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9月，中华民国第二届国会（亦称新国会或安福国会）选举徐世昌为民国第五任大总统。10月10日，卸任总统冯国璋遵循民主政治程序，向徐世昌移交了总统权力，民国历史上罕见地出现了一次最高权力的和平转移。这一最高权力交接的过程与意义值得今天重新审视与评价。
1918年7月，受皖系支持的安福俱乐部在新国会选举中获得大胜，一举囊括80%多的国会议席，成为国会中的多数党派。至此，皖系完全控制了北京政局。此时遭到皖系排挤的直系总统冯国璋，在皖系的威逼之下，无意继续留任。而皖系首领段祺瑞满足于攫取政治实权，也不愿意充任有职无权的总统职位。于是北洋文治派元老徐世昌遂成为新总统热门人选。在各方一致拥戴之下，徐世昌在新国会获得压倒性多数选票，成功当选新一届民国大总统。在获知选举结果后，冯国璋当即发出告退通电，声称在总统任期将满之时，“惟是自知之明，自责之切，速避高位以待能者而已。”
徐世昌当选后，接下来就开始筹备总统权力交接仪式。当时民国成立已经七载，由于时局动荡，新旧总统权力交接典礼从未正式举行过，真的是没有先例可循。于是徐世昌致电驻美公使顾维钧、驻法公使胡惟德，询问有关事宜。顾维钧复电说：“美国总统就职，由大理院长主持，在大理院外筑台，新总统捧圣经举手向全国国民宣誓。”胡维德复电说：“法国新总统就任，由上院议长导入总统府谒见旧总统，相互行礼，互致颂词，词毕，旧总统出府，新总统到议会宣誓就职。”在参考公使意见后，仿效欧美民主国家的总统权力交接仪式方案很快就出台了。
10月10日上午8点半，徐世昌整装待发，在秘书长吴芨荪的陪同下，驱车前往总统府（今中南海），权力交接仪式在怀仁堂举行。9点正，仪式正式开始。徐世昌身着西式礼服，白色衬衣上打白色领结，十足绅士风范。冯国璋全身戎装，佩元勋绶带，完全军人风度。在礼台上两人并肩站立，向国旗行三鞠躬礼，随后冯国璋东向致颂词，徐世昌西向致答词，发言完毕互相鞠躬致礼，礼仪官送冯国璋回居仁堂。事后有论者指出，民国成立七载以来，由于政局动荡，总统已更换了四位（孙中山、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但是未举行过新旧总统交接仪式。徐世昌与冯国璋举行的首次总统权力交接仪礼，庄重典雅，富有时代进步意义。
交接仪式结束后，10点正，又在居仁堂举行新总统就职典礼。徐世昌走上礼台，南向国会参众两院议员，庄严宣读誓词：“余誓以至诚，遵守宪法，执行大总统之职务。谨誓。”随后转北向，与国会议员同向国旗三鞠躬。礼毕，徐世昌开始宣读就职宣言。宣言内容非常精彩，洋洋洒洒数千言，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放眼世界，着眼未来，提出了一整套解决南北分裂、发展经济、振兴教育、改善外交的举措，特别强调发展经济采用“民生主义”，全力扩张实业方为根本之计。为实现发展目标，徐世昌要求国人在他的表率下，尊重法律，培养民德，共同促进国家建设。徐世昌发表就职宣言后，驻京外交团、清室代表分别进入怀仁堂向他祝贺，至此，整个权力交接过程圆满结束，徐世昌开始了历时近四年的“文治总统”生涯。《剑桥中华民国史》对此评价说：“这次选举是民国早期唯一和平的、符合宪法的总统接替。”
总统权力和平交接仪式的举行，在某种程度上表明民初政治人物对权力合法性的认识，即政治权力的合法来源是民意，而不再是传统的天意。《临时约法》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员，法院，行使其统治权。”民意最重要的表现是代议制。参议院、国会立法机关正是代表民意的机构。统治权合法产生的方式是选举制，而不再是传统的世袭制。《临时约法》要求参议院由各地选派之参议员组织之，而总统、副总统则是由参议院选举产生。《国会组织法》进一步规定国会两院议员分别由地方议会与选民选举产生。在民初众多政治精英的眼里，国家元首与立法机构的合法性均来自于现代民主选举制度。
此次总统权力交接中的关键人物冯国璋的抉择值得肯定。冯的离职虽然说是迫于皖系压力，但依据其军事实力，以武力抗争的可能性并不是没有。但他还是遵守民国宪制安排，其精神实在难能可贵。而且在权力交接仪式结束后，冯国璋立即离开总统府，回到地安门帽儿胡同住宅。此前冯已经发出离职通电，声称“归我林泉”，绝无再次出山之意，同时陈述代理总统一年来的经过，对南北分治的局面表示痛心，希望南北两方“及早回头，推诚让步”，并愿意为挽救危局维持公道。10月下旬，冯国璋返回家乡保定居住。在翌年12月病故前的一年多时间里，冯除一度倡议南北和谈外，主要精力投身于实业，很少干预政局。而皖系首领段祺瑞为了实行和冯同时下野的诺言，在徐世昌就职大总统后，即请辞去国务总理职务，专任参战督办。两位实力派人物均为此次权力和平交接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最后，还要谈及权力交接过程中的一个细节之处，在参加权力交接典礼之前，总统马国璋一开始是派内务总长钱能训与总统府大礼官黄开文准备礼舆（皇帝乘坐的轿子）前来迎接徐世昌。但是徐考虑到民国已经是共和国家，就职仪式又是仿效欧美民主国家，沿用帝制时代的旧礼仪显然不妥，于是委婉拒绝乘坐礼舆，而是乘坐汽车前往总统府。前清老翰林居然有这样的民主意识，倒是也让人不得不称奇。
（收录于《历史变迁的制度透视》，新星出版社201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