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文革”爆发时，毛泽东主席在北京于100天不到的时间内共八次（十批）接见了计一千二百多万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名曰“革命大串连”。我曾随同村学兄去北京串连参加第八次接见。今天，60岁以下的人对“文革”中尤其是“文革”初期的“造反”“大串连”“受接见”包括“红卫兵”等特殊事情，或不知晓，或知之不详，带来对“文革”认识上的极度模糊，都因“事非经过不知其奥”。即便是经历过“文革”的人，也因各人在“文革”中的遭遇不同，再加上反思历史的史识、眼界等差异，更兼国家对“文革”采取“淡化处理”，造成国人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民众层面，都对“文革”的认识、评价各自“为我所用”，以致“文革”这样一个对国家和人民造成重大伤害的重大事情，至今仍处在“云雾之中”。据己所见，对“文革”历史的清算是必然的，只是时日还未到。于今援笔记录自己参加“第八次接见”那次已过近半个世纪的事情，“往事并不如烟”。
结伴
1966年五六月份，我虚龄15岁，按实龄才13岁半。当时正在读初二，初二（下）的课程还未学完学校就停课了。暑假期间学校成立红卫兵组织时，我回家在生产队劳动帮家里挣点工分，学校发生的事情基本不知道。一是我年龄小，没有参加运动的意识，再者我的家庭出身中农，总觉得比那些贫下中农子女要矮一截。暑假结束后，学校没有招生，我们初二学生也没有升入初三的概念，我索性一直在生产队劳动。10月末的一天下午，同村在江宁县中读高中的朱宝财找到我父亲，说带我去北京串连。事先我想都没想过要去北京，有点唐突。父亲平时对我管教很严，那天却很乐意同意我出去。这缘于父亲在村上是文化人，具有让孩子到外面去“闯闯”的意识。更况那时学生串连坐车、食宿不花家里一分钱，等于现在的免费旅游。那时中学生外出串连手续很简单，学校开具一张证明即可。记得给我开证明的是学校掌权的红卫兵组织（仍是学校的印章）。我没有加入学校红卫兵组织，这无妨，证明我是“革命学生”即可。拿到证明第二天就出发。
到了集中地点，才知道同去的共10个人，姚启贵、戴霖俩是铜井籍的县中（即老秦淮中学）初三学生，高我一届，读小学时我认识；周家林、梅继明、陶兴福、汤宝福、赵才和是我们铜井中学初三学生，也比我高一届；黄安保比我低一届，比我还小半岁，他是跟他舅舅姚启贵去的；只有朱宝财是县中的高中生，比我高两届，父亲临走前一再叮嘱他照顾好我，所以他是我一路上的“保护人”。
浦口登车
南京老浦口车站有到北京的火车。我们到浦口时已是下午。车站上黑压压的人群，都是等候上车的学生。火车一到，从车门进去的只是一部分人，每个车窗都有人往上爬。我们10人是团队行动，一个人爬进去，相继把其他人从车窗拉上去，并抢到了半边座位，可以挤4个人。车停浦口的时间较长，站台上所有的人挤进车厢后，塞得密不透风，一个人贴着一个人，想转一下身子也很难。我看到身材小的人钻到车座位的下面躺下。同去的戴霖爬到行李架上躺着，很神气。人上车后火车并没有马上出发，一直停在浦口站，到了晚上才缓缓开动。车厢内响起阵阵革命歌声。这一切对我都很新奇，我是第一次出远门，人又小，混在这一大堆人群里，傻愣愣地打量着眼前的一切，兴奋中含着怯意。
途程
火车一路开得很慢，不断停靠车站，一停站，许多人从车窗爬出去方便，因为车上的厕所太不够用了。再说，车厢里人贴人地站着，想去厕所也挤不过去。那些女生就惨了。我清楚地记得，车过徐州时，离我不远处一名女生多次想去厕所，就是挤不过去，她焦急地朝车厢连接处的厕所张望，谁也帮不了她的忙，脸色很痛苦。后来她失望地蹲了下去，听旁边人说，一定尿在身上了。那女生无助的神情在我脑海中许多年抹不了。
车行山东时，我见到黄河。我想像中的黄河来自古人的诗句，“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而此时的黄河，冬季水枯，黄色的水带，透着一股苍凉，吃力地泛着浊浪。我第一次见到的黄河竟是这等模样。古老的中华民族正在开始经受一场前所未有的灾难，这对怀着虔诚朝圣心情的我来说，是全然不知的。当车经过黄河大桥时，大家伸长脖子向外张望，河水呜咽，我丝毫看不出黄河应有的勃勃生机。成年后，我曾数次乘车经过黄河，每经过一次，脑海里总会浮现出1966年时对黄河的那第一眼印象。
大约是车行山东地界时，我们车厢里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深夜车厢的人群（讲“人堆”更恰当）已没有了白日的躁动，男女同学紧紧相依闭眼打瞌睡。突然间传来叱骂声，“流氓！流氓！……”几个女生在指责一名男生。那男生并不说话，一脸羞愧惶恐不安状。接下来是斜对面的几名年龄大的学生把那男生逮住“讯问”，周围的人都义愤填膺。好在当时的学生还保持着一种纯朴，没有对那名男生进行“武斗”，只是勒令他写了一份检讨书，向大家宣读。又是同去的戴霖，他因躺在行李架上，居高临下看得清楚，用调皮的语调将那男生检讨书中说的姓名、学校等内容转述给我们听。记得他还扮着怪相加了一句调侃语：“XXX，男，是男生，不是女生。”引来大家一阵笑。经过一番折腾，车厢内又恢复了沉寂。第二天，我发现那名男生不知何时溜走了。
车到天津时，大家情绪高昂，北京马上就要到了。“抬头望见北斗星，……”，革命歌声在车厢内此起彼复，每个人都拼命地唱，忘记了旅途的疲劳和烦恼。可是车还是老停靠，快了，快了，总不得到。天黑时，火车终于到达永定门车站。从浦口站到此，全部行程共用了两天两夜。大家从车门车窗处蜂拥而下。我被同伴从车窗口拖下了车。脚刚一落地，双腿一下子瘫在地上怎么也站不起来。原来，同伴们为照顾我，让我挤坐在靠窗的位置上，单靠屁股支在座位上，腿架在别人身上不能动弹，时间久了，股部以下身子血液严重不流畅，导致双腿麻木。两个人架着我走，脚一落地就酸痛难忍，不停地哇哇大叫。没办法，几个人抬着我走。过了好长时间，双腿才恢复知觉。
接待广场等候
永定门火车站聚集了从全国各地来串连的人，人山人海。我们10人团队被人流冲散为两拨。车站广播喇叭播放着雄壮的革命歌曲，不停地向人们告知接待广场的地点。到了接待广场，灯火很亮，人群更是密密麻麻，根本没有站立的地方，所有的人都只随着人流往前移。我紧紧地拉着朱宝财的衣服，一步也不敢离，生怕跟丢了。过了一段时间，看到了先前在车站被冲散了的几个人，大家心中很高兴。要把接待广场那么多人分散安排住宿，绝非易事。我们小团队中几个年龄较大的都有分工，先由几个人去接待站登记，其余的人好不容易找到广场一处角落等候。此时北京已经天寒地冻，我只穿了夹衣，另外带了一件毛线衣。挤在人群中时并不觉得冷，一停下来就冷得直发颤。好在年青人身上有三把火，能扛得住。
到了夜里，终于听到广播喇叭里喊我们到某处上车，拉我们到住宿地。这要多亏同伴中那几个大同学，他们见过世面，人活络会“钻”。如果当晚找不到住处，要在广场挨冻一夜，那就遭大罪了。
住进北体
夜半时，我们来到北京体育馆住宿。我当时并不知道是北体，更不知道和北京工人体育馆不是同一地方。进了房子的第一感觉是暖和，接着是心里饿得慌。一会儿，跑联系的同伴说马上可以领到吃的，个个高兴死了。我当时带了一个很大的帆布旅行包，被拿去装食品。发给我们团队的食品是饼干，装了满满一大包。因为接待站一时无法解决入住人的伙食，先用饼干代替，得吃五天饼干后才能供应顿饭。那年头，我农村家里一年也吃不到几回饼干，心想有饼干吃太好了。初吃饼干觉得又甜又香，到第二天晚上肚子有点拉稀，不太想吃；再吃，就特腻味，不吃又饿，皱着眉头吞咽。五天饼干把人 “吃伤”了，让我很长一段时间，一闻到饼干味就想吐。
我们住在体育馆的训练大厅内，地上铺着芦苇编制的席子，每人领到一床新毛毯，细腻柔软，垫盖两用。尽管室外结着厚厚的冰，室内有暖气，一点也不冷。训练大厅内贴有 “打倒贺龙”和“打倒荣高棠”的大幅标语，我那时只知道贺龙的名字，还不知道荣高棠是谁，所以至今印象深刻。
五天过后，接待站按每天早中晚三顿供应伙食，早餐吃稀饭馒头，中晚餐吃米饭，大白菜里还有点肉。这比我平时在家生活好多了。那时我家隔三差五才有干饭吃，吃白面馒头的机会很少很少，想吃点荤菜更难。在北体的生活让我很开心。
看体育表演
看过两次体育表演，一次是体操类，一次是水球表演赛，都是平生第一次见识。我那时一个农村中学生，什么见识也没有，不要说现场看体操表演，连图片也没见过。记得我看体操表演时，看到男女运动员穿那么薄薄的运动服，很扎眼。此时我才知道，还有人穿这样的衣裳在大庭广众之下表演，可见我土气到什么程度了。我当时的见识，与村上的那些不出家门的农村老大爷、老太太处在同一层面上。世上的事情总是这样，少见才怪，多见不怪。人所处的环境与眼界大有关系。现在联系起来想想，正是我们这样的所谓“革命学生”，头脑里一张白纸，在领袖的一声号令下，不明就里地今天反这，明天反那，个个争当革命“闯将”，其实是作为工具被人利用而已。阴险狂妄的政客们，只展现诱人华丽的表象，而将真实目的隐藏其间，等到坐收渔利后再把“闯将”们弃之如敝履，天下大乱也就很自然了。
那次体操表演的主席台上曾坐着乌兰夫，他穿着长呢大衣，一声不响地看表演。另一次看水球比赛，运动员们在水中身姿矫健更觉得好玩。
“馒头”辩论
我们住的训练大厅很大，大家都席地打铺，全是男生。聚集在此的学生，有城市的，也有农村的，东西南北地域都有。一次上海籍的几名学生手中捏着没吃完的馒头，相互间投砸嬉闹。这让一些山东籍的学生很生气，上前制止并责问，引来许多人围观。上海学生有大城市人的优越感，虽然理亏人又少，但他们并不买账。双方由言语冲突发展到相互推搡，各不相让。于是在众人的劝说下，分成两个阵营开展辩论。那时的辩论还是讲规则的，都表示只动口不动手。我们团队的人都支持山东学生，几个年龄大点的站在前面，一致批评上海学生浪费粮食的行为。其间，对方有个戴红卫兵袖章的人突然质疑朱宝财、姚启贵等是不是红卫兵，如果不是红卫兵就没有资格参加辩论。他这一招还真灵，不是红卫兵的人立马就退了下来，只有朱宝财、姚启贵俩迅速跑到铺盖上在包里掏出红卫兵袖章套在胳臂上，理直气壮地上前继续辩论。他俩的这一举动很长志气，也让我大为敬羡。
需要交代一下，那时出去串连的学生中加入红卫兵组织的并不多；“文革”中红卫兵组织在时段上也是有区别的。1966年下半年的红卫兵还属于第一批（也有称“老红卫兵”），非“红五类”家庭出身的子女是不够资格加入的。到了第二年，最高领袖号召全面夺权，各类造反派纷纷举旗成立组织，尽管造反派组织名称五花八门，其成员都叫红卫兵。再往后（大约1968年后），红卫兵组织代替学校共青团成为一种群众性组织。还应注意，大约在1967~1968年间，“老红卫兵”的那些头头已经风光不再，绝大多数沦入被别人批斗的“牛鬼蛇神”行列。当时流传最高领袖的轻松一句话：“该小将们犯错误了。”在我的记忆中，村上一些稍有见识的长辈们背地里说这样的意思：别看这些造反派斗这斗那，早晚要斗到自己头上。这样的话被后来的事实验证了，绝大多数造反派头头1968年后都黯然退场，成了“替罪羊”。
那场“馒头”辩论以农村学生胜利而结束。上海学生败阵的理由很简单，浪费粮食的行为必然会受到谴责。从此以后，宿舍地再也没看见有人拿馒头乱扔乱砸了。
接受军训
在北体的生活过得很舒适遐逸，每天按班如规三餐饱食，也可自由地到外面逛荡。我只到过一次天安门广场，多在近处街道转悠。一是太小不认路，二是衣单冷得不敢出门。在北京串连期间伙食费无须交，外出乘车也不买票，其间我们每人还向接待站借了二三十元钱和粮票。大约进入十一月中旬时，上面派来了解放军战士，带我们进行队列训练。每10个人组成一个班，班长由一名解放军战士担任，除了训练还带领大家读报学习，和我们朝夕相处。班长和每个人的关系都很融洽。军训先由各班进行，过些天就依排为单位来练队列，再接着以连来合练。
队列训练很枯燥乏味，尤其是合练横队行进，每排横队要走成一条线，人人手执红宝书语录本，边走边侧头喊“毛主席万岁！”一遍遍地练，让人很烦。因为领袖接见按常规是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广场上通过的人群排着横队通过，所以队列训练的队形是横队。其实队列训练只是军训的一种表象，军训的真实意图在于培养高度严密的组织纪律，一切行动要听从指挥，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保持固定的队形。班长严格地强调，队伍中每个人左右的两个人必须是固定不变的，在参加接见时，无论出现什么情况，如果发现自己左右不是原来的那两个人，一定要在第一时间向班长报告。对此规定，我当时并没有在意它的特殊用意，后来才想到，几百万人参加接见，能做到不让一个陌生人混杂其间，靠的就是这个简单的细节规定。几百万人的接见队伍来自五湖四海，看似乌合之众，但通过军训，实则是由一支支有着严密纪律的可控团队构成的。
接受检阅
在接受军训中，我们天天盼望早日得到最高领袖的接见，一直等到11月25日才有确切消息，说明天接受检阅，大家心情特别兴奋。26号凌晨，每人携带分发好的干粮按队列集中出发。行进队列是十路纵队。谁也不告诉你目的地在哪，大家只顾跟着队伍往前走。沿途都会看到同我们一样的行进队伍，走一阵停一阵。本来以为队伍会向天安门方向走，可走了一个上午还未到达，心中不免疑问。一直到午后，我们在西单街（地址不确）停下来。此时，宽敞道路两旁已是黑压压的人群，我们按秩序坐在路段的一侧。行进中身上跑热了，一旦坐下来就感到很冷，好在是下午，更在于每个“朝圣”者的心中揣着一盆火，冷也不冷了。
到这时，我们才明白，今天毛主席将乘坐敞篷车接见夹道欢迎的我们。下午2点左右时，从广播喇叭里知道接见开始了，至于车子什么时候能到我们跟前，谁也不知道，大家翘首以待。一直大概到下午4点许，看到远处有车子开过来，我们盼望的时刻终于到了。此时大家挥动红宝书，嘴里一遍遍地喊叫“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站的第一辆车子缓缓地开来，行进到我们处时他侧首向大家挥了一下手。别看他这不经意的一挥手，对我们这一拨人而言，那是莫大的幸福，否则我们只看到他的侧身而看不到脸庞。我因为个子小排在队伍的最前头，距离车队约10米，自然看得清楚。那时候太时尚“红色”了，到处是红旗，人人手中挥动着红宝书，许多人臂上套着红卫兵袖章，形成一片红色的海洋。我看到毛主席的脸上确实泛着红光，这与当时媒体报道语“精神奕奕，红光满面”也一致。现在想来，这脸上的红光与周围的“红色海洋”的映衬也有关系。随后是林彪和周恩来坐的车子，林和周是同坐一辆车还是分别乘坐，已经记不清楚。再后面的车子是一辆随一辆，每辆车都坐着好几个人。待江青坐的车子开过来时，看到她和旁边的人在指指点点地笑嘻嘻地说话。在最后一辆车上看到刘少奇、邓小平等人。那时对刘、邓的批判，报纸上虽没有点名，但已经“甘居末位”了。
在观瞻过程中，所有的人都噙着热泪，发了狂似的一遍遍喊着“毛主席万岁”。车队一过去，每个人都拿出笔在红宝书上写上类似这样的话：“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下午四时X分我见到了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对我而言，那泪水是真诚而发自内心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那时的毛泽东在人们心中早已被极度神化，他的每一句话都被当作真理，连一点怀疑的念头也不会、不敢有。“文革”中我们对毛的崇拜确实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种崇拜一直延续到他去世数年后从未动摇过。要问为什么，其实很好理解，那时我们这个生活层面的人，从来就没有真正用自己的头脑思考过国家大事，一切听从教科书上讲的，脑袋长在别人头上。当一个人不会、不能用自己的脑子思考问题时，盲信盲从是必然的。这属于“不会”怀疑。再者是不敢怀疑。毛在“文革”时的权威已达极致，那么多党国元勋直至国家主席刘少奇，轻易就被打倒了；再看身边的例子更多了，那些大大小小“牛鬼蛇神”被批斗时，纵使斗胆为自己的“罪行”辩解，谁也不敢直接承认自己“反党反毛”。承认了“反毛”即使不被判死罪，也会被众人的吐沫星淹死。这种红色恐怖非亲身经历者是无法理解的。
结语
“文革”十年，正是我从少年步入青年的十年，也是自己随众高度崇拜毛的十年。当时我不会去怀疑毛会犯错误，更不敢去怀疑毛有错误。可以这样说，与我同处一个生活层面的年青人（中老年人不好说），当时对毛的认识是一样的。他就是“神”，比我们平时讲的那种“神”不知要“神”多少倍。当毛走下神坛后，当我们开始用自己的脑袋思考问题时，才如大梦初醒，嘲笑自己当年的愚昧无知。
因不便评价我也无法对“文革”作出自己的评价，我总觉得炎黄子孙迟早必须对“文革”作出最接近历史真相的评价，否则，后人对现代史“读不通”。刘少奇等许多党国元勋死得那么惨，他们在“文革”之前之后又都被称之谓毛的亲密战友，仅仅把账安到林彪、“四人帮”头上，那是“瞒天过海”，也愚弄后世。我们不能直面历史，这始终会成为中华民族复兴前行的一个重大历史包袱。把“包袱”说成阴影也可以。不卸去这个包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行道路上的许多共识无法达成。不过，这些都是政治家们的事。政治家们考虑更多的是当下。政治与历史是“交集”的。我们普通民众不可能影响、改变历史进程，但可对历史予以自己的一些认识。我们现在能够用自己的脑袋瓜子对历史发表一点看法，也正证明历史的步伐在前进了。（完稿于2015年元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