上的一位颇有点影响的人物。他生于1864年，卒于1921年，名诒孙，号子嘉，苏州人。出身于官僚世家。祖父彭蕴章，作过咸丰朝武英殿大学士和军机大臣的领班。他自己下过七次考场，做过通判一类的小官。丁母忧后，弃官不为，长期客居北京。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期间，他生活无着，被迫流落在社会底层，“卖过白面，自己赶车拉过水，扛过面口袋，还在果子巷摆过挂货摊子”［3］，因而对下层人民的生活有所了解，同情他们的疾苦，并因此也产生了强烈的爱国感情。八国联军撤退后，他开始致力于办报。除《京话日报》外，他还办过以少年儿童为对象的《启蒙画报》和以文化程度较高的中上层人物为对象的《中华报》。《京话日报》的创办时间，晚于《启蒙画报》，早于《中华报》，是他所办三家报纸当中最成功，影响最大的一个。中国人民大学名家文丛方汉奇自选集杭辛斋，名慎修，又名凤无，字夷则，浙江海宁人。出身贫寒，当过商店学徒。后发愤读书，肄业于杭州正学义塾。1890年到北京，入同文馆学习历算及法国文学。甲午战争后曾上书光绪帝，主张变法维新，加入严复等人在天津创办的《国闻报》，并担任过主笔。变法失败后，一度匿迹德州，以行医自活，旋到北京，参加《京话日报》和《中华报》的筹备活动。彭翼仲创办《京话日报》的目的，据他自己说，有二：一是“开发民智”，即以报纸为手段，扩大人民的见闻，增加人民的知识，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进而达到国富民强的目的。一是建立一个能够为中国人说话的舆论阵地，当时的北京各报，多数为外国人所掌握，不是外国人自己办，就是有外国人作背景，他对此深感不满。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一定要争回这说话的权柄”［4］。

为了办好这份报纸，他呕心沥血，吃足了苦头。开始由于经费不足，自己的积蓄又已花光，被迫卖掉他堂兄弟的房产来抵付欠款。后来又承受了各种横逆。最后得到了被捕入狱，远投遐荒的悲惨结局。他的遭遇说明，他的这种善良的愿望，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难以完全实现的。《京话日报》在宣传报道上比较突出的有以下两方面的内容。一个是有关反帝爱国主义思想的宣传。这份报纸从一创刊起，就标榜自己是中国人办的报，特地在报头上端印上“华商”两个字，并且声明：“机器、铅字、纸张、油墨，样样咱们不会做，都得到外洋去买”，但“作报的心是中国的！”［5］“中国人在北京办报，一无依傍，可算本馆是第一家！”［6］在所刊载的新闻评论和文艺作品中，它极力向读者控诉帝国主义列强“夺人的土地”，“灭人的国”，“亡人的种”的殖民政策；宣传国家民族“独立”的可贵；灌输热爱祖国悠久历史和壮丽河山的爱国主义思想。刊载于1905年2月13日的“时事新歌”《好江山》，就多少体现了办报人在这方面的炽热感情：好江山——愤土地之日削也长江长兮黄河黄，昆仑西峙兮五岳中央，美哉美哉我中国，如花似锦好江山。好江山，江山好，如我祖国真堪宝。尺土寸地勿让人，子子孙孙其永保。无端西力渐至东，黄人战败白人雄。今日租借明日占，大家想做主人翁。大连湾，旅顺口，威海与九龙，胶州和营口，德法日美和英俄，都向中华齐动手。吁嗟乎！二十世纪强权强，强者存兮弱者亡。大好江山谁做主，岂能分割如猪羊！我为祖国歌，我为祖国祝，愿君莫负好江山，努力保得江山住。对帝国主义者的践踏欺凌和他们所制造的反华活动，该报表示了强烈的愤慨。

这方面的宣传战役，比较突出的有以下三次：

第一次，是在1904年10月到1905年4月间反对南非英国殖民当局虐待华工的宣传。它用大量篇幅连续地报道了南非英国当局虐待华工的暴行，并连载杭辛斋编撰的描写南非华工“极苦极贱”惨状的小说《猪仔记》，劝告华南沿海人民，不要再去南非上当卖命。这一宣传使应募去南非的人大为减少。英国驻华公使萨道义，曾为此对清廷外务部施加压力，要求禁止该报的发行。

第二次，是1905年5月到第二年的春天抵制美货的宣传。当时爆发的反美华工禁约和抵制美货运动，是一场全国规模的群众性的反帝爱国运动，它起始于上海、广东，很快就蔓延于全国。这场运动是以1905年5月10日上海各界抗议美国政府迫害华工大会为契机发动起来的。该报在接到这一消息后，立即在紧要新闻栏，进行连续报道，并在6月1日至4日的演说栏刊出长篇评论《抵制美国禁止华工续约》，介绍了在美华工遭受凌辱虐待，以及美国政府限禁和歧视华工的历史，愤怒地指出：美国政府根本“没有把中国人当人类看待”，“天底下除了罪囚奴隶，决没有受人虐待不准抵制的理”。这篇评论发表后，还被印成一万多份传单，在北京四城散发，使原来对这件事情毫无了解的北京市民，“居然唤醒了有多一半人”［7］。抵制美货的运动，在上海、广东两地刚刚掀开序幕，该报就积极响应。1905年6月8日，首先刊出《本馆不登美商告白》，宣布即日起，不再为美货作宣传，“凡有关涉美国的告白，一律撤去，已收钱的如数退还”。此后，又发表了大量支持抵制美货的评论稿件和各地抵制美货运动进展情况的详细报道，并分三批连续公布了调查了解到的北京市场上曾经行销过的美国商品商标和牌号的详细名单，造成了强大的舆论声势，号召北京各阶层人民联合起来，共同抵制美货的行销。此外，它还公布了一些在抵制美货运动中行动积极态度坚决的店主和店员的姓名，介绍他们的事迹，以资鼓励。对那些行动迟缓态度消极的商店和个人，则公布他们的店名和姓名，以为谴责。这些表扬和批评，形成了一股强大的舆论力量，一度使“街面上的人，手里拿着品海、孔雀烟，自己也觉得害羞”，“连街上卖烟卷的小孩，也不卖品海、孔雀烟了”［8］。在宣传抵制美货的同时，它还积极支持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主张由“京商”自己创办布厂，生产布匹，以抵制美布的倾销。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要求摆脱帝国主义的压抑和束缚，在经济上得到发展的强烈愿望。

第三次，是1906年二三月间关于南昌人民反洋教斗争的宣传。是年2月22日南昌县知县江召棠被当地法国传教士王安之等行凶刀伤致死，当地人民激于义愤，焚毁了教堂，殴毙了行凶杀人的外国传教士，遭到了英法帝国主义和清朝政府的残酷镇压，史称南昌教案。《京话日报》在事件发生后的第五天，就刊出了题为《江西首县被杀》的专电，报道了事件发生的经过，并且明确地指出：“这场祸乱无论闹到怎样，过处全在教士一人”［9］。接着又继续在逐日的紧要新闻栏，刊出《派员查办南昌教案》、《含糊其词》(3月4日)、《南昌知县是真死了》(3月7日)、《南昌教案的结果》、《江西地方官真冤》(3月8日)等消息，对这一事件进行连续报道。坚决否认所谓事件全由当地人民的“排外”引起的说法，认为外国传教士的专横凶残和公然杀害命官，才是这次事件的“起祸根由”。当法国方面传出江召棠是自刎身亡的消息，妄图抵赖罪责的时候。该报立即反驳，并在第一版显著位置，刊出了江召棠遗体颈项以上受伤部位血肉模糊的特写照片，并附编者按语称：“江西南昌县知县江大令召棠被天主教请酒谋杀，凶手便是劝人为善的教士。教士既下毒手，又肆毒口，捏造情形，说是自刎。本馆再四辨白，今特把江大令受伤的照像做成铜版，印入报内，请大众看看，有这样自刎的没有”［10］。以无可辩驳的摄影记录，粉碎了帝国主义者的无耻谰言。这也是国内日报上刊载的第一幅新闻照片。

当清朝政府屈服于英法帝国主义的压力，对参加这次斗争的南昌人民实行拘捕和刑戮时，它毫不迟疑地站在人民一边，深情地赞扬这些勇敢的牺牲者们为“义民”、“好男儿”，对他们的死难，表示了沉痛的哀悼。此外，《京话日报》还刊载过不少带有明显反帝爱国色彩的新闻和评论，主要的有以下这样一些篇目：《忠告日本内田公使》(1904年12月5日)《胶济铁路扰民实情》(1904年12月12日)《告我国人》(1904年12月19日)《敬贺各国新年并预告各国使馆民兵长官》(1905年1月5日)《论近十年来中外通商情形》(1905年1月14日)《外国府的势力可怕》（1905年1月24日)《外患图说》(1905年1月27日)《论俄水手杀人案》(1905年2月2日)《论国债》(1905年2月5日)《法国兵不法二则》(1905年2月16日)《醉洋兵》(1905年2月17日)《俄国兵照旧逞凶》(1905年2月27日)《好霸的日本人》(1905年3月6日)《大呼四万万同胞》(1905年3月7日)《拿获偷运铜圆》(1905年4月23日)《再忠告内田公使和日本兵官》（1905年4月30日)《洋老爷》(1905年6月27日)《德国轮船火车虐待客人的情形》(1905年11月19日)通过这些新闻和评论，对帝国主义列强的巧取豪夺和它们在中国的领土上披猖恣肆为所欲为的种种罪行和暴行进行了勇猛的揭露和谴责。其中的不少篇章，都洋溢着办报人的强烈的爱国感情，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反抗精神。下面的两个片段，可见一斑：外人能遵守我国的法律，先给他留个面子，听听消息再说，也不必问是那国的人。他们要是再冒坏，本馆可就不能留情。［11］那船上的水手杀人，应当按我们的法律判断。……这件事是我全国人民应当舍着性命和外国人力争的。并不是为死的伸冤，实是为保全活的起见。若是这件事争不过来，以后各国的人，便不能再把中国的人做平等看待了。因为平等的人，没有打死了不抵罪的。无论那一国的人，把中国人要杀就杀，要打就打，你想还成个什么世界呀！［12］

这些评论和报道，在读者中引起的反应，十分强烈。据当时报载，不少读者读到这一类稿件以后，感情十分激动，“有掉眼泪的，有拍桌子的，有咬牙切齿要说话说不出来的。大家都道：早知国势如此，我们为什么不要强啊！”［13］可见宣传是有效果的。和反帝宣传相配合，《京话日报》还积极支持民族资产阶级创办银行，发展民族工业及交通运输事业，和帝国主义进行“商战”；积极支持爱国宗教界人士发起自立教会运动，从帝国主义手中夺回教权。另一个是有关揭露社会阴暗和反映人民疾苦的宣传。《京话日报》从创刊起，就一再声明：“我们这《京话日报》是一个胆大妄言，不知忌讳，毫无依傍，一定要作完全国民的报”［14］；“本报不怕得罪人，知道的就要照直说”；“凡衙门八旗的弊病，明说暗说，毫不容情”［15］；“应该争论的，刀放在脖子上还是要说”［16］。为了实践以上的这些诺言，它刊载了不少揭露性的评论和报道，对某些王公、贵族、军阀、官僚们恃强凌弱，草菅人命，营私舞弊，贪赃枉法的种种丑闻和暴行，作了一定的揭露和批判。举其大者，有以下数端：揭露豫王府派驻香河县的庄头凌文捷，勾串县差，欺侮和陷害当地佃户。指责当地县官“偏听一面之词，并不明断，黑暗无天”［17］。揭露宛平县令接受贿赂，徇私枉法(1905年2月9日“来函”)。揭露湖北汉阳兵工厂的种种弊端，指出该厂“所造枪弹很有毛病，大小多不一律，也不能合膛……药力也不足，放了出去，子弹不等到靶上，半路就落了下来”［18］。揭露那王府的王爷指使管家常九在王府内活埋侍妾的暴行。认为“如此野蛮”，“太无情理”，“世界黑暗到这样地步，真叫人气愤不平”［19］。揭露姜桂题军在城内行凶打人事件(1905年4月20日“紧要新闻”)。揭露广东地方练勇滋扰百姓的恶行。题目作《官兵比强盗利害》(见1905年8月24日“新闻”)。揭露天津地方官驾车出游，轧死两名行人事件。题目作《人民该死》(见1905年9月25日“新闻”)。揭露负责修理沟渠河道和营房的地方官员贪污公款。题目作《修理沟渠河道和新旧营房的款项那里去了》(1905年8月11日“演说”)。揭露妇女春阿氏被诬谋杀亲夫，在刑部堂上被刑部当局屈打成招一案。指责说：“衙门的黑暗也太无天理了”［20］。以上这些评论和报道，少数是读者的来稿，多数是该报编辑记者经过采访后自己编写的。其中如有关春阿氏一案的报道，是该报派出记者深入现场，对证了有关材料以后，编写出来的。有关那王府活埋侍妾事件的报道，则是该报记者“访了二十多次，还有人进府细查”［21］以后，编写出来的。后一部分报道在报上连载了近一个月，除零星的短讯外，比较系统的有《不近人情》、《王府活埋人》、《三记活埋人的事》、《四记活埋人的事》、《五记活埋人的事》等五篇，此外还在演说栏配发了《海内同观》、《劝长九》等评论。当王府方面对报社威逼利诱，要求停止报道时，办报人表现得很有点强项精神。公开声明：“那王府活埋人的事，真而又真，本馆访友亲眼目睹，宝钞胡同一带居民一口同音，如有虚假，本馆甘认其罪”。还说：“报馆争的是公理”，“报馆是天下人说话的地方，专讲公理，不徇私情，徇了私便够不上报馆的资格”［22］。把这一无理要求顶了回去。

该报这方面的宣传，大胆地揭露封建社会和封建官僚制度的阴暗，倾诉了中下层人民的不幸和不平，抒发了郁积在他们心中的愤懑情绪，受到了这一部分读者的热烈欢迎。但也因此得罪了不少封建的权势者。创刊后两年间，报社收到的来自后一部分人的威胁和痛骂的信件，“装在一个布口袋里，秤了秤足有二斤”［23］。贴在公共阅报牌上的报纸，也经常被人有预谋地大量撕毁。这份报纸和它的办报人后来之所以终于受到迫害，这方面的宣传触痛了一些人，使他们必欲除之而甘心，恐怕也是一个原因。在政治上，《京话日报》所主张的是变法和立宪。它所宣传的“变也得变，不变也得变，自己变法，自己有权柄，外人压着变了法，权柄便属了外人”；“变法的必兴，不变法的必亡，变不到家，兴得慢，变到家的，兴得快”等观点，和康梁在《时务报》时期所宣传的观点，完全一样。它所开出的开民智、办学堂、兴女学、戒缠足、反迷信、反吸毒等改良社会的药方，和所举办的济良所、孤儿院、正乐育化会等社会事业，也和戊戌以来的维新派人士所提倡的，并无二致。对清朝政府正在进行中的预备立宪活动，它是全力支持的，一再声明“立宪的制度，正是万年有道的长基”［24］；“现在我们中国危弱到这般光景，非立宪不能强”［25］；“立宪实在是人民的大幸福”［26］。对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国内外进行的民主革命活动，则持反对态度。多次称革命党人为“不守规矩的华人”，称他们的反清革命活动为“瞎闹”［27］。并且盛赞慈禧太后如何圣明，如何“爱惜百姓”，为她涂脂抹粉，树立威信，以抵制革命派对她的攻击。目的是：“叫那些革命党瞧瞧，莫说中国没了指望”［28］。可见它的立场和思想感情，都是明显地站在封建统治集团一边的。也正因为这样，《京话日报》对1905年爆发的俄国民主革命运动，不抱同情态度。在持续了将近一年的有关俄国革命的连续报道中，它经常把这场运动称为“匪乱”，把参加运动的俄国各阶层的政党，称为“乱党”，把参加运动的群众称为“乱民”，并且用俄国革命的事例来劝告清朝当局，从中接受教训，善以自处，不要滥用威权，滥诛无辜，以免使统治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矛盾激化，使局面难以收拾。

从以上的情况可以看出，《京话日报》的办报人是一批同情人民疾苦的，希望国家富强的，有正义感的爱国者。他们在新闻和评论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爱国激情，曾经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共鸣。他们的那种不避斧钺，不屈服于权势，敢于为被压迫被欺侮的下层人民说几句话的精神，也深受读者的称赞。这些都是这份报纸的积极方面。

在当时，对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对民主精神的发扬，都起过积极的影响，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他们的思想认识又是有局限的。他们对一些帝国主义者还有恕词，他们所发动的那场抵制美货的宣传，并没有善始善终。他们的新闻和评论中，虽然偶尔也闪现过民主思想的火花，但是他们并不支持民主革命。他们的政治主张，只是在不触动封建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前提下，作一些枝枝节节的改良。他们的最高政治理想，只不过是君主立宪和开明专制。因此，他们所发出的声音，并不是他们所处那个时代的最强音。在报纸业务工作上，《京话日报》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它和读者始终保持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它经常接到读者的来函来稿。这些来函来稿，既为报社通报了情况，也为报社提供了大量的新闻和评论之类的稿件，成为报纸的一个方面的稿源。从已发表的读者来稿看，积极为该报供稿的，除了识文断字的职员、蒙师、书办、学生外，还有识字不多的小业主、小商贩、小店员、手工业工人、家奴、差役、士兵、家庭妇女、优伶，以及一部分堕落风尘的妓女。由此可以看出这个报纸和社会中下层群众，特别是其中的城市贫民，有多么密切的联系。对于这些来稿，《京话日报》的处理是非常认真负责的。它设有“来稿题名”专栏，每天公布准备刊用的稿件题目，以免投稿者悬念。后来来稿渐多，不能备载，又改用把不准备用的稿件题目和作者姓名在报末公布的办法，“免负诸君热心”［29］。

所有来稿，发表前都派人查对事实，“有关出入的事，必定详细访实，才肯代登”［30］。一旦登出，就由报社承担责任。这样，既保证了新闻的准确性，又解除了投稿人的顾虑，使报纸始终有较充足的稿源和大量的可供进一步采访的新闻线索。报纸的发行和推广工作也得到了热心读者的大力支持。这个报纸除北京外，在天津、保定、通州、锦州、新民、开封、西安、山东、山西、南京等地，都设有代派处。每一个代派处，都有不少读者自愿义务协助推销工作。这个报纸还在北京四城设置了20余家阅报处和讲报处。每一处，都有不少读者自愿捐贴报纸，供众阅览，或自愿充当义务讲报人，为识字不多的读者朗读和讲解报纸。其中，仅读者刘瀛东一个人，就捐贴了30份报纸。一家开办说书馆的小业主，不但自愿把该馆提供给《京话日报》充当讲报处，并且还“外送茶水，不取分文”［31］。有一个名叫郭瑞，字云五，外号醉郭的读者，就是以长期充当该报的义务讲报员，闻名于时的。在读者的支持下，这个报纸的发行数量增加得很快。它初创时销量仅1000份，一年后销量达7000份，最后销到1万多份，成为北京地区历史上第一个销逾万份的报纸。由于过多地大胆地揭露时弊，触痛了某些权势者，《京话日报》终于在1906年9月28日和它的姊妹报纸《中华报》一道，被北京警察当局查封。被封的近因，则是由于这两家报纸在新闻和评论中揭露军机大臣瞿鸿机纵容卫兵抢掠行凶，指责北洋当局滥捕滥诛康党和一度在报社内留住被警方怀疑是革命党的人物。被封时宣布的罪名是：“妄议朝政，容留匪人”。报纸被封前夕，彭翼仲、杭辛斋两人同时被捕。经审讯，杭辛斋被判“递籍”，由专人押送回浙江海宁原籍交地方官监管。彭翼仲原来也判“递籍”，因为在押期间有所谓的“行凶”行为，被加重改判流配新疆。《京话日报》和它的创办人彭翼仲等人的不幸遭遇，得到了它的广大读者的同情。不少读者赶到报社，向留守的工作人员表示慰问。1907年4月12日，当彭翼仲被押离北京前往新疆戍所的时刻，“由大佛寺起程，市民去送者数千人，赠送程仪者无算”。那位外号“醉郭”的义务讲报人，自愿陪同彭翼仲一道去新疆。这是中国报刊历史上的一个很有点戏剧性的动人场景。它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对曾经为他们呼唤过的《京话日报》的深厚感情和对禁锢言论的封建专制政府的强烈不满。

1904年创刊的《京话日报》，只出版了两年零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就被迫停刊了。这是它历史上最风光的一段时期。

此后，它还两度复刊。一次是1913年彭翼仲从新疆放回北京以后，只出版了很短一段时间，就因触怒了袁世凯而再度被封。袁死后，它再度复刊，继续出版到1922年才最终停刊。后期的《京话日报》由吴梓箴等人主持，已经非复旧观了。

(原载丁守和主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5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注释】［1］本报《发刊词》，载《京话日报》，19040816。［2］英华：《北京视察识小录》，载《大公报》，19071126。［3］翼仲：《诉委屈》，载《京话日报》，19050316。［4］《答锦州赵礼南先生来函并谢曾孟二兄》，载《京话日报》，19050204。［5］《演说》，载《京话日报》，19050502。［6］《演说》，载《京话日报》19050611。［7］珠尔杭阿：《京话日报一周年的祝辞》，载《京话日报》，19050805。［8］《演说》，载《京话日报》，19050620。［9］见《京话日报》，19060227。［10］见《京话日报》，19060329。［11］见“新闻”《拿获偷运铜圆》后附的编者按语，载《京话日报》，19050423。［12］《论俄水手杀人案》（《演说》），载《京话日报》，19050202。［13］《本京新闻》，载《京话日报》，19050716。［14］《演说》，载《京话日报》，19050407。［15］《演说》，载《京话日报》，19050811。［16］《演说》，载《京话日报》，19050203。［17］“来函”，载《京话日报》，19050125。［18］见《京话日报》，19050218。［19］见《京话日报》，1905年8月19日至9月3日。［20］“编者按语”，载《京话日报》，19060801。［21］“编者按语”，载《京话日报》，19050902。［22］见《京话日报》，19050903。［23］《演说》，载《京话日报》，19060823。［24］“紧要新闻”，载《京话日报》，19050701。［25］《演说》，载《京话日报》，19051022。［26］“新闻”，载《京话日报》，19060830。［27］“编者按语”，载《京话日报》，19060801。［28］“紧要新闻”，载《京话日报》19050529。［29］见《京话日报》，19050702。［30］见《京话日报》，19050527。［31］见《京话日报》，190505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