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苏东剧变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苏东剧变的历史教训进行了认真反思，对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意义进行了深刻阐释，并对社会主义的前景进行了重新评估，其中包含许多富有启发性的因素。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大都认为，苏东剧变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失败，甚至于有些人认为，苏东剧变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的健康发展。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在现实社会中仍然有着重要意义，并对此进行了较为周密的论证。很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进行了思考，在此基础上重构了他们的社会主义理念。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 社会主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当代各种马克思主义流派中的一个重要派别。1923年，匈牙利哲学家捷尔吉•卢卡奇发表《历史与阶级意识》、德国哲学家卡尔•柯尔施发表《马克思主义与哲学》后，遭到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理论家的猛烈批评，由此引起了广泛的争论。这场争论是在新老正统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展开的，它促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学派的诞生。20世纪50年代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苏东剧变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主题从哲学、文化问题转向政治、经济、生态等现实问题，批判重心从对发达资本主义的批判转向对“现实社会主义”的反思。在这种情况下，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主义进行了认真思考和重新探索。

一、认真反思苏东剧变的历史教训

很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苏东剧变后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对苏东剧变的根源和影响进行了认真的思考，提出了很多不同的理论观点，有很强的启发意义，值得认真研究。

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是德国著名的哲学家，公认的“批判理论”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苏东剧变后，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主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杰出代表人物，哈贝马斯毅然顶住压力，继续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应该如何看待苏东剧变呢？哈贝马斯认为，苏东剧变是一种“矫正的革命”。一方面，他反对现有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另一方面，他也反对苏联模式的“国家社会主义”。他认为，苏东剧变是朝向一种更合理社会的革命性过渡；完全按现有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为苏联和东欧定向不行，恢复斯大林国家社会主义也不行。那么，是不是马克思主义也像“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一样已是穷途末路吗？国家社会主义的消亡是不是意味着西欧左派汲取理论灵感和指导价值的源泉已经枯竭了吗？哈贝马斯的回答是否定的。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仍然有它的现实性，社会主义也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但是，由于历史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也必须向前发展。[1]因此，哈贝马斯认为，苏东剧变是符合历史文明的逻辑的。

I．梅扎罗斯（István Mészáros）是英国苏塞克斯大学荣誉教授，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学界享有很高的声誉，被视为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在当今的重要代表。该流派的共同特征是揭示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主义根源，尊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为思想典范，并由法兰克福学派所继承和延续而来。在苏东剧变的特殊形势下，梅扎罗斯根据自己一生的理论实践，坚持用马克思的观点分析问题，剖析苏东剧变的原因，探讨英美资本主义世界的矛盾，提出了未来社会主义的替代性方案。I．梅扎罗斯认为苏联的解体是资本控制的结果。在分析了苏联式体制导致灾难性失败的原因以及各种对这种体制进行改革的尝试后，他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在政治上完全不同的形式下，资本在苏联式体制中的继续统治被看做要对这种失败负主要责任。”[2]他认为，后革命的发展在斯大林手下得到了巩固，并与社会经济结构相关的路线相伴随，从而仍然被维持在资本制度的限制之内。在高度等级制度的分工之下——它以最高的实际可能的比率对剩余劳动进行了政治上强制的榨取——他们继续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他认为，由此导致的资本的结构性危机促成了苏联的解体。[3]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是美国杜克大学比较文学和批评理论讲座教授，当前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和理论家，因其重大社会影响和学术影响而被誉为“引导了美国人文学科的方向”。詹姆逊在西方世界以对马克思主义怀有历史责任感而著称。苏东剧变后，他仍然坚信马克思主义，并且对马克思主义的责任感更加强烈。詹姆逊认为苏联解体是共产主义的胜利，这一点与一般人对于苏联解体的后果的认识完全不同。那么，詹姆逊为什么认为苏联解体是共产主义的胜利呢？他说：“对于共产主义，需要确证的是，最近的发展应该说它是成功而不是失败，至少从现代化的角度看是这样。换言之，苏联的解体不能说是共产主义的失败，而应归结为共产主义的胜利，假如人们只是把这看作是现代化的策略的话。”[4] 简单地说，他认为苏联的解体并不是由于苏联斯大林式的政治体制方面的原因，而是当这种体制使苏联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以后，其历史使命也就完成了，当然这种体制的崩溃也就是自然的了。詹姆逊还分析了有关苏联解体的三个观点。他认为，关于苏联解体有三个观点需要进一步确证。第一个观点是，国内的社会政治分裂是20世纪80年代世界范围的分裂的一部分，这包含在西方国家和阿拉伯国家的结构性腐败之中。第二个观点是，诸如效率、生产力和财政能力等范畴是一些比较性的范畴，它们只有在若干不平等的现象相互竞争的场合才会发生影响。第三个观点是，当苏联试图把自己与世界体系一体化时，它便“变得”无效，并最终解体。从这些方面看，苏联的解体与社会主义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因此，也就很难说明，苏联的解体是共产主义的失败。

可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苏东剧变根源的思考一定程度上坚持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从不同层面揭示了苏东剧变的根源。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并不认为苏东剧变是马克思主义的失败，甚至于有些人认为，苏东剧变一定程度上是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健康发展的，并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充满了信心。这里面有一些观点我们可能并不能认同，但为我们探讨苏东剧变的原因提供了一定的线索。

二、深刻阐释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意义

苏东剧变后，马克思主义是不是已经过时了，是不是没有存在的价值了呢？这一问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需要思考、回答和解决的重要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力图证明，把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失败等同于马克思主义的“破产”是没有道理的，“破产”的只是一种变了味的社会主义模式（即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而不是人类理想的社会主义，更不是作为这种理想的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

哈贝马斯着重对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即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社会主义和西欧社会民主党的民主社会主义观念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他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意义。在他看来，马克思及其直接的继承者，对早期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所做的一切分析的批判，深深地植根于早期工业化的生产条件和狭小的领域，因而不可避免地带有许多缺陷和不足，这些错误和缺点不同程度地出现在从马克思、恩格斯直到考茨基的理论传统中,到斯大林整理过后这种马克思主义就堕落成了一种完全非人性的意识形态了。这种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社会主义即苏联东欧模式的社会主义观念确实已经过时了。[5]但是一种模式的社会主义观念的过时，并不能充分证明马克思主义过时了。哈贝马斯对于社会主义的前景充满了信心。哈贝马斯认为，资本主义的弊端就是社会主义存在的前提。社会主义在未来西方社会的影响，取决于西方社会对自身弊端认识的程度。同时，哈贝马斯认为，西方社会的发展需要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社会在不断发展自己的潜能中，也会不断带来各种风险和危害，而这些风险和危害又永远不可能完全彻底消除，那么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将是社会主义永远的使命。不过，哈贝马斯也指出，在现存的两种起源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念中，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社会主义即苏联东欧模式的社会主义观念已经过时，而西欧社会主义民主党的社会主义观念虽然有比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社会主义更能令人接受的方面并在现实社会实践中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它自身也面临着很多困难。

詹姆逊在苏东剧变后对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与“革命”这一概念之间的关系、什么是共产主义和如何看待苏联解体、晚期资本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意义进行了深刻的阐述，充分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意义和不朽的生命力之所在。詹姆逊认为，由于当前资本主义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自然马克思主义仍然没有过时。他说：“我的核心观点是，今日的资本主义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些变化并未超出伯恩施坦时代的人们所想象的范围。不过同样明显的是，伯恩施坦修正主义与当代各种后马克思主义的共鸣不只是一种简单的并发症，而是一种需要加以历史解释的文化与意识形态现实。”[6]  詹姆逊指出，资本主义的根本特征在当今的资本主义那里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詹姆逊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资本主义的科学，或者更恰当地说，是关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科学。但是，资本主义不仅仅是一种生产体系或生产方式，而且是一种最富有弹性和适应能力的生产方式。它依靠两种基本策略达到上述目标：体系的扩张和新型的商品生产。尽管一定程度上说，资本主义依靠这两种策略增强了适应能力，但是这两种策略都无法从根本上消除资本主义的危机，当代资本主义仍然处于危机之中。[7]这样，论证了当代资本主义仍然处于危机之中，在詹姆逊看来，也就等于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过时。詹姆逊还对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进行了简单的划分，并认为在不同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马克思主义会有不同的表现形态。他说：“资本主义的发展经历了现实主义阶段,民族主义阶段，帝国主义阶段，资本的全球扩张（尽管这还不是我们目前意义上的‘全球化’），最终达到目前形式的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动态。我认为这些是资本进化的不同阶段，对这些阶段的思考带有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的印记。” [8]“马克思与费洛伊德两者的独到之处在于，他们都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所谓的‘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也就是说，世上并不存在任何可以写在纸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 [9]可见，詹姆逊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也是要发展变化的。这样，詹姆逊很自然地认为，产生于现存的晚期资本主义体制的马克思主义必将区别于其他资本主义阶段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

戴维·麦克莱伦（David McLellan）是国际知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他认为，1989年及其后续年份所发生的一系列革命，无非是继布尔什维党人所制造的迂回路线之后，对历史的一种复归，回复到马克思业已划定的轨道上来。[10]他把马克思主义分成三个层次，由此来考察马克思主义的前景。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中的辩证唯物主义已经失去了有效性；从中短期看，起码在工业化国家，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是没有前途的；指令性经济是无法获得成功的。但是，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并不能规约为上述三方面，因而，这三方面的衰退并不意味着作为一个整体的马克思主义现今已跟不上潮流，变得毫无是处了。”[11]他先从事实出发，认为，只要回顾一下过去数十年来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不难看出，几乎还没有一派思想（从最广义的意义上来理解）活动不受惠于它。从中美洲、南美洲的自由神学，到过去几十年对英语世界编年史工作的几大经典贡献，再到某些文艺批评领域，所有这些学科同马克思主义的卓有成效的互动，是引人注目的。然后，他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考察社会和政治观念根源的方式，都是有很强优势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仍然有广阔的前景。[12]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苏东剧变之后，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马克思主义面临严峻考验的历史时期，仍然坚信马克思主义，并为马克思主义作了强有力的辩护。他们都认为，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过时，马克思主义仍然在现实社会中有着重要意义，并对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意义和生命力进行了有力的论证，可以帮助人们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

三、重新评估社会主义的发展前景

苏东剧变之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低潮，社会主义是否已经失败了，社会主义的命运如何，很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此进行了认真研究，在坚信社会主义的基础上，重新建构了他们对社会主义的理念。

哈贝马斯认为，东欧剧变后，存在着两种对待社会主义的错误的态度。第一种态度认为，东欧剧变的事实说明，人们必须退到纯粹道德立场，把社会主义仅仅当成一种观念或者一种理想，即“理想社会主义”。哈贝马斯认为，如果我们真的把社会主义仅仅理解为一种观念或者理想，那就无异于把“社会主义缓和为一种在政治实践的彼岸指定给道德一个座位的规范性观念。”哈贝马斯不赞同这种社会主义的理解。他坚持社会主义观念的经验效力。在他看来，社会主义既是一种理想——它应确定批判性考虑和现实的基准，同时它也需要一种经验关联，否则将失去其指导行动的力量。第二种态度主张社会主义在东欧剧变后不再是一种目标了。哈贝马斯认为，这种主张实质上是对社会主义的背弃。在他看来，马克思与早期空想共产主义者一样，在设想社会主义时是以生产领域为目标，即以把劳动从异己决定下解放出来为目标的。哈贝马斯认为，这种社会主义观念，在当前确实已经失去了说服力。

哈贝马斯用他的交往行为理论重建了社会主义理念。

哈贝马斯认为,社会主义应该是通过交往行为而产生的一种自主的公共领域。现代社会是通过金钱、权力和团结三种资源来满足自己完成控制功能的需要的。金钱、权力和团结三种调节手段的影响范围，必须处于一种平衡状态。哈贝马斯提出来的新的社会主义理念，实际上是把社会主义等同于基于交往而形成的无强制的理想共同体。按照这种理念，社会主义不仅是一种目标，而且是一种趋向目标的现实运动。同时，哈贝马斯也十分强调社会主义的政治民主和社会福利。他认为，现实社会主义向它的人民和西方电视观众所提供的凄凉的、部分是灾难性的景象，似乎一开始就否定了社会主义的历史可能性。“我所说的社会主义，应当能够把社会财富、社会福利国家大众民主制度的政治自由转向彻底多元化和社会实践化。这样一种社会基本上可以说是民主的。”[13]他认为，长期以来，现实社会主义国家有时强调市场，有时则强调计划，都没有取得较好的效果。毫无疑问，决策分散化、改进管理、重视专门技术以及扩大灵活性等，都是十分重要的。但是，改革的重点首先应当在于政治制度，也就是说，必须抓住症结之所在，即必须抓住官僚主义统治的弊端。开放的重点首先应该是政治透明度和政治公共领域：亦即激活公共领域，促使公众舆论多元化，允许广泛参与决策过程。[14]从哈贝马斯在苏东剧变后对社会主义的反思和探索中可以看出, 哈贝马斯没有在这种剧变面前惊慌失措或者悲观失望，相反，他依然对自己所理解的“社会主义”满怀信心。

梅扎罗斯认为，资本的结构性危机是比资本主义的危机严重得多的问题。因为在原则上，摆脱资本主义危机的一个方法是国家对经济的调节。当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处于极深的困境之中时，国家资本主义可能出现，不过这也不是一种可靠的解决方案，因为同一种矛盾会被复活，即对剩余劳动的政治榨取和经济榨取之间的矛盾。[15]因此，要解决资本的结构性危机，就必须超越资本。梅扎罗斯认为，社会主义变革的真正目标是超越资本。资本的结构性危机是比资本主义的危机严重得多的问题。要超越资本，必须从社会劳动过程中彻底根除资本。他说：“社会主义变革的真正目标——超越对国家和资本的人格化的否定——只能是建立一种自我维持的选择性的社会新陈代谢秩序。它是这样一种秩序，由此资本连同它的所有结果——包括所谓‘市场机制’（它事实上并不能仅仅作为一种‘机制’而被消除）——已经被不可回溯地消除。”[16]这样，不仅以不可避免的批判性超越的形式被消除，而且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与自然界以及在社会成员之间靠自治个人本身对新陈代谢交往的重要功能的肯定性占有和不断改进而被消除。总之，对社会主义的设计要求彻底取代资本对劳动的结构性统治。梅扎罗斯对马克思的思想和社会主义理论一直持肯定态度，苏东剧变之后他提出了社会主义变革的目标是超越资本这一理论可以说十分难能可贵。特别是他指出资本的统治不只是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并且早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就存在，甚至于在后革命社会如苏联体制之下仍然存在，确实值得深入探讨和认真研究。

詹姆逊通过对社会主义本质与前途的揭示，来说明作为社会主义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依旧是有生命力的。可以说，如果社会主义就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那么，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垮台也就等于整个社会主义的垮台。但假如社会主义按其本来面目是另一种样子，那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垮台就不等于整个社会主义的垮台。正是从这种思路出发，詹姆逊要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前途，从而来说明马克思主义的前途。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詹姆逊说：“这里是指不同于苏联共产主义的一种历史发展，我们必须尊重它作为一种政治的、社会的和理想的目标的必然性；作为一种未来规划，它也是一种乌托邦式的观点和替代现存社会体制的体制选择。”[17] 他强调指出，社会主义始终意味着对人类从出生到死亡的全方位保护——彻底的保障体系，它为每个人提供自由的存在和发展真实的个性所必需的基本条件，使得人们能够无忧无虑地生活。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意味着有保障的物质生活、享受免费教育、免费医疗保健和退休补助的权利；自由结社、享受彻底的基层民主的权利；享受工作的权利；享受非殖民化的文化和休闲的权利。詹姆逊认为：“社会主义就是挣脱不必要的、可以避免的经济和物质束缚，就是自由的集体实践。”[18] 这样，詹姆逊就不仅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出发对什么社会主义进行了阐明，增强了人们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解和认识，同时又指明了社会主义的发展前景。

注释：

[1] [德]J. 哈贝马斯：《东欧剧变与〈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7年第3期。

[2] [英]I.梅扎罗斯：《超越资本——关于一种过渡理论（上）》，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15页。

[3] [英]I.梅扎罗斯：《超越资本——关于一种过渡理论（上）》，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5页。

[4] [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论现实存在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7年第1期。

[5] [德]J. 哈贝马斯：《东欧剧变与〈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7年第3期。

[6] [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论现实存在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7年第1期。

[7] [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论现实存在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7年第1期。

[8] [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新马克思主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9页。

[9] [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新马克思主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0页。

[10] [英]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第3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75页。

[11] [英]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第3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77页。

[12] [英]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第3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77-380页。

[13] [德]哈贝马斯：《哈贝马斯精粹》，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14页。

[14] [德]哈贝马斯：《哈贝马斯精粹》，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14-515页。

[15] [英]I.梅扎罗斯：《超越资本——关于一种过渡理论（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52页。

[16] [英]I.梅扎罗斯：《超越资本——关于一种过渡理论（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55页。

[17] [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论现实存在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7年第1期。

[18] [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论现实存在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7年第1期。

（本文发表于《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