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革”爆发的1966年，我在读初二，运动的第一波冲击到我们偏僻的农村中学应该是5月底时候。当然这是我作为一名学生的感觉，5月份以后学校的文化课已无法上了。我记得代数教材的最后一单元是函数，至少要学半月以上，再留一二周时间复习后是学期大考，而我只学了函数单元的开头，后面内容就没学了。语文课的停止倒有一件印象深的事情。一次，语文课的施茂松老师来给我们上教材上的课文，遭到了戴国林同学的当场抵制，施老师那时才是20来岁的青年教师，双方在课堂上你一句我一句地辩论，逐渐都情绪激动起来，施老师气得夹着课本离开课堂。他们辩论的内容已记不得了，以当时的个人感觉，班上大多数同学都认为“闹课”是不对的，公开顶撞老师也过分了。那时我们这些农村孩子对老师向来是尊重的。现在来看此事，我早已不从师生争论的双方谁对谁错上来判断了。当时报纸、广播整天价地宣传反这个反那个，目的又是为了实现“崇高的理想”，有着一腔热血、最听党的话的青年学生怎么能够按捺住那种“正义的冲动”不起而造反呢？所以，好端端的教学秩序一下子被打乱的终极责任并不在那些“造反”的学生。在“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口号的盅惑下，青年学生只是充当了运动的工具。“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口号真是无理之极，因为什么行为属于“革命”，那是没有一个标准、也无法用一个标准去确定的，全凭自个儿口说。谁都可以以“革命”为标榜，去革别人的命，去造反，以致后来的派性争斗、打内仗，各派都称自己是“革命派”，漫骂对方是保皇派、反革命派。所以，我认为，“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是一种赤裸裸的教唆。年轻学生在此口号之下，根本没有认知能力、也不需要去认知，只管高喊着口号去“革命”“造反”，学校、社会秩序不乱才怪。

二

整个6月份的上课是分组学习讨论，学习材料主要来自报纸上。开头还是由老师指定讨论题，大家端着凳子聚在教室前的桃树林下，自由得很。印象颇深的是参加了一次批斗老师的会。批斗对象是学校李东祥和曹树贵俩老师，李老师是当时初三班主任，学生平时很崇拜他，但他老婆是个摘帽右派分子的小学老师，他自己大概属于学校的“反动学术权威”（很可笑的称谓），所以成为批斗对象；曹老师虽然只是总务处会计，但他家庭出身是大地主，按照“阶级斗争”理论，他也必然成为被批斗的对象。批斗会的中途，不同观点的学生先由吵闹，继而双方打起来，几个人揪在一起，动用拳头，滚在地上。那时学校一个年级就一个班，全校一共才3个班级，大家都是同学或很熟悉的校友，双方都不想大打出手，很快被拉开了。批斗会照常进行。斗李老师时还算文明，主要是李老师平时教学水平较高，待学生也好，农村学生也纯朴些，还念点师生感情。学生喊口号质问，他一一回答，作检讨，低头弓身。对曹老师就不同了，他在总务处工作，平时管食堂伙食，没有学生是他直接教的，所以师生感情方面自然要淡薄许多了；更兼他是地主儿子，所以他被斗得很厉害。记得他被人反剪双臂，站在批判席上，一会儿就涕泪流得很长。有人上去动手打他，听到他的哀求声，让人不免心生恻隐之情。

“文革”运动，首先要找到“阶级敌人”，也就是有了斗争的对象，“革命、造反”也就“顺理成章”了。在当时及以后很长时间，我和一些要好的同学每议论那些打人的学生，总是怪责他们心太“狠”了。再后来，我突破了原来的那种肤浅认识，并不只责怪那些下手“狠”的运动积极分子。那时的批斗都是相互效法，批斗成风了，当批人、斗人成为“革命行动”时，能有多少人会去怀疑这样的“革命”会是野蛮、错误的？尤其是不谙世事的青少年，他们都认为自己的行为是百分之百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忠诚，尤其是对“伟大领袖”的绝对忠诚。历史已昭示，具体打人者固然有错，但真正有罪的不是他们而是“精神教唆者”。更何况，那些当年最早的运动积极分子们，大多数没过多长时间也成了被批压的对象，由先前“斗别人”变为“被别人斗”。实际上，大家都充当了政治家的玩偶。在多少年之后，我曾经读到著名作家冯骥才的一段话，该是从某种意义上说到问题的实质，不妨引用如下：“文革，不仅调动了人性的弱点，如人的自私、贪欲、怯弱、妒嫉、虚荣，连人的优点，如忠诚、善良、纯朴、勇敢，也化为文革的力量。人性的两极都被利用，才是中国人最大的悲哀……”

三

破“四旧”之风兴起，大批“封资修”，同学们从各种途径得知，哪些歌曲不能唱，哪些书籍不能读，哪些电影不能看……。除了古书、古戏一律禁止外，像《林海雪原》《红岩》《铁道游击队》《青春之歌》等这些我们最爱看的书也说是“有问题”不能看，甚至《欧阳海之歌》也“有毒”。许多战争题材的电影都被认为有毒。社会上抄家之风已起，不断有风传某某村、某某人家被抄出了银元、反动书籍，还有查出叫什么“变天账”的（大概是地主、富农家解放前的记账本）。当时，抄家行动很简单，简单得不可思议。如果有人提议某某家可能有“封资修”，再有几个人附和，马上就可以上门去抄，不需要任何手续。我的父亲在乡村算是一个读书人，曾保存了许多解放前读过的书报，平时打成包架放在家中很高的隔墙上。为防止来抄家，父亲关门闭户，将大多数旧书报都焚烧了，留下了一些私塾教材及少量舍不得毁掉的旧版书籍。这些书籍也成了我辍学后的秘密读物。

那时的破“四旧”、批“封资修”阵势很大，连颜色鲜艳的服饰都被包括在破、批之内，情景可想而知。现在许多青年人都不知道“文革”是什么回事，经历过的人大多不仅健忘更没有从本质上认识“文革”，甚至于认为“文革”是反特权，是民主，那就是大错特错了。“文革”是一个制造混乱的时代，许多荒唐的事情都在那时发生。“文革”结束后一段时间，中央将其定性为“人类历史上一场浩劫”，很准确，而后来因种种政治因素，对“文革”的清算太不够了，以至现在许多人面对社会存在各种矛盾时，尤其是在憎恨贪腐现象时，都莫名其妙地希望“再来一次文革”，那是有病找错了药方。我的观点是，我们老百姓不管“政治的深意”，反正“文革”是不能再来的，因为它对绝大多数老百姓来说，没有、也不会带来任何好处。但有一个误区要说明，在“文革”运动之初，老百姓曾经“兴奋”了一下，兴奋什么呢？兴奋“民”能反“官”，那时叫“斗走资派”。于是有人以为，“文革”时“官”的日子不好过，哪像现在的官贪污受贿……这是认识上的大误区。其实，那时基层社会挨斗的“走资派”，除了因阶级出身或所谓的“历史问题”外，都很快被“三结合”了，照样当领导。至于当时全国范围内普遍开展的“斗走资派”运动，那是为了扳倒“最大的走资派”而导演的一出政治游戏，或说是政治悲剧。故且不说。总之，“文革”之初的“斗走资派”，确也迎合了老百姓的一时需要，这有一点与鲁迅小说中那个阿Q听说“革命”来了产生的一时兴奋心理极其相似。阿Q不会因为“革命”来了会改变他的状况，同样，再来一次“文革”，不会给弱势群体的老百姓带来利益。道理很简单，一个没有法治、不讲秩序的社会，安分守纪的老百姓是最脆弱的，不仅不可能得到任何好处，而且最易受到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