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饱是人的最基本生存需要，搁在如今它早已不是个问题了。与现在的青年人讲我童年少年时挨饿的情形，恐怕会被认为是“说天书，编故事”，让他们难以置信。
1959年我虚龄8岁，严重饥荒已遍及全国，农村尤甚。我家门口有一棵大榆树，主干树皮早被刮尽。我曾吃了榆树皮制成的圆丸，大便不得下来，痛得大哭，是我奶奶用手帮我抠出来的。一次，我的一位比我长三岁的族兄在放学后带我到街北口粮管所门口，说能找到吃的。果然一辆卡车上撒落一点皮糠在地上，我们俩马上像两条小狗似地趴下舔吃地上的残物。当时觉得那皮糠的滋味甜蜜无比，心满意足。
还有一次我放学回家刚走出街口，后面来了一位邻村的小女孩，手里拿着一种叫“京干其”（粗面制成五角形状的东西）在吃，后面又上来一位邻村的小男孩，我也认识他，乳名叫“秃五四”。他上去一把夺下小女孩手里的食物撒腿跑开了。小女孩大哭着返身而去。一会儿工夫小女孩的爸爸气愤地跑来，以为我就是抢夺食物的男孩，逮着我不放。我一时吓呆了，只知道哭喊不知辩解，幸好小女孩也赶到，辨认抢夺者不是我。那个小女孩数年后与我同校任教，我让她回忆那件事，她清楚地记得“秃五四”抢她“京干其”的事情。我说自己就是那位亲眼目睹并受了“冤枉”的小男孩，不禁彼此大笑，是苦笑（这个小女孩就是上元小学的朱敏老师，她爸爸那时是公社里的一名干部，所以能听吃到京干其）。那时候抢食食品的事太多了。一次我在饭店门口看顾客吃东西，一位顾客买了两个包子刚放到桌上，一位比我还小一点的女孩上前拿到一个包子低着头拼命往嘴里吞，任凭那顾客在她头上捶打，眨眼间包子下肚。此类事情，如果不是极度饥饿断不会发生的。
1959年至1961年那三年，国家宣传上先叫“三年自然灾害”、后来称“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农民习惯上称“吃三二两”、“军事化”时，有的则直接称“饿死人时”。“三二两”是指每人每天吃粮数，“军事化”是因为实行人民公社化，搞“大跃进”，农民劳动实行军事化管理。那时代的名称已不重要了，说那几年饿死人是千真万确的。我的一位堂姑父戴华田，本村人，就是在大年三十晚上“倒田墈”死去的，他那时是壮年。所谓的倒田墈就是指人走着走着一下子就倒地毙命了。那时常听到有人说某某吃了不能食用的野菜中了毒，家里人就告诫孩子哪些野菜不能吃；还听到某某村有人死在家里没人抬上山埋葬；也有传言某地卖人肉包子，是真是假无法考证，家里人嘱我们小孩子不要乱跑，很是害怕恐怖的。
那几年吃大食堂，一度时期各家各户的锅灶被拆除。生产队食堂领到的粮食极少，有时还没有。我们生产队领粮的人是我的一个族公叫吕宗茂，人们叫他“老军属”。我现在还记得村上老少站在村口，眼巴巴地等候老军属领粮回来的情景。如果远远看见老军属胳膊肘上装粮的“箩箩”（一种竹篾制的东西）是挎着的，有些沉，那就是领到粮了，大家很高兴；如果他单手拿着箩箩晃动着回来，那就是没领到粮，人人丧气。当时食堂打粥（不可能有干米饭）是按家庭人口分配的，各家打粥回去后要靠加水来增量。村上常有比我大一些的小孩子闹着与家里人“分伙”，即他自己拿着碗直接在食堂打粥吃，怕家里大人多吃占了自己的计划，不愿意与家里人合在一起吃。这样的小孩子常受到村上大人的责怪叽笑，说这孩子“不孝顺”。其实，这那能怪孩子呢？吃集体食堂好像到1960年就解散了（具体时间记不准了），可能是无法维持下去了。村上有许多人得了浮肿病，好像叫2号病，妇女得这种病的更多些，几乎个个腿部用手一按就出现一个深陷印，母亲自然不例外。记得一位也是我族公的吕宗盛肿得太厉害，住进了营养院（政府一段时间采取的紧急救治措施，专门收容浮肿严重的人）。
那年头饥饿难熬，怎么办呢？偷！那时“偷”并不全是很丑恶的事情。多少年后，母亲说到那年代，常常颇为自豪地说：那时不靠“偷”一点，你们都得饿死。比如说，收割季节，母亲都要在身上藏一点谷穗带来家。行人路边的庄稼地，靠路的那一畦稻穗麦穗都是被路人在快成熟时就掐掉了。我就经常在放学路上胆怯地偷点半熟的谷穗带来家。有时是生吃，快要成熟的麦穗在手心搓揉几下，吹掉谷皮很好吃。最典型的“偷”是在田地庄稼快成熟时，家家都有人在傍晚或晚间出来“偷割”穗头。方法是带着镰刀、袋绳，钻到田中间去割谷穗。一块田里东一处西一处都有“小偷”们在干。大家你不讲我，我不讲你，只防生产队干部来查抓，严格地讲只防生产队长一个人。那时有句俗语：“天上雷碰雷，地上贼碰贼。”大家都是“贼”。其实那时生产队干部们对这种“偷”也是睁一眼闭一眼，他们的家人也参加这种“偷”。有时听说队长的家人也下田“偷”了，那大家的胆子就大些，知道队长这段时间不会来查，放胆“偷”一下。其实队长们也拿捏好时间，估摸着时间差不多了，他会到田附近绕一下，有时也会直接喊骂一阵，“偷”就结束了。那时我家出去“偷”的是母亲和大姐、二姐三个人，父亲是个文弱的文化人干不了这事，我那时小，有时躲在旁边看风。大姐胆子小，听到人喊就往田埂上跑，二姐胆子相对大些，常受到母亲的表扬。那时真是应验了“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这句话。需要说明，这种偷也只是偷割田地里快要成熟的谷穗，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人参加这样的“偷”，大家都去“偷”，属于“明偷”。这种“偷”一般只限制在本生产队，如到外队去偷，那很危险，会受到很重的惩罚。再者，如果去偷生产队已经收获的粮食也不行，那要算犯法了。当时国家对偷窃罪判刑也重，我的姑父因偷了饭店一袋面粉坐了7年牢房。我的一位堂姑父家住邻村谢桥队，因偷粮食被捉，被吊起来痛打，又胆小，怕再受惩罚，回家在家中门框上上吊死去了。
那三年的饥荒我们没有被饿死，据大人们讲，靠的是“花儿草”、南瓜、胡萝卜和山芋这四样东西。回忆也真是如此。“花儿草”属春季植物，是集体地里种植作肥料的，成了人们度荒的食物。南瓜是夏季作物，听母亲讲那两年南瓜收成特好。南瓜能填肚皮但吃多了人没力气，后来长大了才懂得它是低糖作物，难怪那时我走路总觉得腿“打飘”呢！我们生产队那时有一块在江边的沙土地，特别适宜种植胡萝卜，每当收获时，我们小孩子都聚集在路边等候挑胡萝卜的担子过来，抢拿一些放在怀里。挑担的社员虽制止但并不过于严厉，等于半默许。这样算起来，每个季节都有了赖以填肚保命的食物，算是天佑苍生啊！
那三年中，想吃一顿干饭是一种极大的奢望，连白粥也几乎吃不到。我那时多么想吃一顿饱饭。有一年除夕，母亲积攒了一点米给我们煮了一锅白米饭，从米下锅开始，我们姊弟几个就扒在灶台上等候，一边喊着“快熟了熟了”一边闻着饭香，那种愉快感今生忘不了！那顿年夜饭吃下肚后，我和弟弟肠胃不能消受，直喊肚子胀，父亲领着我们在家中堂屋里转圈来帮助消化，结果还是“压食”了（“压食”是家乡方言说法，食物没消化好，胃中冒出一种酸气）。我的小妹妹才两岁（1958年6月出生），饭后不久因无法消化将饭吐到床上。那时她刚会讲话，不会讲“吐”这个词，在床上哭着直喊“我的饭泼掉了！”母亲伤心地哭了！今天我写到此处时，眼泪仍然忍不住流出来。
我现在为什么要不厌其烦地回忆那饥荒岁月的细末小事，实在是因为那时的饥荒太让我忘不了，想想太让人伤心了！还在于，素称鱼米之乡的江南怎么会出现如此般的饥荒？农民自己拼死拼活地种庄稼怎么连自己都养不活？还应该追问严重饥荒发生的原因是什么，谁应该对那场饥荒负责任？在很长时间内，那场饥荒被归咎为“自然灾害”、“苏联逼债”，其实已经有许多历史学家考证出“自然灾害”和“苏联逼债”都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根本问题是决策错误影响远远大于自然灾害，可以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再者，对那三年死亡人口数据也有很多争议，近年的党史二卷本采取了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是1000多万人，有些专家统计的数据是1850万，还有2000万、3000万、4000万甚至更高数的争论。我认为，死亡人数争论只是数据上多与少的争论，只要稍有良知，都应有这样的共识：即便是官方数据的1000万，那也是一个极让人伤心的灾难性数据。处在和平年代，一个国家全民都面临严重饥荒，人都饿死了，一定是政策、制度上出了大问题，主因绝对是“人祸”，这是简单的常识。我作为经历过极度饥饿的过来人，今天记下这些经历，理由很简单，不应该忘掉那场灾难性的痛楚。至于谁应该对那样的灾难负责，再过50年、100年，历史一定会有清楚的定论！
另外，我写这篇小文还在于，母亲今年90岁，身体还很健康，回家与她闲谈，又常常聊起“没得吃”（她的习惯话）的年代，她总爱提起当年许多旧话，也勾起我对那段饥饿生活的回忆。母亲对现在的因滨江拆迁后的生活很满意，幸福感特强，又不时惋惜五年前已去世的父亲没能享受现在的福。爰书此文，借慰泉下父亲并祝母亲健康长寿！
（写于2013年12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