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从接受小学到中学（不计大学在内）的教育，遇到的老师不下一二十位，每个人与教过自己的每一位老师都存在一种师生关系，也可说成是一种缘分。我与我的小学老师伏卓然先生的这个“缘分”，因为“文革”而显得很特别。
说起我和老师的特别缘分，我自己都觉得很奇怪。一来，他教我的时间不长，小学四年级时他中途来代班，教我们的时间一学期都不到，六年级毕业班教我们一年，两次合起来也就一年多一点时间；二来，我自1964年小学毕业与伏老师分别后，我和他没有平常的交往，伏老师有近40年没有看见过我一次，我也许早就不在他的记忆中了。从我而言，我六年级毕业时才是十一二岁（十一周岁半）小孩子，还没有到一个人能懂得学问、懂得友谊的年龄，照讲是不大可能会与一个近40年没有任何联系的小学老师存在特别的“师生缘分”的。那么，我与伏老师这份交往很不“亲密”的“缘分”从何而来？这有一种特殊年代里别样的苦楚与无奈。
“半次”见面
何谓“半次”见面？1966年春夏之交，“文革”运动迫使学校停止正常运转， 我本应1967年初中毕业，却到1968年夏才和当时学校的三届毕业生（1966—1968届，称“老三届”）同时离校，回乡务农。大约是1969年间，一天晚饭后，生产队社员被召集在村中的“政治院校”开会。那时各个生产队都有“政治院校”，多为新盖的瓦屋，属当时村上最好的新房子，室内筑有“忠字台”，红旗和语录牌摆放有序。起初专门用作生产队社员参与政治活动的场所。1969年时，全国上下对“伟大领袖”的崇拜热炽烈无比，所谓的“早请示”“中对照”“晚汇报”，以及家家户户筑有“忠字台”就是那时上演的。我到了会场，一眼看见伏老师几个人被人带着站在门外等候（记得还有铜井中心小学老师周久、胡斌等人，好像还有黄明老师），原来是学校的“革命师生”批判小分队今天晚上在这里举行批判会。这是我小学毕业5年后第一次在这种场合看到伏老师。当时我不能上前叫他一声老师，他也不可能注意到我这个坐在会场角落里的昔日的学生。我只在黑暗中注视他。
那时的“批判小分队”也是政治运动的产物。大大小小的单位组织都会根据运动的需要临时成立3至5人左右的批判小分队，专门针对一个或几个“阶级敌人”作为“活靶子”开展批判活动。批判小分队先搜集“罪行”，再写出批判稿，把“活靶子”带到批判会的现场展开批判。这样的批判现场，有时是规模不等的会议，有时把批判会开到田头村头。记忆中那次的批判会也非常程式化，几个“牛鬼蛇神”被喝令站在群众前面，几个“红小兵”（红小兵是当时小学生组织）轮流读稿子作批判发言，中途喊叫口号。批判会的全部时间并不长，因为这些“牛鬼蛇神”还要到邻近的生产队去接受“巡回”批斗。那时又叫“游村、游队、游斗”。我之所以一直记得那次批斗会的情景，有两个原因，一是被斗对象中有我敬重的老师，让我忘不了，二来其中还发生了一件让人哭笑不得的事。当几个“牛鬼蛇神”低头弯腰接受批判时，有一“革命群众”突然喊话，说“把他们的眼镜子摘下来！”原来，所指是站在被批判席上的戴着眼镜的周久老师。待批判会结束时，周久老师到处找自己的眼镜子，找不到。他是高度近视眼，离开眼镜寸步难行，又是夜晚。人群中大家都在帮着找，忽然有一个社员说，刚才看到吕圣武手里拿了眼镜出去了。吕圣武是我家门一个舅舅，身材魁梧浑身是劲，脾气也火爆，村上长辈们送他绰号“莽夫”，意指头脑简单的人。记得吕圣武当时被大家奚落了一阵，还有长辈骂他“活迂气”（家乡土话），意思是骂他不该把人家的眼镜藏起来。其实吕圣武是个极纯朴的农民，干起活来不要命，就是缺心眼。当时“文革”这样的群众运动需要这样缺心眼的人，听话好使唤，有什么事情，别人一鼓动就起劲，说白了就是容易被愚弄。有人不是称历次党的“群众运动”是“运动群众”吗？倒也确实。哪类人最容易“被运动”？头脑简单的人最容易头脑发热，我那个吕圣武舅舅就是最容易“被运动”的典型，他真的把这几个老师当作“阶级敌人”了。
顺便再说一下那个戴眼镜的周久老师。说他曾当过国民党军队的宪兵，其实是他在国民党宪兵队当过几天文书。还有更要命的，1965年底姚文元的那篇《评〈海瑞罢官〉》发表，他哪知道那是最高领袖发动“文革”的前奏曲，还天真地视作学术讨论，于是曾写过一篇“与姚文元同志商榷”的文章寄《文汇报》。这样，他就成了“历史反革命”加“现行反革命”的双料“反革命分子”。所以周久老师在“文革”中的处理最重，被开除公职，押送回原籍，妻子被迫与他离婚，真正的妻离子散。“文革”结束落实政策后，听说他在本县土桥中学教过书。
那次批斗会上我与伏老师的见面，我只看到他，他也不知道我在批斗现场，所以只能算“半次”见面。
同事跟我介绍伏老师
1972年春，我结束了五年“修地球”劳动，到母校担任小学民办教师，迫切想打听伏老师的去向。好几位同事告诉我，“文革”开始后伏老师被斗得很厉害，最后的组织处理是提前办理退休。他所有的人事关系从原来单位迁出，回南京城内家中居住。又得知他的主要罪名是写毒诗毒文“反党反社会主义”，他那本自传体小说《南来记》手稿被查抄收缴，并成为他的主要罪证，被冠以“反共老手”的帽子。我还从同事口中得知伏老师被批斗时的一些“旧闻”，比如，他被“革命群众”一次次地批斗，每次都不肯“低头认罪”，以致批斗他的“炮火”一次比一次猛烈。有一次批斗者高呼口号连续逼问他：“……你服不服？”他操着苏北口音始终一遍遍地回答：“不——服！”“不——服！……”他的这种“顽固不化”，虽然让他吃了更多的苦头，但也曾成为大家私下议论的一个“谈资”，有人背地里说他是被批斗的“牛鬼蛇神”中的一条“硬汉”，显然含有褒赞的意思。
说到这一点，不得不介绍伏老师的经历。他出身苏北灌云县一个极其贫穷的家庭，从小捕鱼、背盐、打短工，没有入学机会，一直到21岁时才在其恩师孙佳讯老师的资助下上小学，跟老师学诗文。后在孙佳讯老师的指点下他离开家乡外出求学，1948年冬约伴偷偷进入苏北解放区，转读华中大学，投身革命。1949年春，他随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军渡江南下，在接收国民党江宁县政府时，他是教育组五人接收小组成员之一。贫农出身，南下干部，响当当的“老革命”，这也许是他“不服批斗”的硬资本。
还听同事说过他因两个“名言”而被批斗的事。一个“名言”是“平生有三好，烟斗，孩子，火车道”。这什么意思呢？他烟瘾大，一根硕大的黑色烟斗始终不离手；“火车道”是因为他家住南京城，每个星期回家要乘火车，以借指回家看妻子。他说的三个喜好也就是喜好吸烟，回家看妻儿而已。这在今天，说自己有此三个喜好再正常不过了，而在讲“阶级斗争”的年代，这正是“缺乏革命意志”的表现，活脱脱一个追求“资产阶级生活”的“堕落者”，受到批判是“理所当然”的了。
另一“名言”是“隔墙如隔山”，意指学校领导的办公室在教师办公室隔壁，仅隔了一道墙。可能是平时领导们与教师的关系不太融洽，于是在他的口中发出了“隔墙如隔山”的俏皮话，含有批评领导们联系群众不够的意思。这种话当然会得罪领导，被批判为“挑拨党群关系”，一上纲上线就是“反党”。想想也是，这样的话出自他口，我不感奇怪，因为符合他的性格。在缺乏民主的年代，鲠介之士的“祸从口出”是不正常社会的“正常”现象。
关于伏老师的这些“故事”，我从同事那里听到过不止一遍，也愿意一次又一次地听，这大概正是我始终挂念他的一种方式。
意外私藏老师手稿
时间一晃到了大约1980年的一天，学校操场西北一角有一块废弃的台基，当时的丁尚荣校长带着余永才、郑荣奎两名领导在台基下焚烧“文革”时存留的大批判材料。出于好奇我凑近观看。零乱的废旧纸堆中，一本蓝色软抄练习本引起了我的注意，随手一看，很熟悉的笔迹，正是伏老师写的那本《南来记》小说手稿。我心中有些慌乱，知道如果此时直接私藏不可能被允许，于是我赶忙将其塞到纸堆下面。因为当时焚烧的旧资料有一大堆，而焚堆只有一处，需要不停地往火堆上添加和拨弄。那次焚烧的时间很长，有好几小时，后来只有余永才老师一个人在管看，他不时回办公室，又不时出来往火堆上添放焚物。由于我记挂着伏老师的那份手稿，于是我趁着焚烧处没人时，迅速找到那本手稿收入怀中（还顺手拿了一摞其它大批判材料）。
小说手稿是写在学生用的练习本上的，前面是目录，共列了140节，正文部分只完成了前面的10节内容，共50多页。这10节内容写1945年7月离家到抗战胜利这一个多月的经历，对全书而言只是开了一个头。那份手稿上有用蓝、红色笔画下的杠线，应是当年批判这本书时标出的所谓“反动”内容。我藏匿老师手稿一事没有第二个人知道，我也从不示人，只是将书稿读了许多遍后，藏匿书柜深处。
又过了20多年，在2001年冬季时，我已在区教研室工作。一次与本室离休的汪诚老师闲聊，得知他一直与伏老师保持联系，并告诉我伏老师住在中华门外的雨花路。我向汪诚老师请求有机会带我去看望伏老师。过了不长的一段时间，汪诚老师告诉我伏老师要来东山看我，我忙说我应该去看望老师。谁知一天下午，汪诚老师陪着伏老师突然来办公室看我，让我作学生的很觉惶恐。这次我看到老师，对我而言，距1969年那个批斗会上的“半次”见面相隔32年；对他而言，则相隔了38年。记得那天他进门后瞅了我一阵，才说“有印象，和名字能对得上号……”。老师说的是实话，38年前我才11岁半，能有一点“印象”就不错了。
这次是与老师仓促见面，叙谈中我想告诉他小说手稿事，几次欲言又止。主要是考虑书稿放在家中数千册藏书的某一角，多年未曾翻检了，又经数次搬家，万一被家人处理或遗失了，贸然说了如果找不到，岂不更伤害了老师。送走了老师，我当晚就翻检藏书，发现老师的书稿仍在，于是连忙写信与他告知一切。没几日，当我怀揣老师的书稿登门拜访他时，他手捧书稿感慨万分，说如果再让他年经十岁（那年他81岁了），他一定会续写完稿，以了心愿。
是啊，这是老师的遗憾，现在想起来，我最该遗憾。我1980年就得到老师的手稿，为什么不早点设法联系他？时光不可倒流，一切似乎受命运的摆布。因偶然，是我的留心让老师的手稿劫火逃生；同样，是我的粗心，让手稿在藏书柜中白白多呆了22年；书稿自身的幸与不幸，我检稿、留稿的功与过，也似乎都在命运的安排中。再想得远一点，当老师的手稿在即将化为灰烬时，我发现它，是偶然的巧合。完全偶然吗？也不是。我在少年时就崇拜老师，偏偏让我遇到了这样的巧合，我设法私藏它，又是我必然的选择。我现在曾假设，当时我如果直接向领导提出把伏老师的手稿留下，会不会被允许？以1980年时的政治环境，我不敢肯定领导会同意我的做法，所以我采取了“偷偷摸摸”这种不雅的私藏方式。私藏老师手稿的偶然与必然不能不富有传奇色彩，我更愿意将其理解是命运的安排。
回看老师的“毒诗毒文”
我自2002年冬天和伏老师见面后，他送我《寄庐诗存》诗集并题签留念。从那本诗集的序言中我才知道他离开铜井后30多年间的大概情况。伏老师自1972年“被退休”后长住雨花台附近。他退休不久即被街道聘用，办群众图书馆，热心为读者服务，没几年就成绩斐然。省市数家报刊相继报道他办图书馆的成绩，国家文化部、团中央和全国总工会的领导曾多次亲临访问指导，并接待过全国十七个省市的参观团。看到这些内容，我不禁再一次痛恨“文革”的荒唐，一个曾被批判为“反共老手”继而被组织上强迫提前退休的人（他“被退休”时才50岁），会仍然“死心踏地”地为我们党辛勤工作而不怨不悔吗？
“文革”中批判他写“毒诗毒文”反党，完全是无中生有的中伤、栽赃。“文革”结束后国家落实政策，推倒加在他身上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辞，他居住地的雨花台区党委组织部为他重新办理了离休干部待遇。晚年他潜心写诗，创作诗歌500多首，作品在许多刊物发表，有诗集《寄庐诗存》。他送我诗集后，我对老师的每首诗都虔诚拜读，悉心体悟，更觉得他是一个热爱生活、勤奋创作、思想高尚的人。
伏老师在教我们的时候，常在课堂上用古声古韵忘情地吟诵古人诗词，还讲有关诗的故事，讲自己写诗的事。我尤其记得有一首诗是他带我们去长江边游览时创作的，回来曾在课堂上很得意洋洋地念给我们听。只是我那时太小，只听没记录下来，隐约记得老师讲解诗句时提到有“鮰鱼”“采石矶太白楼”“乌江霸王庙”的词汇。因为“鮰鱼”是我们这一带长江的珍鲜，我们铜井河口的对面就是安徽和县的“乌江霸王庙”，所以我对这首诗的印象特别深。当我2002年冬拿到老师诗集时，我第一反应就是查看诗集里有没有收集那首诗。果然收了。这是一首我只有儿时依稀印象、睽违近40年的老师创作的诗歌，全诗如下：“掬尽长江水，与君共一醉。太白挨身坐，霸王对面陪。禾黍随手采，鮰鱼就地煨。豪饮近颠狂，此席何快哉！”仅以此一首诗，即可证明老师的诗风属于豪放一派。试问，这难道就是老师的“毒诗”？！
至于“文革”中他的“毒文”当数他的《南来记》。当我1980年私藏这本手稿时，我还曾想过，老师的手稿“文革”中被称作“毒文”，里面可能会有一些不适宜阅读的“敏感”语句吧。可我阅读多遍，反复在字里行间寻找，怎么也找不出它有什么“毒”，一度有点困惑。后来，随着国家政治开明，冲破“禁区”，大量冤假错案得以平反昭雪，“伟大领袖”渐渐走下神坛，自己也阅读了一些研究历史真相的资料，结合自己的理性思考来重新认知我们党的若干历史，我那“困惑”也慢慢解开了。《南来记》记述了一个革命青年追求理想的成长经历，本就无“毒”，哪能找出什么“毒”呢？纯粹是当代的“莫须有”。我不禁对自己以往在老师手稿中找“毒”的天真举动酸心一笑。
2002年冬天我送还伏老师的这本自传体小说手稿时，曾留下一份复印件，作为对老师的永久记念。伏老师大约2007年去世时，我并不知道，是汪诚老师后来才告诉我的。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我想他已无力续写《南来记》。我在送还手稿后没能再去拜望老师，也成为我终身的大遗憾。伏老师应泉下有知：您的学生深深怀念您！
写于2016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