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作为一个“老三届”人，一生中无法摆脱的就是“政治”。记得年轻时看的电影，经常有这样的对话：“我是军人（或某专业人）不懂政治”；“你不理政治，但政治要找你”。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个启蒙的时代，可以见到不少值得深思的话语，我记得有这样一段话：基督教最大的好处是从不相信任何政治，政治上的不守信用，不平等和它的强制正好是人有“罪”的绝好证明。这段话是否定“政治”的，同时也说明“政治”带来的问题要在自身上找原因。前几天从网上见到一段话：“在延安，毛泽东问胡耀邦，什么是政治?他自问自答的说，政治就是让自己人越来越多，让敌人越来越少。”这里对“政治”解释是有道理的。如何让自己人越来越多呢？尤其是让政治家不可能都认识的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百姓是“自己人”呢？方法是让大家表同样的“态”，喊同样的口号，重复同样的话语。这就是“政治”。“政治”也是“老三届”人的宿命。
从语言概念上谈“政治”
我们要谈任何问题，必须要“概念”清楚，这“政治”到底应该如何理解呢？《现代汉语词典》对政治是这样解释的：“政府、政党、社会团体和个人在内政及国际关系方面的活动。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并为经济基础服务，同时极大影响经济的发展”。孙中山对政治有个通俗的解释“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我个人觉得将政治看作是研究社会问题的学问比较合适。这些定义依然只能是说说，远远不能解释“政治”带给我们的诸多问题。文革是没有争议的一场全民参加的“政治运动”，我们可以通过这段历史来认清“政治”。
我在一篇谈论语言功能的文章中指出：语言的作用有两种，一是将客观现实转化为信息（语言符号）；二是将人的思想、想法，也就是人的精神世界用语言表达出来，把“精神”转化为信息。有关政治的话语既有记述客观实际现象的，如个人参与的政治活动；也有表现一种理论、思想、观点的，如政治类图书。“政治”所以复杂就是因为这类话语常常不容易分清到底是谈“客观”还是谈“主观”，把矛盾的事情又讲得信誓旦旦。但无论从哪方面谈，“政治”最主要特点是和“众”有关，是“众人的事”。
个人行为不可能是“政治”，在政治上个人只能“表态”
在正常社会里有关“政治”的活动是属于“精神”、“思想”方面的，多数情况下不是指人的具体行为。古今中外有关“政治”的学术著作很多，但能在这方面著书立说，表现自己的思想、观点的人毕竟是极个别的，大部分人对“政治”只能是表示一种“态度”。例如你参加了一次示威游行，这就是所谓的个人“在内政及国际关系方面的活动”，是参与了政治活动，但做的事情只是一个“表态”。你在政府机关做收发工作，谈不上你是从事政治工作，只是文秘工作的一部分。文革时两派一次大打出手，造成人员伤亡，最后被上级定性为严重的政治事件，如果只是作为打架群殴处理，也和“政治”无关。也就是说任何一件具体的事件最终和“政治”产生联系，反映的是“人”（如领导者）的认识。“事件”就是事件，被冠上“政治”是人对事情的认识，而不是事情本身。个人在大街上走，喊自己的“话语”，如唤同伴的名字，不可能是“政治”；而民众在游行时，“众人”喊出同样的话，这就可能被定义为“政治”事件了，是“众人之事”。文革中全国都喊同样的口号，表同样的“态”，文革是中国历史上的典型“政治事件”。
政治常常是对社会整体现象的描述和分析，这类话语少不了笼统的、抽象的、模糊的“概念”，例如国家、社会、人民……，所有这些概念都需要通过思考才能理解和认识，并不是对实际事件的记述，只是人的一种思考，一种认识、一种表态。我们经常提到的“思想”都是个人的事情，如“某某的思想”，而政治是离不开“众”的，而“众”的思想也只能由个人来说。我们常说这个人的政治态度如何，是指这个人对“众人之事”的态度。“政治”和个人行为无关，个人在“政治”上有的行为只能是一个“表态”。个人在社会中的活动主要是围绕生存，“上学求知”，“打工挣钱”、“吃粮当兵”都是人基本的活动行为，而作为“知识”和“思想”的政治只是“副业”，可有可无，有很大随意性。我们从“正名”的角度看，“政治”和普通的老百姓日常活动是缺少直接关联的。文革几乎全国人民都卷入政治运动中，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个人任何具体的行为可能不道德或者是违法，但不能用“政治”去评判，也不能用“政治”去规范或要求一个人去做什么。这可以说是用无数人的“鲜血”换来的教训，也是在科学使用“政治”这一文化上的名词概念。
乱世中的“政治”
对于广大的普通百姓来讲，“乱世”和常态社会是有很大区别的。在乱世里，“安居乐业”的几率大大降低，但获取权力（也就是“当官”）的几率大增，也就是常说的“竖起招兵旗，就有吃粮人”，“乱世出英雄”。此时人们更倾向于对“武力”的崇拜，倾向于依附权力。更多的青年学子在乱世会选择“从军”、“从政”，参加“革命”，参与夺取或巩固政权成了一种“职业。”所以在乱世打着什么“旗号”来平定天下就显得十分重要，直接关系着多少民众能站到自己一边。党所以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就是把握住了这一点，也就是所谓的干革命靠的是“枪杆子”和“笔杆子”。上世纪国外的先进思潮涌入中国，外国的强盛也深深刺激了中国，所以“民主共和”的政治理念和人类“社会主义”的美好理想是最具吸引力的两面旗帜。
然而在乱世时期，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枪杆子”，必须在战争中取得胜利。人类美好的政治愿望只能是挂在墙上的“标语”。毛泽东是最清楚这一点的，民主共和和美好的社会理想既不符合“天时”（在乱世中不可能实施），也不服“水土”（不符合中国传统文化），所以他对自己的政党进行了实实在在的改造，打造了一支有统一纪律、统一意志、高度集中的政党，组成了真正具有武装夺取政权能力的队伍。人们认为这是一只红色革命队伍，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但这“红”只是在表面，而实质是数千年里最能夺权的农民武装。这种表里不一致的做法是一种最高的谋略，也是“政治”的特点。历史也证明，正是毛对党和军队的这种改造和建设，才取得了夺权的胜利。“胜王败寇”的理念使得夺权过程“伟大”而“光荣”，至于这个国家和人民付出了何种代价，表里不一会带来何种后果，是没有多少人会去考虑的。
在基本“天下已定”的局面下，胜利者应当及时调整自己的努力方向，使社会走向常态。但在1949年之后并没有使社会走向常态，而是使社会趋于更混乱的状态。在大规模革命战争结束后，不断革命的认识理念使中国社会难以稳定。农民不能去安心种地，商人不能自由经商，企业家无力施展自己的抱负，“无产者”不能在出售体力和脑力上有一点自主权，学子不能有选择学业的自由，文化人不能去自由从事自己喜好的活动；反而是相当多的人被动去参加各种政治运动，在政治运动中得到“提升”，在同事之间相互“政治”贬低中获得物质利益。这种没有战争的“乱世”状况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高潮。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无数无辜之人丧失了性命，丧失的物质财富更难以统计。历史上每一个将乱世平定成为常态社会的人物都会被尊为“英雄”，而其壮举往往成为名垂千古的丰功伟业。社会区分“乱世”和“常态”，一是看普通百姓能否有“安居乐业”的机会；二是“搞政治”不能成为“职业”，也就是大量普通百姓不必被动地卷入政权争斗中，或者说不能靠参与政治来获得经济收入。
文革的发生是语言失去作用的结果
文革中最常喊的口号有一句是“向解放军学习”，事实上解放后“革命”从没有终止，在全国建立像军队一样行政组织一直是努力的方向。文革前夕全国基本建立了有史以来最健全，覆盖面最广的“行政机构”。工厂、商店、各种服务业都是国营的；大、中、小学校、医院、科研机构是国家的“事业单位”；农民是公社社员，这样就为开展文革有了经济基础。当时不识字的小脚老太太也在居委会“领导”下参加了运动。这种极端的集权形式是发动起文革的因素，但不能说是唯一的。尤其文革运动开始不久，很多党政机构处于半瘫痪状态，广大民众并非完全被动参与政治运动。运动中由成千上万人参与的各种活动大部分并不是由上级来管控的。青年学生和广大民众在天安门广场激动的欢呼，也难说是完全是被动的。如果说人的行为是由他的“思想”控制的，文革运动的出现的确是这个社会的“思想认识”出了问题。
1966年到1976年中国发生的政治运动到底目的是什么呢？干了些什么呢？大家都知道，但没有正式文本面世。“运动”冠以的名称是“文化大革命”，大家放下自己的事情来“参加”运动，似乎是要在文化上有一番作为。五十年后我们反思这场运动，不难看出这场运动最大特点是“话语”和“实际”严重脱节，虚虚实实，真真假假。“誓死保卫毛主席”，毛主席遇到危险了吗？你有什么能力去保卫呢？“打倒走资派”，谁是“走资派”？又如何叫“打倒”呢？……这一切都是稀里糊涂。在现在看来真是天方夜谭，但这又是确确实实发生过的事。如果说一个人的行为是由他的思想来决定，而所谓“思想”出了问题，其实际表现就是语言文字的使用出现了混乱！在政治运动时，各种不负责任的空洞“概念”一方面让你“热血沸腾”；另一方面又让你面临深渊、战战兢兢。如果你依据理论知识搜集的各种资料认真去参与，去搞清楚这些“话语”，则是很危险的，轻则被扣上“思想改造”不彻底，重则坐牢，甚至丢命。
我们前面分析了强调有关“政治”的话语都是表达一种思想、观念、态度等等，“政治”势必要使用笼统、抽象、模糊一类的语言概念，是无法和个人的行为直接对接，任何政治上对个人的要求、命令都是不明确的“祈使句”。在文革中最主要的毛语录是：“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是让国人停下自己的工作去做什么呢？不可能总是“开会”、“游行”、“听报告”……吧？尤其青年学生，精力充沛，热情高涨，一定是希望走在“进行到底”的最前列，文革中出现的“打、砸、抢”事件，出现的惨烈“派斗”事件，都是从青年学生开始的。这些现象不都是在探求“政治”是什么吗？能说不是在参加“政治运动”吗？这些现象后来得到一定程度的纠正，一些昨天的“先锋”成了今天的“阶下囚”。社会民不聊生，一片混乱，是社会不能利用“语言”来控制，也就是顾炎武所说的“亡天下”，是失去“天下道义”的结果。“走社会主义道路”、“反修防修”、“揪出走资本主义当权派”、……都和普通民众每天干什么有何联系呢？
政治运动需要神化一些概念，而“政治”就是首先被神化的概念，运动中每个人最需要关注的是“政治动向”，是保持“政治上的正确”。“政治”是高度抽象化的概念，不存在正确与错误的区别，也没有判断真伪的基础和标准。文革中打出了无数“政治旗号”，有哪一条去认真落实了呢？俗话说“假作真时真亦假”，政治运动的真结果就是让人们不再相信还有真“政治”。“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这一系列政治概念还有人去认真研究吗？没有认真的研究，又把这些说得天花乱坠，好像煞有其事，文革出现的混乱不都是在这种基础上产生的吗？
对“统一思想”的思考
对“政治”的强调是为了实现“统一思想”。常言讲“人心齐泰山移”，一场战争的胜利必须“心齐”，这些都是说“统一思想”的重要性，但我们不能忘掉这“统一思想”是需要有一件明确的事情作为“统一”的基础，如果没有了具体的“事情”，也就不存在“统一思想”。以具体目标为基础的“统一思想” 用准确的话来讲是“统一想法”。“想法”是单纯的，具体的；而“思想”是系统的，含糊而抽象的，没有实际事物与之对应。普通个人一般只是有“想法”，他的行为也是一时的“想法”所控制。政治最主要工作就是“统一思想”，让大家有一样的“思想”，但谁也不知道这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
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都是极其复杂和多样的，也正是“多样性”促进了事物之间的竞争和相互制约，达到平衡，维持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而“单一化”必然导致事物发展的失衡，造成混乱和动荡。政治运动所以能带来灾难，正是违反基本规律，试图“统一思想”的结果。“统一思想”了，真正做到“众人”都做同样的事，都在做“伟大的事业”，这时能够发生的只能是社会的灾难，“统一思想”是没有的事情，一定去做，可以说“统一”程度的高低和社会混乱程度的大小成正比。文革的确做到了“高度统一”，大家都放下自己的工作干什么呢？多是去“整人”，搞得民怨沸腾，社会从没有平静过，就是到五十年后的今天依然存在产生混乱的阴影。
所谓发生政治运动，不过是人们被“统一思想”的现实情景。一个人想什么，有没有“思想”，都是个人的事，别人无从知道，也没有必要知道。事实上的“统一思想”不过是让大家说同样的话。长篇大论有思想内涵的文章不可能让大家都理解和表述，于是就精炼出“口号”，大家喊同样的口号，这就是“统一思想”了，也就是参加政治活动了，随着喊口号人数的增加，政治运动就蓬勃兴起了。而具体去做什么呢？去开会、游行、大批判等等一系列和“说什么”有关的工作。现在时不时可以见到文革时游行或开会的照片或影视，数以万计、百万计的人在“激动”、“呼唤”，但只是一个“表态”，没有什么实际目的，更没有系统理论诞生。文革中喊得最多的口号是“万岁”，但又有谁不知道人都要死的道理呢？接下来值得考虑的问题是“说同样的话”是如何形成的呢？
从1957年开始，学校和媒体（书籍出版、报纸、广播）统一由政府管控，全社会只有一种声音是很容易做到的。同时学校教育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是在教你如何学说这些“同一种话语”。这在延安时期就开始了，而在反右之后成了所有学子们的必修课。从理论和逻辑上讲“统一思想”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有大家说同样的话，也就是所有公共媒体说同样的话，整个社会只有一种声音，就是所谓的“统一思想”。要搞政治运动必须控制舆论，文革所以可以延续十年，就是舆论被严控的十年。严控舆论，目的是只允许有一种声音，造成统一思想的假象。
政治应该是一种学术，由专门的人员去研究
世界上有很多国家，也有很多种社会形态，有些社会运行的顺畅，有些社会混乱甚至战乱不已，这里肯定是有原因的，探索、思考这些问题就是“政治”。人们从比较中不难看出实现宪政、民主是社会发展的大势所趋，中国百年革命的努力也是向着这个目标前行，文革运动显然是违背先烈们为之而奋斗的目标。文革初期提倡“大字报、大辩论、大鸣、大放”，有人评论是“大民主”。但今天我们回头看，这绝不是什么“民主”，而是非民主，用当时话语讲是“形右实左”，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大帽子底下开小差”、“理论上肯定，具体行动上否定”。学生上学，工人做工，农民种地，这些和“反修”、“防修”有什么关联呢？用强制手段让普通人去做不熟悉和无关联的“政治”事情；另一方面，又对在政治上有所思考的人进行无情打击。从道理上讲，逻辑上讲，是极其荒唐的，从现实上造成了社会的灾难。如果我们要从文革运动中吸取什么教训的话，每个人各行其道是必须遵守的。政治概念的解释必须由研究政治的学者们去做，作为执政的“政治家”没必要去判断政治学术上的是非。如今文革爆发过去50年了，但这种不能把个人活动和政治相分开意识至今依然广泛存在，随意将人们的工作升华到“政治”层面，从“政治”上对人进行褒贬是用“政治”绑架个人最常见的现象。文革是从学校停课参加运动开始的，从中学走出来的红卫兵是文革的先锋队。这个教训并没有注意认真吸取，而是学校教育仍摆脱不了“政治”，政治课和政治考试都是学子必须参加的，这一系列早已见怪不怪的现象正是文革遗留的阴影。
作为知识、学问的“政治”必须由知识分子中的“政治专家”们来解读，要了解和每个人有关的社会所以正常运行的基础认知要从最基础的“公民”课学起，如学数学必须从加减乘除开始。和所有其他知识一样，作为知识的“政治”没有什么阶级性，不是属于特定哪部分人的。要区分作为知识的“政治”和与权力相关的“政治”，如果不能区分，则“允许人们不参与政治”应该是社会能稳定的基础。
“政治”作为研究社会的学问一定是高度抽象的，有幸涉足这方面研究的人应该先具有较丰富的历史、法学、哲学知识，和普通教师和学子没有关系。教师的底线应当是不去教自己不会的东西，能成为教授真知识的“政治教师”应该是很少的，而我们所有中小学都有政治教师，他们的任务无非是教给大家说“同样的话”，而不是追求这些抽象政治概念的真正含义，不是去问这些话是否符合逻辑，是否能解释历史。笔者文革所在的学校政治教师遭到批斗的比例最高，程度也最烈；文革中最活跃的学生鲜有数理化学习优秀者，这些都说明普通学校开设政治课是违反教学基本规律的事。强调“政治正确”的学校，作为知识的“政治”没有了，对培养学子认真精神和谦卑的态度是一种伤害，反而使学子养成不讲逻辑的劣习，不是去捍卫真理，而是尊崇“胜者为王”。
个人如何参与政治
个人参与政治也就是一种“表态”，应当注意这样几点。
一是个人对政治影响是微弱的，从逻辑上看只能是“众人数分之一”，全国有几亿人，你一个人对国事的影响只有“几亿分之一”，而真正的国事（政治）应该是这“几亿分之一”的“积分”，这项工作不是普通人能去完成的，是“政治家”的事。个人在公众事务中的“力量”和公众的“范围”成反比，例如在学校班集体的事务中，每个学生的“表态”就都值得重视，班规的制定，班级之间活动，班长、学生会主席选举，是每个学子参与政治最容易得到的学习机会。这些“真政治”的事情，就是到今天有多少教师和学生对之是认真去思考呢？推广一下来看，大家对自己居住的小区、街道、城市应该有更高的关注度，而事实是被关注度很低，地方报纸内容也鲜有对当地具体事件的讨论。相反是和大家没有多少关系的事情，个人不一定了解的事情，例如国家的外交事务，却表现出极大热情。每年开人代会，又有谁能说出代表自己的“代表”是谁呢？这些简单事例说明我们对个人如何参与政治活动是不清楚的。
二是不要把自己的观点让别人接受。“表态”应该是个人的事，而且也仅限于“语言”。由于个人的阅历不同，各种具体情况也不同，所以对政治的“表态”也会不一样，在这方面没有彼此沟通的必要。人们在政治上的沟通，相互学习和借鉴，主要应该在“政治知识”方面，而不应当是“政治表态”。每个人都希望在平等、公正的环境中，得到相互之间的尊重，而尊重一个人的政治态度是首要的。人们参与文革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开会、学习，也就是不断地“表态”，但这并不是个人思考的结果，而是被舆论“裹挟”，大家相互影响，发出同样的“声音”，结果就是让每个人都没有了政治尊严。
三是不要随众做恶。人们通过“表态”，相同观点的人就“团结”了起来，就形成一种“聚众”的力量。这种“力量”很容易让人忘记基本法律和道德，文革中出现的对经济的破坏，对人的无端伤害，不少就是在口号声的助威下出现的。
个人在“政治”上主要能做到的无非就是“表态”，正常情况下，政治家们首先要确定民众需要表态的“问题”，允许各种观点在媒体上“宣传”，多种声音都要让民众知道，而不能是一种声音。对比较重要的议题进行“投票”，方便大家“表态”，同时也自动得出“大家的态度”。每个人的投票应当是在没有外来影响下进行，每个人的“表态”别人无权知道，更不要说去干涉了。显然这样的政治环境和文革发生的政治运动相差甚远，南辕北辙。个人能真正参与政治只有在正常民主的社会环境中才能实现；没有这种环境，退而求其次，能够不参与也不失为一种正常社会形态；如果一个普通人被动卷入“政治运动”中，没有退出“政治”的可能，则是一个混乱的社会。文革运动无论是为了“反修、防修”，还是为了政治家们的美好理想继续革命，还是为了罢黜一些“高官”，都可以和普通百姓、青年学子们无关，完全可以自行其事，但事实是全国掀起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社会陷于混乱。
个人参与文革是人性中的“求知欲”和“表现欲”被利用
文革中学子们积极参与运动，在广场激动欢呼，不能全部认为是被动的，也有其主动随和的因素，我们思考文革必须对此进行反思。“以天下为己任”，“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些都是鼓励文化人投身“政治”的话语。“政治”从它的文化属性上看，“文化人”是有责任介入政治。人是有求知欲望的，希望得出大自然中的规律，也希望得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而这后者正是我们所说的“政治”。“求知欲”也是人的天性，尤其对和每个人都有关的“政治”更是希望知道，“人”无论是对现实还是历史都充满了好奇，所以有人说“人是个政治动物”，有关政治的历史也是人们闲聊最常见话题。“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的号召正好迎合学子们的“求知欲”。
人除去“求知欲”外，还普遍有“胜利欲望”和“表现欲”，深藏人内心的这些“欲望”是人们参与“政治”心理基础，同时也是使人行为失常（犯错误）的原因。政治是复杂多变的，是一种宏观认识，个人了解和把控“政治”能力是大不相同的，绝大部分民众对政治少表态，甚至不表态应该是自知之明的合理选择。文革时，普通人包括青年学子们对运动的目的不甚理解，对诸多的政治概念也不知所云，然而调子越唱越高，不过是这些“欲望”被调动起来，由“无知”向“无耻”转化。一个普通学生能参加国家大事的讨论，这是何等荣耀啊！能见到“全国人民的大救星”又是何等的光荣啊！把没有任何实际作为而只有“表态”就认为是参与了“政治”是无知的表现；如果同时从中找到“表现欲”的满足，找到兴奋的感觉，则是在“意淫”政治，是无耻的表现。红卫兵运动的兴起及造成的社会混乱正是由人的“无知”和“无耻”相互推波助澜造成的。
人们常常把社会上出现的矛盾冲突和争斗认为是为了获得更多的物质利益，这种观点解释在物质资源比较匮乏时期是合适的，但在物质资源基本解决之后，人们会有更高和更多的欲望。文革不是发生在六十年代初，而是发生在经济全面好转的六十年代中期，同时最主要参与者是“政治家”们和知识分子，革命的名称也冠以“文化”的旗号，说明这场运动是和人的精神需求分不开的，普通民众尤其学子们和知识分子放弃了独立思考，从“权力”那里得到文化头衔和各种“光环”，去表现和炫耀自己；而政治家们需要穿上“伟大”的外衣，需要山呼海啸般的欢呼，要让权力不仅控制现实而且要控制人的“精神”，要让“战胜”的欲望达到极致，得到无与伦比的表现和炫耀。这些都在一些“文化人”帮助下，在文革中实现了。
“文化”是人类摆脱野蛮走向文明的原因，但对个人来讲是为了“炫耀”和精神上的安慰，它和人基本的“食色性”需求不是直接相关的，是一种“奢侈品”。文化大革命从本质上看，是靠权力来廉价兜售“文化”，让无论是谁都可以享受“文化”带来的炫耀和精神慰籍。其做法无非就是思想认识和文化上的“乱伦”，亡“天下之大道”，让斯文扫地，颠倒“聪明”和“愚蠢”，“高贵”和“卑贱”。让文盲也能批判文学家，让工、农、兵来管理学校，嘲笑科技工作者不会种地，不会开机器……。这种利用人性中的弱点来达到“政治”目的的效果在文革中得到充分发挥，而真正受到伤害的是“文化”本身，文化人相互攻讦，“文明”被泼上污水，人们普遍没有了“耻”感。文革对财产的损失我们可以再生产，对人的伤害可以平反赔偿，但对文化的伤害是最难恢复的。现在不少经历过文革的人，依然怀念文革，不过是欣赏“政治”带给他们的“文化廉价品”，就像陶醉在“红歌”的旋律中。
茅于轼先生是老一代知识分子，一生追求科学，热爱文化知识，在学术上颇有建树；不投身任何党派，不求名利，就是在退休后也不忘自己的职责；同时他的家族又是名门望族，是不会使用“武力”，也不与任何人“争利”的君子。这样的人在古今中外的常态社会里一定是受人景仰的“文化人”，是任何“政治派别”都要“拉拢”的对象。而这样少有的“真人”常受到一些低文化层次人的“辱骂”，这种现象唯有在我们这个经过文革后的社会里才能出现，是文革造成的最隐蔽最危险的“思想混乱”，这些人不少是没有经历过文革的，足见肃清文革遗毒任重道远。
小结
“政治”是一门重要的学问，是可以用科学的方法对其进行阐述和解释的，对社会应当如何发展是有指导意义的。但要做到这一点，离不开言论自由的环境，要由这方面的专家和众多的“业余爱好者”们去相互讨论，去著书立说。对普通人来说，看好自己的利益，关注和自己有关的事情。在需要政治表态的时候，多想想和自己有什么关系，实在不了解，可以选择“走开”。“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没有必要认为普通民众做什么事情都和“政治”有关，把一个人具体的行为冠以“政治”的标签是犯了一个反科学的错误。文革成功将“政治”变成了神庙里的“金身泥胎”，当时的确发挥了“神”的魔力，但不会总有，因为毕竟是“泥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