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要涉及对马克思哲学本质和理论本性的追问、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现实问题的研究和对当代西方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探寻三个方面问题，对这三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不仅使他们提出了对马克思哲学的一种新的阐释，而且提出了诸如异化、技术理性批判、消费主义文化批判和空间理论等新的理论论题，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晚期马克思主义和文化研究思潮的理论建构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彰显了他们在当代西方的理论效应。由于社会历史条件和研究范式的限制，我国学术界对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还存在着若干不足，甚至空白点。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性和其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新思潮理论建构的影响，决定了我们必须重新深入研究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并重估其价值，并在深化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强化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新思潮的追踪研究的有机互动中，深化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关键词：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外马克思主义/国外马克思主义新思潮/理论效应
作者简介：王雨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文化发展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发展经历了从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转换。笔者已经在《从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问题与反思》一文中对转换的原因作过系统分析[1]。这一转换的结果是使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新思潮、新流派的追踪成为学术界的一种潮流，并被认为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前沿问题，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则显得相对冷落，甚至认为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已经无话可说和无新意可言。在笔者看来，上述看法既不客观，也存在很大的缺陷。为了论题的集中，笔者拟通过论述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当代西方的理论效应，来阐明重视对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笔者在学术界最早提出“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主要是指从卢卡奇到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2]。
一、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题
英国学者佩里?安德森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一书中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看作是西欧革命失败的结果，并从世代性、地域性和理论主题等视角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发展和特征作了系统描述。在他看来，与马克思不断从哲学研究走向政治学、经济学研究相反，西方马克思主义则把理论主题转向了哲学研究，特别是转向了文化和艺术研究。他们的理论主题可进一步具体化为对马克思哲学本质和理论本性的追问、从哲学本体论的维度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现实问题的研究和对当代西方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探寻三个问题。
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把对西欧革命失败的反思，上升到对马克思哲学的本质与理论本性的追问。在他们看来，第二国际以及苏俄马克思主义立足于近代自然科学和近代哲学的立场，把马克思哲学解释为一种经济决定论、机械决定论，混淆了历史规律与自然规律的区别，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无法发挥马克思哲学的批判价值功能，使西欧工人阶级屈从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市场经济物化意识的束缚，体现为阶级意识和人的主观意识的危机。只有立足于现代哲学的立场，才能真正理解和把握马克思哲学革命道路和哲学革命的实质。这就意味着马克思哲学的哲学原则、研究对象、哲学功能与理论本性等问题都应当重新解释。
尽管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流派在具体理论观点上存在分歧和争论，但他们在如何理解和阐释马克思哲学的问题上存在如下三个共同点。
第一，都把马克思哲学看做是一种现代哲学，反对立足于近代哲学的立场来理解和阐释马克思哲学，批评那种立足于主、客二分的近代认识论立场对马克思哲学的解释只能导致旧的形而上学和机械唯物论的复活，破坏理论和实践的辩证关系。人本主义流派代表人物中的卢卡奇、科尔施和葛兰西等，或者从哲学方法论转换的视角，或者从区分哲学与科学的不同，来强调马克思哲学是超越近代哲学的关于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强调的是以人类实践为基础的主观因素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科学主义流派的代表人物阿尔都塞则立足于反对对马克思哲学的经济决定论、技术还原论的解释而提出了“断裂说”，指认马克思是通过与支配包括黑格尔在内的近代哲学理论思考的人道主义理论总问题而实现哲学革命变革的，强调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是一种包括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相互作用，在肯定经济因素的最终决定作用的前提下，也肯定文化上层建筑因素作用的“多元决定论”。
第二，都反对从知识论哲学的角度理解和把握马克思哲学的研究对象、功能和使命，强调马克思哲学的研究对象只能是人类社会历史，其功能和使命不是把握世界的普遍规律和绝对本质，而是如何寻求人的自由和解放。卢卡奇等人批评对马克思哲学知识论的解释模式是建立在近代自然科学实证主义方法论基础上的，必然会无批判地看待它的研究对象，把马克思哲学的研究对象看作是整个世界，其功能和使命就是把握整个世界的普遍规律与绝对本质，无法发挥马克思哲学的批判价值功能，并由此强调马克思哲学的哲学方法论是“总体性辩证法”。由于“总体性辩证法”既是一种以人类实践为基础的主体性辩证法，又是一种历史辩证法，这就决定了马克思哲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历史和包括进入实践领域的自然界，其功能和使命是如何求得人的自由和解放。
阿尔都塞则始终反对对马克思哲学的目的论和知识论的解释，他在《保卫马克思》一书中，在批评青年马克思思想争论中流行的“未来完成式”的哲学史研究方法论时就暗含目的论的解释，不能真正把握青年马克思思想的性质，必须代之以“理论总问题”研究方法。他在《相遇的哲学：晚期著作(1978-1987)》一书中又提出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是“偶然相遇的唯物主义”理论，并把那种探寻世界开端、本质和意义的知识论哲学斥为“本质论”和“目的论”哲学，认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属于另一种，与这种强调本质、开端、目的的理性主义知识论哲学传统偏爱本质、开端、目的相反，它更加偏爱分散和紊乱，强调“偶然性”“可能性”的重要，其核心思想就是要通过重新解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哲学的内涵，打破那种归因于必然性的规律，以便使马克思哲学在无限可能和充满偶然性的世界中，实现它与政治实践的“相遇”，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政治的有机联结。
第三，都比较重视发挥马克思哲学的意识形态和批判价值功能，力图实现马克思哲学的科学性与价值性的有机统一。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探索，或者是为了寻求作为整体的无产阶级的自由解放，或者是为了寻求西方个人的自由和解放。由于他们都指认西方革命的最大阻碍或者在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不成熟，或者在于个人被社会所吞没而丧失自主意识和批判否定能力，因此，他们都强调发挥马克思哲学的意识形态和批判价值功能的重要性，人本主义流派因此提出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是以实践、辩证法为基础的实践唯物主义，强调历史发展进程中主观因素的作用；科学主义流派的代表人物阿尔都塞既反对苏俄马克思主义从对马克思哲学经济决定论式的解释出发，又反对那种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实用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做法，以及如何在捍卫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性的基础上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意识形态职能作为他一生的理论探索的目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与价值性的关系问题，是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反复探讨却又没法科学解决的理论问题。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不仅重视对马克思哲学本质和功能的探讨，而且也注重从哲学本体论的维度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及其对实现当代西方人自由和解放的影响。
为了探索西方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重视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现实问题和人的生存境遇的研究。在他们看来，如果说在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资产阶级维系其统治主要是依靠政治暴力的话，那么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则是包含政治暴力统治和文化意识形态统治在内的“总体统治”，其政治暴力统治越来越让位于文化意识形态统治，使得无产阶级和当代西方人的内心世界越来越被资产阶级文化意识形态所支配，体现在工人阶级阶级意识的危机和当代西方人自主意识的丧失，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表现形式已体现为社会发展总体化、一体化与个人个性化自由发展之间的矛盾。这就意味着西方革命成功的前提是使工人阶级和当代西方人从资产阶级文化意识形态的束缚中摆脱出来，形成无产阶级成熟的阶级意识和当代西方人的独立人格，这在客观上要求注重发挥马克思哲学的批判价值功能。正是在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新变化和对西方社会主义革命道路探索的过程中，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提出了以下一系列新的理论论题。
一是异化论题的提出和西方人生存境遇的揭示。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最早提出了“异化”论题，揭示了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所造成的物的价值上升、人的价值下降这一困境。卢卡奇之后的法兰克福学派、列斐伏尔、萨特等都继承和发展了卢卡奇提出的异化论题，并把异化作为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工具。
二是技术理性批判是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提出的又一个富有创新性的论题。技术理性批判开始于卢卡奇，他把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现象的发生归结为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技术理性的盛行，法兰克福学派进一步从哲学世界观和资本追求利润的现实角度，分析了技术理性的内在缺失和盛行的根源，提出了用艺术审美来消解技术理性盛行的乌托邦方案，并深深影响了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
三是文化意识形态批判是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点，并最终形成了他们系统的文化意识形态。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意识形态理论先后经历了卢卡奇的阶级意识理论、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和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等。
四是空间理论问题的新开拓，构成了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又一重要的理论贡献。在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空间问题”最早由阿尔都塞凸显，列斐伏尔则提出了系统的空间理论。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一书中提出了以“多元决定论”为基础的社会结构理论，用来描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诸因素对社会空间的再造，为后来的理论家从空间理论反思社会关系提供了启示。他之后的列斐伏尔则在《空间的生产》一书中进一步把空间看作是一个社会生产的概念，强调生产方式的更替实际上是一个新的社会空间的生产过程，并提出了以空间生产为基础的历史辩证法，从而将历史唯物主义空间化，对当代西方的空间理论和空间批判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归宿是探索西方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实现当代西方人的自由和解放。在他们看来，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上述新变化，意味着当代西方革命应当采取一条不同于苏俄十月革命的道路，这条道路总的看就是采取包括文化心理革命、经济革命和政治革命的“总体革命”，并由此建立另一种类型的社会主义，即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哲学的本质和使命、对当代资本主义研究而提出的新论题以及对西方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探索，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晚期马克思主义和文化研究，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充分彰显了其在当代西方的理论效应。
二、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建构的影响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产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新流派。其理论建构既受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学说和历史分析法、阶级分析法的影响，同时也深受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他们与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这主要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开启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维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自卢卡奇开始，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就坚持以实践为基础来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最终形成了实践自然观，其核心是反对脱离人类实践抽象地谈论自然，强调马克思虽然承认自然的优先地位，但马克思哲学的目的并不是去探讨脱离人类实践的自然的本质和规律这类近代哲学本体论问题，而是立足于人类实践去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马克思哲学所讲的“自然”总是社会历史中的“自然”。在解释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具有完全的一致性，只不过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的主要对象是苏俄马克思主义理论，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批判的对象则是在包括苏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同时，更主要是针对西方绿色理论。
为了反对西方绿色理论把历史唯物主义简单地归结为经济决定论、技术决定论，进而把历史唯物主义同生态学对立起来的误读，福斯特在《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和自然》一书中通过考察唯物主义哲学的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两种理论传统来阐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特质。在他看来，德谟克利特坚持严格的决定论，伊壁鸠鲁则是一种辩证决定论。马克思继承的是伊壁鸠鲁的唯物主义理论传统，从而和机械决定论、技术决定论划清了界限，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对近代科学革命的哲学反思，强调人类史与自然史的内在一致，从而把唯物主义历史观和自然观内在地统一起来了，为展开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批判奠定了哲学基础。
奥康纳在《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一书中不仅反对那种对马克思哲学的技术决定论、经济决定论的理解，而且也批评西方绿色思潮脱离人类社会历史和实践抽象地理解自然，把自然看作是人类实践未涉足的“荒野”，是“一种未被污染的、未被人类之手接触过的、远离都市的东西。对自然的这种理解是与由城市化进程所带来的、人们对都市生活的厌倦以及渴望回归想象中的乡间田园生活的情感相联系在一起的”[3](P35)。认为这种抽象的自然观必然会割裂人类社会和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其结果导致了一种漠视人类的尊严和权利，片面强调自然的权利的激进环保运动，无法真正找到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和解决途径，强调考察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不能脱离文化和自然维度，并通过把文化和自然维度引入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建立起人类与自然的生态关系。
佩珀在《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一书中通过批判技术中心论和生态中心论在人类与自然关系问题上各执一端的缺陷，指出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坚持人与自然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辩证决定论，它反对把生态问题简单地归结为抽象的生态价值观问题，强调必须分析在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下人类与自然之间实际的物质与能量交换过程，这也意味着探索生态危机的根源和解决途径的研究不能离开对社会生产方式的分析。
可以看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继承了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并把这种理论引入分析生态危机根源和解决途径之中。
第二，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技术理性批判理论深深影响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构。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技术理性批判理论是卢卡奇最先提出的，并由法兰克福学派继承和发展，其理论的特点在于，揭示技术理性的哲学和社会基础以及技术理性盛行所造成的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强调技术理性是当代西方社会的一种新的政治统治的工具。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继承和发展了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技术理性批判理论，只不过是在继承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从政治统治工具的视角讨论技术理性之外，还进一步分析了西方哲学文化传统中的“控制自然”的观念同技术理性的内在联系，并把理论的重点转向了分析技术理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如何造成生态危机。为此，他们详细地考察了“控制自然”观念的历史演变，揭示“控制自然”观念同资本主义制度相结合造成了人们用实用和工具性的眼光看待人和自然的关系，使得建立在“控制自然”观念基础上的科学技术最终沦为控制自然和控制人的工具，造成了人的异化和自然异化的双重后果。
第三，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消费主义文化价值观的批判深深影响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法兰克福学派对消费主义文化价值观的批判最为深刻，这鲜明地体现在霍克海默、阿多诺提出的“文化工业论”以及马尔库塞、弗洛姆对消费主义生存方式的批判上。
“文化工业论”是霍克海默、阿多诺在《启蒙的辩证法》一书中所提出的，其核心观点强调文化工业是建立在现代科学技术基础上的文化产品的工业体系，其特点是借助现代科学技术大规模地生产和复制以谋取利润为目的的文化产品。这些文化产品具有标准化、一律化、大规模复制和思想无深度、平面化的特点，违背了文化产品个性化、创造性和提升人性的特点和功能，具有引导人们在无深度的文化产品的消费中丧失批判和反抗的功能，既是资本谋取利润的工具，又承载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功能。
马尔库塞和弗洛姆则对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作出了系统批判。马尔库塞是通过提出“真实需求”和“虚假需求”的概念，揭示了当代西方社会就是借助科学技术进步创造的巨大物质财富，通过制造与人的自由解放相背离的“虚假需求”，支配和控制人的内心向度，引导人们到商品占有和消费中去体验自由和幸福；弗洛姆则提出了“重生存的生存方式”和“重占有的生存方式”来批判消费主义生存方式造成的人的总体异化。所谓“重占有的生存方式”，就是把追求、占有和消费商品看作是人生的幸福和目的；所谓“重生存的生存方式”，就是强调通过人的创造性发挥和实现人的潜能的积极的生存方式。弗洛姆认为，20世纪资本主义社会流行的是“重占有的生存方式”，其结果使得当代西方人已经完全被资本所支配，变成了只知道追求商品占有、商品消费而没有独立人格的异化的人。
法兰克福学派对消费主义文化价值观和生存方式的批判主要是揭示当代西方社会是如何支配和控制人，属于一种政治意识形态批判。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一方面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从政治意识形态批判消费主义价值观的做法，指出宣扬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是资本维系其政治统治的新形式，另一方面又把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的批判同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批判有机结合起来，强调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是建立在“虚假需求”基础上的，其本质是一种“异化消费”。这种异化消费不仅造成了人的生存的异化，而且造成了对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不断扩张的期待和依赖，其结果必然超出自然所能承受的极限并造成生态危机。由此，他们要求理顺需要、消费、商品和幸福的关系，把破除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看作是实现西方社会变革和解决生态危机的基础和前提。可以说，把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的批判同生态批判有机结合，既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继承和发展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结果，也是其鲜明的理论特点。
第四，马尔库塞在《自然与革命》一书中关于人的解放包含自然解放的思想被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借用和引申，成为其理论建构中重要的思想资源。马尔库塞的“自然解放论”主要包含两种含义，一是把自然从技术理性和资本统治下解放出来，避免自然的商业化、军事化和生态环境被破坏；二是把人的感性冲动从技术理性的压抑下解放出来，恢复人的感性冲动和自主意识，为西方人的自由解放提供前提和基础。马尔库塞所谓“自然的解放”并不是要人类回到前技术状态，而是要在不断推动技术发展的同时，将科学技术从为剥削服务的毁灭性滥用中解放出来，利用技术进步的成果实现人和自然的解放。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从两个方面继承和发展了马尔库塞关于自然的解放的思想。其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继承和发展了马尔库塞关于人的解放包括自然的解放以及把自然从技术理性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的思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具体分析了技术理性是如何与资本主义制度相结合，成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进而成为控制自然和控制人的工具的，并提出把技术理性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批判和生态批判有机地结合起来，强调“控制自然”不应理解为通过科学技术的革新和运用来控制自然，使之服务于人们对物质财富的非理性追求，而应该把“控制自然”理解为把人的欲望的非理性和破坏性方面置于控制之下，从而使控制自然的进步变成人性的解放和自然的解放，也使人类真正享受控制自然进步的积极成果。其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继承马尔库塞关于自然的解放意味着人的感性获得解放的思想的基础上，着力分析了如何摆脱受广告支配的异化消费，通过自由自觉的劳动来实现自我价值确证。但又像马尔库塞那样仅仅停留于政治革命的需要来谈论人的感性解放，把人的感性解放同消除异化消费和解决生态危机联系在一起。在他们看来，当代西方社会在消费主义文化价值观的支配下，人们把受广告支配的商品消费看作是实现自我满足的唯一方式，这种异化消费既强化了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和异化劳动，同时也强化了生态危机。因此，摆脱受支配的异化消费，把满足建立在真正需要的基础上，正确处理需要、消费和幸福的关系，使人们到自由自觉的劳动中实现自我，就成为解决生态危机和实现人的自由解放的关键。
可以看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在继承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命题的基础上，根据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赋予了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技术理性批判、消费主义文化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批判以全新的内容，并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阈进一步拓展到了生态批判，从而形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
三、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建构的影响
后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国外马克思主义新思潮之一，一般学术界对后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界定。所谓广义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要是指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立足于后现代主义精神解释马克思主义而形成的各种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可以称为“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所谓狭义的后马克思主义概念，是指以拉克劳、墨菲提出的“霸权理论”“接合理论”“多元民主”和“偶然性”等思想为基础形成的社会政治思潮。本文论及的主要是狭义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根据当代工人阶级的分化和阶级意识的危机断言，西方社会出现了多元政治主体和多元社会结构，他们断定，以历史必然性为基础的阶级政治已不再可能，当代西方人实现自由和解放的关键在于如何把这些多元政治主体有机地连接起来。他们由此通过借用和改造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和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并结合后结构主义，建构起他们的包括霸权理论、接合理论、激进与多元民主、反本质主义、偶然性在内的话语和激进民主理论。葛兰西与阿尔都塞的理论在他们理论建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为后马克思主义建构霸权理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正如拉克劳、墨菲指出的那样，葛兰西的著作中“包含的阵地战、历史集团、集体意志、领导权、知识分子和道德领导这些新概念，是我们在《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中进行思考的出发点”[4](P3)。从反对对马克思哲学的机械决定论、还原论的解释出发，葛兰西把马克思哲学称为“实践哲学”，并把实践哲学看作是以人类实践为基础的关于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学说，其功能不仅仅是要发现历史规律，而且是要落实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世界，并通过世界观批判、文化批判，形成无产阶级统一的“集体意识”。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正是以他的实践哲学为基础，通过对意大利的具体国情进行分析的结果。但必须指出的是，葛兰西虽然将列宁的“政治领导权”拓展到文化、道德领导权，重视“文化领导权”在当代西方革命中的重要作用，但同时也强调“文化领导权”与“政治领导权”、文化革命与经济结构革命是不可分割的关系。
后马克思主义认为，由于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超越了列宁建立在阶级统一性基础上的政治领导权，强调文化和道德领导权能够超越阶级统一性政治，并把不同的阶级主体接合起来，因而更能适应当代西方社会由于工人阶级的分化和多元政治主体出现这一新变化。葛兰西的领导权概念“比同时代的其他理论家更大地拓宽了政治重组和领导权的领域，在发达工业国家和资本主义的外围，政治斗争的条件越来越离开传统阶段论的想像(应是“象”——引者注)，而葛兰西的范畴却正适合这两种情形”[4](P71)。后马克思主义正是借用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建构他们以链接不同阶级主体为目的的新霸权理论。但是，后马克思主义在这种借用过程中，却误读和曲解了葛兰西。这主要体现在，一方面葛兰西领导权理论的原意是希望在文化意识形态上建立反对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最终夺取西方革命的胜利，文化领导权和政治领导权紧密联系在一起。而后马克思主义不仅将文化领导权和政治领导权割裂开来，而且特别强调阶级政治在当代西方的不可能性。另一方面在葛兰西那里，文化革命和经济结构的变革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后马克思主义却把葛兰西强调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斥为应予以抛弃的本质主义，并为他们宣扬偶然性、连接理论、话语理论、多元主义和激进民主理论寻找理论基础，实际上偏离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
第二，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为后马克思主义强调差异、多样性和偶然性问题提供了思想资源。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一书中提出，“多元决定论”的本意是反对对马克思主义的决定论和技术还原论的解释，它主要包括两重内涵：其一是肯定经济因素归根结底的决定作用；其二是肯定上层因素具有相对自主性和独立性，甚至在具体历史发展进程中也可以起到决定作用。后马克思主义利用阿尔都塞“多元决定论”的命题来解构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历史必然性规律。因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正是建立在历史必然性规律基础上的，它包括“经济运动规律的内生特征相应于生产力中心地位这一论题；社会代表在经济层面的统一相应于工人阶级贫困的普遍化论题；生产关系应该成为超越经济领域的历史利益所在地的条件，相应于工人阶级是社会主义根本利益的论题”[4](P85)这三个命题，而上述三个论题在后马克思主义看来是一种需要克服的经济主义和还原论的本质主义的错误。
因为人类社会不仅不存在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历史必然性规律，而且作为革命主体的无产阶级在当代西方社会已经分化为不同的利益主体，阿尔都塞“多元决定论”的历史观的价值正在于突破了历史必然性的观念，凸显了社会发展的差异性、多维度、多元性特征，只要抛弃“多元决定论”的历史观中包含着对总体性追求的本质主义，就能够为链接当代差异性的社会关系提供可能和基础。
后马克思主义正是把阿尔都塞理论的某些方面激进化，构造出他们所谓的以差异为基础的霸权理论。具体说：一方面，拉克劳、墨菲强调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概念实际上就是拒绝社会和社会行为具有任何本质的观点，强调了偶然性和差异性；另一方面，拉克劳、墨菲又认为“多元决定”的历史观中关于经济因素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的思想，应当抛弃本质主义的残余。可以看出，后马克思主义对阿尔都塞“多元决定”概念的改造和利用，是建立在误读阿尔都塞原意的基础上的。因为阿尔都塞是在肯定历史唯物主义的总体性、历史必然性规律的基础上，强调“多元决定”概念，其目的在于反对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技术还原论的理解，并以此捍卫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
第三，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对后马克思主义建构话语理论的影响。由于后马克思主义指认当代西方已经成为一个有差异和多元主体的社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和革命理论已经无法成立。他们认为，当前的理论任务就是如何把这些多元的主体接合起来，形成进行话语革命的统一主体。后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借助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完成上述理论建构的。
意识形态理论是阿尔都塞一生理论探索的重要内容。他一方面把科学与意识形态对立起来，认为意识形态是建立在阶级利益基础上的“虚假意识”，另一方面他特别强调对意识形态功能的阐发，强调了意识形态除了具备对人们的欺骗、想象和体验的功能之外，还具有对主体的建构功能，从而维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意识形态对主体的建构功能主要体现在其对主体的召唤和质询。在阿尔都塞那里，所谓召唤和质询，就是通过意识形态与个体的对话和打招呼，把个体建构成真正的具体主体，并通过确保意识形态和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来保证二者的同一性，进而维系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
后马克思主义正是通过借鉴阿尔都塞上述思想来建构自身理论的。具体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其一，后马克思主义改变了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召唤和质询机制的内在结构。阿尔都塞认为，既存在着维系不同阶级利益的宗教、法律、政治和伦理等具体意识形态，也存在着意识形态的一般，强调其功能在于通过对个体的召唤和质询，在使个体变成主体的同时，让主体既觉得自己是自由的主体，同时又能够服从社会秩序的要求。他是立足于拉康的镜像理论来关注意识形态与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问题的。在后马克思主义看来，意识形态总是与政治实践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他们更加关注的是意识形态内部如何实现话语的统一性，这就意味着阿尔都塞强调的意识形态与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统一被后马克思主义转换成意识形态内部不同召唤与质询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如何实现不同召唤与质询之间的统一。
其二，片面发展了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中的话语理论。阿尔都塞在论述意识形态对主体的建构功能时所论述的“主体”是一种阶级主体，所说的话语不是主体间一般意义上的“言谈”，而是能够代表意识形态进行主体间交往的话语。后马克思主义则片面发展了阿尔都塞的话语理论，通过消解主体的阶级属性，把阿尔都塞追求的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革命变成一种激进的话语革命，强调要真正建立不同主体之间的话语连接。在他们看来，主体的所有特征均由意识形态单向度决定，所有的主体都是话语主体，而非阶级主体，话语是实现不同主体接合的基础。只有消解主体的阶级属性，才能保证意识形态统一性的基础，这就意味着话语是理解后马克思主义的非阶级属性的意识形态的关键概念。
后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概念具有三个特征：首先，话语不是局限于言语等语言学范围的范畴，话语包括言语和依言语行事两个方面的辩证统一。因此，不能把话语简单地归结为唯心主义，因为话语是与言谈、行动和语言使用的语境有机联系在一起的总体。其次，话语本质上是一种解构了总体性的结构，具有去总体化、去中心化的特征，因而不再面临传统哲学形而上学的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对立等困境，这就意味着它们只是通过偶然性接合在一起而形成一种话语结构或社会存在，话语的意义取决于商谈的结果。最后，后马克思主义解构具有中心化和必然性的总体，但他们又通过接合理论建构某种具有一致性行动的总体，强调“话语”具有建构社会关系和意义的功能。
其三，后马克思主义解构了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中的阶级性。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把国家机器划分为“镇压性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两种类型，认为前者主要以镇压性方式行使其职能，后者则主要以非镇压性方式行使其职能，保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这种非镇压性方式主要依靠意识形态的教育和潜移默化，让人们自愿接受统治阶级的统治。后马克思主义借用阿尔都塞关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功能的论述，反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具有阶级性的论断，并把这一论断归结为应予以抛弃的阶级决定论和阶级还原论。为此，他们区分了意识形态的内容和形式，指出二者之间并不完全一致。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缺陷正在于混淆了二者的区别，进而把阶级的本质与存在形式等同起来了，由此陷入阶级决定论和阶级还原论的错误中。他们由此借用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功能的论述，指出，不仅存在阶级的意识形态，而且也存在非阶级的意识形态；他们从建构接合理论这一目的出发，把理论关注的重点放在了后一方面，即强调统治阶级能否行使其领导权，不能仅仅局限于让本阶级的意识形态获得被统治阶级的认同上，更重要的是如何将非阶级的意识形态接合进本阶级的意识形态之中。这种接合在他们看来就是阶级的意识形态对非阶级的意识形态的召唤和质询。
可以看出，后马克思主义正是借用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和意识形态理论解构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必然性规律、阶级和阶级政治，进而强调偶然性、多样性、差异性，建构其多元激进民主理论、话语理论，从而告别了阶级的政治，把西方人自由和解放的道路寄托在如何结合好当代西方的生态运动、女性运动等各种新社会运动上。
四、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晚期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理论建构的影响
晚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特点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方式的范式，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和新矛盾展开研究，探索当代西方人的自由和解放之路，其代表人物主要有哈维、詹姆逊、伊格尔顿、奈格里和哈特等。“文化研究”是指要求反对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经济决定论的解释，辩证地处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把文化分析贯穿于经济分析和阶级分析中，辩证地分析社会整体中各种组成部分的关系，把“权力”及与之相关的社会不公正、不平等等等作为主要论题，缘起于“二战”以后英国“新左派”理论家，逐渐扩展到欧美国家的一种学术和社会政治思潮，其代表人物主要有霍加特、威廉斯、霍尔和汤普森等人。晚期马克思主义和“文化研究”深受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和理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晚期马克思主义和“文化研究”思潮建构自身的研究方法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具体包括：
其一，借用阿尔都塞的共时态研究方法和“多元决定论”来修正和完善马克思的生产方式分析方法。阿尔都塞受结构主义的影响，注重共时态的研究方法，反对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经济决定论和技术还原论的解释，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是建立在“结构因果观”基础上的“多元决定”的历史观的命题。在他看来，“结构性因果观”既不同于只注重一个因素机械决定另一个因素的“线性因果观”，也不同于预先假定整体可以还原为一个内在本质的“表现性因果观”，“结构性因果观”既坚持全面性结构对局部性结构及其构成要素的决定作用，同时又坚持后者对前者的相对独立性和反作用，从而能够避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经济决定论和技术还原论的解释。
詹姆逊在坚持和肯定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理论的同时，又认为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理论把人类社会划分为从原始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不仅具有浓厚的历史主义特征，而且存在着无法把社会演进的历史规律与对社会结构的分析有机结合的缺陷，在解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问题上也容易陷入经济决定论的失误中。阿尔都塞的共时态研究方法和“多元决定论”有利于克服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理论的上述缺陷。与此同时，詹姆逊认为阿尔都塞建立在结构性因果观基础上的“多元决定论”也随时可能与以拉康等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的主题同一化，这就意味着，要克服上述可能性，就“必须用一个关键的附带条件来完成这番描写，即，只存在着一种结构的结构主义：即生产方式本身，或是整个社会关系的共时系统”[5](P26)。
正是通过上述修正，詹姆逊坚持把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历时性分析和共时性分析有机结合起来，以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理论为基础，对晚期资本主义展开社会批判、政治批判和文化批判。
其二，文化研究思潮也把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与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和意识形态理论作为自身理论建构的思想资源，并形成“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两种研究范式。
葛兰西从探索意大利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出发，强调应该发挥马克思哲学的批判价值功能，培育有机知识分子传播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最终形成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在葛兰西那里，领导权主要是指文化和道德上的同意和认同。
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则是在肯定经济因素归根结底决定作用的同时，也强调文化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因素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他的意识形态理论不仅把意识形态看作是代表一定阶级利益的“虚假意识”，而且强调意识形态是任何社会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人们正是在意识形态中想象和体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阿尔都塞进一步提出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来说明当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功能在于通过重塑主体实现统治阶级生产关系的再生产。
文化研究思潮借用和吸收了葛兰西和阿尔都塞的上述理论，形成了文化主义研究范式和结构主义研究范式。所谓文化主义研究范式主要是指，或者把文化看作是通过人类的共通的经验给予人们价值和意义，或者强调文化和社会实践的关系，突出的是文化的人类学意义以及文化与生活方式的内在关联。所谓结构主义研究范式，就是强调文化概念的形成过程，强调意识形态介入的作用。
文化研究思潮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上述两种范式的各自的特点。具体说，文化主义研究范式反对了庸俗唯物主义和决定论，强调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把文化看作是人类能动力量的体现，强调文化为理解包括阶级关系、群众斗争、权力等要素如何构成生活方式提供了基础和前提。
结构主义研究范式的优点在于：一是对多元决定论的强调避免了对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还原论解释，使我们能够去从事积极的政治实践；二是结构主义研究范式强调“抽象”对理论和实践辩证关系的思考，避免了文化主义研究范式在理论和实践关系问题上的经验主义的缺陷；三是与文化主义研究范式强调实践的具体性、特殊性相反，结构主义在坚持实践的总体性前提下，思考具体的实践的意义，从而避免了文化主义研究范式过于肯定具体实践，却缺乏独立的理论思考的缺陷；四是结构主义研究范式基于意识形态的原创性阐释而对“经验”的去中心化，克服了文化主义研究范式过于重视经验而忽视了文化要对生产方式发生影响必须在一定意识形态下展开的缺陷。
可以看出，文化主义研究范式主张把文化看成是基于人的实践和生活方式而形成的经验，强调的是文化的同一性，并认同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关键作用；结构主义研究范式则反对把文化看作是经验的产物，指出文化是由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建构的，强调的是文化的差异性。
文化研究思潮的代表人物霍尔虽然认为文化主义研究范式和结构主义研究范式很难综合，但文化研究思潮在事实上都受到了葛兰西与阿尔都塞的影响，只不过“葛兰西的霸权最终是比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更为有效的概念”“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与葛兰西的协商霸权相比，反抗和能动的空间都更少。而在反抗和能动的任一方面，葛兰西的霸权观念都为‘上层建筑’广泛主导的复杂内部交换提供了有用的洞见”[6](P65)。
第二，晚期马克思主义对总体性的捍卫和追求深受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
晚期马克思主义既反对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的解释，又反对后现代主义思潮消解马克思主义总体性，沉溺于对资本主义社会展开抽象的文化批判的做法，始终坚持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的分析范式，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展开经济批判、文化批判和政治批判相结合的总体性批判，力图探索西方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在这一过程中，晚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吸收和借鉴了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理论。
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总体性”问题的研究主要可分为人本主义以实践为基础的总体性理论和科学主义的结构总体性理论，其目的都是要反对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经济决定论的理解，探索实现西方人自由和解放的道路。詹姆逊批评后现代主义思潮借口总体性等于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进而消解和拒斥总体性的这种做法不过是把“总体性的哲学概念与极权主义的政治实践令人悲哀地等同起来，本身就是阿尔都塞称作‘表现性因果律’的一个特别成熟的例子，也即两个半自治性(或现已完全自治的)层面的相互倒塌”[7](P304)。在詹姆逊看来，没有总体性这个概念，就没有正当的社会主义政治，只有坚持和运用总体性，才能正确认识和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社会。
詹姆逊同时也指出，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需要我们把总体性的方法进一步细化，他由此借助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和普兰查斯的社会构型理论，在坚持对晚期资本主义展开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上，以“认知测绘”方法为基础，提出了包括宏观的经济变革和微观的文化革命为主要内容的解放的乌托邦。“认知测绘”这一概念是凯文?林奇最早在《城市的意象》一书中提出的，是为了解决主体在与居住城市的疏离感越来越强烈的情况下，通过经验、记忆、想象来获得对城市的印象。詹姆逊所说的“认知测绘”概念实际上是把林奇的“认知测绘”的概念与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概念相综合的结果。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概念表征的是主体对其真实生存状况的想象，是主体真实体验与想象的辩证统一。詹姆逊通过把二者的概念加以综合，提出只有用“认知测绘”的方法，才能真正认识和把握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结构和总体性质，从而才能制定政治实践的有效策略。“不能进行社会测绘有害于政治经验，就如同不能进行空间测绘有害于城市经验一样。不言而喻，这个意义上的认知测绘美学是任何社会主义政治规划的必要组成部分”[7](P302)。詹姆逊所说的“认知测绘”实际上就是要求应当在把握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化运动与个人的现实处境的关系的基础上，提出政治规划和把握主体的政治命运。
第三，晚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构深受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的影响。
如果说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使得人们开始立足于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展开对社会空间的再造的话，列斐伏尔则提出了以空间生产为基础的历史辩证法，开启了历史唯物主义空间化道路。
在列斐伏尔看来，近代以来的空间认识模式脱离社会实践看待空间，其结果是只看到物质性和客观的空间而忽视社会空间存在。事实上，空间不仅是客观的物质性的存在，而且也牵涉到再生产的社会关系，强调任何一种生产方式都产生一种社会空间。基于以上认识，列斐伏尔集中论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空间和空间生产。在他看来，空间与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相结合，形成了一种新的生产剩余价值的生产模式。列斐伏尔通过分析生产资料、消费资料、消费对象、政治工具和阶级斗争在资本主义空间生产中的功能，提出了包含通过物质生产劳动生产的“空间的实践”、为维护统治者统治主观构想出的“空间的表征”和反映人们真实生活的体验性空间“再现性空间”的“空间三元辩证法”，并认为资本主义空间的主要矛盾是“源自私人财产造成的空间粉碎化(pulverization of space)、对可以相互交换之断片(fragment)的需求，以及在前所未有的巨大尺度上处理空间的科学与技术(资讯)能力。‘中心/边缘’的矛盾来自‘全体/部分’的矛盾，因为所有的全球性构造，都导致集中的中心性(centrality)的建立”[8](P51)。列斐伏尔把资本主义的空间看作是充满矛盾和压抑的抽象空间，强调只有社会主义空间才是有利于人的个性发展和自由解放的充满差异和活力的空间。这就意味着，只有通过空间革命才能使资本主义空间过渡到社会主义空间。
列斐伏尔关于社会空间和“空间三元辩证法”的论述不仅使人们从过去关注历史唯物主义的时间维度进一步转向重视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维度，实现了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而且对后来的社会理论研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晚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哈维正是在列斐伏尔上述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的特点、矛盾运动与社会主义政治规划的可能性。在哈维看来，列斐伏尔敏锐地看到了当代资本主义是如何通过空间生产来控制人们的日常生活，实现其政治统治的，但他并没有探讨如何把控制空间与控制时间有机结合以及资本如何实现同社会力量有机结合。哈维正是通过具体分析资本在空间生产过程中是如何制造出不平衡的地理生产及其后果，解决列斐伏尔没有关注到的问题，进而找寻社会主义解放政治学的可能途径。
哈维把资本空间生产和资本全球化进程中的各种争论的核心归结为“公正的地理差异的公正生产的问题”，并认为“需要批判地理解生态、文化、经济和社会条件上的差异是如何生产出来的(特别地，通过那些我们大体上能够改变和控制的人类活动)，也需要批判地评价这样生产出来的差异之正义或非正义性质”[9](P6)。哈维在建构他的地理学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领土逻辑与资本逻辑”“时空修复理论”和“时空压缩理论”来解决上述问题。
所谓的“领土逻辑与资本逻辑”主要强调的是资本在当代不仅利用建立在经济、政治和军事手段上的领土逻辑来追求利润和资本积累，而且还利用资本的空间生产，即资本逻辑来追求利润和资本积累。上述两种逻辑并存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鲜明特征。所谓的“时空修复理论”主要是指资本为了解决资本循环的中断，通过延迟时间、地理扩张和空间重组，为实现资本积累创造出新的空间，从而解决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存在的资本盈余的问题。所谓的“时空压缩理论”是哈维用来描述人们对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相联系的时空的体验而提出的理论。
由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福特主义到灵活积累的转变，使得人们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时间和空间的关系以及人们对时空的体验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最近这20年我们一直在经历一个时空压缩的紧张阶段，它对政治经济实践、阶级力量的平衡以及文化和社会生活已经具有了一种使人迷惑和破坏性的影响”[10](P355)。哈维的“时空压缩理论”的核心含义是指时间节奏加快，并克服了空间对时间的障碍，使人们对时空的体验具体表现为在时间维度把当下体验当作全部存在，在空间维度则是把整个地球压缩为相互依赖的“地球村”。哈维强调，“时空压缩”在当代西方社会造成的悖论在于“空间障碍越不重要，资本对空间内部场所的多样性就越敏感，对各个场所以不同的方式吸引资本的刺激就越大。结果就是造成了在一个高度一体化的全球资本流动的空间经济内部的分裂、不稳定、短暂而不平衡的发展。集中化与分散化之间在历史上有名的紧张关系，现在以各种新的方式产生出来了”[10](P370)。哈维正是立足于当代全球化，通过分析资本的空间生产造成的不平衡地理发展资本的空间生产和资本积累的矛盾和本质，以及探讨如何把工人阶级受地理空间制约的局部和差异政治斗争，上升为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斗争，进而力图把微观政治学与宏观政治学有机结合起来，提出了他的解放乌托邦思想。
五、重新认识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当代西方的理论效应决定了我们必须重新评估其理论价值。这是因为，一方面，国外马克思主义新思潮几乎所有重要流派和理论家的理论建构都是借用或改造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而形成的，这就意味着我们不把握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问题和理论实质，就无法真正把握国外马克思主义新思潮的来龙去脉。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无法判断他们的这些借用和改造是否符合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原意，也就难以判断这些新思潮的理论得失，并给予其理论定位。另一方面，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虽然理论主题与马克思、恩格斯有所区别，但他们的理论探索目的都是为了探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谛和适合当代西方人的自由解放道路，他们都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辩证法，他们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最近、理论渊源最深的理论。
虽然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最早展开对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但由于受社会历史条件和研究范式的限制，我们虽然对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理论观点比较熟悉，但还很难说真正把握了其理论问题与理论实质。当我们有条件对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展开深入研究的时候，学术界又把研究的重点转向了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新思潮的追踪研究和评介，甚至认为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已无新话可说。上述情况表明，我们应当重新深化对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正确处理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与国外马克思主义新思潮追踪研究的关系，把重新研究和认识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深化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条重要途径。
我国学术界对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由于受社会历史条件和研究范式的限制，一方面使得我们对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从总体上看依然停留在对其具体理论观点的评介上，我们对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面临的时代问题、哲学文化传统以及其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和他们所提出的理论问题很难说做到了真正的把握；另一方面，由于非历史主义研究方法和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评价范式，又使我们在全盘否定和全盘肯定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来回游动。这里所谓非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既是指脱离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也是指忽略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思想发展的过程和阶段性特点，同质性地看待其理论。所谓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评价范式，主要是指在对马克思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和“实践唯物主义”的理解之间来回摇摆，不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是通过世界化和民族化的过程来实现的，并必然呈现出多形态和多流派的发展格局。这就意味着，不能用一种形态或流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评价其他形态和流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得失，只能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辩证法作为评价原则和评价标准。
正是在上述非历史主义研究方法和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评价范式的支配下，我国学术界对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主要停留于资料和观点评介，难以真正把握其理论逻辑和理论问题。而对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评价，要么认为它是一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要么认为它真正把握了马克思哲学的真精神，难以真正把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有机结合起来。上述情况说明，虽然我国学术界对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起步最早，研究成果较多，但不仅没有真正达到无新话可说的研究状态，而且存在着进一步重新理解其理论问题与理论逻辑研究的必要性。
重新认识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不仅是由我国学术界的研究现状所决定的，更是由于其理论的重要性所决定的。这种重要性主要体现在：
第一，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国外马克思主义诸流派中，不仅率先反对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经济决定论、技术还原论的解释，恢复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批判价值功能，并开启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探讨马克思哲学本质和理论本性的历程。而且即便他们在探索过程中存在着没有正确处理历史发展进程中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价值性的辩证关系等失误，但他们依然是国外马克思主义诸流派中与历史唯物主义渊源最深、离历史唯物主义最近的流派，他们对马克思哲学本质和理论本性的考察以及在这一过程中提出诸多新的理论论题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建设的重要理论资源。
第二，国外马克思主义新思潮的产生与发展与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存在着紧密的联系，没有对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把握，我们就难以判定国外马克思主义新思潮的理论谱系和理论得失。从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当代西方的理论效应中可以看出，国外马克思主义新思潮都是根据当代西方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结合当代西方的哲学文化思潮，借用或改造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展开理论建构的。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尽管人物流派众多，具体观点不一，但总的看他们都是力图坚持把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批判、政治批判和文化批判有机结合起来，其理论探索的目的，或者是致力于探索作为整体的无产阶级的自由和解放，或者是探索作为个体的西方人的自由和解放。从理论谱系看，我们可以把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看作是西方社会历史条件下的马克思主义或探索中的马克思主义。要判断国外马克思主义新思潮的理论得失和理论谱系的前提是他们的借用或改造是否符合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原意。这在客观上要求我们重视对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重新估计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第三，我国的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无论在对其理论的总体把握上，还是对诸如理论家的理论不同发展阶段的关系、理论总体性质和理论问题的归纳和把握上依然存在诸多缺陷，乃至空白。克服这些研究的缺陷和填补研究的缺陷，不仅有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和把握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而且能使我们更加准确地把握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轨迹，是深化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条重要途径。
第四，重新估计和研究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客观上也要求我们把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与国外马克思主义新思潮的追踪研究有机结合。事实上，不研究和不把握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问题与理论实质，我们就无法正确认识和评价国外马克思主义新思潮的理论建构与理论得失。而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新思潮的追踪研究，又能使我们立足于新的理论视域重新审思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从而开拓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论域、新论题、新话语。这就决定了我们不应当把他们的关系割裂开来，而应当将重新研究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国外马克思主义新思潮的追踪研究有机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走向更加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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