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中国的经济正在经历任何一个大的经济体都要走过的一条路：从高速增长的时代进入到中高速阶段，将来还要进入中低速，整个经济增长都要放缓。如何正确认识经济发展的规律，把企业的生存之道与大的国情相结合。靠过去高投入、高能耗、密集劳动力等资源的增长模式已不可持续了，我们的经济增长一定要转换。但是，怎么转换？怎么适应？怎么发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办公厅主任、中心新闻发言人、博士生导师余斌在4月16日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高层管理论坛上为我们带来了对中国宏观经济发展最前沿的解读。作为国务院高级智囊团核心的成员，余斌既熟悉宏观经济，也熟悉微观经济，更熟悉我们社会的发展。他的《中国经济的增长阶段转换与再平衡》演讲，为我们带来了深刻思考与启发。（导读）
匀速增长：增长的转换与再平衡
余斌：大家好！昨天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今年一季度中国经济运行的状况，总体来说，表现还是很不错的，经济增长6.7%。尽管仍然延续了近些年以来的下降趋势，但在下降当中也有很多积极的变化。
今天的题目是增长阶段转换与再平衡。我认为这是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最突出的问题。所谓增长阶段转换说的是过去我们处在高速增长阶段，但这个阶段已经结束了，正在转入中高速增长阶段。我们希望中国经济能够在新的增长平台上保持稳定，但必须要实现再平衡。过去在高速增长阶段，供给和需求的总量和结构是平衡的，今天我们需要在中高速这个新的增长平台上实现供需总量和结构上的再平衡，只有保持再平衡，中国才有可能保持经济的稳定发展。
1978年到2012年，中国经济年平均增长9.8%，其中2011年到2015年，十二五规划的这五年，年平均经济增长7.8%，略高于7%的目标；2016-2020年是十三五规划的五年，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要比2015年翻一番，要保持6.5%的平均增长。李克强总理说，要实现GDP翻一番的目标，这五年年均增长要达到6.53%。中财办一个领导算得更细了，这五年要实现GDP翻一番的目标，平均增速要达到6.523%。习主席在五中全会建议说明当中提出的增长底线是6.5%，因为只有经济增长达到6.5%以上，我们才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对此，以下两点至关重要。第一，年均增长6.5%以上，并不是指这五年每年的增长都需要达到6.5%以上，经济运行永远是在高涨-衰退-箫条-复苏之间循环往复波动的，可以前低后高，退一步进两步，只要五年平均增长6.5%，我们就可以实现GDP翻一番的目标。第二，这个增速指的是全国平均增长速度，并不是说在十三五期间，每个地区、每个产业或者每个企业都需要达到6.5%的增长。比如像北京、上海的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已经达到70%以上或接近70%，它实现6.5%以上增长的可能性越来越小。还有东北、华北地区经济转型面临的困难很多、挑战很大，它们在这五年当中能够达到很高的增长也是极不现实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强调的是“全国”“年度”的平均增长。
接力赛：追赶接力的高危环节
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一直处于滑坡的状态。去年增长6.9%，今年一季度增长6.7%，经济增长持续下行的趋势并没有改变。但是，我们的经济增长叫做调速不减势。什么叫调速不减势呢？调速是指经济增速从10%逐步下调到7%，但是中国经济总量上台阶的趋势并没有因为速度下调而减弱。当中国经济规模大幅度提升之后，相对较低的经济增长可以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多的市场机会。
今年，李总理政府工作报告称，今年我国发展面临的困难更多更大、挑战更为严峻。经济增速换档、结构调整阵痛、新旧动能转换相互交织，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今后五年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阶段，各种矛盾和风险明显增多。我参与政府工作报告的起草工作多年，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起草工作的时候，我说今年是近些年以来最困难的一年，能不能在政府工作报告当中明确表达这个意思？起草组讨论的时候，都同意我的意见。但是我们发现，从温总理开始，每年政府工作报告都表达了相同的意思。因为经济是逐年滑坡的，每年都是最困难的。我说今年是最困难的，是说今年中国经济有可能达到底部，从而出现小幅回升的态势。所以，最后我们表达为困难更多更大、挑战更为严峻。
这说明，第一，今年经济下行压力很大，十三五这五年可能是风险集中爆发的时期。一方面我们要应对经济持续下行的压力，另一方面，我们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危机的底线。怎么看待中国经济当前的运行状况？我们是这样解释的：在发展中国家追赶进程的不同阶段，后发优势的重点，蕴藏的增长潜力不同，从而带来经济增速、增长动力、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的相应变化。根据国际经验，结合中国实际，可以将后发国家的追赶进程区分为五个阶段，即起飞阶段、高速增长阶段、中高速增长阶段、中低速增长阶段和增速回归阶段。所谓的追赶进程是指追赶发达国家的进程，这是我们分析了世界上五十多个国家的情况做出的判断。
如上图，横轴是发达国家的增长，在每年2-3%的水平上，是相对稳定的。但是作为一个落后国家，只要能成功实现经济起飞，可以在很长的一个时期保持比发达国家高出很多的经济增长，我们把它叫后发国家的追赶进程。后发国家的追赶进程由若干个不同的阶段构成，形成完整的追赶周期，形成倒U形的趋势。
仅就中国而言，1978年到2012年是改革开放的35年。在这35年中，中国年平均增长7.8%的阶段已经结束了，我们现在正在进入的是中高速增长阶段，预计这个阶段大概延续十年左右。在这个十年中，预计平均经济增长在6%左右。目前我们处在一个什么位置呢？两年以前我写过一本书，这个书的题目叫做《追赶接力》。如同“接力赛”，过去我们是以接近10%的速度追赶发达国家，这一“棒”已经跑完了。目前我们处在交接棒的关键时期，如果我们能够顺利的实现交接棒，接下来我们将以中高速继续我们的追赶进程。但是在接力赛程中，交接棒是一个高风险的阶段，接不好会出现“掉棒”的危险，中国现在正处于这样一个非常危险的时期。
新旧动力替换：改革期的三大转变方向
简单回答两个小问题：美国人比我们富有，人才优势明显，技术比我们先进，制度比我们完善，我们在很多方面和美国相比都有很明显的差距。但他只有2%的增长，为什么我们可以达到7%呢？问题在于，美国早已是一个成熟的经济体，而中国还有接近一半的人生活在农村，还有很多的后发优势没有释放，还没有完成追赶的进程。因此，尽管我们在很多方面跟美国相比都有差距，但是我们处在完全不同的阶段。美国有2%的增长，它已经很了不起了，但是我们可以达到7%左右，我们还有巨大的追赶和增长的空间。
第二个问题，去年中国经济增长6.9%，印度增长7.5%，印度的经济增长首次超过中国。难道我们还不如印度吗？什么道理呢？我们已经走过了高速增长阶段，而印度尚处于起飞阶段甚至更早。所以，去年他比我们高0.6个百分点，以后可能会高出6个百分点，这样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这是我们对世界上很多后发国家追赶进程所做的基本总结。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旧动力转换、由要素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效益提升、由中等收入迈入高收入“惊险一跃”的关键时期。我们现在面临三个大的转变。
第一，过去我们主要依赖传统的增长动力来支撑经济的高速增长。现在传统的增长动力正在逐步衰减，我们需要通过创新培育新的增长动力，从而实现新旧增长动力的平稳转换与接续。习主席曾经讲，当传统的增长动力不断衰竭，新的增长动力迟迟不能形成，就形成了新旧动力青黄不接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增长必然大幅度衰退。
第二，过去我们靠资源要素的高投入、高消耗、环境高污染来实现粗放型的高经济增长，现在则要向要素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效益的提升，未来我们要以提高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为中心。
第三，由中等收入迈向高收入说进行解释，世界银行把所有国家分为四类：低收入国家、下中等收入国家、上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2000年以前，中国一直是低收入国家，2000年以后我们成为了下中等收入国家，并在这个阶段保持了十年，我们现在要向世界上的上中等收入国家转换。这三个大的转变时期，也是中国改革十分关键的时期。
L形走势：行业的问题带来全局的风险
投资出口和工业驱动增长的模式渐行渐远，而依靠消费、服务增长和效率提升支撑的模式越来越近。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的是消费、服务和效率提升。增长阶段转换导致的潜在增长率下降趋势短期内难以逆转，经济增速出现改革开放以来从未有过的长时间、大幅度调整。有些经济学家认为，自2010年以来，我们一直处在滑坡的过程中，一旦达到底部，经济就会出现V形反转，重新回到高增长的轨道。我们认为这是极端错误的，没有任何可能性。未来中国经济逐年滑坡到底部之后，我们将在新的中高速的平台上保持稳定，呈L形的走势。
为什么很多企业家感到很迷茫？找不到方向？这是因为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我们从未经历过今天这样的情况，所以迷茫也是很正常的。不仅如此，随着经济增速逐步放缓、探底，我国有可能进入各种风险不断积累并集中释放的时期，包括金融系统、产能过剩、房地产库存、地方债务等风险点明显增多，并可能交叉传染，增大发生风险的概率。房地产市场出现转折性的变化之后，很多房地产企业破产倒闭是不可避免的。这本来是房地产这个行业出了问题，但由于地方政府过去借了很多债，要依靠土地的升值预期来偿还。当房地产这个领域出现问题，地方政府的土地卖不掉，卖不上价钱了，原来偿还得了的债务今天就还不了了，所以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就可能爆发。而地方政府债务多数借的是银行的钱，当大量的欠银行的债务还不了的时候，就可能导致银行的破产倒闭。中国这些问题是高度关联、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的，一个领域出现问题，就可能带来全局性的问题。与此同时，国际经济和地缘政治风险与国内风险因素相互交织叠加，还将使我们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
严峻到什么程度呢？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在1960年达到中等收入的101个经济体中，到2008年，差不多半个世纪以后，能够成功翻越高收入门槛的经济体只有13个，能够从中等收入实现“惊险一跃”进入高收入国家的比例为10%多一点，只有10%多一点的国家能够翻越高收入之墙，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另外接近90%的国家都失败了，其中大多数国家未能实现增长阶段转换，不同程度地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少数的幸运者，如日本、韩国，中国的香港、台湾，也是在经过系统性经济金融危机的冲击以后，市场主体被迫调整并逐步适应新的宏观环境，在相对较低的增长水平上实现了新的均衡。
严守：系统性金融危机的风险
我们观察过去的半个世纪，对中等收入国家来说，只有两个结果，第一，90%的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出现长期的经济停滞。还有10%多一点的国家在经过了系统性经济金融危机的冲击之后，在相对较低的增长水平上实现了新的均衡。
经济增长持续下行，是负增长，即经济衰退。长期的经济停滞，徘徊不前，有的延续十年二十年，有的长达三十年，然后出现经济的弱增长。在这个地方挖了一个大坑，叫做中等收入陷阱，出现的概率接近90%。极少数的幸运者在经过了经济持续下行之后，爆发系统性的经济危机，以大量的企业死亡为代价，然后，经济再逐步恢复至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这样的概率大概在10%多一点。
过去中国创造过经济奇迹，因为到现在为止，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保持超过三十年的高速增长，中国是唯一做到的国家，所以被称之为中国经济奇迹。我们希望中国在经过了前些年的调整之后，到了目前这个阶段，能够在中高速的平台上保持稳定。也就是说我们既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还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经济金融危机的底线，在中高速的平台上保持中国经济的稳定发展。如果我们能守住这条红线，中国将再创经济奇迹。但到目前为止，这样的目标，在世界上并没有观察到先例。
我们要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往往是一个要出重大问题的这么一个时期呢？在高速增长阶段，出现经济周期性下行时，由于市场需求扩张潜力巨大，企业可以通过自我调整等待下一轮高涨的来临。熬过了冬天，春天自然会到来。在高速增长阶段，也会出现短暂的经济低迷，企业的日子也很难过，但是那个时候你什么也不需要做，睡觉就可以了，我把它叫冬眠。在经济的短暂低迷阶段，企业只需要消极等待新一轮高涨的来临，那时候，企业面临的困难自然会迎刃而解。在高速增长阶段，企业经营可能会犯错误，也可能欠一堆债务，没关系，这一轮失败了，但是下一轮高涨来临的时候，只需要抓住一个机会就能翻身，就能偿还欠下的债务，因为毕竟处于高速增长阶段，市场需求扩张的潜力巨大，给你提供了翻本的机会。
银行依靠信贷规模的不断扩张，在资产价格大幅攀升的过程中可以轻而易举地消化不良贷款；银行贷款有一百个亿，其中十个亿是呆坏账，不良率达到10%，那这个银行就要关门。但是如果银行把它的信贷规模从一百个亿扩张到一千个亿呢？十个亿的不良贷款算什么？还是一个很好的银行。银行通过不断扩张它的信贷规模，来保障它是一个优良的银行，当然很重要的是资产价格大幅攀升。
盖这栋楼，本来花一个亿可以盖好，结果内部管理不善，跑冒滴漏的地方很多，结果花了两个亿才盖好。问题是这栋楼的市场价格在十个亿，花两个亿也没关系，仍然属于优良资产，仍然可以给你提供稳定的投资回报。所以，高速增长阶段本身是可以化解这些矛盾和风险的。地方政府经营土地，加大基础设施投资，起到了经济内在稳定的作用。一旦短暂的经济低迷来临，中央政府带头，号召地方政府加大基础设施投资，中国很快就会出现新一轮的高涨。高速增长阶段具有掩盖、消化、吸收矛盾和风险的内在机制，主要是两个原因，第一，市场需求扩张潜力巨大；第二，资产价格大幅度的攀升。因为有这两个重要的内在机制，所以过去三十多年，我们的经济没有出现大的问题。
现在，进入增长阶段转换期以后，潜在的增长率明显下降，原有的景气循环周期被打破，风险消化机制不再继续有效，但市场主体行为并未及时调整，地方政府土地财政难以为继。过去依靠不断卖地来偿还欠下的债务，来扩张城市的规模，来“摊大饼”、盖新城，今天，土地卖不掉了，企业接受沉没成本，主动化解过剩产能的意愿不足。假如我把三十多年挣的钱投资到煤矿，然后却卖不掉，你让我关门，意味着我三十多年的努力付诸东流，你能做这样的决定吗？日子自然很难过，其他人的日子也差不多如此。怎么熬呢？如果把别人熬死了，我的煤就好卖了，可以主动化解沉没成本。为什么僵尸企业很难退出？为什么政府要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因为这个道理。
银行为避免当期贷款损失，会极力支持劣势企业的生存和运转。银行把一百个亿贷款贷给企业，如果企业破产倒闭，银行就会增加呆坏账。企业已经活不下去了，证明银行的贷款是错误的，但它还在不断给企业发新的贷款，那是错上加错，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下降。这些问题和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容易诱发系统性危机。为什么90%的国家都会失败呢？100%的国家都会发生危机呢？就是这些问题出现以后，很难得到解决。
供给侧改革：避免陷入债务通缩螺旋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很多人觉得中央也没希望我们把政策搞明白。新常态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才能理解，结果又弄出一个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我们又弄糊涂了。201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三期叠加”，今天为什么如此困难呢？正是因为我们处于“三期叠加”这么一个十分特殊的时期。经济增速换档期、经济调整的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意味着经济增长速度、经济结构、发展方式、增长动力的重大调整和变化，因此我们需要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三期叠加”和新常态解决的是“怎么看”的问题。
去年中央工作会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说应对当前的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办？没有别的办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们可以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区分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把改善供给结构作为主攻方向，实现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跃升。需要区分供给改革、政策调整、转型升级和更新换代。什么意思呢？今天我们需求侧存在很多问题，供给侧存在很多问题，但是主要矛盾或者矛盾的主要方面集中在供给侧，我们要抓住主要矛盾，解决主要问题，因此强调供给侧。供给侧的问题不是总量的问题，粮食连续十二年增长，工业品普遍产能过剩，所以供给侧的问题不是总量的问题，而是结构性的问题。
怎么解决供给侧的结构性问题呢？没有办法，只有用改革的办法来解决供给侧存在的结构性问题，这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改善供给结构作为主攻方向，实现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跃升。现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了一个筐，什么都往里面装，这不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调的是用改革的方法来消除供给侧所存在的制度性障碍，从而增强供给侧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调整。因此，它不同于一般的政策调整，它不同于企业的转型升级，也不同于产品的更新换代，它强调的是改革。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中等收入人群持续壮大，居民消费升级呈现个性化、高端化、服务化的态势。在国内传统需求收缩和外部需求持续低迷的背景下，供求矛盾转变为供给过剩与供给不足并存。我们一方面看到严重的产能过剩，另一方面，过去五年中国人每年在海外的消费都是一万亿人民币，所以一方面是供给过剩，另一方面是供给不足。数量过剩与品质不高并存，传统、低端和无效供给过多，新型、中高端和有效供给不足。供给与需求的矛盾集中在供给侧，表现为供给不能适应需求的变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消除这些障碍。
增长阶段转换的本质是实现供给与需求在总量和结构上的再平衡。我们只有实现了再平衡，我们才有可能完成增长阶段转换的任务，我们才有可能在中高速的平台上保持中国经济的稳定发展。由于大量过剩产能未能有效退出，供给大于需求导致竞争日趋激烈，过度竞争、恶性竞争，导致工业品价格持续负增长。到今年3月份PPI持续负增长47个月，企业利润滑坡，债务负担加重，债务通缩螺旋，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什么叫债务通缩螺旋呢？我这个企业过去销售收入一个亿，银行贷款两千万，这个债务水平我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工业品出厂价格持续下降和通缩的后果是，我的销售只有五千万了，但是我的债务仍然是两千万，债务负担明显加重。负担加重以后，企业被迫变卖资产，偿还债务。在这个过程中，由于负债加重，有相当一部分企业会死亡，风险不断向银行传递和集中，当银行面临越来越高风险的时候，只能被迫收缩信贷。银行收缩信贷，企业和个人得不到银行的资金支持，需求会进一步萎缩。由此，价格会进一步下降，通缩的情况会越来越严重。这又造成企业的债务负担会进一步加重，这就叫债务通缩螺旋，是一个恶性循环。
产能过剩已经成为经济运行中的“恶性肿瘤”，必须痛下决心施行“外科手术”。在这样的情况下，宏观管理必须重视供给与需求的有效结合，在保持总需求基本稳定的同时，转向以供给调整和结构改革为主。这是去年年底我们给中央的建议，当时我们没有使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说法，用的是供给调整和结构改革，后来中央把它浓缩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出路：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在上图中，蓝色的这条线是供给，红色这条线是需求。需求侧大幅度萎缩，由此带来普遍严重的过剩。供给大于需求，价格持续下降，企业盈利水平滑坡，中央、地方财政收入增幅大幅度下降，经济运行质量效益滑坡。这是我们面临的问题。怎么办？无外乎三种考虑问题的方式：
第一，我们“踩油门”，让需求侧重新回到与供给相适应的水平，如果需求侧重新回到与供给相适应的水平，我们所有问题不就解决了？有经济学家说为什么下行？咱们再加大力度，四万亿不行，我们拿出四十万亿的刺激计划行不行？让需求重新回到与供给相适应的水平。那样的话，我们今天面临的所有问题都会解决。怎么来看待这样的问题？我们目前还处在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国际金融危机以后，我们没有做出深刻的调整，而是通过四万亿的刺激计划暂时度过了难关，为今天埋下了隐患，如果再搞四十万亿的刺激计划，我相信今年、明年的日子会好过的，问题是明年以后的日子还过不过？以后消化起来更困难。过激的刺激政策，是以中国经济中长期崩溃的可能性为代价的，所以更“狠”的刺激政策是不可行的。
第二，现在需求政策的作用越来越差。习主席说宏观经济政策的边际效应递减，确实如此。每一轮稳定增长，我们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看总账，是得不偿失的。但既然是这样了，需求侧只能放任不管了，但其后果就是第二种情况，需求侧出现短期断崖式的下降，必然会以更多企业的死亡为代价，经济在很低的水平上实现供求平衡，这就是系统性的金融危机。我们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危机的底线，要避免第二种情况发生，这也是不可取的。
那么，接下来唯一可选的就是第三种，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障总需求适度扩张。想让总需求重新逆转，增速重新回升，我认为没有这种可能性，但是我们可以防止短期断崖式的下降，保障总需求的适度扩张。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政策的着力点应该放在加大供给侧的调整力度上，促使僵尸企业退出、兼并重组和优胜劣汰，引导过剩产能逐步退出。根本的问题在于，什么是过剩产能？谁应该被淘汰？过去我们通常说，小企业应该被淘汰，这是不对的。被淘汰的应该是两类，一个是违规产能，指的是达不到行业的安全、能耗、环保、排放标准的产能，必须退出。第二个是低效产能，低效率的企业，在竞争当中没有能力，或者已经失败的企业必须退出。促进兼并重组和优胜劣汰，我们认为应当发挥政府与市场的活力。2010年以来，当需求侧持续下行的时候，供给侧没有作出相应的调整，已经证明在当今的中国仅仅依靠市场机制，我们很难达到优胜劣汰、兼并重组的目的，因此，必须发挥政府的作用。我们现在正在建设“一带一路”，企业反映说，原来在这个小国家，就我一家中资企业，我是宝贝，可以随时到总统府、总理官邸去拜访，现在“一带一路”政策提出来以后，中资企业一哄而上，形成了过度竞争、恶性竞争，肥水流入外人田，这种情况非常普遍。
我们反思，日本企业进入中国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发生这样的情况呢？最根本的问题是，当日本企业进入中国的时候，他在国内已经完成了兼并重组和优胜劣汰的工作。兼并重组、优胜劣汰就是提高行业的集中度，当行业少数几个大的企业具有垄断地位，占有80%以上市场份额的时候，很容易形成行业规范和行业自律。同时，行业内通过不断淘汰落后企业，也是把市场及生产逐步向高效率企业转移和集中的过程，也就是行业效率不断提升的过程。只有完成了这个过程，才有可能避免过度竞争、恶性竞争。中国目前正处在这么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所以要发挥政府与市场的活力，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必须发挥应有的作用。一个企业被淘汰，说起来简单，做起来是很难的。资产的处置、债务的处置、人员的安置、转岗再就业、社保的接续等等，这些都需要政府支持。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讲拿出一千亿，重点解决钢铁、煤炭这两个产业的问题。供给侧减量，压缩产量，减少产能，并通过结构调整、升级达到与需求侧相适应的新水平，价格逐步企稳，企业盈利能力逐步恢复，我们才有可能实现转型再平衡。
中国的希望在哪里？
我们看到很多负面的现象：经济持续下行，各种矛盾和风险、挑战日益增多。换个角度，我们还可以看看中国的希望：
我国人均GDP只相当于全球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二，我们还是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
我们有2.47亿进城农民工需要转变为与城市居民享有同样权利的市民。怎么解决我们的房地产库存？怎么去库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第一个措施就是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我们的城镇化率有两个指标，一个叫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现在是56.1%。但是如果用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来衡量，我们现在还不到40%。如果让大量长期在城市里工作和生活的人把户口落在城市，他就会去买房子或者租房子。如果2.47亿农民工都去买房子，房地产库存的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
5600万农村贫困人口需要摆脱贫困。习主席讲，小康不小康，关键在老乡。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大的短板是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到现在还有5600万人口，年均1150万，好像压力不大，很多省提出我们要在2017年、2018年完成脱贫任务。是这样的吗？我认为不是这样的。凡是容易脱贫的，过去早就已经脱贫了。现在剩下的人数不多，5600万，那都是难啃的硬骨头，是家里没有劳动力，或者长期有病人，或者脑子比别人笨，没有脱贫能力的，不能简单去除，这个问题要比我们想象的复杂的多得多。
数百万居住在城市棚户区的居民需要新的家园，从需求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还有很大的空间。
每年我们有700万左右的大学毕业生毕业，有良好的基础设施和产业配套能力。要从基础设施条件和产业配套能力来说，尽管印度、越南的工资只有我们的三分之一，但是他在这些方面跟我们比，根本不在一个层面上。新优势与巨大的潜力相结合，我们认为一定会释放出新的活力与动力。
三个比较，三大机会
从2014年中美主要经济指标比较，2014年中国经济总量相当于美国的63.4%，占全球比重的13.3%，人均GDP接近八千美元，只相当于美国的七分之一左右。占比，说的是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是中国供给结构和美国供给结构的比较。美国四分之三以上的增加值是由服务业创造的，尽管这几年以来，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有大幅度提高，李总理说占住了半壁江山，但是和美国相比，中国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有巨大提升空间。
再看中国的需求结构。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一个是居民最终消费，一个是政府消费。剔除政府消费，只看居民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我们与美国相比，差距非常明显。美国有四亿人口，是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中国有14亿人口，是全球成长最快的消费市场，但我认为中国一定会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
十八大报告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只有两个亿的指标，第一，2020年，GDP比2010年翻一番，城乡居民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城乡居民收入稳步提高，将会解决老百姓面临的没钱可花的问题。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保障水平的不断提高，将会解决老百姓不敢花的问题。还有市场体系不断规范，诚信制度的逐步完善，也将对消费的增长产生有利的拉动作用。中国人到海外去买东西已经很多年了，国内的议论也很多，什么原因？难道中国人到海外买东西是图便宜吗？至少我不是这样认为的。我也在海外买一些商品，最关键的原因是诚信。你在海外多花一点钱，一定能买到品质好的产品，而在国内却不一定。
再一个是城乡结构的比较，农业劳动力占整个劳动力的比重。2014年，美国投入了1.6%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他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同年，中国投入了接近三分之一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却是最大的农产品进口国。这就是我们与美国的差距。我个人认为，以家庭为单位的、小规模的、主要依靠投入劳动力来生产农产品的方式在中国已经走到尽头。2013年以来，中国主要农产品价格全面高于国际市场价格，价格差距达到50%左右，中国农业变成一个弱势产业。我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此提出的建议是，农业政策要从过去以提高农产品产量为主的农业政策，转变到以提高农产品竞争能力为主的政策。过去我们的农业政策就是在想办法提高农产品的产量，满足人民的需求，解决温饱问题。怎么能够提高农产品产量呢？不断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不断增加补贴，来调动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来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未来我们在农业政策上需要实现这样的转变。
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有80%的劳动力在从事农业生产，在过去三十多年，我们把比重从80%下降到了30%，未来我们需要用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有可能把农业劳动力所占的比重下降到20%甚至20%以下。中国与美国不一样，我们是人多地少的国家，要达到美国的水平，我认为至少短期内看不到效果。
以上是我对宏观经济谈的一些个人不太成熟的看法，仅供在座各位学员参考。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