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到西方马克思主义，我们就不得不先对我国学术界当前正在争论的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能否成立的问题表明我们的态度。因为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如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不能成立，那我们对它的探讨就是多余的了。
我们认为，这场争论的症结在于，有些学者把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混淆起来了。事实判断所要解答的问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所指称的那股思潮究竟是否存在？价值判断所要解答的问题是：究竟如何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所指称的那股思潮？不能否认，这两种判断之间有着某种内在联系，但也不能不看到，这两种判断之间有着重大的区别。不能因为我们在事实上肯定它的存在，我们在价值上也必须作出肯定的判断；反之，也不能因为我们在价值上想对它作出否定的判断，我们就干脆在事实上也不承认它的存在了。
我们的看法是，从事实判断上看，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潮毫无疑问是存在的；从价值判断上看，问题比较复杂。我们认为，从当代马克思主义的众多流派来看，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股影响较为广泛的理论思潮。只要我们不带偏见地、深入地了解这一思潮的话，就会发现，它对社会主义社会所作的某些批评、对资本主义社会所作的判的分析，都有不少合理之处；它通过对当代世界存在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探讨，在理论上丰富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当我们自己在僵化的、不适应实际生活的哲学教科书体系的束缚下，在理论上一筹莫展、毫无创造的灵感时，我们有什么权利对它作出价值上的否定判断呢？在理论上难道能用褊狭的意识形态成见去取代科学的态度吗？按照我们的观点，从总体上也应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潮作出符合实际情况的价值判断。当然，对其代表人物的具体的著作和观点则应予以具体分析，肯定其合理的、有价值的因素，否定其不合理的乃至错误的东西。
下面，让我们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潮的来龙去脉、社会历史背景、理论热点、发展趋向等作一个简要的分析和评论。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由来和发展
根据我们目前所掌握的材料可以断定，“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柯尔施于1930年重版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一书的一个新增补的材料中，这个材料题为《〈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问题的现状——一个反批评》。在这篇材料中，柯尔施提到了两种不同的马克思主义：一种是“俄国的马克思主义＂（Russian Marxism），另一种是“西方马克思主义”（Western Marxism）。在柯尔施那里，这一概念的范围还是十分狭隘的，它主要指的是卢卡奇及柯尔施自己所代表的与俄国马克思主义不同的新的马克思主义的倾向。
1955年，梅劳－庞蒂在《辩证法的历险》的第二章（标题为“‘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中，比较全面地分析了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提出的基本观点，强调卢卡奇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代表了与列宁主义不同的新的方向。除了卢卡奇之外，梅劳－庞蒂没有明确指出究竟还有哪些人是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潮的，但从他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把那些受《历史与阶级意识》影响、倾向于从人本主义和社会理论的角度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西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包括他自己）都归属到这一思潮之下。
在佩里?安德森于1976年发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书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获得了更宽泛的理解。他把卢卡奇、葛兰西、柯尔施、班杰明、霍克海默尔、阿多诺、马尔库塞、德拉－沃尔佩、科莱蒂、列斐伏尔、萨特、哥德曼、阿尔都塞等人都列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行列之中。这就是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潮，不光包括了主要在卢卡奇和柯尔施的影响下形成起来的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倾向，而且还包括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以德拉－沃尔佩和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倾向。1977年，由佩里?安德森担任主编的英国《新左派评论》杂志又编辑出版了题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个批判的阅读》的论文集，比较全面地评述了卢卡奇、葛兰西、法兰克福学派、萨特、德拉－沃尔佩和科莱蒂、阿尔都塞等人或学派的思想。
“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在其发展中的不断充实和丰富化表明，它所指称的那股思潮在国际上已产生广泛的影响，它的存在已是人所共知的现实。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范围仍然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但它的存在却是无可置疑的了。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形成和发展的社会历史背景
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它实际上是对20世纪初以来发生的一系列重大的社会历史事件所提出的问题的一份答卷。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在总结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中欧、西欧所爆发的一系列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产生的。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葛兰西的《狱中札记》各自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总结。进入30年代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又获得了新的动力。一方面，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于1932年首次以德文发表，从而在西方思想界掀起了轩然大波，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孜孜以求地从《手稿》中吸取精神养料；另一方面，在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之后，西方工业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不但没有取得显著的进展，反倒出现了法西斯主义的兴盛。如何解释这种奇特的历史现象呢？在这个时期中出版的赖希的《法西斯主义的大众心理学》、布洛赫的《这个时代的遗产》、霍克海默尔的《独裁国家》、弗罗姆的《逃避自由》等著作都致力于对法西斯主义现象进行分析。在这些论著中，他们力图把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方法结合起来，从而使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走上新的轨道。
到了50年代，新的冲击波又使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陷入了困惑和思索之中。—个冲击波是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所作的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披露了斯大林时期的不少真相，从而在西方世界引起了巨大的震动，西方国家共产党组织内的一大批知识分子党员都退了党，人们开始用怀疑的目光重新打量这片理想的国土。在苏共二十大所引起的“大地震”之后，马尔库塞出版了《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萨特发表了《辩证理性批判》，弗罗姆撰写了《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和斯大林主义的现象作出了独到的分析。特别是在《辩证理性批判》中，萨特提出了用存在主义的人学来补充马克思主义的口号，这又使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出现了新的转折。
另一个冲击波是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发生作用的，那就是战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相对稳定。一方面，科学技术的发展通过实证主义思潮的媒介，在意大利形成了一个“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派别；另一方面，它也激起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哲学家们的新的思考。在马尔库塞的《单面人》、哈贝马斯的《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和《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化问题》中，以及在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等著作中，我们都发现了这方面思考的轨迹。
到了6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又面临着新的挑战。如果说，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和苏军入侵捷克在西方引起了巨大的震动，那么，1968年巴黎爆发的“五月风暴”又使主张“历史是无主体的过程”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陷入了苦苦的思索之中。
同样，70年代中期欧洲共产主义的兴起、80年代初波兰工人的罢工和苏军对阿富汗的入侵等等重大的社会历史事件都没有滑过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眼皮。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其发展中之所以保持了顽强的生命力，之所以留下了一连串富于创发性和开拓性的理论著作，因为它从不使自己与现实生活绝缘。
（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热点
如前所述，从总体上看，西方马克思主义蕴涵着两种不同的，甚至对立的倾向：一种倾向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化，另一种倾向则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科学主义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第一种倾向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独占鳌头；战后则出现了两种倾向互竞高下的多样化局面。在第一种倾向中，除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代表人物外，主要还有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第二种倾向中，主要有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光从这些学派的名称上就可以看出，西方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在思考当代世界的重大现实问题中成长和发展起来的，同时也是在整个西方传统文化的熏陶下，特别是在现、当代西方哲学流派的直接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人们常常批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用各种资产阶级思潮去补充马克思主义，这种批评恰恰暴露出批评者的无知。把马克思主义与当代西方哲学的各种思潮结合起来，正表明研究者没有把马克思主义从人类文化发展的整个氛围中孤立出来。相反，那些热衷于把马克思主义与整个人类文化，特别是当代西方哲学对立起来的研究者究竟又为我们提供了哪些有分量的论著了呢？
考虑到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内部存在着不同的倾向，我们不能说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有哪些共同的见解，而只能说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提出并思考了某些共同的问题，从而形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一些理论上的热点。
1. 重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学说主要有三大组成部分：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和哲学。比较起来，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重点始终落在哲学上。这在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已见端倪，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更是直截了当地强调了哲学研究的极端重要性。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弗罗姆以及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列斐伏尔、萨特等人以《手稿》为根据，论证马克思主义首先是一种哲学。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重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这并不等于说，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其他部分视若无睹。事实上，好多学者，如柯尔施、哈贝马斯、阿尔都塞等对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学说都有精深的研究，但不论研究什么问题，他们都要求有一种哲学的眼光。比如，阿尔都塞就要求人们用哲学的眼光去阅读《资本论》。正是由于重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大多具有深邃的理论眼光。
2. 重视对社会历史理论的研究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不仅重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而且他们几乎都主张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一种社会历史理论。在这方面，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的著作开了先河，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后继者那里，这种倾向也表现得十分明显。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社会批判理论；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则把人学作为哲学研究的基本出发点；在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科莱蒂和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那里，社会生产关系理论和社会生产关系再生产的理论则成了他们思考其他哲学问题的基本出发点。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把自己的理论思考的重点放在社会历史领域中，因为他们确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划时代贡献正是发生在这个领域中。
3. 重视对物化或异化问题的研究
如果深入加以分析的话，就会发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真正感兴趣的并不是一般的社会历史问题，而是在资本主义这一特殊的社会形态中存在的根本问题。这一问题就是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存在的物化或异化的现象。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卢卡奇主要是从商品拜物教和物化的角度触及异化主题的；弗罗姆主要是从个性心理上所受到的压抑来提出异化问题的；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从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所带来的种种消极的因素的角度来论述异化主题；列斐伏尔则致力于揭示日常生活中出现的各种异化现象。在科莱蒂、阿尔都塞后期思想的发展中，同样也表现出对异化问题的关注。从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的《手稿》所产生的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4. 重视对历史辩证法的研究
如何扬弃并克服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现象呢？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一般都诉诸于马克思的辩证法。他们中间的不少人把马克思的辩证法理解为历史辩证法或主体－客体辩证法，而对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则取否定态度。他们还进一步把历史辩证法的本质理解为总体性。认为异化在无产阶级群众的意识上造成的基本结果，是失去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把握，因而只有总体性才能从根本上克服异化意识的局限性，使无产阶级群众获得自觉的阶级意识，从而在实践中致力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性的革命改造。
５. 重视对意识形态的研究
当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运用历史辩证法的中心范畴——总体性去分析社会现实时，他们反对第二国际的庸俗的经济决定论者只从经济关系一维去分析社会现实的片面做法。他们认为，社会现实总体主要是由三大部分组成的，即经济关系、国家和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在西方发达国家中，意识形态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如果说，葛兰西把意识形态领导权置于政治领导权之前，那么，阿尔都塞就干脆把人称为“意识形态动物”；如果说，弗罗姆把意识形态研究与无意识理论结合起来，从而大大深化了对主体性问题的研究，那么，哈贝马斯则把科学技术理解为意识形态，进一步深化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解。
６. 重视对实践问题的研究
既然历史辩证法的主体是人，那么人的实践活动就成了历史辩证法的真正的承担者。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无论是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是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十分重视实践问题。特别是卢卡奇，十分重视对实践的基本形式——劳动问题的研究。卢卡奇把劳动理解为因果性和目的性的统一，从而从新的高度形成了社会存在本体论，赋予马克思主义哲学以新的表现形式。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本体论对旧的物质本体论的扬弃是理所当然的，它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作为实践唯物主义的真精神。
（四）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趋势
实践表明，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在其发展中仍具有广阔的前景。一方面，当代世界面临的一些重大问题，如后工业社会问题、全球问题、生态问题等都成了它的新的研究对象；另一方面，把马克思主义与当代西方各种新思潮相融合的倾向仍在不断地扩张着，马克思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分析哲学和释义学的结合的趋向已明显地表现出来。此外，70年代初，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的发表，也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引起了广泛的兴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不但重视对西方社会的研究，而且也以同样的热情研究东方的亚细亚社会，以便深入认识东西方社会演化的不同路向。
从理论上看，卢卡奇晚年提出的社会存在本体论最值得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本体论研究的复兴是20世纪哲学发展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在20世纪人本主义思潮的发展中，海德格尔的基本本体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趣的是，美国分析哲学家奎因也在40年代提出了“本体论承诺”的重要思想。本体论研究的复兴表明了哲学思考的深入。对于这个伟大的复杂时代来说，首先要解决的并不是方法问题、技巧问题，而是基础理论的更新问题、是本体论的根本转换的问题。在卢卡奇的社会存在本体论中，我们听到了新哲学降临的脚步声。尽管还有许多问题有待于解决，但一条新的地平线已经展现在我们的面前了。
参考资料：《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俞吾金，陈学明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