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身农民，曾经饿过肚子，对吃饭问题的切身感受特别地深，对研究吃饭问题有本能的兴趣。这也是我放弃官场工作，投身以农业农村和农民为对象的经济研究的原动力。
很早就产生了把挨饿经历写下来的冲动，主要是为后人研究那段历史提供个案参考。2009年11月，我的中学同学、陕西日报社主任编辑岳安民先生的纪实文学《大跃进那时候》，由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他的这本书以一个中学生的眼光，真实地记述了共和国三年困难时期的历史，包括饥饿经历。没想到他在书中使用了我的真名，记述了我的一些情况，促使我下决心自己把那段挨饿经历写出来。形成初稿后，几次修改都觉得不满意，直到最近才勉强定稿。
一、父亲去世
我家在河南省新郑县辛店乡岗沟村。1957年秋，我由辛店小学升入新郑县六中（校址在辛店）的。1959年5月下旬的一天，上午正在上第一节课，突然弟弟来找，说父亲病危，我匆忙请假和弟弟一路小跑到家。
父亲拉肚子一个多月了。上个星期天我回家，母亲曾请当时的乡村医生来诊治，乡医说黄连素对拉肚子有奇效，但是他没有这种药，已经断货好几个月了。他还说，那一段拉肚子的人特别多，好像是传染性质的，报告了上面，也没有有效办法控制。乡医又说，有个偏方叫做独蒜，对拉肚子也有效。但是，到哪里去找？经历了头一年（1958年）的大跃进，已经没有生产队再种植蒜了，独蒜更是找不到。由于没有药物控制，父亲的肚子拉的更厉害了，一天要拉好几次。母亲精心照顾他，每拉一次都为他檫洗。老百姓俗话说：好汉顶不着三泡稀屎，就是形容拉肚子的厉害。那时已经吃生产队集体食堂，每天从食堂打回稀饭，母亲为了要父亲早日好起来，常常把自己那一碗稀饭匀一些给父亲。
我和弟弟到家，只见在县城里工作已先回来的二哥，拿出他买的一盒葡萄糖针剂，敲开一支倒进父亲嘴里。这是我第一次知道葡萄糖。父亲躺在床上喘着气，吃了一针葡萄糖，有了点气力，看着我说：“你毕业后可考个中专，早点有工作就可以吃上‘皇粮’，不会饿肚子了”，说完便闭眼断气了。父亲享年49岁，搁现在正是青壮年！拉肚子并非不治之症，但是那个年代缺医少药，加上吃不饱饭，连病带饿，终于没有熬过来。
第二年初中毕业填报志愿，我很想根据父亲临终嘱托报考中专，但是少有的中专招生名额被老师看重的学生占了。这在我心灵里第一次有了办事要靠关 系的印记。我没有办法，唯一的选择是上全县唯一的高中——新郑县一中。
二、我的脚脖子浮肿起来了
父亲去世的第二年（1960年）春天的一天午休，刚躺下，忽一同学苦诉说他的腿浮肿了，大家大惊，纷纷检查自己的脚脖。我也用手指摁一下脚脖儿，一个深深的坑不会复位，这就是饥饿引起的典型浮钟。
刚开始浮钟，先是觉得腿重重的，后来走路轻飘飘的，一脚高一脚低，再后来脚脖子发麻，不由自主地反复抓挠。
浮肿是长期饥饿的必然结果。当时，我们初中学生是从生产队食堂领粮食，带到学校，由学校食堂免费为学生做成熟食，如面粉做成馒头，玉米面做成窝窝头，萝卜放在蒸笼里蒸熟。
许多回忆录都谈到挖野菜充饥，但是我们那里那时却无野菜可挖，原因之一是1958年深翻土地，把表层可以长包括野菜在内的植物的熟土翻到了生土层下，而把不长包括野菜在内的植物的生土翻到了表层。这里的道理老百姓都懂：生土层里没有营养，植物种子遇合适温度和水分发芽后，得不到营养也就不能不夭折了。这也是1959、1960年粮食减产的又一个原因。
学校院里有棵高高的柿子树，4、5月份柿花落下，肚子饿得咕咕叫的学生们下课后，纷纷来检，边检便放到嘴里吞吃，以解决肚子饥饿问题。
三、饿肚子的滋味有三个阶段
饿肚子的滋味是非常难受的。在正常情况下，凡是饿过肚子的人大都经历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对食物的渴求，特别是自己喜欢的美食的渴求。我的感受，刚开始饿肚子时，曾经有过得到一碗好面（小麦面）面条、或一个玉米面窝窝头，然后慢慢品尝的强烈念头。但是理性使我知道，好面面条和玉米馒头是绝对得不到的，这时的欲望便自动降低了一个档次，有半碗好面面条或半个玉米面窝窝头也可以。
第二阶段是对得不到食物的烦躁、恼怒、沮丧、无力和头昏眼花，即人们常说的饥饿感。我在这一阶段的感受主要是恼怒，恼怒自己没本事，接着便进入头昏眼花。这时，便寻找食物吃，什么糠菜都不顾，以至于玉米芯磨成粉也可以吞下去。
第三阶段是接下来如果继续得不到食物便进入杨继绳先生所描述的状态，即消耗肌肉、器官等感受，即慢性自杀式的濒死的感受。我由于好赖还曾经吞下去玉米芯团团，尚没有饿死，也就没有具体的慢性自杀式的濒死的感受。
四、生产队干部克扣我们粮食
1960年我临初中毕业这一学期开学后，生产队食堂就没有给过我们粮食，先是给红萝卜，每顿就吃两根，当然不饱。解决的办法是喝盐水。到发现浮肿那个星期，生产队食堂连红萝卜也没给。我和同队同校的杨俊杰在生产队办公室检了些玉米芯子，在石磨上磨碎，背到学校食堂让蒸成团团，一顿吃几口。由于吃进肚子里的东西几乎没有营养，浮肿是必然的。
我清楚地记得，我和杨俊杰曾愤怒地与食堂会计兼保管杨小坤理论，为什么不给我们俩粮食时，对方振振有词地说：生产队食堂没有粮食了，拿什么给你们？！地里长不出那么多的粮食，谁也没有办法！但是，杨小坤和生产队干部们以及他们的家属小孩们，却一个个都不见因吃不饱肚子而呈现的面黄饥搜！这种在饥荒时的多吃多占，用现在的时髦语句腐败来评价，可以说是事关生死的腐败！
马双有先生曾系统、全面、深刻地研究过公共食堂大锅饭的危害，认为“农村公共食堂，则是大跃进运动中最严重的极左恶魔，最荒唐的极左怪胎。”理由是公共食堂大锅饭造成了严重的浪费，不仅浪费了柴火，浪费了劳力，浪费了粮食，浪费了时间。大锅饭极大的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你看着每天出工的人数不少，但大都是出工不出力，大呼隆磨洋工，导致粮食连年减产。加上上级的高指标、高征购，供给公共食堂的粮食越来越少，大锅饭就越来越稀。我觉得，公共食堂大锅饭的危害还应加上一条，即它是现代中国群体性腐败的开端！
2015年9月我携儿孙回老家祭祖时请全村乡亲吃饭，杨俊杰和我提起当年生产队食堂没有给我俩粮食一事，仍然怒气未消，真是感慨万千！
五、盼望的赈灾粥棚始终没有出现
我们的历史课老师曾给我们讲过，中国历史上封建王朝遭遇灾年，当某地饥民多时，朝廷有个赈灾的传统做法，即在饥民集中区域设置赈灾粥棚，免费发给饥民充饥，不使他们饿死。尤其是清朝有插筷子不能倒的灾粥标准，很便于操作和监督。除朝廷外，有的大户也会设置赈灾粥棚，是他们慈善的义举。但是当时经过农村合作化和城市公私合营，农村已经没有了大户，城市没有了资本家，也就没有大户们慈善式的赈灾粥棚。
当时我们学生都盼望着县城能有一个政府设置的赈灾粥棚，好去讨一碗粥喝，以解饥饿。但是我们的渴望却始终没有被兑现。至于没有兑现的原因，由于档案没有解密不能猜测，只能由历史学家们在档案解密后去查阅，去研究，去公布了。
六、安徽逃荒
在新郑一中上到第二学期开学，学校宣布全省中小学因饿荒放假。我回到家里，看到生产队分的粮食已所剩无几，母亲饿的面黄肌瘦，院里唯一一棵老榆树的皮已快剥到顶，地里野菜也不长，更没有听到哪里有赈灾粥棚。正在等死的时候，我初中的好友申海青来找，约我一起去安徽他“干爹”那里逃荒，因为当时安徽实行包产到户，把集体土地分给农户耕种，地里粮食增产，家家都能吃饱饭。真是“福音”！
妈妈说：“俊臣！你出去逃荒，家里省下你这张口，剩下的粮食大家匀着吃，就不会饿死了。等到秋收你再回来。全家人得感谢你！”她说到这里有点哽咽，我看到她满是皱纹的脸上挂着两行泪珠。
于是我和申海青结伴，从新郑乘火车到驻马店下车，步行约一天来到安徽阜阳地区阜南县方集一个小村庄，帮一家干农活，混一口饱饭吃。当我第一次吃到主人家黄腾腾的玉米馒头时，那真是香呀！想到自己已经两年多都是喝糊糊稀汤，满足感和幸福感随之而生！
我投靠的这一家，夫妻俩，老父亲，两个小孩（一个5岁，一个3岁），15多亩地，夏粮种植的主要是玉米，另种有一亩左右棉花。我每天跟着男主人劳动，主要是中耕锄草。由于吃饱了饭，力气随着产生，并不觉得累。
男主人告诉我，他们家玉米每亩收获400多斤，而集体耕种时玉米每亩不到200斤，包产到户后增产一倍以上。
我就纳闷，同样的天，同样的地，为什么集体耕种时就产的粮食少，分到一家一户地就产的粮食多？我仔细对比了集体耕种和一家一户耕种的区别，发现集体耕种，连生产队长也没有积极性，大家都没有责任心，人糊弄地，地糊弄人；一家一户耕种，家家户户有积极性，责任心强了，精耕细作了，粮食就增产了。这实际上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根本区别。计划经济下，只有政府一“人”有积极性，生产的产品短缺是必然的；市场经济下是所有人的积极性都被调动了起来，商品不能不极大地丰富。
七、暂借地是个救命地
在安徽逃荒4个月，至7月份，听说河南老家也在分地（其实是“暂借地”），我和申海青商量，也就返回河南老家。回家时，我打工的那家主人给我三升（一升三市斤）玉米，作为工钱。我把三升玉米背回家，母亲说“可是应了急”！因为家里已经断粮，而地里玉米还未长熟。
由于安徽省“包产到户”后粮食增产，农民可以吃饱肚子，饿死人事件大大减少，河南人到安徽逃荒的人增多，这对一贯极左的河南省领导层中的开明人士产生了不小的压力。他们中的开明人士为了回避被大批判批臭了的“三自（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一包（包产到户）”，想出了一个“暂借地”这个新名字，暂借给每个农民半亩地，上报中央得到批准，于1960年中允许农村试行。
所谓“暂借地”，是把集体所有集体耕种的土地的一部分，分给各家各户耕种，名曰由各家各户向集体“暂时”性“借地”。在这些开明的领导人看来，他们既不是“三自（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一包（包产到户）”，更不是分地，而且仍然坚持了社会主义集体耕种土地的大方向。特别是，“暂借地”只是集体耕种的土地的一部分，待形式`好转，集体仍然是要“收”回的。
我们家5口人，从生产队暂借2.5亩地，加上恢复的自留地每人1分6共8分，合计3亩3分，当季便收获1000多斤玉米。由于政策规定“暂借地”和自留地的收成不用交公粮，收成全归各家各户，真的是救了命。
正是这点“暂借地”，神奇的事情出现了，粮食比集体耕种增产了，一般都是翻倍。理由很简单，家家户户都精心管理这些分到自己名下的“暂借地”，一根杂草都随时拔去，自家的人粪与垃圾肥料都尽心保存收集，及时施用，这与集体耕种的土地形成了鲜明地对照。
一家一户耕种要比集体耕种具有无比的优越性，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分别从农作物生长规律、人的责任心等方面，进行了有理有据的论证。我的发现在于，一家一户耕种后，人们由于对各家各户私有产权的尊重，不像集体耕种时家家户户都到集体地里“偷”，不“偷”就只能饿肚子！由此，乡村道德风气也好起来了！
然而，河南省的“暂借地”不到半年，当时的省委书记吴芝圃等左派完全不顾农民死活，搞起狠批“三自一包”，说什么“暂借地”和自留地是资本主义的，必须批倒批臭，必须统统收回集体耕种，至于老百姓死活是不管的。
八、现代国家为什么不会产生饥荒？
后来，我有幸从事经济学研究，自然对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格外关注，对粮食问题研究情有独钟。在阅读了学者们少有的对三年大饥荒的针锋相对的看法文章基础上，更惊讶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印度学者阿玛蒂亚·森对于饥荒问题精辟论点：“事实是显著的：在骇人听闻的世界饥荒史上，从来没有一个独立、民主而又保障新闻自由的国家发生过真正的饥荒。无论找到哪里，我们都找不到这一规律的例外。”
确实，现代国家都没有发生人为的饥荒！即使是天灾都及时予以正确应对，也没有发生饥荒！
那么，现代国家为什么不会发生饥荒？
阿玛蒂亚·森认为在运转正常的民主制度下面，饥荒是不会发生的，因为那里的国家领导者必会更为负责地听取公民的要求。政府对人民遭受灾难的反应，取决于它受到的压力。投票选举、批评、抗议等行使政治权利的方法，都是施加压力的手段。只要政府认真努力，饥荒实际上不难预防。面对选举、反对党和独立报纸，一个民主政府除了竭尽全力，采取合理的救灾手段以外，别无选择。相反，非民主国家易于发生灾难，致使哀鸿遍野，就在于受难者没有地方发出他们的声音。
在这里，还有个经济学的道理，即在市场经济国家与社会里，只要某个地方粮食减产，市场上粮食供应不足，粮价随之上涨，那么就必定有另外地方的商人，在利润的驱使下，将其他地方粮食运到这个需要的地方销售，以赚取差价。
还有，在现代国家与社会，只要有地方发生灾害，国家与社会必将采取救济、以工代赈、接受国际援助等正确的政策，饥荒也就随之避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