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旧动力转换、由以数量质扩张为主的高速增长阶段转向以质量提升为主的中高速增长阶段、由中等收入迈入高收入“惊险一跃”的关键阶段。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引、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要保持战略定力，坚持问题导向、底线思维，引导经济朝着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总体看，“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有望在新的中高速增长平台上保持稳定发展，并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新的动力。
经济调整与转型的新趋势
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调整和转型步伐明显加快，经济运行呈现出一系列与以往不同的新变化、新特征，主要表现为：
一是经济增速逐年回落。在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间，我国经济年均增长接近10%，创造了“中国经济奇迹”。但仔细观察可以发现，2010年以来GDP增速从10.6%逐年滑坡至去年的6.7%，经济运行正在经历从未有过的长时间、大幅度调整。实际上，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永远保持高速增长，我国也不可能例外。近年来经济增速逐年回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经济规模快速扩张以后经济增长的难度明显上升。去年我国经济总量突破70万亿，经济增长一个百分点需要7000亿的增量，这相当于5年前的1.5个百分点和10年前的2.5个百分点。去年以来在经济增速回落的过程中，经济运行由降转稳、稳中有进的特征十分明显，各种积极因素正在不断积累，经济增长逐渐接近“L”型的底部。“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有望稳定在中高速增长平台上，从而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二是在经济结构中消费、服务业占比大幅度上升。根据追赶型经济体的一般规律，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后，投资率和工业占比将明显下降，消费和服务业的贡献则相应上升。我国投资增速已连续七年回落，从过去20%以上的增长下降到去年前11个月的8.3%；工业增加值增速回落已持续六年，从过去10%以上的增长下降到去年前11个月的6.0%。投资和工业增速大幅下降，也是近年来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的原因之一。与此同时，消费、服务业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增长势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连续两年超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服务业增速连续四年超过第二产业。在支出法GDP和生产法GDP构成中，最终消费的贡献和服务业占比大幅度提高。2015年，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60.9%，去年前三季度进一步提高到71%；2012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2015年占比首次超过50%，去年前三季度达到52.8%。总体而言，投资和工业驱动增长的模式渐行渐远，而依靠消费、服务业增长和效率提升支撑的模式则越来越近。
三是经济增长更多依靠人力人才资源和科技创新。李克强总理在去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实现新旧动能转换，推动发展转向更多依靠人力人才资源和科技创新，既是一个伴随阵痛的调整过程，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升级过程。由此可以看出，培育新增长动力和新竞争优势，需要实现两个转变。一是从主要依靠人口数量红利转变为主要依靠人口质量红利。2012年以来，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总量逐年下降，导致“民工荒”、“招工难”和劳动力成本上涨。在人口数量红利不断消减的同时，每年有超过700万的普通高校毕业生和200多万成人高等教育毕业生，人口质量红利正在快速积累。二是从以引进、消化、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为主转变为主要依靠科技创新。经过30多年的快速追赶，目前我国产业已达到跟随、并跑与领跑并存的新阶段，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的空间大幅度缩小。未来将主要依靠科技创新，逐步改变核心技术、关键零部件受制于人的不利局面，在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产品的生产上确立新优势，提升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四是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加快成长。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中等收入人群持续壮大，居民消费升级呈现个性化、高端化、服务化的态势。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生活性服务业向精细化和高品质转变，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制造业由生产型向生产服务型转变。近年来，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虚拟现实（VR）、智能制造等新技术加快孕育，在线医疗、在线教育、网约车等新服务迅猛成长，智能化家居、新能源汽车、绿色食品、旅游文化休闲等符合消费升级的领域保持较快增长。去年以来，机器人和新能源汽车产量大幅度增长，国庆黄金周旅游规模创新高，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持续提高。
五是树立和落实发展新理念。长期以来依靠资源要素的高投入、高消耗和环境高污染来实现经济高增长，这一发展方式必然带来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当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时，国内宏观经济政策调整的外溢性，以及软实力与硬实力不匹配等问题日益突出。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新理念。“创新”着力解决发展动力问题，依靠创新培养新的增长动力和竞争优势，实现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协调”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依靠协调增强发展的整体性，促进持续健康发展；“绿色”着力解决人与自然和谐问题，依靠绿色保护生态环境，实现永续发展；“开放”着力解决发展内外联动问题，依靠开放完善战略布局，拓展发展新空间；“共享”着力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依靠共享实现共同富裕，使人民群众有获得感、幸福感。
增长阶段转换与再平衡
作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我国经济经济增速持续回落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一些机构和部分学者对我国经济发展持有过度悲观的预期。如何正确地看待我国经济的现状和前景呢?
《增长阶段转换的成因、挑战和对策》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13年确定的重大研究课题。课题组投入近两年时间，系统、全面梳理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历程，总结、提炼出后发国家追赶进程的一般规律，为观察我国经济提供了新的视角。在发展中国家追赶进程的不同阶段，后发优势的重点、蕴藏的增长潜力不同，从而带来经济增速、增长动力、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的相应变化。根据国际经验，结合我国实际，可以将后发国家的追赶进程区分为五个阶段，即起飞阶段、高速增长阶段、中高速增长阶段、中低速增长阶段和增速回归阶段。如图1所示。
在高速增长阶段，市场需求空间大，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供应充分，价格低廉，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企业很容易组织并扩大生产；在增量扩能的过程中，基础设施和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大幅增加，大量剩余或闲置资源被有效利用，生产率和人均资本存量快速增长；产业结构、消费结构、城乡结构、出口结构快速优化升级。我国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高增长就是处于这一阶段。
在中高速增长阶段，基础设施投资、居民消费、出口等需求增速逐步下降;引进先进设备和技术的难度加大、成本提高，生产要素供应紧张，价格显著上涨;早期简单外延式扩张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效率提高更多依靠模仿创新和行业内企业间优胜劣汰来实现。从当前经济运行呈现出的新变化、新特征可以看出，我国经济正处于从高速增长阶段向中高速增长阶段转换的进程中。
在追赶的后期，后发国家与发达国家的人均GDP水平进一步接近，大部分后发优势已经释放；传统市场空间饱和，生产要素价格大幅上涨；企业开始尝试前沿创新，通过创造全新商品和技术路线、构建新商业模式等获取高额利润，消化投入成本上升带来的压力，经济发展相继进入中低速增长阶段和增速回归阶段。
上述五个阶段的更替是渐进演化的过程。前两个阶段经济发展更多依靠数量扩张，后三个阶段则更多依靠质量提升。当然，就具体国家而言，能否成功实现各个阶段的更替和演进，则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我国经济增速回落符合后发国家追赶进程的一般规律，是从以数量扩张为主的高速增长阶段向以质量提升为主的中高速增长阶段的转换，是追赶进程迈向更高水平、更高阶段的体现，而不是追赶进程的终结。“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有望在曲折中完成增长阶段转换的任务，确立中高速增长阶段新的增长平台，并通过深化改革开放、转变发展方式、调整优化经济结构、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等建立起新的平衡。
“十三五”时期面临的挑战和有利条件
有关研究表明，在1960年达到中等收入的101个经济体中，到2008年成功翻越高收入门槛的经济体仅13个。其中，大多数国家未能成功实现增长阶段转换，不同程度地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少数幸运者，如日本、韩国等，在经过系统性经济金融危机的冲击后，市场主体被迫调整并逐步适应新的宏观环境，在相对较低的增长水平上实现了新的均衡。如图2所示。
为什么大多数追赶型国家在增长阶段转换期都会发生系统性危机呢？这主要是因为市场主体短期内难以适应宏观环境的趋势性重大变化。在高速增长阶段，当出现周期性经济下行时，由于市场需求扩张潜力巨大，企业可以通过自我调整等待下一轮高涨的来临，熬过了冬天，春天自然会到来;银行依靠信贷规模的不断扩张，在资产价格大幅攀升的过程中可以轻而易举地消化不良贷款；地方政府经营土地、加大基础设施投资，起到经济内在稳定器作用。总体而言，高速增长阶段具有掩盖、消化、吸收矛盾和风险的内在机制。
进入增长阶段转换期后，潜在增长率明显下降，原有景气循环周期被打破，风险消化机制不再继续有效，但市场主体行为并未及时调整。地方政府土地财政难以为继，企业接受沉没成本主动化解过剩产能的意愿不足，银行为避免当期贷款损失会极力支持劣势企业的生存和运转，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下降，经济活力不足。这些问题和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容易诱发系统性危机。
“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既要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又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经济金融危机的底线，其目标则是要在中高速增长的新平台上保持稳定发展（图2中红线所示）。从我国经济运行的实际状况看，随着经济增速逐步放缓探底，有可能进入各种风险不断积累并集中释放的时期。金融系统、产能过剩、房地产库存、地方债务等风险点明显增多，并可能交叉传染，增大发生风险的概率。与此同时，国际经济和地缘政治风险与国内风险因素相互交织叠加，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仍将延续，并出现向货币危机转化的迹象，全球经济呈现低增长、低通胀、高负债、高风险等特征，还将使我国面临的挑战更加严峻。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我国经济减速，具有趋势性和结构性特点，不同于一般的经济周期波动。这种减速是内外发展条件和中长期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也是我国实现发展方式转变和打造经济升级版的现实需要。同时，这种减速不会是断崖式的，我国经济仍有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多重有利条件。首先，从人均GDP看，我国只相当于全球平均水平的80%，尚不足美国的七分之一。这说明我国还是发展中的追赶型国家，经济发展的潜力依然巨大，保持经济稳定发展和持续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仍是我国政府面临的一项长期任务。其次，我国工业化、城镇化任务尚未完成，地区差距和城乡发展不平衡等问题突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体制机制尚未建立，改革开放释放红利的空间依然巨大。同时，2亿多进城农民工需要转变为与其他城市居民享有同样权利的市民，6000万农村贫困人口需要彻底脱贫，数百万居住在城市棚户区的居民需要新的家园，这都蕴含着巨大的发展空间。第三，我国拥有大规模、高素质的劳动力队伍，有良好的基础设施和产业配套能力，在航天、生物、新能源、信息技术等领域的创新能力不断提高，新的竞争优势正在逐步培育、形成。新优势与巨大潜力相结合，一定会释放出新的活力与动力。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有望如期实现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结构深度调整和新旧动力转换的关键时期，如果能避免系统性风险，则中高速增长的阶段性底部有望在近期出现，此后经济增速会略有回升。“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可能呈现前低后高的走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有望如期实现。
从需求面看，出口在波动中保持低速增长。在加入WTO以后的十年（2002-2011）中，我国出口年平均增长23%，对拉动制造业投资、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促进经济增长等方面均发挥了重要作用。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我国传统的低成本、低价格的竞争优势逐渐削弱，出口增速趋势性变化引起的调整持续至今。2015和2016年，出口连续两年负增长。随着大宗商品价格逐步企稳，2017年后出口增速有望略有改善。消费增速呈小幅下降态势。随着经济减速和劳动生产率增长放缓，城乡居民收入增速将有所降低，住房、汽车消费带动的增长效应也在减弱。考虑储蓄率较高、物价下行，以及信息、旅游、文化、健康等消费的持续较快增长等积极因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速回落幅度有限。投资仍将是主导需求变动的关键变量。2016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回落至个位数，且连续两年低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幅。从发展趋势看，房地产投资在经过近年来的调整后，增速将逐步企稳;基础设施投资增长仍高于财政收入增长，但受回报率和融资模式限制，增幅逐渐放缓态势难以改变；在房地产和出口带动下，制造业投资和其他类投资有望在2017年后企稳并小幅回升。
从供给面看，由劳动年龄人口和劳动参与率共同决定的有效劳动供给，从2016年开始下降。受投资增速下降影响，资本形成的增速将进入个位数时代。在创新要素积累和结构性改革推进的支撑下，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速开始止跌并出现小幅回升，成为供给中的积极因素。
综合考虑需求面、供给面和中长期变化趋势，在改革有序推进和风险可控情景下，基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DRC）季度模型和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初步预计2016-2017年有望成为阶段性底部。从增长动力看，消费、服务业和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明显上升。
“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增长将达到年均6.5%以上。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将比2010年翻一番，经济总量超过90万亿元；城乡居民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人均国民总收入接近高收入国家起点。未来五年，将积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完成约1亿人居住的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将分别达到60%和45%。经过五年的努力，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需要指出的是，年均经济增长需要达到6.5%以上，并不是要求“十三五”每年经济增长都达到6.5%以上，也并不是要求每一个地区、每一个行业都保持这一增速。经济运行在高涨、衰退、萧条、复苏之间循环往复周期波动，只要5年平均增速达到6.5%以上，前低后高，退一步进两步，并不影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同时，我国是一个发展极不平衡的大国。北京、上海等地区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已达到70%以上，由服务业生产率增长总体低于制造业的规律决定，经济减速不可避免。而广大的中西部地区正处在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的阶段，经济增速则可以达到更高水平。
“十三五”时期宏观经济政策取向
增长阶段转换的本质是实现供给、需求在总量和结构上的再平衡。国际金融危机后，需求侧增速在宏观管理下平稳回落，在结构升级中逐步接近新的均衡水平。供给侧受高增长思维惯性、地方保护主义、国有企业和银行市场化改革不到位等因素影响，调整速度缓慢，与需求侧之间形成明显缺口，如图3所示。尤其是重化工业需求收缩力度大，产能过剩严重。由于大量过剩产能不能有效退出，供大于求导致竞争日趋激烈和工业品出厂价格持续负增长，企业利润滑坡，债务负担加重，出现了类似于大萧条时的“债务通缩螺旋”。这一状况表明，产能过剩已经成为经济运行中的“恶性肿瘤”，必须痛下决心施行“外科手术”。
“十三五”时期，宏观管理需要重视供给与需求的有效结合，在保持总需求基本稳定的同时，转向以供给调整和结构改革为主，努力争取图3中的第三种情形。
需求政策的作用主要是保持总需求的相对稳定和适度扩张，防止经济出现短期断崖式下滑，为结构改革创造良好的宏观环境。同时，要注意避免在需求管理中进一步加重本已失衡的经济比例关系。经济下行既是挑战，更是动力转换和经济转型的机遇，要十分珍惜和紧紧抓住经济下行中推进市场出清、资产重组和风险释放的机会。有人建议采取大力度刺激措施，让需求重新回到与供给相适应的水平，实现短期“V”型反弹，如图3中的第一种情形。由于GDP规模、政策空间和运行机制已明显不同于2009年，以及近年来宏观政策的边际效应持续递减，需求增速已经不可能回到高增长的轨道。也有人建议政府放弃需求管理政策，则可能出现图3中的第二种情形，经济增速大幅回落和系统性经济、金融危机难以避免。
政策着力点应放在加大供给侧调整力度上，引导过剩产能（主要是违规、低效产能）逐步退出，充分发挥政府与市场的合力，促进兼并重组和优胜劣汰。供给侧压缩产量和减少产能，并通过结构调整、升级，达到与需求侧相适应的新水平，市场出清和价格企稳，企业盈利能力逐步恢复，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得到改善，才能实现转型再平衡。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调的是，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包含以下要点：首先，从三次产业看，需要推动相关领域改革，以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和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制造业强国，加快服务业发展；其次，从当前面临的突出矛盾看，要消除体制机制障碍，让僵尸企业入土为安，促进实物资源、信贷资源和市场空间向优势企业和新兴产业集聚；第三，要深化改革，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促进供给结构调整，与不断优化的需求结构，尤其是快速升级的消费结构相适应；第四，要推进供给改革创新，激发供给侧活力，不断创造出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以创造新的需求。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办公厅主任、新闻发言人、研究员
文章来源：《广东经济》杂志2017年2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