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生态危机趋势的研究是７０年代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研究的一个热点，它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将简要评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理论。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卢卡奇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中论及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问题。他考察了该社会的科技发展特别是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所造成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即人对自然的奴役的状况，提出了“自然是一个社会范畴”以及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问题。法兰克福学派的早期代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的辩证法》和《理性之蚀》等著作中把人与自然的关系及生态问题作为一个理论主题来加以讨论。他们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的异化、受奴役以及人类的解放问题联系起来考察，认为人对人的统治以人对自然的统治为基础，而人的自由解放以自然的解放作为前提条件。在现存压抑的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处于异化的状态中，人类凭借科技进步，使用技术手段，将自然作为征服、掠夺的对象，从而导致严重的生态危机；而在未来的自由社会中，将发展一种新型的人与自然关系，从而避免生态危机。卢卡奇、霍克海默等人的这些观点构成了后来特别是７０年代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生态危机问题讨论先导。

马尔库塞是法兰克福学派中对生态危机及人与自然关系问题论述得最多和最充分的人物之一。他在６０年代中期到７０年代初期的一系列著作中继承和发挥了霍克海默等人关于对自然的统治构成人对人统治基础的论点，认为，对自然进行愈加有效统治的科学方法，“通过对自然的统治而逐步为愈加有效的人对人的统治提供概念和工具”，“技术也使人的不自由处处得到合理化——技术合理性是保护而不是取消统治的合理性”；［（１）ａ］“对人的统治要借助于对自然的统治”。［（２）ａ］他对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以及由此造成的生态危机进行了有力的揭露和批判，他说：“在现存社会中，越来越有效地控制的自然已经成了扩大对人控制的一个因素：成了社会及其政权的一个伸长了的胳臂。商业化的、受污染的、军事化的自由不仅从生态的意义上，而且也从生存的意义上缩小了人的生活世界。它妨碍着人对他的环境的爱欲式的占有（和改变）：它使人不可能在自然中重新发现自己，无论是异化的彼岸，还是此岸；它也使人不可能承认自然是自生的主体——人和这一主体一起生活在一个共同的世界里。”［（３）ａ］马尔库塞不仅将生态危机看作是由科技进步所引起的危机，而且看作是一种政治危机、制度危机，即认为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及政治制度密切相关。他说：“大气污染和水污染、噪音、工业和商业强占了迄今公众还能涉足的自然区，这一切较之于奴役和监禁好不了多少。这方面的斗争是一种政治斗争，对自然的损害在多大程度上直接与资本主义经济有关，这是十分明显的。同时有人费劲地想使生态的政治作用‘中立化’，并利用它来美化现存的东西。尽管如此，今天我们必须反对制度造成的自然污染，如同我们反对精神贫困化一样。”［（４）ａ］在他看来，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自然资本主义用于加工制造的原料，是物质，是加强对人和物质的剥削性管理的原料。”［（５）ａ］在这种制度下，自然屈从于一种特殊的合理性，即“一种适应于资本主义要求的、工具主义的合理性”。［（１）ｂ］

马尔库塞探索克服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自然异化及生态危机的途径，考察自然的解放与人的解放的关系问题。在他看来，“自然的解放力量及其在建设一个自由社会时的重要作用的发现将成为推动社会变化的一支新力量”。［（２）ｂ］他将自然的解放当作人的解放的手段或前提，自然的解放包括属人的自然（即作为人的理性和经济基础的人的本能和感觉）的解放和外部自然（人的存在环境）的解放两个方面。但这种自然的解放并不意味着倒退到技术前状态，而是把它向前推，以不同的方式利用技术文明的成果，以达到人和自然的解放，并将科学技术从为剥削服务的毁灭性中解放出来。［（３）ｂ］马尔库塞甚至主张发展出一种新型的或解放的科学技术。［（４）ｂ］他认为，既然人对人的统治依赖于人对自然的统治，那么人的解放同样依赖于自然的解放，自然成了反对剥削社会斗争的同盟者。自然的解放就是恢复自然中产生的向上力量，恢复与生活相异的，表示着自由新特性的感性美的特征。他认为有两种对待自然的方式，它们分属于两种社会形式：一种是用那种作为损害手段的科学方式对待自然，而不是把自然作为一种“保留物”加以保护而让其独立发展，这只是为了达到控制自然的目的，把自然当作无价值的原料、物质；这属一种特殊的社会形式（资本主义社会）；另一种是用科学技术保护自然并重建生活环境，让自然自由发展，这属于一种自由社会形式（社会主义社会）。马尔库塞还认为，这种将自然的解放当作人的解放的手段思想是马克思《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中心主题，说马克思把对自然的“属人的占有”和“一切属人的感觉特性的彻底解放”当作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

在这一点上，可以将马尔库塞的观点与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代表人物Ａ·施密特的论点相比较。在“人与自然关系和乌托邦”一章中，施密特集中讨论马克思的自然观与他的社会主义学说的关系问题。他认为，人与自然关系是社会理想的关键问题。马克思自认为完成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一生不断地批判乌托邦主义者，但是，“马克思关于人自身的自然以及人对外部自然关系的理论”和青年马克思的“人的自然本性的完全解放”、“自然的人化同时也是人的自然化”的梦想则是乌托邦的，马克思甚至是“哲学史上最大的乌托邦主义者”。［（５）ｂ］显然，施密特与马尔库塞不同，他对马克思早期著作的人的解放与自然所造成的损害这一点上的看法则与马尔库塞相同，他断言，当今人类控制自然的技术已数倍于以往的乌托邦主义者的梦想，但反过来转化为一种破坏力，它不是使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和解，而是导致灾难性的结果。［（６）ｂ］

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另一个主要代表人物哈贝马斯在《合法化危机》等著作中也讨论了生态危机趋势问题，但是他并不把生态危机看成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所独有的，而是将它看作当代整个人类世界所遇到的共同难题。他认为，在当代，国际社会体系把它的势力范围远远扩展到周围的自然环境，导致了外部自然和内部自然两方面都达到了极限：前者导致了生态平衡的破坏，后者则导致了人类学平衡及人格系统的破坏。关于生态危机，他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主要特征是，有效地解决了经济增长问题，它迫使世界范围内的人口和生产都不断增长，这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关键在于人口增长对自然的不断开发这两个方面的经济需求，面临着两大物质局限性：一是可居住和可耕种的土地、淡水和食物以及非再生性原料等有限资源的供应；二是一旦遭到破坏便无法弥补的某些生态系统吸收污染物的能力，也就是说，人口和生产的急剧增长，即对外部自然控制的加强，终有一天会达到生物学的环境能力的极限。哈贝马斯强调说，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无法克服生态平衡的破坏，即无法克服生态危机的问题。他说，除非资本主义社会放弃其组织原则，否则，就无法遵循将增长控制在一定界限的规律。要把无计划的、自发的资本主义的增长转变为有质量的增长，就必须根据使用价值有计划地组织生产。但是，生产力的发展是不可能在不违背系统规则的前提下，脱离交换价值的生产的。与外部自然或生态平衡破坏相对应的是人类学平衡的破坏。人在生产过程中占用外部自然，而在社会化过程中则占用内部自然。随着对外部自然控制的加强，内部自然的一体化也加强了，内部自然一体化对人类本身的影响的直接后果是人类学平衡的破坏，而人类学平衡的破坏就意味着人格系统的异化，人性的丧失。由于一体化，人变成了机器上的零件，变成彻底的消费者。［（１）ｃ］

７０年代产生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沿着法兰克福学派尤其是马尔库塞的理论传统，直接将生态危机及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作为中心研究主题，形成了较系统的“生态危机理论”。其代表人物有美国的威·莱易斯，加拿大的本·阿格尔（有时人们也将“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高斯列入其中）。按照阿格尔的说法，“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论是与哈贝马斯等人的合法化危机理论并列的７０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的两种不同的，又相互补充的趋势。这种生态危机理论认为，不仅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存在根深蒂固的矛盾，而且生产过程据以同整个生态系统相互作用的方式也存在着根深蒂固的矛盾；“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包含了两种分析观点：一方面，它认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扩张主义的动力导致资源不断减少和大气污染的环境问题；另一方面，它力图评价现代的统治形式——人类在这种统治形式从感性上依附于商品的异化消费，力图摆脱独裁主义的协调和异化劳动的负担。”因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目的也是双重的，它要设计将打破过渡生产和过渡消费控制的社会主义未来。”［（２）ｃ］

莱易斯发挥了法兰克福学派特别是马尔库塞的观点，并将之与生态学理论相结合，奠定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在《自然的控制》和《满足的极限》这两本著作中，他阐述了他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观点特别是生态危机理论。《自然的控制》一书着重发挥了法兰克福学派关于“双重统治”——对人的统治以对自然的统治为条件的论点，说明“控制自然和控制人之间的不可分割的联系。”［（３）ｃ］他把对自然的控制或统治的根源追溯到古代基督教传统，以及这一传统从古代到现代的发展。他认为对自然控制的加强不是转移或削弱对人的统治，而是加剧了对人的统治。这种由对自然的控制到对人的控制是靠科学技术的手段来实现的。人们通过技术操作，即通过技术来控制自然和对自然资源进行分配，而日益对人的日常生活的世界产生影响。这样，技术便使科学的合理性渗透到社会之中。与霍克海默一样，莱易斯认为，对自然的控制和对人的控制遭到自然的反抗，即来自外部的自然和内部自然的反抗，前者以生态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后者是人的内在欲望的非理性的爆发。

在《满足的极限》一书，莱易斯则着重论述了生态危机及摆脱危机的途径问题。他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必然导致生态危机，在他看来，自然并不是一个任人摆布的客体，它并不服从社会的意志，这就是非人自然的需要。因此必须把作为社会构成部分的自然和不是社会构成部分的自然，把受人控制的和不受人控制的世界区分开来，人类要生活就必须尊重自然的界限，人类正是通过在技术上操纵，适应自然环境而形成自己的历史的；人类只有适应自然，才能生存和发展。过去人类在意识形态上，在技术上强调控制、征服自然，这种倾向被资本主义的生产推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资本主义生产以追求利润为目的，资本家的唯利是图，急功近利造成了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造成生产力和资源的严重的浪费；同时，在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中，随着对自然和对人统治的加剧，科学技术变成统治的工具，变成新的生产力和破坏力的因素，而无产阶级则无力阻止这种情况。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已导致了过渡生产和过渡消费，导致人的异化和自然生态系统自动平衡的破坏，引起了生态危机。莱易斯认为，为了使工业文明继续生存下去，必须发展一种新的需要观、新型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必须实行稳态经济——这种经济要求缩减资本主义的生产能力和扩大资本主义国家的调节作用，重新评价人的物质要求，并大大削减这种需求。面对能源短缺，地球自然界的不断萎缩和生态支持系统的日益相互依存，或许还需要一种新的禁欲主义。在莱易斯看来，组织社会必要劳动方式上的质的差别和这种劳动与消遣、闲暇活动的关系，是各种生产活动中产生的满足问题的主要因素，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强调人的满足，最终在于生产活动，而不是消费活动；当代发达工业社会造就了病态的消费方式，并以消费活动来确定是否幸福，这正是人的异化及生态危机的主要表现。总之，即将来临的生态灾难，迫使我们重新考虑工业化的生活方式，使我们转而采取一种分散的、放缓增长速度的社会经济组织形式，改变现有的消费方式，“必须把人的需求问题当作更大的生态相互作用系统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１）ｄ］

阿格尔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阐发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危机理论以及摆脱危机的社会变革的战略。他的中心论点是：“历史的变化已使原本马克思关于只属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危机理论失去效用。今天，危机的趋势已经转到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因此，当务之急是“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本质的见解出发，努力揭示生产、消费、人的需求和环境之间的关系。”［（２）ｄ］

他认为，在垄断资本主义社会中，自由经营资本主义时期大量存在的劳动与资本的矛盾即使不是全部消灭了，也逐渐削弱了。这期间，超过资本家有效利用能力的资本积累的趋势已完全改变，引起了阶级的重新组合，因而改变了资本主义危机的特点，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已经过时，他关于异化劳动理论也不再能单独用来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危机趋势了。他说，马克思没有充分分析消费领域，错误地认为只有生产领域中的危机趋势，才导致资本主义的崩溃。由于资本主义比马克思所想象的更富有弹性，所以他的不完全的危机理论就更加远离发达资本主义的具体现实了〔不过阿格尔承认马克思的异化和矛盾理论（辩证法）仍有适应性，主张把马克思的辩证法同他的危机理论的具体历史运用分开〕。阿格尔宣称，要用对导源于消费领域的当代资本主义危机进行研究，用“异化消费”和“期望破灭的辩证法”来“分析同目前存在于像受广告操纵的消费与受到威胁的环境之间关系的这样一些危机的新形式”，［（３）ｄ］并通过“分散化”和“非官僚化”来克服异化消费和生态危机，他围绕这些概念展开他的危机理论。

阿格尔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主要是由“异化消费”所引起的。所谓的“异化消费”是指“人们为补偿自己那种单纯乏味的非创造性的且常常是报酬不足的劳动而致力于获得商品的一种现象”［（４）ｄ］。他主张通过“期望破灭的辩证法”来克服异化消费及其引起的生态危机。所谓的“期望破灭了的辩证法”，“指的是这样一种状况，即在工业繁荣和物质相对丰裕的时期，本以为可以指望的源源不断提供商品的情况发生了变化，而这不管愿意与否无疑将引起人们对满足方式从根本上进行重新评价。人们对发达工业社会可以源源不断提供商品的能力的期望破灭，最终走向自己的对立面，即对人们在一个基本上不完全丰裕的世界上的满足前景进行正确的评价。”［（５）ｄ］这种辩证法可以使人们看到进行社会主义变革的动力，一来可以导致人们对需求的重新表达，二来可以使人们对从劳动中获得满足的前景改变看法。因此，阿格尔主张用这种辩证法取代“植根于无政府状态的危机理论的原本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变革模式”。提出要用“分散化”和“非官僚化”等具体措施来克服异化消费及生态危机，认为，“分散化”和“非官僚化”既适应于技术（生产）的过程，又适应于社会、政治过程。通过使现代生活的“分散化”和“非官僚化”，不仅可以限制工业增长，保护环境，而且可以从性质上改变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在这里，阿格尔借用并改造了舒马赫在《小的是美好》一书中提出的“小技术”概念，以“小技术”取代当代工业社会的“大技术”，消除现代社会工业生产的高度集中。他说，小技术的采用不仅意味着改组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技术过程，而且意味着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权力关系。

“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后起之秀高兹把生态学、生态危机和生态运动及时地纳入自己的理论视野，提出了一种“政治生态学”理论（正由于这一点，他被列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的名单里）。他在《生态学即政治》这一论著中认为，在当代西方，随着科技发展及科技的资本主义使用，出现了严重的生态危机：资源的滥用导致资源的枯竭，空气、水、土壤的工业污染特别是核污染正摧毁全球的生态体系，世界人口的激增造成巨大的灾难。要改变这种状况，避免世界末日的唯一出路是停止经济增长，改变生活方式和限制消费，改使用不可再生能源为可以再生能源。他把现代技术分为两种：一种是高度集中的技术即核技术，这是一种独裁主义的政治选择，它导致决策权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并有利于对人民的控制，具有独裁和加强资本力量的倾向；另一种是分散的技术，它可以用来开发再生性能源，它服从于大家的控制而不能创造利润，具有潜在地反资本主义的倾向。因此，人们必须在两种社会之间作出抉择：一种是建立在独裁主义的技术基础上的社会——它加强了对人和自然的统治；另一种是建立在民主的技术基础的社会——它促进个人自主及与自然的协调。［（１）ｅ］

作为当今西方社会一种流行的思潮，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和“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关于生态危机趋势及一般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应作如何评价呢？

首先，我们必须肯定这一理论具有新颖、合理之处。其一，这一理论有其现实基础或历史根据。“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无疑感受到当代社会发展的脉搏，敏锐地抓住了因科技革命而日益摆上突出位置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及生态危机问题，将它纳入自己的理论研究的范围。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展开以及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面临着严峻的人与自然的冲突或生态危机的威胁：空气污染、核威胁、温室效应等困扰着西方社会及整个世界。随之出现的是西方国家的生态运动或绿色和平运动，这一运动由最初的自发组织到组织政党，由最初的院外活动到登上政治舞台，由少数国家发展到遍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声势和影响日益壮大，成了西方新社会运动的一大趋势。从其本质上说，这是一场西方国家的人民群众抗议资本主义的群众运动。另一方面，６０年代末之后，西方新左派及学生造反运动处于低潮。而对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态、政治、经济和文化危机以及新左派及学生造反运动衰落的现实，７０年代以后一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马尔库塞、莱易斯和阿格尔等人调整自己的研究策略，把自己的理论探索与大众所关心的问题密切地结合起来，特别是将生态问题及生态运动及时地纳入自己的理论视野，努力开拓一条既能实现自己的目标又能赢得大众支持的道路。因此，可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危机理论是当代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及生态运动的现实在理论上的一种反映，它构成“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资本主义理论尤其是危机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一定程度上揭露和批判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的现实以及生态危机的种种现象，并探索异化及危机的根源，将之与资本主义制度联系起来考察。他们合理地指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自然并不被当作人与之和解、协调的对象，而是被当作控制或统治的对象；技术手段被当作非人地掠夺自然的工具，这种技术同样被用来对付人，成为对人的控制或统治的新形式，对自然的这种掠夺性态度产生了一系列的生态及社会问题。因此，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一种悖谬的状况：一方面是对自然控制能力的增强，人化自然的扩大；另一方面则是人的异化、不自由和受奴役的程度的加深，人的生存环境日益缩小，资本主义社会无法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进而将异化和危机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政治制度联系起来考察，认为异化和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应有的逻辑所致，因而要克服这种异化和危机就必须粉碎这种逻辑本身。在这里，他们也往往自觉地借助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问题（如借助马克思的异化和矛盾理论）。因此，可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生态危机的分析比一般生态主义者对生态危机的分析要更深刻，因为后者往往局限于描述当代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种种现象，或将之归因于科技进步或人性的弱点。

其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强调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的重要性，并探讨了自然的解放与人的解放的关系。目睹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通过技术手段非人地掠夺自然所带来的种种消极后果，“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强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应是统治（控制）与被统治（被控制）的关系，而应是一种平等、和谐共存、共同发展的关系；他们要求保护自然环境，防止生态失衡或生态环境的继续恶化，要求顺应自然，按自然规律办事，承认自然有其界限，主张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实行自主的、创造性的交往或交换；强调让自然得到解放，让它自由发展，反对无限制的过渡生产和过渡消费。“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还把自然的解放与社会主义问题联系起来，将自然解放当作人类解放的前提条件，这是有合理因素的。

其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探讨人与自然关系及生态危机趋势时提出了其他一系列值得认真讨论的问题。如关于必须加强对消费领域及消费异化的研究，以“补充”或扩展马克思主义对生产领域的研究的问题；关于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充当对自然和对人统治工具，变成新的破坏力量的问题；关于劳动——休闲一元论，在劳动过程中得到满足，注重提高生活品质或生活质量的问题；关于通过分散化、非官僚化和工人自治管理来实现社会主义变革，克服异化和危机问题；关于一种小技术或分散的技术的可能性以及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新科学技术观的发展问题；关于“红”（马克思主义）和“绿”（生态运动）相结合的可能性问题……；如此等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些问题都作了一定程度的分析，并提出了一系列独特的看法，这对于我们全面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及生态危机，对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理论、科技社会学理论和危机理论有某些启迪作用。

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危机趋势及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的局限性也是十分明显的：第一，借口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否认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在当代的适应性，用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而作为当代资本主义危机趋势的主要类型。法兰克福学派和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危机理论与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相联系，它在当代已经“过时”。主张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矛盾和异化理论）与他的具体的危机理论（经济危机理论）分开，用他的方法来分析揭露新的危机形式，以取代经济危机理论。也就是说用生态危机来取代经济危机。很明显，这在理论与实际上都是错误的，这不仅是因为当代资本主义仍然存在着经济危机的事实，而且因为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及由此产生的经济危机相联系，与其说生态危机决定经济危机，倒不如说，生态危机是经济危机的派生物。“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没有注意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各种危机的同时态、时态爆发的可能性。

第二，不恰当地夸大生态问题的重要性，用人与自然的矛盾来取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所产生的生产社会化与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诚然，人与自然的关系或矛盾是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始终的一种基本关系或矛盾，随着科技进步及科技应用的副作用，在当代这个矛盾更加突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是注意到这个问题的。然而，他们却不恰当地夸大了这一矛盾的地位，以致于用人与自然关系来取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及主要矛盾。同时，尽管他们声称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况有关，即往往离开社会生产方式尤其是生产关系去抽象谈论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在生产活动中的确不断改造、征服自然，并调整与自然的关系，使自然更好地为人类服务。然而人类的生产活动并不是孤立的，单纯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而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即生产关系中进行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受到生产方式以及与这种方式相联系的社会制度的制约或影响。因此，人与自然的关系与人与人的关系（社会关系）是相互交织着的，在不同的社会生产关系中，人与自然关系有不同的内容及表现形式。因此，在一个社会形态中，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是更基本的或主要的矛盾。“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显然没有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关系这两对矛盾之间的关系。　　

第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错误地将科学技术当作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自然关系异化及生态危机的总根源，并幻想一种废除“大科技”的“小技术”以及一种解放的科学技术观。尽管他们也经常谈到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但是实际上却把科学技术当作对自然和对人的控制和奴役、当作人与自然关系异化及生态危机的终极根源来加以批判。在他们眼里，科技进步使自然遭到破坏，尤其是当代的大科学、大技术导致了人类的生态灾难；同时，作为征服自然工具的科学技术反过来变成了对人控制的手段。因此，他们主张废除大科学、大技术及大工业，提倡一种小技术、人性的技术，并确立一种乌托邦式的新的科学技术观。其实，就其本质而言，科学技术是一种“伟大的革命力量”，“历史的杠杆”，科学技术加强了人对自然的控制和改造能力，极大地提高生产力，为人类的自由解放创造物质基础，并推动生产关系的变革。科学技术的滥用的确带来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及生态危机，但是人与自然关系的调整以及生态问题的解决还得靠科学技术；现代大科技是人类社会发展尤其是生产工具进步的一个突出的表现，那种试图放弃大科技，而回到“小技术”或“分散技术”的做法不过是一种浪漫主义的幻想。

第四，“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危机理论缺乏全球视野，忽视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广大的欠发达的第三世界国家的矛盾。应该指出，当代生态危机主要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造成，因此这些国家应负主要责任，而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日益把有害于环境或人的健康的产业转移到第三世界，甚至建设危险的工艺设备，转移核废料。而第三世界面临发展经济的迫切任务，因而需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尤其是高科技、大科技，以改善生活环境。因此，全面、系统的生态危机理论中须采取一种全球视野，特别注意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矛盾（或南北对立问题），这样做有利于更深刻地揭露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态危机的实质，提出更合理的解决生态问题的途径或方法。显然，这一点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论所缺少的。

综上所述，“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生态危机趋势及人与自然关系理论有其自身的优劣成败。如果将这一理论，特别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与一般的生态主义理论（如罗马俱乐部的观点）相比较，就可以发现它的特点和优点。罗马俱乐部（成立于１９６８年）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活动年代、所处的背景大致相同，它是一个研究“人类困境”即生态危机及其他社会问题的未来研究会，它的目标是促进和传播对人类困境有较可靠的和有深度的见解，并为人类克服困境提供新的战略、措施。为实现这一宗旨，罗马俱乐部在７０年代及８０年代初组织研究和发表了一系列的报告，如《增长的局限》（１９７２）、《人类处在转折点上》（１９７４）、《重建国际新秩序》（１９７６）、《人类的目标》（１９７８）、《学无止境》（１９７９）等。在这些研究报告中，罗马俱乐部的成员对人类的困境，特别是生态危机的性质和内容作了广泛而详细的分析；他们将人类困境看作是人类缺乏自然而其他物种的生存智慧，自我调节机制和动态平衡的危机以及社会政治组织赶不上物质革命的危机，分析成政治发展同技术进步结构发生矛盾的危机和人的内部危机。他们列出人类困境或生态危机的种种表现，如人口爆炸、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核威胁及军备竞赛、科技发展的无政府状态、东西对抗和南北对峙等等。罗马俱乐部的人类困境理论的特点及优点在于，它们以定量分析手段，以具体的材料和数据，向人们展示人类困境特别是生态危机的严重性，提醒人们注意对人类生存造成威胁的全球问题，呼吁各国合作共同解决生态问题，并提出一些可供借鉴的解决方案。但是，罗马俱乐部对人类困境的分析所采取的是一种超历史、超阶级和超社会制度的“全人类”观点，即它所分析的是一种超越社会制度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它将人类的困境及生态危机的主要根源归咎于人性的因素，而不是资本主义制度，它要人们抛开社会政治因素方面的考虑来共同克服人类困境。这里的局限性和消极性是显而易见的。与罗马俱乐部相比，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危机理论的特点及优点在于，它宣称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方法和理论来分析生态问题，把生态危机的产生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及社会制度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并把生态问题的解决与社会主义的变革及人的自由解放挂钩，即把摆脱危机的出路寄望于社会变革，这使得“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危机理论更具有批判性的味道。

【注释】

陈振明，厦门大学教授。

（１）ａ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１４２页。

（２）ａ（３）ａ（４）ａ（５）ａ　马尔库塞：《反革命和造反》，载《工业社会与新左派》，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２年版，第１２９、１２８、１２９、１２９页。

（１）ｂ（２）ｂ（３）ｂ　马尔库塞：《反革命和造反》，载《工业社会与新左派》，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２年版，第１２８、１２９、１２９页。

（４）ｂ　参看陈振明：《评法兰克福学派的科学技术社会学理论》，载《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９１年第１期。

（５）ｂ（６）ｂ　Ａ·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８年版，第１３５、１７７页。

（１）ｃ　参看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第４１—４４页。

（２）ｃ　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４２０页。

（３）ｃ　威·莱易斯：《自然的控制》，重庆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序言”第６页。

（１）ｄ　威·莱易斯：《满足的极限》，多伦多英文版１９７６年，第１１３页。

（２）ｄ（３）ｄ（４）ｄ（５）ｄ　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第４８６、４９０、４９４、４９０—４９１、４９４、４９０—４９１页。　　

（１）ｅ　参看高兹：《生态学即政治》，波士顿英文版１９８０年，第１０２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