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经济观察报》社主办的“2011观察家年会”于2011年12月17日在北京举行。以下为中国问题专家，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所做的主题演讲实录。

郑永年：非常感谢《经济观察报》的邀请，跟大家交流这个意见。因为题目很重要，我很认真地准备了一篇演讲，但因为时间有限可能只能讲一半。资老师刚才说在中国很多方面来看，中国的确是崛起了，总体GDP已经是世界第二，有高铁、有航天飞机、有奥林匹克运动会，有世界博览会等等。这些被很多人称之为中国奇迹、中国震撼。所以，每当创造这样一个奇迹的时候我们会激动不已。对外国来说中国整体力量日益强大，世界也感受到了中国的力量。中国威胁论已经影响了很多年，这种声音越来越响。不过我们经常讲，任何事物都有两方面，奇迹和震撼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又是怎样呢 片头上，有那么多的国家奇迹，老百姓的感觉又怎么样呢 关于腐败、贫富分化、贫富差异、社会分化，道德审判、环境恶化、穷人愤怒、中产阶级外逃，我们的负面的东西可以列出更长的单子。

国际层面各个国家都在要求中国承担国际责任，但他们在没有对中国做任何妥协的同时，对中国的要求越来越大。欧洲发生了危机要中国拯救，但欧洲并不想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美国，中国每年都在买美国的国债，中国已经成为美国的银行家了，但美国并没有作出对中国有利的事情，尤其是战略上。美国在要求中国合作的同时处处提防着中国，从南海问题到TPP，中国各个方面都感觉到很大的压力。今后几年中美关系怎么走我们也不清楚。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人民努力劳动但是生活却越来越难过，国家越来越富强，但社会是越来越软弱。从前大家都期望中国崛起了我们抛掉了东亚病夫的帽子，世界会尊敬我们，重新回到一个大国应有的位置。我们仍然走不出去，我们的企业走不出去，我们的形象走不出去，我们的文化走不出去。从历史经验来看，任何一个国家如果要在世界上崛起，首先就必须是国内资本的崛起。仅仅是GDP没有什么用处。1820年代中国整体GDP占世界1/3。短短20年之后中国被印度所打败，印度不仅没有成为大国反而成为了英国的殖民地。实际上，思考一下从前的大国，美国、欧洲还是日本，还是其他一些国家。所有强国的特点就是国富民也富。无论是富国强兵还是中产阶级，他们背后就是一整套全新的国家制度，内部建设好了，外部的崛起只是一个结果，也就是我一直强调的，一个国家的外部崛起是其内部制度建设的外延而已。所以如果我们想看到最终革命的局面的话，内部制度建设意味着要通过内部改变来完成。

然而中国实际的情况是如何呢 尽管有积极的改革的举措。但我觉得已经失去了大方向。邓小平说中国的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但改革的方向是明确的就是要过河。而改革的过程是需要摸索的，也就是摸着石头。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定了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之后的改革和发展就是在极其明确的方向下取得的。现在方向是没有，更不要说积极的改革措施了。现在的很多政策与其说是改革倒不如说是救火。我们的领导班子都是救火队，着火的地方越来越多。当然还有很多以改革名义出台的改革都是对具体利益的追求。尤其是表现在各个部委和地方政府层面，捞一把利益，各方就出现了利益导向的政策，美其名曰改革。

近年来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百花齐放的时代。现在越来越激进。与此同时官方在改革路线的表态上长期处于守势，只知道不能做什么而不知道能做什么。没有一种共同的声音。更令人担忧的是，在一些大的方面，无论是改革的方面和正式的角度，改革是不是出现了倒退 举一个例子，1992年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路线，并明确地表明这是党的基本路线，要保证100年不变。《人民日报》当时发表了以后很振奋人心。可是近年来虽然左派力量的崛起，我们简单地把中国社会存在的很多的问题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联系起来。批评市场经济，少数一些人甚至是怀念贫穷社会主义的实践。而在一些地方，很多领导都在提这个观点。

实践层面，随着国有企业的大扩张，市场空间快速地被挤压，问题是如何确立改革的方向，这是对中国改革者的一个巨大的挑战。我想从一个历史的宏观的角度，我们或许能够对方向性的问题看的更加清楚一些。所以我想把当代中国的改革和近代以来中国的国家建设结合起来。当代改革是中国近代以来的国家建设的一部分，我们需要回答几个重大的问题，包括我们要建立一个怎样的国家，如何建立国家 我们已经走到了哪一步。现在的问题在哪儿

所以我想从辛亥革命开始讲。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辛亥革命终结了中国传统的皇权体制，确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辛亥革命是中国探索一个新型国家的开始。如果不用考虑到政治上的正确问题，我想从一个学者的角度，我们可以认为无论是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是这一探索的组成部分。到现在为止这个过程还没有终结，这不是说我们需要建立一个不一样的国家，我们要明确今后国家建设的方面就必须具有这种历史观。

这一个重要的问题我觉得要提出来，就是要搞清楚国家建设的两个功能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国家建设包括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们要建设一个怎样的国家。第二个是我们能够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第一个问题是规范性的问题，我们应当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施政的问题，我们实际上能够建设一个怎样的国家。规范的问题很重要，规范性目标的提出，往往是人民碰到了一系列的国家的形势，所以要建立一个人民理想中的国家。不过这个世界上不存在一个理想的国家，人们提出很多的理想，但能够受实际的影响并不多。我觉得第二个问题更重要。我们能够建设一个怎样的国家。我们理想中的国家必须要拥有建设一个这样的国家的资源。我们不能空想和幻想。我们可以从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的思想。三民主义是近代来中国政治精英提出的其中一个国家建设蓝图。尽管在孙中山之前也有改革者提出了国家建设蓝图，但都没有像三民主义那样全面和系统。今天由于很多的政治原因我们不再提三民主义的概念了。可是三民主义的很多的内容我们是接受的。

三民主义也包括了国家建设的手段和方法，三民主义是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

从孙中山之后的主要的政治力量，包括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都是认同的。国共两党都是追求一个独立、完整的主权国家。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民族主义的任务基本完成。我刚才非常同意资老师的观点，我们不能再搞民族主义。当然民族主义仍然存在也不会消失，只要主权国家还继续存在，民族主义就会存在下去。同时中国的客观现实环境也不容许民族主义的消退，包括台湾、南海、新疆、西藏等问题的存在，也不时地触发中国人的民族主义。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和民权、民生相关的。实际上民生和民权问题的解决，能够帮助我们解决民族主义在国际社会上所面临的很多的问题。民族主义一个是人民主权一个是民族主权，我们的民族主权已经解决了。同时我也不认为中国有民族主义。中国是义和团主义，一来就是打打杀杀。因为中国的民族主义是违背国家利益的。

从内部发展来看，民权和民生问题的实现更是关联到国家建设的内容。我上面所说，国民党和共产党同样认同民族主义，为什么一个失败了一个成功呢 国民党走的是一条自上而下的精英路线，而共产党走的是自下而上的大众路线。国民党一开始也是想走自下而上的。可是国民党越来越脱离民众，也就是说国民党在国家建设过程中没有解决民生和民权问题。共产党作为反对党不一样，它处于社会的边缘，共产党开始和社会的底层有很密切的联系。国民党的进步思想到精英阶层就停止了，而共产党的进步思想一直延续到最下层。国民党的精英路线或许一开始就会被共产党的大众路线所打败。当然国民党到台湾后总结了的失败教训，开始强调大多数民众的民生和民权问题，短短的时间里在经济上成为亚洲四小龙。民权问题上，孙中山提出了渐进的政治发展道路，可是孙中山没有讨论民权、民生这两个谁先谁后的问题。如果广义的角度来看，我们民权和民生是密切相关的，很多的民生问题实际上也就是民权的问题。例如，今天我们强调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权利就是民权的有机组成部分。今天我们讨论的民族问题，民权的概念不如它多。当代中国对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民族存在很大的争议，可是民族的概念越来越存在概念。从历史的经验来看，没有学习就没有民族。我们讨论协商民主等其他所有种类的民主。所以我们提出的国家建设和改革方向里，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民生和民主谁先谁后。

我觉得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就是以民生促民主，以民生保障民主。世界历史演变证明，发展民主并不是难事，但要发展优质民主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任何一个国家在任何一个社会经济发展都是可以开放的，农业国家可以开放选举，工业国家可以开放选举，人均GDP3000美金以后开放选举，但可以确信地说，农业文明的民主和工业文明的民主绝对不是一件事。人均GDP3000美金的开放选举，和人均GDP3万美金开放的选举质量是不一样的。

对中国来说我们要提的问题不是要不要民主，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争取优质民主和避免劣质民主的发生。民主政治产生于西方，经过一两百年的引进，西方民主进化到当代所有的合格的选民都可以参与，西方民主在很长的历史时间里都是精英民主，是少数的民主。现在的大众民主历史并不长，人们也可以在发展中国家看到类似于欧洲、北美那样的民主，幼稚的民主大多发生在西方，而劣质的民主都在西方之外的发展中国家。在亚洲，日本是第一个优质民主。一些社会过度地学习西方民主，甚至是模仿民主，可是问题很多。日本之所以会成为优质的民主，主要是因为它可以集成传统的特色。但日本的民主和西方有很大的不同。日本的民主也被西方的很多人批评。日本之后，亚洲四小龙也走上了不同的民主化道路，这些经济体的民主化也还在进行。民主化的路径也不相同。但我们不难看到这样的特点，和其他的地区和社会相比，四小龙的民主新的理性。亚洲四小龙被视为东亚模式的代表。可是我觉得不仅存在着东亚模式，而且四小龙也可以被认为是这一模式的代表。进一步觉得东亚经济模式跟东亚民主模式是密切相关的。总体而言，东亚模式的特点是经济在先、发展在后，简单地说，东亚模式是以民生促民主，精炼地看，以民生促民主，民主有很大的可能成为民主。但如果是以民主促民生，民主有很大的可能成为劣质民主。

日本和四小龙花了短短几十年的时间达到高度的社会经济发展。在新加坡这个过程李光耀先生把它称之为从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社会经济的高发展水平是民主政治的物质基础。西方在进入大众民主化之前，也经历过近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社会经济已经发展到一个很高的水平，高水平的社会经济发展，既是推动大众民主化的动力，也是大众民主所能生存的物质载体。但西方式媒体全部到西方之外的发展中国家并没有推动民主，和这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民主往往和暴力联系在一起，尤其是非洲的国家。四小龙不一样，很长时间政府的重点在于做蛋糕，并把蛋糕做大，这是我们学界所说的发展性政府，政府通过发展把蛋糕做大以获取人民的信任。

经济社会的发展是优质民主的关键，民主尽管表现为投票的一种行为，但这种简单的投票行为背后是民主的问题，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中产阶级发展了，选民就不会因为一点点经济上的好处而出卖选票。如果人均GDP3000美金的时候，这个选票就不值钱。我到广东和浙江都去看过。如果是人均GDP达到了3万美金的时候，这个选票就买不动了。

当然还有一个是台湾的黑金政治，买选票主要是发生在社会的低收入阶层。另外一个是人均GDP3000美金的时候，可能大家的教育程度都非常低。到人均GDP3万美金的时候大家都接受了很好的教育，大家对政策都可以很好地考虑。

以民主促民生是可以考虑的，但大多数是失败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国家，在成为独立国家之后都走的这样的道路。这些国家的精英们努力地学习西方的模式，希望用民主促进民生的发展。但在国家显然没有成功，泰国和菲律宾是亚洲民主化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模式。到现在很少有人模仿这两个模式。前段时间我碰到一个韩国大使，他说60年韩国派人到菲律宾去学习，没有想到到现在为止菲律宾是这样的一个乱七八糟的国家，而韩国成为了一个非常发达的国家。

在经济上，这些国家长期陷入了我们称之为中等收入陷阱。我觉得从政治上看，这些国家中等收入陷阱只是表象，其更重要的原因是陷入了低收入陷阱。尽管人人都接受了民主，但民主既没有能够帮助这些国家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反而陷入了中等收入的陷阱，而且更带来了社会的腐败。如果这些国家不能度过地等收入陷阱就不能逃过中等收入陷阱。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政府是逃避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的力量。

中国应当把重点放在民生问题上还是放在以开放学习为主体的民主化政治改革上。我的判断是中国现在的问题主要是民生，因为民生问题严峻很多人就想到了民主化。不过，单纯开放选举既不能保障民生问题的解决，也不能保证优质民主。尽管民主化不可避免。但在现在的条件下，一旦大规模的民主化开始发生，也没有人可以保证优质的民主。

很多年来从经济上说，民生问题的恶化是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产物，这主要是表现在三个方面，出口跟内需的平衡，国企跟民营企业之间的失衡，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的失衡。

民生问题的恶化导致了很多的社会经济问题。比如说导致社会的失序、贫富分化，社会越来越不稳定。我自己觉得中国要解决民生问题，中国已经从历史世界的经验来看，已经进入了一个战略机遇期。我们讲战略机遇期是想进一步发展GDP主义主导的战略机遇期。中国现在要解决民生问题，已经到了一个战略机遇期。要解决民生问题，一个现实的问题是国家的财力问题，没有财力就无能为力。一旦到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缓慢下来了，政府和社会财力不多的时候，民生问题的解决是不可能的。而今天的中国正处在多年经济高速增长，因此今后一段时期必然成为解决民生问题的战略机遇期。

所以中国如果抓住了这个并不长远的战略机遇期，中国就可以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上一个新的台阶，有可能跨入发展中国家的行列，同时为优质民主打下一个社会坚实的基础。如果失去了这个机会就会无可奈何地面对中等收入陷阱所经历的社会经济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