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质民主需要牢固的经济基础，是在持续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自然产生的民主。就中国而言，要确立这样一个经济基础，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以深化经济改革来推动社会改革，其核心是民生经济。
从经济结构上来讨论，民生经济的建设需要解决三个大方面的经济结构失衡问题。这三个失衡前文不同程度上都已经涉及，这里再总结一下。首先是出口和内需之间的失衡。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发展出了一个高度依赖出口的经济体。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开始转向建设内需社会，但是内需社会的建设困难重重。在没有有效的社会制度和政策（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和住房等）的情况下，内需社会没有任何制度基础。再者，劳动者收入仍然过低。内需社会的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没有一个有效的内需社会，内部经济增长不仅缺乏增长动力，还要受制于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
其次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失衡。这些年来，尤其是金融危机以后，国有企业大扩张，挤占了许多民营企业的空间。国有企业主要依靠行政垄断，缺乏竞争力，更难希望其通过技术创新和管理方式的创新来提高劳动生产力。同时，民营企业空间的被挤占在很快导致这个部门的萎缩。
再次是大型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的失衡。在任何社会，中小企业的发展在很多方面起着关键性作用，例如解决就业、保障社会正义和收入公平分配。多年来，中国政府努力想通过二次分配的手段来达成收入分配公平和社会公正，但收效甚微。其背后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小企业得不到有效发展。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之间的平衡属于结构性分配。只要两者之间达不到平衡，或者说中小企业得不到发展，政府在二次分配上再大的努力也会无济于事。
在中国，国有部门和民营部门、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这两个层面的不平衡刚好重合，就自然加重了问题的严重性。也就是说，国有企业是大型企业，中小型企业是民营企业。现在这两个层面叠在一起，越来越失衡，已经导致了无穷的经济、社会乃至政治问题。
实现上述三大平衡的关键是要解决民生问题。解决民生问题的重要性，无论从社会、经济和政治的角度，都是很明显的。民生问题和中产阶级问题几乎可以说是同一个问题。尽管我之前对中产阶级问题已经有诸多讨论，这里有必要再次从民生问题的角度加以探讨。我们至少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看。
第一，民生问题的严重性正在导致社会失序。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和民生问题严重脱节。中国改革开放的初衷首先就是要解决人民的民生问题，邓小平把此形象地称为“温饱问题”。此后，解决民生问题的概念越来越明确，主要体现在“建设小康社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政策目标上。初期的改革政策非常成功，不仅改善了大多数人民的生活，而且更使得数亿人脱离贫困。不过，很多年里，从改善民生的角度来看，民生问题离经济发展似乎在渐行渐远，越来越远，即经济发展越快，民生问题越严重。这主要是因为各级政府GDP 主义的形成，为了GDP 而发展经济。经济发展很快，国家财富大量增加，富豪不断涌现，但社会大多数人民的民生越来越艰难。如果经济发展继续和大多数人民的民生脱节，中国社会必然继续分化。
也很显然，如果不能解决民生问题，中国就会出现面临社会稳定乃至政治稳定问题。围绕民生问题，中国已经出现了两种不稳定的根源。一是源于收入分配不公，社会分化和公平正义缺失的普遍性社会不满。二是源于“期待革命”的年轻群体的不满。多年来的教育大扩张，有效地提升了民众的教育水平，但因为教育体制改革本身的弊端，很多人学无所用，找不到工作或者就业不足。大学生和农民工工资水平的拉平就是很好的例子。而这个群体的期望很高，一旦不能满足，对社会和政府的不满成为必然。如果说这两个根源具有普遍性，即任何社会都会面临，那么中国还需加上另外一个特殊的根源，那就是由独生子女政策而加速到来的人口老化。“未富先老”几乎已经成定局，而照顾老人的“公共服务”似乎路途仍然遥远。在“公共服务”缺失的情况下，独生子女一代会不堪负担，届时这一代人对社会和政府的不满只会愈加严重。
第二，从经济上看，因为民生问题越来越严重，在很多方面，中国开始迈向“中等收入陷阱”。根据最新的统计，中国人均GDP已经超过7800 美元，跨入中等收入国家。但是人们也注意到，中国开始出现那些经历过或者还经历着“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类似的现象，例如经济增长缺乏可持续的动力、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不稳、信仰缺失，等等。历史地看，“中等收入陷阱”可以在很多国家观察到，例如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和马来西亚等，这些国家在20 世纪70 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现在仍然挣扎在人均GDP3000 美元至5000 美元的发展阶段。很简单，要逃离“中等收入陷阱”就得深化经济改革，促成可持续的经济发展。
实际上，如果不能解决民生问题，所谓的“深化经济改革”必然成为空谈。人们早已认识到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到了一个顶点，需要转型，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那就是建设消费社会。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消费社会并没有基础。一是社会政策的缺失，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住房。在福利问题尚未解决的情况下，即使人民有了些积累，也不敢消费。二是人民的劳动所得过少，收入不高。很显然，建设消费社会最直接的方法就是继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准，改善民生。
第三，民生问题不解决，从近期来说，就会面临政治激进化的风险，从长远来说民主政治没有物质的保障。人们期望长久的社会稳定，没有稳定就不会有发展。但如果发展解决不了民生问题，那么社会还是会激进化。1997 年金融危机之后的亚洲，以及最近阿拉伯世界所发生的一切都说明了民生问题于社会乃至政治稳定的重要性。中国社会实际上也面临着由民生问题引起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在很多年里，主要依赖国家的“维稳”机制来控制局面。不过，正如前面的讨论所指出的，一个社会真正的稳定不是来自于外在的“维稳”。如果把庞大的“维稳”费用用于改善民生问题，社会可能会稳定得多。从长远来看，民生也是民主化的物质基础。在民生问题不能解决之前，民主化尽管也是可能的，但这种民主化之下的民权必然是虚假的。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民主政治下，不难发现这种现象。
从民生问题解决的世界历史经验看，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战略机遇期”。要解决民生问题，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国家的财力问题。没有财力，就无能为力。所以，一个国家民生问题的解决往往发生在该国家处于比较长期的经济上升发展，并且政府或者社会积累了相当财富的时期。一旦当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缓慢下来，政府和社会财力衰退，那么民生问题的解决就是不可能的了。而今天的中国正处于多年经济高速增长，而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积累了大量财富的时期。因此，今后一段时间必然成为解决民生问题的“战略机遇期”。
时不我待。如果中国抓住了这个并不长的“战略机遇期”，中国就可促成经济和社会发展上一个新的台阶，有可能跨入发达国家行列，同时为优质民主奠定一个坚实的社会经济基础。反之，如果失去这个机遇，就会无可奈何地面对那些“中等收入陷阱”社会所经历的一些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
——摘自郑永年论中国系列之《中国改革三步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