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舆论环境的良好与否与新闻业的发展状况有直接的关系，也是一份报刊能否良性发展的关键。北洋时期的舆论环境由官方对舆论的控制、民间对舆论的诉求、媒体对自身身份的定位三个方面共同构成。虽然《申报》在这一时期也曾有过明哲保身、置身事外的错误做法，但能够在与民间舆论的互动中积极调整报道方向和政治立场，选择同民间舆论保持一致，殊为可贵。更为重要的是，在面对权贵的威胁和利诱时，《申报》能够明确并坚持自身“社会公共机关”的立场，坚定自身独立大报的发展道路，体现了《申报》面对政府新闻政策所展现的言论策略和博弈智慧。
关 键 词：北洋时期 舆论环境 《申报》 办报策略
新闻媒体社会功能的发挥，与特定时空条件下的舆论环境存在直接的、相辅相成的逻辑关联。北洋时期，政治动荡，政权更迭频繁，代表不同阶级阶层利益的政党及社团力量相互碰撞。与此同时，舆论活跃，报业兴盛。这一时期，著名民间报纸《申报》的发行量激增，社会影响力几近全盛。在史量才等人的主持下，《申报》顺应时局，主动与政府的新闻法规政策展开博弈，宗旨唯在反映社情，呼吁民声，评论政局，引导舆论；与大众舆论积极互动、相互声援，指陈社会问题，抨击政治弊端；发表独立言论，坚持自身“社会公共机关”的立场，承担了媒体应尽的社会责任。本文拟从社会史的视角来探讨北洋政府时期的舆论环境与《申报》的言论策略与身份定位。
一、《申报》与政府新闻政策的博弈
民国初立，政局不稳，官方新闻法规数度废立。政府控制舆论的手段和力度多次变化，从民初的提倡“言论自由”到袁世凯时期的“压制言论”，又经历北洋时期的“再倡自由”到“取缔言论自由”的转变。但无论新闻政策如何变迁，其目的均是为当权者获取政治利益而服务。针对北洋时期特定的舆论环境，史量才等《申报》主事者抓住报业发展的良好时机，积极应对政府多变的政策法规，时而激进，时而温和，时而奋力抗争，时而委曲求全，尽量避免和政府发生正面的冲突，以保持自身独立商办大报的角色，体现了《申报》言论策略的原则性和灵活性。
(一)力争报道事实
民初《临时约法》从法律上保障了人民的言论自由——“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结社之自由”，但同时又规定言论、著作及刊行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受限制”，这种模糊的措辞实际上为报纸受到政府管制埋下了伏笔。当时的报界对此颇有微辞，认为这种“自由”只是“纸上的”自由，他们强调报纸应该拥有“绝对的自由”，但同时报界也认为“夫所谓绝对自由者，非绝对不受法律之制裁也，实不受专为言论出版而设之法律之制裁耳”[1]255。由此报界有人提出“报界所宜联合请求于将来之正式国会，非达目的不止者也”[1]255。《申报》从创刊伊始便提出“务求其真实无妄，使观者明白易晓，不为浮夸之辞，不述荒唐之语”[2]，强调新闻报道的客观与真实。
早在1886年8月，《申报》曾发表题为《论新闻纸之益》一文，认为在讨论国家事务时不必有所顾虑有所畏惧，应该尽量向当道陈述有利于国家的事情，而不必有所怕惧[3]。五四运动期间，《申报》再次声明“我之论调诚有过于和平之处，然而和平者措词其命意固未尝有所忌讳也，何也，未受任何方面之豢养，故无不可言之隐痛也”[4]。强调了《申报》自创刊以来未曾收受任何方面的津贴、分红，所以能够不畏惧任何势力的威逼利诱，进行真实报道。但在北洋政府统制时期，新闻真实性原则必然与专制统治政府有抵触。当真实性与政府管制发生冲突之时，《申报》有时选择的是进行正面较量。《申报》想方设法在政府有关新闻法规、政策的管制下，寻求突破口，在办报实践中，努力做到报道事实，不必有所怕惧。
民国成立之后，孙中山鉴于前清报律被废，又没有新的新闻法规出台，为管理全国的报业，临时政府于1912年3月4日颁布《中华民国暂行报律》共三章，要求报纸注册发行人和编辑人注重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原则，严禁有破坏共和国体的言论发表。但孙中山和临时政府内务部的此举却引发了全国报界一致抗议。3月6日，以《申报》、《新闻报》、《时报》等为首的数家上海报纸联名致电孙中山表示拒绝承认《中华民国暂行报律》。第二天《申报》联合《新闻报》、《时报》、《民立报》等报纸同时刊登了章太炎的《却还内务部所定报律议》，对《暂行报律》进行了逐条批驳。《申报》还在“清谈”栏目中再次表明自己的态度：“言论自由共和国之通例，监督政府报纸之天职，今新政府雏形未完，我言论界对于当轴之举动，方自愧未能确尽监督之天职，不谓内务部反横加取缔，钳制我自由之言论。吁可异矣。”[5]面对报界的舆论压力，孙中山表现出了宽容的胸怀和从善如流的品德，于3月9日宣布取消《暂行报律》。在复电中，孙中山再次重申坚决维护言论自由，颁布《暂行报律》的初衷是“补偏救敝”而绝非钳制舆论，并且表示以后一定遵守立法程序来设立新闻法规。这次“报律之争”显示了在民国初年报界与政府的博弈中取得了暂时的胜利，这当然也是由于革命甫成，民众对民主自由的呼声极高，同时新生政权疲于应付诸多内政外交问题，无暇顾及与报界的斗争。
(二)巧妙对抗严苛的新闻法律
1914年1月，当袁世凯宣布实施《报纸条例》时，《申报》不仅在报道中说，“报纸天职有闻必录，若取缔过严，殊非尊重舆论之道，故应取宽大主义”[6]，还认为“权势之辈也蹂躏自由，严分等级为法律，是法律与自由平等不相容也”[7]。为了表明对《报纸条例》的抗议并非自己一家报纸所感，《申报》还特意转载了《字林西报》等其他报刊批判《报纸条例》的言论，借以强调“律中多有可笑可怪之处”[8]。
1916年1月1日，袁世凯决意改元洪宪，并要求全国各报纸不得再使用民国纪年，而改用洪宪纪年。淞沪警察厅特意电函上海日报公会，威胁上海各报如若不改用洪宪纪年便以禁止发卖报纸为惩罚。《申报》于1月12日发表《本馆启事》，向公众表明来自政府的压力，无奈之下只得取消民国纪年而改用洪宪纪年。由于此前《时事新报》因拥护共和、反对帝制、力持公论而被袁世凯政府下令禁邮，为了避免同袁世凯政府发生正面冲突，上海各报经过商量之后采取了一种巧妙的方式来应对，即从1月26日起，各报在公元纪年下用非常小的六号字排印了“洪宪元年”四个字，字体纤细，读者如果不是刻意寻找，几乎看不到。《申报》更是故意将“洪宪元年”中的“宪”字刻漏，再补上的时候又把“洪宪元年”四个字印得模糊不清、似是而非。这种排印的方式一方面避免了当局的干涉，另一方面也表达出了报界的消极抵抗和对帝制的不屑。
纵观这一时期《申报》的言论策略，依然坚持了独立的政治立场，但又不愿与袁世凯政府发生正面冲突，因此采取了较为巧妙迂回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态度，使得袁世凯政府无法抓住把柄直接打击《申报》。
(三)为求生存而“委曲求全”
1916年6月17日，北京政府下令各省取消报纸保证金制度，6月21日通饬停止函件检查，6月29日国务院会议决定恢复旧约法。这一系列的做法使民众从形式上再次获得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所赋予人民的言论、著作、刊行、集会等自由的权利。7月6日到8日，北京政府内务部更是宣布此前查禁的各报“应即准予解禁”、“一律自可行销”[9]6。据此，上海的《时事新报》、《中华新报》、《民国日报》、《共和新报》、《民意报》、《民信日报》等20余种曾遭禁邮或查封的报纸得以恢复出版和邮发，北京等地被捕的报人也得以获释。但好景不长，1916年9月，北洋政府内务部警备司颁布实施了《检阅报纸现行办法》，规定政府“选派专人逐日检阅在京出版的报纸，在外省或外国出版的报纸则选购检阅，把现行法律中有关报纸的规定作为检阅报纸的标准(引者注：当时主要指《出版法》)”[10]150。但此举是事后检查，且执行情况并不严格。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渐渐传播，出现所谓的“过激主义思潮”。北洋政府立刻对这种“过激主义思潮”的出现感到惊惧和恐慌，防止“过激主义思潮”的传播并且严禁“赤化宣传”成为了北洋政府钳制舆论的重点。1919年9月16日，国务院颁布了《查禁俄过激派印刷物函》，强调“俄过激党既有以印刷物流布中国，意图煽惑情事，亟应加意侦防，严密查禁，以戢乱萌”。1920年4月10日，北洋政府又发布《为防止过激主义电》，同样也是针对阻止苏俄和赤化宣传的措施。凡是被政府冠上“过激党人”帽子的报人几乎都难逃迫害的厄运，《新青年》和《劳动界》的编辑发行人员都曾被辑拿查办，遭到追捕。而这一时期最为极端的事件是邵飘萍和林白水先后被奉系军阀杀害。1926年4月26日，《京报》社长邵飘萍被张作霖以“勾结赤俄、宣传赤化”的罪名加以逮捕，且一经逮捕“立即枪决”。1926年8月5日，《社会日报》社长林白水因刊登《官僚之运气》一文，揭露张宗昌同潘复相互勾结的丑闻，于当晚被张宗昌逮捕，翌晨被枪杀。这一事件被认为“自从民国成立以来，北京新闻界虽备受反动军阀的残酷压迫，但新闻记者公开被处死刑，这还是第一次”[9]11。
面对北洋政府从“再倡自由”到“取缔言论”的政策变化，作为一份民间大报，为了能够生存下去，为了能够客观公正地报道事实，《申报》在这一时期采取的言论策略是注重观点的平衡，不做“一边倒”的报道，尽量不触怒北洋军阀，《申报》早有如下言论主张：“不患人之多言，而特患人之不言，是以博采舆论以见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则行之，其所恶者则改之，故每遇可行可止之事，得以抒所见闻，直陈议论。”[11]由此，《申报》着力搭建了一个多元性言论的平台，使得记者的报道、文人的言论、政府的公告都能够在报纸上刊发。
这种言论平衡的策略所带来的结果是，无论是对南北和议问题的报道、评析，对府院之争的关键问题分析，对山东问题国际国内各方反应的分析，还是对“二十一条”的分析，《申报》既能够全面报道各方态度，同时又始终巧妙地表明自己的观点和主张。
虽然《申报》在报道同一件事实的过程中，非常注重观点的平衡和表达的多元，但其中仍会显示出自己的立场和倾向。在五四运动期间，《申报》明显表达出支持爱国学生的行为，并对政府的作为表示不满。《申报》认为“国事危迫至于今日，而政府尚在若梦若醒之间，以前之事姑勿暇论，即近日诸大端其所以至此，愈治愈乱者，皆政府无责任之故也”[12]。对于北洋政府，《申报》既痛惜其未能造福于民众，又希冀其能努力改进，切实担当起“民国政府”[13]的称号。针对当时中国社会所面临的问题，《申报》作出了自己的思考，“今日国人而苟以国家为重者，当负三大责任，三大责任者何，拒外侮也，清内蠹也，谋国本也。拒外侮清内蠹之道今已发其端矣，而民治公会复于此时发现，此谋国本之道也。夫中国之国家无人顾问也久矣，有权有力者皆以利己为先，外侮则引之国蠹则护之无权无力之人，则听命之。此中国之所以有今日也。今国人一旦发奋而起立于国家之前以自为谋。则三者之不可缺一，人人所应知也，拒外侮救急之方也，清内蠹除外侮之根也，求民治绝内蠹之源也”[14]。
为了能在北洋政府和租界的双重压力之中寻求自身的生存夹缝，《申报》也不得已做出了一些妥协和退让，主要表现为“温和的自由主义”。虽然在五四运动期间，《申报》发表的相关报道、时评、杂评有很多，但整体上看言语较为持重，少有激烈语辞，对政府的批评往往也是点到即止。“惟不为利回，不为威胁，义正而意平，词严而皆婉，其心弥苦，其效弥昭”[15]72。
可以说，在政治动荡的时代，《申报》作为一份商业报刊，为了生存而不得已选择退让隐忍、明哲保身的“温和自由主义”方针是可以理解的，但想要力图置身事外却是不可能的，无论是公共租界抑或是国民舆论都不可能让报刊脱离政治，如果不顺应民意，《申报》必定会失去大部分的读者，也就不可能生存下去了。所以《申报》也并非一味隐忍退让，在面对军阀混战所造成的社会混乱时，《申报》也能挺身而出，讽刺军阀“之在今日，不但绝人之生路以致自绝于人，亦且处处自绝其后路而不之或惜此其故何耶，亦为穷极无聊之故耳”[16]，断言军阀的下场“一曰逃，二曰降，三曰擒，四曰死，五曰自杀”[17]。
统观北洋政府时期《申报》与政府新闻政策博弈的情况，正如史量才在《申报发行二万号纪念》中所谈到的：“民国以来拥重兵挟大炮者相环乎。其势力之雄千万倍于报纸，然倏尔败，倏尔逃，倏尔死矣。其如虎之兵士，倏尔缴械，倏尔改编，倏尔流为盗匪矣。试一回顾此冷静之《申报》，犹得日与阅者相见而无间。若逞其意气取快一时，恐吾同人亦早在缴械、改编之例矣。”[18]史量才个人受维新思想影响较大，对资产阶级的民主科学十分向往，他认为欲救中国，必须政治清明、办实业、兴教育、创报纸。因此，在史量才眼中，参与政治与办实业、兴教育、创报纸是可以融为一体的。作为一份民间报纸，想要长久地办下去，首要考虑的应该是如何生存，假如失去了刊登和发行的权利，连生存下去都无法做到，更不要说坚持新闻舆论阵地了。因此，在史量才主持《申报》期间，在坚持大原则的前提下，适度的妥协、“保持冷静”和“委曲求全”成为保存“此笺笺报纸”的策略。
二、《申报》与民间舆论呼声的互动
(一)公共舆论的产生和发展
近世之人对公共舆论的认识有一个过程，国人在较长时间内对报刊功能的认识多止于信息传递。随着新闻出版的发展，对报刊功能认识逐渐由沟通信息到开启民智乃至到监督政府，“公共舆论”意识也由此诞生。
梁启超在《横滨〈清议报〉叙例》、《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敬告我同业诸君》等文章中均强调报刊乃国家之耳目喉舌[19]、报刊应以国民之公益为目的[20]、报刊应代表着国民的公意和公言[21]。舆论的重要性逐渐被国人所重视，“破中国之积弊，振国民之精神，撰述选择，必期有关中国大局之急务，毋取空琐，毋蹈偏私”[22]。
民国初年，政治状态失序，为了避免触怒北洋政府及各派军阀，报界在言论的写作上软弱无力，甚至许多报刊取消了“论说”栏目，以至于“民国以来之报纸，舍一部分之杂志外，其精神远逊于清末”[1]164。鉴于新闻界在政治立场上的摇摆与软弱，民间有识之士提出“报纸者，表现一般国民之公共意志，而成立舆论者也”[1]293，他们认为新闻业虽然促使国民养成阅读报刊的习惯，而且使国民认识到了“社会国家”的观念，但“虽竭力振刷精神，而终不得社会之信仰”[1]165。在这种没有权威而又多元的公共舆论中，国民精神经常处于茫然中，民众不知道如何正确地去讨论和参与国家事务，因此民间呼唤一种强而有力的政治理念能够对“国是”进行统一，能够对社会讨论形成共识。
在这样一种社会环境中，民间的知识分子们开始努力通过报刊来阐发他们的观点，提出他们的舆论诉求。例如《太平洋》、《现代评论》、《努力周报》等由知识分子创办的刊物均在北洋时期出现，成为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创造舆论、表达政治诉求的言论阵地，他们在刊物上除了讨论思想文化层面的内容，更重要的是进行了大量制度上的讨论。知识分子们原以学术相标榜，常常表达“不谈政治”的戒约，但在北洋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也难免被卷入“思想冲突”中，因此他们通过民间报刊表达了他们不得不关注政治的缘由：“我们本来不愿意谈实际的政治，但实际的政治，却没有一时一刻不来妨害我们。辛亥革命到现在已经九年了，在这九年的假共和的统治下，我们饱尝了种种不自由的痛苦。不论政局怎样的变动，执政党怎样的变换，这痛苦丝毫未变。政治逼得我们到了这种境地，我们便不得不起一种彻底觉悟，认定政治如果由人民发动，不得不先有养成国人思想自由评判的真精神的空气。……这几年军阀政党胆敢这样横行，便是国民缺乏自由思想自由评判的真精神的表现。”[23]411由此可见北洋时期民间对真正国民精神的热切渴望。
为了能够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民间的舆论特别强调应该拥有“报纸的自由”，而导致民间没有言论自由的原因就在于苛刻的出版法和“警厅”的干预，倘若要获得言论自由，“一方面就得修改或废止出版法；一方面警察总监的位置，也得设定资格”[24]。《现代评论》更进一步明确提出，报纸的自由应包括两个条件：“第一是，人民于刊行报纸以前，不受警察机关的任何束缚(譬如警察之许可)；第二是，人民于刊行报纸以后，就令有违法事实，警察亦不得迳自执行诸种强制处分(譬如封禁报纸或停止报纸)；这一类的处分，惟依法庭之命令始能实施。”[25]
总的来说，在北洋政府时期，民间舆论所呼吁、所请求的便是能够拥有“善良的政府，安宁的社会秩序，开明的法律，高尚的文化”[26]。能够使民众可以过“安稳的日常生活”，敦请当权者能够做到三件事：“一、尊重生命；二、尊重财产；三、尊重人格。”[27]尽管这种呼吁在北洋政府时期很难得以实现，但这却是民间舆论最真切的反映。
(二)《申报》在北洋时期与民间舆论的互动
《申报》在北洋时期与民间舆论、民众呼声互动最为明显的例子是对“五卅惨案”的报道。尽管在事件初期，《申报》有过明哲保身、置身事外的做法，但当《申报》正视到民间强大的舆论时，能够及时调整报道方向、政治立场，在屈于政治打击还是站在民众立场的选择中，最终选择了同民间舆论保持一致。
《申报》、《新闻报》、《时报》、《民国日报》等一些企业化大报，因在租界内，受租界当局无形的压力，不敢对租界事务自由发表意见。再加上在政治斗争激烈的形势下，企业化报刊担心受到政治打击而多采取客观中立、明哲保身的立场，对“五卅惨案”采取了轻描淡写的态度。在最初对该事件的报道中，《申报》甚至在措辞方面有偏袒租界的嫌疑：“兹悉此次罢工原因，系西苏州路日商第五纱厂之工人，以上星期六日商第八纱厂控工人许阿大等六名煽动罢工，经捕房拘解公共公廨讯办，故出而援助，乃于本星期一晚间决定罢工，加入者有五百余人，前日(十号)上午，罢工之工人二百余名，各持‘内外棉厂全体罢工’之白旗，及铁条木棍竹竿等物，拥至麦路日商第九纱厂，劳勃生路日商第十三、第十四各纱厂，迫令各厂工人取一致行动，将厂中机器电话玻璃门窗等什物纷纷捣毁，并将各厂之监工日人数名殴伤，复散发传单……”[28]从以上报道中，时人几乎可以得到一个工人无理取闹、日商忍辱被殴的印象，从而将“五卅惨案”的起因推到工人身上。
当时全国有五百个左右的城市都举行了示威游行以及罢工、罢课、罢市等爱国行动，共产国际、赤色职工国际和英美日等国的工人阶级，也纷纷通过发表宣言、集会、募捐，给予声援。为了对付中国民众的舆论压力，公共租界当局特地出版了三期《诚言》以混淆视听、推卸责任、攻击中国民众，并将第一期内容以广告的形式送给《申报》和《新闻报》，要求全文刊登，其内容是关于英国外交总长张伯伦在英国下院回答工党的质询词，不但否认了工党议员所质询的剥削虐待中国工人的事实，而且说在政局动荡的时期，必须采取非常手段加以弹压。对于聚众游行的暴徒，就应该予以枪击镇压[29]。当7月11日刊登《诚言》全文的《申报》和《新闻报》发行之后，数百人聚集在报馆门口表示抗议。史量才得知消息后，急忙赶到报馆，向抗议者致歉，并表示将立即作出反省。
经过一周的反省，《申报》和史量才意识到这次错误的严重性，也意识到作为报刊是不可能脱离政治斗争而置身事外的，要么选择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威胁和压力，要么选择和民众的立场保持一致。7月17日《申报》刊登道歉启事，对社会各界的严厉批评虚心接受，同时刊登《辟诚言》对《诚言》进行了批驳，明确指出捕房屠杀工人学生是当局蓄意制造的，并正告张伯伦不要妄图混淆视听、歪曲事实。同一天还发表陈冷的时评《诚意与诚言》，指出“有诚意而后有诚言……先有诚意，而后有诚行，然后其言之诚否可以确定。盖意与言与行三者必相符合，而后其诚乃见”[30]。正如《晶报》的时评《〈辟诚言〉评论之评论》中所说：“报纸虽为营业之一，自当以舆论为依归也”[31]，当《申报》和《新闻报》作出自我批评并对《诚言》展开批判之后，上海社会舆论也随之对申、新两报有了正面的评价。
民国以来各派军阀纷争不断，民间希望能够有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却不得，针对由北洋时期各军阀间的割据混战所导致的社会混乱，民间舆论给予了明确地抨击：“民国十三年了，人民所受的战祸，曾没有像现在这样厉害的。刀兵灾祸，几蔓延全国。”[32]“近十余年来，中国是大兵之后，继以凶年，凶年之后，继以大兵；有时并且大兵与凶年并见。……就中国现状言，我们不独在原则上应该反抗战争，并且不能把战争当作任何暂时的策略”[33]。可见民间对连年兵祸的强烈不满。积年的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终于导致1926年3月18日在北京爆发了一次群众运动，表达了民众对北洋政府的愤恨，但这次运动很快遭到了段祺瑞政府的镇压，酿成“三一八”惨案，被鲁迅称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34]212。
面对这种社会状况，《申报》采取了同民间舆论保持一致的立场，对北洋政府表明了其批评和劝诫的态度。例如《申报》提出每遇新年都希望能够“休兵息战”，但民国以来，年年的结果都与新年希望相反，“此何故耶，岂我中华民族真为好战之民族耶，抑诚有所不得已而不能不战耶”[35]。社会安定是人民最基本的愿望，但在北洋政府治下却成为了一种奢望，《申报》愤而提出疑问，民国的“民”在何处？“是故以前之十四年，名为民国而实则只可称之军国耳”[35]，“以今日国家情形而言，除军事外尚有何其他政治之可言”[36]，这无疑是《申报》对北洋政府较为尖锐的一次批评了。在民国十五年元旦之时，《申报》在时评中提出希望各派军阀能够真正将政权还之于民，能够真正做到“事事示人以实，而勿以空言愚人于一时也”[35]。希望民国以来所提出的种种主张、种种主义，不再是空谈，希望当政者既深谙战略又熟悉政治，不至于被人愚弄，希望“恶其名而行其实，与徒知其名而不究其实者”[36]这样的状况不再出现。
《申报》还借美国人之口痛陈中国军阀之祸与人民之困苦。1926年，美国派赴中国关税会议代表陶恩氏在芝加哥商会演说，直言“中国之病，有二大原因。一为无稳固之政府，一为有专横之军阀”[37]，《申报》刊登了陶恩氏的演讲，痛陈中国的七千里铁路都在军阀的掌握之中，军阀不仅毫不注意铁路的保养修理，反而一味在铁路上搞腐败，“民国成立以来，军阀侵夺铁路款项，计达二万五千万元之巨数”[37]，吴佩孚掌握着京汉铁路，张作霖掌握着京奉铁路，不仅铁路车辆被军阀侵占作运兵之用，一旦商人需要运货，便会被军阀索要高价。“全国为兵扰乱，不堪言状”，民众对所谓的政府颇多失望，“所谓执政内阁者，日夕奔走，仅为军阀各方借债，增人民负担，而使祸乱延长耳”[37]。
当时，有人对陈冷的时评不满，认为他的时评往往是顾左右而言他，不敢秉笔直书，但陈冷对此回应说：“我之论调有过于和平之处，然而和平者措词命意未尝有所忌讳也……”[4]可见《申报》在言论和立场的抉择上确实处于两难，如果言辞犀利，不免遭受查封的下场，但言辞和缓，又不免被民众认为丧失独立报刊的立场。史量才在《申报二万号纪念》中也表达出了这种无奈：“吾思服务《申报》十六年，实为十六年公共之老罪犯。盖无一日不受人指责，无一日不在法令裁制中。吾志力薄弱，学殖荒芜，不能使《申报》光而大之，以飨阅报者之耳目，吾何能辞其咎。”[18]
三、《申报》作为“社会公共机关”的身份定位
(一)媒介自身对社会角色的定位
近代报刊对自身社会角色的定位有一个演变过程，这一过程基本同步于近代报人探索救国救民的实践，源头有二：其一为中国传统士人普遍的“经世”和“救世”情怀，其二为西方自由主义报刊思想。每当有重大政治变革出现，往往掀起报刊创办的热潮，尤其是知识分子更容易产生出“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意识。
赵君豪在《中国近代之报业》中认为，“报纸能使世界人类之思想，互相交换，吾意非特科学与商业借报纸之作用而为宣扬，即世界任何一切事态，殆莫不以报纸为转移，报纸殆为现代势力中之最有权威者。”[39]15胡伸持在《关于报纸的基本知识》中指出：“报纸不但是社会的时事的镜子和反映，是蓄积着社会生活上变动的事实的蓄电池；而且每逢报纸向着一定的目的把民众的意志组织起来，造成舆论的时候，它又是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发动机和动力。”[40]41这些言论皆表明媒介对自身舆论力量的自信。
中国近代报刊始自来华传教士报刊，无论是鸦片战争前以传教为目的，还是鸦片战争后以政治为目的，在“由教而政”的过程中，报刊都充当了社会教化和沟通政情的工具。第一批近代中国报人在对西学西报的深入了解之下，扎根于中国传统士人“文人论政”的思想，提出了报刊应具备“通上下”的功能，“一曰知地方机宜也。……二曰知讼狱之曲直也。……三曰辅教化之不及也”[41]。从中可以发现，他们已经将报刊作为向政府进言的工具。
戊戌变法期间，康、梁更是强调了报刊“去塞求通”功能对于国家强盛的意义。梁启超论曰：“觇国之强弱，则于其通塞而已。……惟国亦然：上下不通，故无宣德达情之效，而舞文之吏因缘为奸；内外不通，故无知己知彼之能，而守旧之儒仅鼓其舌。中国受侮数十年，坐此焉耳。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无耳目、无喉舌，是曰废疾。今夫万国并立，犹比邻也。齐州以内，犹同室也。比邻之事而吾不知，甚乃同室所为不相闻问，则有耳目而无耳目；上有所措置不能喻之民，下有所苦患不能告之君，则有喉舌而无喉舌。其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谓也。”[42]100戊戌变法时期的报人们更为看重的则是报刊在开风气方面的作用，无论是“广译五洲近事”、“详录各省新政”、“博搜交涉要案”，还是“旁载政治学艺要书”都是注重报刊的开风气和开民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时期出现了近代的政治团体，也出现了政党报刊的雏形。
戊戌之后，国人对报刊的认识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梁启超于这一时期对报刊角色的定位最具有代表性，除了仍将报刊定位于教化和宣传的工具之外，更是明确提出了将报刊定位于社会舆论机关。这时的报刊不仅是“民史”、“民口”，更是独立于政府的“第四种族”，“凡报馆皆有代表国民监督其公仆之责任”[43]35。至此，近代报刊确立了自身的社会角色为代表舆论和创造舆论[44]，并以“忠告政府，指导国民，灌输世界之常识，造成健全之舆论为宗旨”[45]。民国以后，不但新建政权的各级机关报由清末的“官报”改称“公报”，以努力表明自己在社会民众中的地位[1]56，民间也纷纷新创办针对社会各界的刊物，以争取受众，积极成为社会各阶层的舆论阵地，《中华教育界》、《中华学生界》、《中华实业界》、《中华妇女界》、《中华童子界》等皆创刊于此时。已接受了西方民主政治理论的报人坚持了报刊作为社会言论机关的立场，例如《民立报》强调自身“引导社会之进步”、“领导社会政治”[46]447的角色，认为报刊应当成为独立的社会言论机关，应该“不存党见，不立异同，苟所言无私，立论可采，无不顺次刊登报端，公诸天下”[47]151。
北洋时期虽时有对报馆的查封和对报人的迫害，但由于当时全国的政治力量不统一，相对来说办报的政治环境较为宽松，民众的思想也逐步从君主专制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民主”、“共和”、“自由”等观念逐渐深入人心，民间要求言论出版自由的呼声日益高涨。在此种舆论环境之下的报刊，大多对自身应承担的社会责任有相当清晰的定位，强调“抱宁为诤友，不为佞臣之旨趣”，“无故无新，不偏不倚，立言敷论，平允正当，无一毫偏狭之见”[48]。“非有精确之新闻，无以造正大之舆论，非有正大之舆论，无以抉初步之共和”[49]。
报刊的独立性质在一定程度上被加强，这种独立性不仅体现在资本的独立，更体现在政治立场的独立。政治立场的独立性又通常是以言论的独立性表现出来。傅斯年曾在与胡适的通信中说道：“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50]170这句话可谓代表了民国时期许多报人办报的初衷，办报是为了能够独立地发出自己的声音，“若做了国府委员，或做了一部部长……结果是毁了我三十年养成的独立地位，而完全不能有所作为，结果是连我们说公平话的地位也取消了”[51]173。
此时的报刊业已经职业化了，作为社会职业的“文明机关”，其服务的对象必然由政治转向社会公众，因此从报刊的“不偏于一党”，到报刊应该代表“国民公益”成为“舆论之母”。北洋时期的报人已经逐渐明确了报业应该在社会中定位于公共机关，就此，徐宝璜明确说：“新闻纸既为社会之公共机关，故其记者亦为社会之公人，责任匪轻，处之宜慎，遇事当求其真，发言应本乎正，本独立之精神，作神圣之事业，信仰取得，权威自立，尊严立见。”[52]104
袁世凯称帝失败之后，中国的报业再次出现一个繁盛期，各种主义、各种思潮都得以在报刊上争相表达。林语堂曾专门研究过中国的公众舆论史，他认为近代中国的新闻舆论有两个黄金时期，一为1895年至1911年，二为1915年至1925年。他认为“从袁世凯之死到中国国民革命期间，当时中国北京的政府只是名誉上的‘中央政府’。中国新闻事业随着政府力量的微弱以反比速度变得更加强大起来”[53]99。林语堂在谈到1915年至1925年的舆论环境时，是颇为满意的，“我总是充满感激和欣赏地记起段祺瑞的慷慨和大度，他允许其他作者和我本人在北京的报纸上用不礼貌的言辞对其进行抨击”[53]99。戈公振认为“报纸者，表现一般国民之公共意志，而成立舆论者也”[1]293。就报刊杂志方面而言，20世纪20年代中国报业的数量和影响力都不容小觑。
(二)《申报》身份定位和使命担当的自觉
新闻业的发达与否同社会的发达与否是一对互为因果的关系，新闻业常常成为反映社会文明程度、政治开明程度的一面镜子，所以邵飘萍曾说“新闻纸为文明的产物中最普遍且最贵重之日常生活必需品”[54]102，同时“夫新闻纸既为社会公共机关，国民舆论代表，且监督而兼指导之天职”[54]118。报刊是社会公共机关，就意味着报刊应该为全体社会成员服务，发表全体国民的意见，报刊应该反映社会进步的潮流，决不能因为某些人的私利而发表与国民和社会发展相悖谬的言论。这一时期《申报》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抵制以及对北洋政府的直言批评就明显体现出了报刊的“社会公共机关”的自觉。
在论及共和政体时，《申报》于一片热闹声中清醒地意识到“中华民国成立，临时总统就任，从表面观之，似已大安大定矣，然一念及国务之人才如何支配，善后之经济如何筹划，南北之军队如何安插……祸福之机转移旦夕”[55]。而后更是对当时社会现实感到不安：“呜呼，今日何日，一争权竞利之世界也。匪以共和相藉口即以武力为孤注，都督府与军政分府不相容矣，南军与北军不相属矣，军政与民政权限不分，都督与都督意气用事，求有一二廉退为怀，顾全大局者已岌岌乎不可多得。吾读黎宋卿、岑云阶、程雪楼、徐宝山诸电，吾不禁为民国前途痛哭流涕者矣。”[56]
《申报》是较早发文提醒国人警惕袁世凯的报刊之一。早在1911年当大多数国人还对袁世凯抱有极大希望，认为袁世凯是唯一能够带领中国走出积贫积弱、走向民主富强的领导者时，《申报》就于11月24日的评论中对袁世凯颇多抨击，认为袁世凯其人“无学无识”、“无胆量”，“其初念为胆怯，转念为诡谲小人”，其能有今日之名者，实在是侥幸得来的[57]。第二日，《申报》再发评论，认为袁世凯为人既无学问又无气节，只是一介势利之徒，提醒民众“若袁世凯得志，则伪立宪而真专制矣”[58]。日后袁世凯的所作所为果然印证了《申报》的看法。
袁世凯决意复辟帝制，力图通过控制舆论来为其复辟营造声势。由于《申报》在上海甚至全国的影响力不容小觑，1915年8月袁世凯特意派人携带巨款前往上海收买《申报》。出于策略的考虑，《申报》并未在评论栏揭露此事，而是机智地以答读者问的方式刊出一则启事予以揭露。1915年9月3日的启事中称：“东电传言，有人携款十五万来沪运动报界，主张变更国体者，事之确否，固不敢信，惟已有人投书本馆询问此事，并及本报宗旨者，故略表数语如左：按本馆同人，自民国二年十月二十日接手后，以至今日，所有股东除营业盈余外，所有馆中办事人及主笔等，除薪水分红外，从未受过他种机关或个人分文津贴及分文运动。此次即有人来，亦必终守此志……此次筹安会之变更国体论，值此外患无已之时，国乱稍定之日，共和政体之下，无端自扰，有共和一日，寔难赞同一日，特此佈闻。申报馆经理部、主笔房同人启”[59]。这一则启事的斗争方式非常巧妙，其措辞言及“传言”，既未将袁派人贿赂之事明说，又间接表明了自己的清白和态度，由此形成一种社会舆论压力，使贿赂之人不敢无所顾忌。
袁世凯很清楚上海是重要的舆论阵地，于1915年9月派人前往上海创办御用报纸《亚细亚日报》上海版。面对这份袁世凯的“御用之机关”[1]153，《申报》采取只报道、不评论的方式进行揭露，先于9月3日刊登《上海亚细亚日报九月十日出版》的广告，不仅详细介绍该报的情况，而且还直接说明黄远生和刘少少将担任该报主笔。但是仅仅三天后，《申报》又刊登了黄远生脱离《亚细亚日报》的声明：“鄙人现已离京，所有向曾担任之《申报》驻京通信员及承某君预约上海某报之撰述，一概脱离。至鄙人对于时局宗旨与申报近日同人启事相同，谨此告白。”[60]用事实说明著名记者黄远生同《申报》的立场一致，对筹安会的变更国体论绝不认同。
1920年，美国新闻家万国报界联合会的新闻调查委员会委员长格拉士来到上海前往申报馆参观访问。史量才在接待格拉士的招待会上表示：“虽七年来政潮澎湃，敝馆宗旨，迄未遏迁。孟子所谓：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与顷者格拉士君所谓：报馆应有独立之精神。敝馆宗旨似亦隐相符合。且鄙人誓守此志，办报一年，即实行此志一年也。”[38]106～107
1926年的“双十节”，《申报》特出国庆纪念增刊，将民国建国十五年以来数次战争的功罪和趋势加以分析，认为“民国肇造，十有五载，然成立以还，干戈扰攘，内乱频仍。战争连年，迄无宁岁”[61]。指出民国以来的社会只有强权而无公理，所谓“窃国者侯，窃钩者诛”，使中国长期处于内乱状态的罪魁祸首却一直逍遥法外。《申报》认为辛亥革命的目的是为了推倒专制、改建共和，其开创了中国“五千年政治史中未有之创局”，因此辛亥革命是非常有价值的正义之战。同样，民国六年的护法运动是为了维护临时约法，推翻帝制，再造共和，孙中山联合西南的滇黔桂军阀反抗北洋军阀，其功绩不下于辛亥革命。然而，民国六年之后的历次战争，几乎都是“权利之争，地盘之战，个人之倾轧，党派之排挤”，执政者“似完全不以人民之主权为意”[37]，打着民意的旗号却祸国残民，“尧舜其言，盗跖其行”言行表里不一。《申报》分析国家出现如此内乱的根本原因是“执政者之窃位，政客之挑拨离异，武人之群雄角逐”，对北洋政府直言批判，对国家内乱不绝、国危民亡深感痛心。但同时《申报》对国家的前途又满怀信心，认为我国有五千年历史，历经二十四朝更迭，决不会因内乱而招致亡国[61]。
由此可见，民国初立之时，《申报》在政治大环境较为宽松的情况下，坚持了报业的社会责任，对政府、官员颇多监督批评的言论，且言词大胆、文字犀利，希图在国家建设中突显舆论的力量。正如戈公振所言：“军事扰攘，岁无宁日，吾人欲挽此危局，非先造成强有力之舆论不可。报纸既为代表民意之机关，应屏除己见，公开讨论，俾导民众之动作，入于同一轨道。”[1]8
《申报》自其创刊始，就有意识地参与政治，当然，其议政功能并非一开始就很明显，而是在积极参与从清末到民国的不断社会活动中逐渐完善的，其政治参与度也随着《申报》历次所有权的变更而有所变化。总体来看，在史量才主持的阶段，《申报》的政治参与度为其发展历史上的最高。虽然在北洋时期《申报》在政治立场上有过逃避现实问题甚至媚外的过失，但它还是能够在与政府新闻政策的博弈中、与民间舆论的互动中，坚守作为新闻业的“社会公器”职责，改正错误、顺应民意，使其在民国时期成为最有影响的报刊之一。
通过对北洋时期舆论环境的分析，以及《申报》在此期间的报业实践活动，可以看出，无论是党派报刊还是商业报刊都无法脱离政治的影响而独立经营，如果遇到政治问题就想绕道而行，其结果必然是既无法讨好政府又无法顺应民意而使自身陷于更加尴尬的境地。林语堂就曾将新闻媒体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比喻成赛马游戏中“马”同“骑师”的关系，“骑师”(政府)认为必须靠“鞭笞”“马”(新闻媒体)才能取得胜利，而“马”(新闻媒体)则认为应该与“骑师”(政府)交谈并不时对其动机和才智提出质疑[53]3。在政府和新闻媒体之间总是存在着一种潜在的对立关系。这种天然的对立关系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政府不可能因为媒体的顺从而不控制媒体，而媒体也不可能因为保持中立就能获得完全的自由。相反，正因为这种对立的关系永远存在，媒体就更应该争取主动，在社会问题和政治斗争中勇敢、坚定地表明自身的态度，以争取最大多数民众的舆论支持，从而获得与政府抗衡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