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我在家乡中学读初二，“文革”一来，没有学上了，就自动辍学回到生产队参加劳动，年龄才16虚岁。我所在的生产队共有吕、戴、张、叶四姓的居户，吕姓人口最多，母亲是本村吕家姑娘，所以村上被我喊舅舅的人有一大堆。这也让我这个年龄很小的劳动力常能得到许多舅舅的爱护。最让我忆起的，是我的堂舅吕圣宽。他担任生产队长，村上所有的事他都能管；他的父亲和我外公是孪生兄弟，而我的一名亲舅舅在三十岁时即患病，未几年去世，自然这个堂舅在村上诸多同族舅舅中算是血缘关系最近的一个大舅舅了。我最敬重这个大舅舅的根本原因，是他在极“左”年代担任了一个不“左”的生产队长。缘于此，随着我阅历的增长，这种认识越发清晰。
村上有两户富农成分的家庭，男主人都在1961年前后去世，富农的帽子自然地分别落在他们的两个富农老婆头上。在处处讲“阶级斗争”的年代，我清楚地记得生产队组织过一次批斗“四类分子”群众会的情形。大舅对两名富农仍然以乡里乡亲的辈分来称呼，称叶姓富农为大嫂，称戴姓富农为小婶，分别让她们上台交代剥削“罪行”。两名女富农都是一个字也不认识的文盲，一上台就只是哭，一句话也讲不出来，批斗会应付一下场面就很快结束了。过后，大舅与村民在一起议论这两户富农家庭，也让我看到了所谓“阶级斗争教育”的另一面。村上叶姓富农的男主人解放前是一个很辛苦的庄稼人，冬天常赤脚穿草鞋挑肥料下田，平时省吃俭用，积攒了钱买田地，土改时划成了富农；另一戴姓富农上辈就有一些资产，后来男主人染上了吸鸦片的恶习，田产在其吞云吐雾中渐耗，如果全国再迟两年解放，戴家肯定是个贫农。我从大家的谈论中，看到的只是普通的家长里短，没有所谓的“阶级仇恨”。
其后我常在田间劳动时听大舅与村民谈论解放前的往事。有一次谈到本地另一大地主，也让我受到“另样的教育”。在离村十里外有一董姓大地主，当地人称“董家院子”，不仅田产颇多，在南京城里也置有房产，富裕程度远近闻名。大舅的父亲和我的外公这对孪生兄弟多年在董家做长工，大舅本人在成年后也随父辈去董家做过短工活计，我从他讲述董家地主的情况，不仅看不出有什么仇恨，倒是怀有一种隐约的“感恩”情绪。常听他讲，每到春荒时，董家总是让他挑稻米来家，在董家干活时，不仅吃得好还每年做新衣裳等等。说到这个董姓大地主后来在“镇反”时被镇压，大舅说那不是他有什么罪恶，而是因为董家家产太大了，“镇反”时要找这样的“典型”。
大舅有一个表哥叫朱如林（按辈份也是我的表舅舅），解放前是江北乌江一带大土匪马晓的贴身保镖，解放后肃反时被以“历史反革命”罪名蹲了十几年监狱，刑满释放后回到生产队。可能是因为亲戚关系，我的这个表舅并不被大家看作是一个“历史反革命分子”。在劳动休息时，大舅常逗他讲一些当土匪的经历。通过数次听讲，我也知道了这个表舅舅的身世。他家很穷，跟随的土匪马晓在江北乌江一带确实独霸一方，但也曾经暗中帮助过新四军打日本人（这个啸聚山林的土匪团伙肯定做过许多危害民众的事情）。
不知何因，我很喜欢听大舅和长辈们谈论以上类似的往事，尽管在当时，这些往事的内容有“反动”之嫌，而大舅并不回避。这会让人觉得奇怪，他身为共产党员，又是一名基层干部，怎么敢“逆左”而为？据我后来的思索，原因如下：第一点，他与上级的关系好，这一点很重要。大舅家庭出身贫农，解放后参加扫盲学习认识一些字，曾经在本公社邻近一个生产大队担任过书记，在“四清”运动中受到批评，降职当了生产队长，所以他在生产队长中算得上是老资格。那时，每当我们大队的陈书记到田头来检查工作，大舅总要与他坐在一起谈心，关系很亲密。第二点，他的领导能力颇强，会凝聚人心，众人都服他，不像有些干部那样用“阶级斗争”的观念来瞎折腾，这也形成了我们生产队的社员群众“阶级斗争这根弦”很松很松，所以，也没有人会“告发”他。那时，邻队经常利用晚上时间召开批判“阶级敌人”的群众会，上级要求各生产队要“猛揭阶级斗争的盖子”，实际上是“找阶级敌人”。对此他自有办法，派出一些社员参加邻队的批判会，好向上面交差。这后一个办法最重要。大舅他用最朴素的农民智慧来理解当时的政治，而不是用人为制造的阶级斗争的理论教条来“紧跟”所谓的形势。或者说，他看待事物首先认定的是事实，而且是他亲眼能看得到的事实，至于对“意识形态”这一抽象概念，他不懂，也不需要懂，更不会因“意识形态”而改变事物的本来面貌。比如，村上的两家富农，一个是勤劳本分的庄稼人，一个是富家的浪荡子，已经是孤儿寡母了，这样的“阶级敌人”还有什么破坏性？再说董姓大地主，他和父亲当年干活时受到“优待”一定也是事实，说起往事时隐含一些“感恩”情绪是人性的正常表现，不说昧良心的话本是做人的道德底线。以上两例都是他认同了事物的本来面目，没有夸大也没有缩小，也就是我们常讲的要“实事求是”。可能正因为实事求是了，当时本村并没有人想去“告发”他（这些口头谈论都只限在本村范围）。至于对那个刑满释放的“历史反革命分子”，尽管他们是亲戚，不排除其中的感情因素，但对一个已经接受过法律惩罚并改造期满的人，让他在劳动之余讲讲曾经的事情，大不了充作茶余饭后的谈资，能有多少“毒害”呢？当然，这种观点在“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年代，是犯大忌讳的。凡是经历过“文革”那样极“左”年代的人都知道，当年，路线斗争、阶级斗争贯穿始终，充斥各行各业，从上到下有斗不完的“敌人”，“斗则进，不斗则退”，似乎社会主义取得的每项成绩都是“斗”来的。而在我大舅治下的生产队，竟然能有一个“不斗”的“德政”小环境，确实有些不可思议。至今想来，我一边佩服大舅的勇气，一边也为他未因此犯下“政治错误”而庆幸。
现在我们反观讲阶级斗争年代的事，许多阶级敌人是人为制造出来的，没有敌人，找敌人；找不到敌人，把不是敌人的人打成敌人，因为“最高指示”说过“95%（90%）以上的人民是革命的”，余下的那5~10%当然成了革命的对象，以此来表达“与人斗其乐无穷”的革命豪情，最终造成民无宁日、国无宁日的局面，实在愚蠢可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