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网络流量；流量拜物教；弹性积累；平台经济；物化理论
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组成部分之一，传播政治经济学对蓬勃发展的网络经济中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提供了全球向度的实证经验和深刻的理论阐释。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突破与文化研究的范式隔离之后，笔者以为两者融合的研究趋势拓展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对当代网络社会问题的思考领域。沿袭这一理论路向，本文将数字文化工业“流量拜物教”的工具理性作为社会合理化原则的当代形式理性，对网络流量和平台资本进行的理论反思。
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聚焦政治经济结构与劳动价值的关注不同，自卢卡奇以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理论重心移到了理性批判。在十月革命的逆转之后，卢卡奇深感商品的规定性是人们生活的规定性（卢卡奇，2020:149-150），物化是“整个社会的普遍命运”（卢卡奇，2020:158），资本主义物化现象的根本原则是合理化原则，就是根据“可计算性来加以调节的合理化的原则”（卢卡奇，2020:155），这意味着经济过程切断了人与劳动对象之间的自然关联，导致原子化的社会系统里孤立的个体劳动被可计算的量的规定性所制约和操控。卢卡奇对欧洲现代人的命运的忧患思考促使他寻找思想源泉以解决物化之下现代人遭遇的生存性困境，他最突出的理论贡献在于对资本主义社会支撑合理化原则的形式理性进行了深刻批判。1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承接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求解理性与权力的关系。作者洞察到现代资产阶级社会表面上承认多样性，但实际上并不允许差异性，强制性地迫使人们服从整齐划一的过程，文化工业就是这一驯服进程的意识形态。个体不是独立的个体，仅仅是资本主义体系中的要素。文化工业作为现代社会工业化进程的产物，支撑其发展的技术所内含的工具理性将文化工业塑造为了同一性的社会强制，用消遣性的娱乐驯化人们的感知模式，从而使文化工业得以“以自己的力量将与艺术格格不入的原则纳入到消费领域之中”（Horkheimer&Adorno,2002:107）。资本主义以可计算的实证主义工具理性原则服务于将大众转化成同质化要素的文化机制，是网络时代之前的文化工业的操演模式，其理性已经沦为权力纯粹的工具而丧失了对权力的约束。
网络平台是当代数字文化工业的组成部分之一，其显著功能之一是帮助网民“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同时也将我们日常生活的各类元素转化为具有经济价值的数据。网络社区的繁荣本质是衍生具有经济效率的生产单位，个体用户的多样化增值层与平台的资源共享层时时刻刻效劳于资本与剩余价值的弹性积累。本文通过聚焦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在当下具体化、语境化而形成的“流量拜物教”如何勾连平台经济的资本弹性积累，旨在说明网络平台作为当代信息技术产业主导的新型基础设施虽不事生产却开辟了社群聚集资源和新型市场经济，这一经由算法优化的商业模式所驱动的物化意识和异化劳动正全面入侵网民的日常生活实践。哈贝马斯曾强调“公共领域同时被大众媒介结构化和控制，通过一场不仅仅是影响而是控制用户行为的传播流战斗来进行主题筛选和主题贡献，从而发展成为一个被权力渗透的竞技场，而在这一过程中，他们的战略意图被尽可能地隐藏”（Habermas,1992:437）。借鉴这一敏锐洞见来透视当前网络平台建构的平台社会性，可以断言其并非网民主体性的获得和彰显，而是主体性的全面削弱，网民“有规定的否定”（determined negation）思考沦陷在平台资本弹性积累的权力宰制之中。2这些是21世纪全球向度的公共问题，也是深具社会关怀和现实主义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质疑工具理性、参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理论对话的议题重镇。
一、平台资本的弹性积累制造“流量拜物教”
发源于美国的互联网浪潮催生了信息技术产业的繁荣，并将人们带入卡斯特（Manuel Castells）论述的“网络社会”。如其所说，20世纪80年代开始席卷全球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推动了国际信息发展主义再结构的过程，它是网络社会崛起进程中最具决定性的历史因素。信息化、互联网等信息产业本身是新自由主义环境下科技发展的产物，反过来又驱动资本主义“再结构”，“加速、引导与塑造了信息技术范式，并引出相关的社会形式”，形成了“新的技术—经济体系”（卡斯特，2001:22）。凭借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和信息技术迅猛革新的相互利好，平台经济在更有利于资本积累的社会环境中获得了快速增值的新空间。
（一）平台经济下的弹性积累
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发展遭遇瓶颈，经济萎缩结束了战后资本主义的黄金期和福特主义的积累体制，大资本、大劳工与大政府转而成为“僵化体制”阻碍了资本积累的规模与速度。为了应对更为复杂多变的经济发展条件并提升资本增值效率，资本主义逐渐舍弃“僵硬”的福特主义体制，采用弹性生产、弹性消费、弹性雇佣等弹性积累体制，亦即所谓的后福特主义。大卫·哈维（David Harvey）认为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所引发的战后资本主义体系首次严重的经济危机是福特主义迈向弹性积累（flexible accumulation）的转折点，此后，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在过程和结构上都与“福特制”的“标准化、福利化”渐行渐远，新的经济秩序表现为一种去福利化的、个体自我负责的“弹性积累”，在劳动过程、劳动力市场、生产和消费模式上都表现出充分的“弹性”（Harvey,1991:189-197）。3弹性积累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资本主义的利润危机，也创造了新的劳动过程和生产模式。资本的弹性积累和全球流动是两个同步的进程，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使得弹性积累得以成为一种全球现象（熊易寒，2016）。进入21世纪以来，在数字技术变革的基础上，数据对企业及其与工人、客户和其他资本家的关系变得越来越重要，能够获取和控制大量数据的平台成为一种新的商业模式，随之而来的是大型垄断企业成为影响社会运转的重要力量，这一转变被有些学者称为“平台资本主义”。4平台成为数字经济的关键模式，而平台经济也日渐变成市场经济活动中资本积累的主要商业设施。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语境中，平台企业完全遵循市场经济原则，利润和效益是其核心的律令。
以网络平台为代表的数字信息产业，其资本的弹性积累发展出了一系列完全不同于后福特主义制度下制造业弹性积累的新形式，集中体现在对平台用户自由参与信息生产和消费赋权的同时也隐蔽地对用户的劳动时间、数据信息、精力情感进行剥削。依托网络平台，数字资本主义一方面在企业内部将核心技术与专用资产去组织化、去边界化，另一方面在个人生活的休闲和消费领域将媒体实践化为游戏化、娱乐化与个性化的数字劳动，通过将公众的好奇心、兴奋、激动等感性行为与日常消费需求转化为具有商业交易价值的数字化劳动与资本，由此实现资本增殖（吴鼎铭，2017）。通过商业数字网络的交流和社会化将用户生产的信息商品化并出售，这是“大数据”资本主义积累过程的核心（Mayer-Schönberger&Cukier,2012）。
（二）被算法抽象为流量的平台世界
在“连接一切”意识的引领下（胡凌，2016），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一切实践被不断扩张的各类科技公司转化为数据，种种日常活动都被转移至网络平台。范·迪克（Josévan Dijck）等将平台（platform）定义为旨在组织用户之间交互的可编程架构，认为虽然在许多人眼中平台只是一种技术工具，但这些线上活动其实隐藏着一个系统，其逻辑不仅仅是让日常活动便利化（facilitating）——它们事实上塑造（shape）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的组织方式（Van Dijck et al.,2018）。通过将种种社会过程转化为数据流，这一整体性的“数据化”（datafication）进程（Van Dijck,2014）已经全面渗透并且还将继续深度介入当下生活，在算法技术的支撑下我们面对着一个相互联结的世界，各类平台连通、渗透到社会机理之中，影响到机构、经济交易以及社会和文化习俗。
平台社会历经技术与资本结盟的重组，真实世界经由算法抽象化为流量呈现的虚幻世界，算法一方面计算着人们的媒体使用行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另一方面也为平台企业追求经济利益和商业利润提供新的手段。马西亚斯（Ulises A.Mejias）和库尔德利（Nick Couldry）将“数据化”直接定义为一种“为了经济价值”而“通过数字信息对人类生活进行量化（quantification）”的当代特有现象（Mejias&Couldry,2019:1）。在两位作者看来，数据化本身就是一个量化的过程。通过量化，平台企业通过算法将人们使用媒体而生成的数据转化为了可以被进行价值衡量的商品体系——流量，进而服务于自身的商业利益。
范·艾斯（Van Es,2020）批判性地考察了优兔（You Tube）网站上标识着浏览量的“观看”（the view）功能后指出，“观看”建构了一种再现用户喜好和观看倾向的神话，并作为整个平台的基本运作逻辑持续规范着所有平台用户的行为，它是涂尔干社会整合意义上的一个功能范畴，即通过各种不同形式的结构化行动将普遍的权力关系自然化。这些由“观看”数据建构起来的等级结构关联并影响着平台用户的参与度、经济收益、知名度和受欢迎程度，同时在算法的作用下参与决定着人们在平台上能够看到的信息内容。当人们以“观看”所显示的数据作为评价视频受欢迎程度的依据时，人们的分享、创意、共情等社会交往行为就被网络平台悄无声息地转化成为以数据为导向的流量积累过程，变成平台企业谋取商业利益的源泉。
（三）平台资本积累下的“流量拜物教”
上述所论数字时代资本的弹性积累是平台经济实现资本增殖的前置条件，也是使得流量在资本积累过程中扮演核心角色的新型积累模式。网络平台所驱动的数据化进程日渐成为新的科学范式，用于理解人的社会性和社会行为（Van Dijck,2014），这是一个将生活转化为数据的合理化进程，在此过程中，数据积累逐渐变成整个社会运转的基本前提，整个社会依赖于科技公司建构的平台系统，以至于连传统上由政府实施的监管审查也难以对其产生有效约束（Gillespie,2018）。网络平台追求着用户使用带来的数据和流量，点击率、浏览量、阅读量等量化指标成为广告营销产业中新的“商品”，在这一服从于弹性积累模式的平台经济生产系统中，每一个用户个体的行为所贡献的流量或服务于商品从而进行资本积累，或直接转化为资本的增殖，由此生产了平台企业在网络空间中的“流量拜物教”。
以当下网络世界中不断翻新的粉丝经济为例，为了吸引用户的关注、使用和消费，视频网站平台将网络综艺与粉丝经济相结合，利用粉丝社群制造热点话题、争夺网络流量，这一实践便是网络平台通过流量进行资本积累的典型代表。以2021年一档名为《青春有你3》的网络真人秀节目为例，该节目以选秀成团为主要情节架构，参与选秀的选手需要由观众和粉丝“打榜”“投票”（简称“打投”），票数最高的几位选手可以“成团出道”。如果粉丝想为喜欢的选手“打投”，就需要购买联名赞助该节目的品牌饮料，取得留在瓶盖内侧的二维码获得投票名额。疯狂的粉丝为支持自己喜欢的偶像出道，集资购买赞助商的牛奶并雇人拆封后直接倾倒一空，只保留印有投票二维码的瓶盖用于投票“助力”。这一事件经媒体报道后引起舆论广泛关注，压力之下最终以节目停播告终（光明网，2021）。在该事件中，网络平台利用“饭圈”化运作既获得了流量本身所带来的经济收益，又凭借庞大的平台用户群体和他们的活跃度获得了品牌赞助的商业收益，对于平台而言，用户参与所形成的数据流就是他们最核心的“商品”，使用一切方法生产这种“商品”是平台企业的终极目标。
范·迪克（2013）认为通过技术将连通性（connectedness）转换为连接性（connectivity）从而实现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商品化，正是谷歌和脸书等网络平台所下的“金蛋”。在社交媒体背景下，用户基于连接而生成的行为数据和画像数据被精明的商业大脑转化为不断聚集的经济资本，从而成为平台不断追逐的对象——这是“流量拜物教”的经典表现方式之一。但范·迪克在此没有深入阐释技术实现的连接性将人与人的关系商品化这一动态过程，这一过程之所以能够完成，背后所依托的是一整套执行创造利润和效益的工具理性逻辑的算法设计。大量用户数据既非自然产生，且并非必然存在，而是平台企业为了更有效地“利用”用户的初始数据（通常是隐私数据）设计而成，因此，承载工具理性目标的算法是流量商品的基础，是实现流量与资本积累的关键环节。正如有学者主张，算法革命和云计算是平台经济的基础，但计算力量只是故事的开始，它将使以数据为原材料的算法成为强有力的经济工具（Kenney&Zysman,2016）。算法将用户使用网络平台的媒体实践转化为平台经济生产方式中的基础性生产资料，以数据流量的形式呼应资本世界的量化特征。鉴于平台系统对当代经济、社会生活的全面渗透和重组（Poell et al.,2019），工具性算法支配下的流量积累作为现代实证主义的先锋，事实上实现了对网络用户日常生活的吞噬性掌控。在利用技术建构平台社会的过程中，平台经济的扩张冲破了传统监管的制约，将“流量拜物教”确定为自律的形式理性的最高指令。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野中的“流量拜物教”
20世纪以来，包括卢卡奇、葛兰西、霍克海默、阿多诺等在内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创造性地发展了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并借此分析与人类社会文化形式相关的生产方式、社会历史沿革以及文化和意识形态对公众和社会生活的影响。安德森在评价始于卢卡奇和柯尔施、由法兰克福学派所延续并被20世纪60年代的理论家所承袭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时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倾全力研究上层建筑”，“自始至终地主要关注文化与意识形态问题”（安德森，1981:96-100）。这一传统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新路径，通过在哲学层面对理性的反思，探索合理化的形式理性如何成为控制人的体系以及权力在其中如何以最极端的方式呈现。笔者借助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来解析平台经济的流量拜物教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造成的吞噬性影响，由此提炼传播政治经济学聚焦数字工业批判理论的核心论述。
（一）物化的用户、异化的平台劳动与量的规定性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人物——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使用“物化”（reification）一词批判正在出现的“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垄断为基本特征）中愈发加深的异化，睿智地诊断出商品形式乃人们日常生活的普遍规定性的病理，商品结构的基础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获得物的性质，并从而获得一种‘幽灵般的对象性’，该对象性以其严格的、仿佛十全十美和合理的自律性掩盖着它的基本本质、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所有痕迹”（卢卡奇，2020:149）。以卢卡奇的物化理论为基础，福克斯（Christian Fuchs,2014）认为，当前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媒体在三重意义上也是物化的表现形式：首先，商业媒体把人的地位降低至广告的消费者；其次，资本主义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与商品形式有关，一方面存在消费者和受众可购买的商品形式的文化产品，另一方面，媒体消费者和网络消费者自身也成为被商品化了的用户；最后，资本主义为了再生产自身的合法化存在，必须把自己表现为最好的（或唯一可能的）社会制度，并以各种不同形式利用媒体来保持这一观念的霸权地位。
卢卡奇的物化理论与马克思对异化劳动的分析均切中了资本主义内在危机的要害。在对异化劳动的考察中，马克思通过分析异化劳动的四重规定性5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本质。马克思透过商品的二重性（即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洞察了劳动的二重性（即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资本主义以资本增殖为根本原则的生产方式导致了抽象劳动对具体劳动的统治，由此使人对劳动的关系成为了异己的存在。当前的平台经济发展推动了劳动方式和劳动形态的变革，异化劳动也随之产生了新的表现形态——数字劳动。以数字劳动现象最为集中的社交媒体平台为例，其资本积累过程以定向广告为基础，平台企业仰赖持续的监控和大数据分析投放个性化的在线广告，实质上是用户的劳动生产了数据商品和注意力商品，这种用户劳动正是资本主义中另一种形式的无偿劳动（Fuchs,2018）。
在马克思分析的商品世界中，货币代表一般劳动的量，而在网络平台上，这一表现形式进一步被抽象化为流量。在商品生产中附着于货币的“量的规定性”在平台经济中被转化为“流量的规定性”。依托于商品的量的规定性来源于对物质实在的抽象，而网络平台中的流量则完全来源于虚拟世界中的信息流动，其背后是每个平台用户的自愿参与和无偿劳动。借助于马克思的“异化”概念和卢卡奇的“物化”概念，不难发现平台用户在此经由被量化的行为和内容变成了平台企业系统中“非人性”的抽象个体，变成了贡献流量的数据生产工具。在资本弹性积累的目标下，技术被资本用于服务其积累和增殖，把每个个体转化为替资本工作的“活劳动”，6网络平台中的流量终于成为了平台用户异化劳动的最新表现形式。
卢卡奇在论述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时间的关系时引用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的观点称“时间就是一切，人不算什么；人至多不过是时间的体现。现在已经不用再谈质量了。只有数量决定一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0:96-97）。卢卡奇指出，在此情况下“时间就失去了它的质的、可变的、流动的性质”，成为“在量上可测定的、由在量上可测定的一些‘物’充满的连续统一体，即凝固成一个空间”（卢卡奇，2020:157）。卢卡奇精辟地剖析了资本主义商品世界中活生生的人被抽象化与时间被空间化的同步过程。当前，这一现象在平台物化用户与异化劳动的过程中获得了新的内涵：曾经的人作为物理属性的劳动力被附属于机器之上，如今的人作为精神属性的劳动力被附属于网络平台之上；在物质性的商品世界中，人是时间的体现；而在虚拟化的网络世界中，人只是流量的体现。时间在数字平台被转化为不断积累的流量，流量取代时间成为抽象化了的精神劳动新的计量标准，而人的生命在平台的流量系统中被完全扭曲成为量的规定性。
（二）被流量操纵的工具理性
以文化研究取向聚焦互联网时弊的学者们通常强调人的主体性与创造性，认为用户在互联网上分享信息的活动建立了一种“参与性文化”。7这一观点看似振奋人心，但必须认识到，其成立的前提是人们首先能够在使用网络平台、自由参与网络信息生产活动时保持主体性和理性意识，然后才能凭借理性的规则进行社会交往并维系社会关系。文化研究学者对互联网的期待本质上正如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的设想一般，必须以人的理性的有效运作为前提。然而，在资本力量主导的社会经济制度下，这一前提面临着严峻考验。
韦伯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演进的分析看到了资本主义对财富的追逐和对效率的推崇,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由此成为韦伯的论述轴心之一，其中工具理性指“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和其他人的举止的期待,并利用这种期待作为‘条件’或者作为‘手段’,以期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作为成果的目的”（韦伯，1997:56），即以手段的有效性作为行动的唯一准则的理性原则；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深入启蒙精神的源头是对理性展开进一步求解，他们钩沉现代以来所谓旨在征服自然和使人们从世界的蒙昧神话中摆脱出来的启蒙精神实质上是一种追求对自然加以统治的知识形式，这种工具理性“本质上关心的是手段与目的，以及为实现那些多少被认为是理所当然、不证自明的目的所使用的手段的适用性，却很少关心目的本身是否合理”（Horkheimer,1974:3），与此同时，他们洞察到由启蒙带来的科学时代催生了基于量化原则的实证主义意识形态，“形式逻辑……为启蒙思想家提供了计算世界的公式”，使得“任何不能被还原为数字的事物”都被视为“幻象”；为了满足实证主义的量化要求，“诸神的想象与一切质性的存在都必须被摧毁”（Horkheimer&Adorno,2002:4-5）；马尔库塞更是直接从已经全面工业化了的西方社会的现实景象切入，指认出“技术作为一种生产方式，作为工具、装置和发明物的总体性存在是机器时代的核心特征，同时也是组织和维持（或改变）社会关系的一种方式，它体现着主导性的思考和行为模式，是控制和统治的工具”（Marcuse,1998:41）。面对当下由网络平台垄断的社会生活，正如20世纪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所揭示的，被资本的工具理性所绑架的网络平台无法为个人的“有规定的否定”（determinate negation）意识创造条件，网络用户被割裂为孤立的个体，人们看似联系在一起，其实质是被资本逻辑所控制的、被“流量化”的抽象关系。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的生存状况时指出，“各个人在资产阶级的统治下被设想得要比先前更自由些……事实上，他们当然更不自由，因为他们更加屈从于物的力量”（马克思，2005:185）。对如今的网络平台用户而言亦是如此，他们看到的内容虽然呈现着形式上的“自由”，但真实情况是，平台上所有信息都服从于算法机制的调配，目的是实现最大化的流量积累。网信办曾评价“饭圈”乱象的主要表现为一些组织群体为了自身利益诱导青少年无底线追星，造成的结果是青少年在网上谩骂、互撕，包括人肉搜索、造谣攻击、不当消费，造成了不良网络文化，也误导和侵蚀了青少年的“三观”（光明网，2021）。这一切荒诞、挑战道德伦理底线的现象，追根究底是个体被平台资本流量积累逻辑操演的结果。
霍克海默曾悲观地指出，“理性”曾经长期代表着理解和追求作为人类存在目标的永恒理念，如今却本末倒置，无论人们在任何时候试图达到任何目的，寻找实现该目的的手段都成为了理性的任务、甚至是义务（Horkheimer,2013）。当前，工具理性主导的算法技术制造着不断积累的流量，这一抽象化了的媒体商品没有价值道德标准，只有纯粹的抽象和形式；同时因为被抽取了内容，所以它无法产生对立面，那些无助于流量增长的活动——严肃的辩论、理性的探讨、批判性的反思等彰显价值理性的内容都被认为冗赘多余而被排除在流量积累的算法之外，彻底失去了存在空间。在前文所举“粉丝倒牛奶支持偶像”的案例中，平台、牛奶赞助商、粉丝个体等所有参与主体的行为顺应着完全遵循市场原则而建立的网络平台运作机制，就手段和结果而言具有“逻辑上无可指摘”的“合理性”。但是，它在现实中所带来的却是完全非理性的社会后果——面对持续的诱导消费，这些粉丝明知资本在“割韭菜”却依然会以“我的哥哥只有我了”的话语进行群体互骗（张樾，2021），他们以支持偶像为目的，所有行为（手段）只为追求“更好看的数据”而不考虑目的本身的现实意义与价值诉求，这正是工具理性在个体层面的极端表现。
马克思揭示了资本的本质是抽象劳动统治具体劳动，交换价值的增殖支配使用价值的生产。就网络平台而言，基于资本逻辑形成的网络媒体生态系统延续着抽象劳动对具体劳动的支配地位，人类精神的质的内容——本应作为使用价值以丰富人类精神生活和社会的文化积累，却被抽象化为数据流量并被迫服从于量的规定性，导致其丧失了理性的内涵，变成了非理性的、自足（self-sufficient）的过程。信息技术建构的网络媒体生态系统看似出于推动社会进步、创造更美好的人类生活之理性目的，它在现实中却演变成为了不受人类理性约束的、具有自我规定性的流量生产系统，最终受制于为资本增殖服务的律令。恰如马克思所言，“在机器体系中，对工人来说，知识表现为外在的异己的东西，而活劳动则从属于独立发生作用的对象化劳动。只要工人的活动不是（资本的）需要所要求的，工人便成为多余的了”（马克思、恩格斯，1998:93）。在网络平台中，用户的每一个操作都受制于平台设计的功能和算法，以追求流量为目标的平台此时对用户而言已经成为异己的力量而对他们的行为、认知、情感、态度等社会性活动发挥作用，用户在平台上的活动被最大化地规训为为流量积累服务，如同商品世界的人是机器的附属，在资本主导的网络世界中“人”只是数据生态系统的附庸。卢卡奇描述大工业时代工人的活动时指出他们“越来越多地失去自己的主动性，变成一种直观的态度，从而越来越失去意志”（卢卡奇，2020:156），困于网络平台世界中的人的思维活动因为媒体实践所具有的即时、连续不断且碎片化的性质而经历着类似的遭遇，越来越失去把握整体、理解联系进而展开反思的能力。
三、对流量时代工具理性的反思
资本主义对人的精神带来的此种消极后果，早在20世纪中期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即已了然于胸。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文化工业的批判深刻地揭示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人的精神世界的侵蚀，他们指出，“精神的真正功劳在于对物化的否定，一旦精神变成了被消费的文化财富，精神必定走向消亡”（霍克海默、阿多诺，2006前言：4）。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对启蒙进行批判时指出，自我保存理性（即形式理性）在根本上所代表的只是自然的强制性，不是人的自由，当现代人之间的道德关系逐渐被瓦解之后，它可以轻易地被权力所利用，成为直接统治的工具（张双利，2014）。马尔库塞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体化现象进行过极具洞察力的剖析，他认为大工业生产中的自动化技术“强行削弱了工人阶级的否定地位”，使他们“不再与已确立的社会相矛盾”（马尔库塞，2006:31），个体的需要、愿望、生活标准、闲暇活动及政见在物质生产过程的一体化中被同化，实现了工人阶级与社会之间“自愿的一体化”（马尔库塞，2006:29）。
信息技术伴随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扩张重塑社会形态和人们的日常生活，平台流量的生产实质是资本扩张的一种政治经济机制，受资本积累的工具理性支配。在前文所举的粉丝倒牛奶案例中，粉丝的购买行为不是为了获取牛奶作为商品的使用价值，这意味着牛奶从现实世界中的“商品”变成了粉丝眼中的投票工具，在工具理性的主导下，“某品牌牛奶产品”在粉丝眼中的使用价值不再体现为物质性的牛奶，而是投票必须跨越的门槛。这一现象事实上是对商品世界中商品的再抽象化。抽象的形式合理性原则被塑造为主导人们日常行为的意识形态，这使得令人匪夷所思的诸种社会乱象在抽象化了的网络空间中被不断“合理地”生产。这种“合理化”如同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批判文化工业的“技术合理性是统治的合理性，是一个异化了的社会自身的强制特征”（Horkheimer&Adorno,2002:95），用户在制造流量的算法技术垄断中、在工具理性的驯化控制下与资本积累的目标形成自愿的一体化，心甘情愿地贡献着免费“活劳动”。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时指认“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马克思、恩格斯，2009:31-32），而在资本主导的平台经济中，经由算法技术实现的流量积累体系的中介，资本同样成为了支配人们思想、情感、行为的权力，并对共识性权力和意识进行着再生产。
从文化角度看，网络平台再生产着人们的思想观念、情感态度并传播价值与情绪，当下的市场化原则却将它们抽象化为纯粹形式的数据和流量，使其彻底失去了人的精神和思想中质的内容。纯粹的资本逻辑决定了网络平台在其基本属性上并不真正关心来自于真实用户的思想活动的具体内容，这一原则如同马克思所说的“劳动抽象化”，8是彻底的思想观念的抽象化，亦即社会文化的抽象化。平台经济的“流量拜物教”抽象了人的思想观念甚至“人”本身，用户的行为、观点、情感表达等一切现实活动都被转化为了流量中的数字而失去原本的意义。一个人的经历以各种数量的形式被保存，过去被“调取”（recall）而不是“记忆”（remember），现实的自我变成“量化的自我”（quantified self)(Kitchin,2021）。在肤浅的形式之中，被流量裹挟的数字文化工业丧失了理性认知的可能，被资本—技术联合体主导的工具理性收编，成为操纵人们精神思想、役使人们自愿充当数字劳工的社会权力。“启蒙与事物的关系如同独裁者与众人的关系”，“消解了旧有的、直接的不平等统治的不公，却同时通过为现存一切事物建立起普遍联系将这种统治落实为永恒”（Horkheimer&Adorno,2002:6-8），犹如效劳强权与财富而畏惧真理的启蒙走向自我毁灭，网络平台以流量拜物教引领的数字文化工业在工具理性的肆意扩张中沦陷。
在网络平台商业链无限扩展并再次强化第三波市场化浪潮席卷全球之际，美国社会学家布洛维（2007:58-74）提出“公共社会学”来抵制市场的侵袭并保卫劳工与社会的权利。面对当下每时每刻渗透于人们生活而又荒诞戏码迭出的“流量拜物教”，面对数字公共领域的彻底商品化趋势，笔者认为需要避免西方批判理论滞后和公共政策干预、法律管制依然相当局限的危机。基于此，笔者建议从三个面向反思网络平台的“流量拜物教”：首先，在学术领域，目前对于巨无霸式的大型网络平台如何利用技术手段生产数据来建构表面的中立性、客观性，算法如何计算流量来服务于广告售卖等新媒体生态系统内部的一系列具有商业价值偏向的经济实践缺乏深入具体的田野实证，以传播政治经济学为代表的批判传播理论没有切中最迫切的资本与技术强势联盟的核心要义，因此，笔者呼吁学术界更为深刻地反思喧嚣的网络平台的诸种操演，辨识其中被工具理性所操纵的观念、意识、思想和行为，透视资本与技术结盟而推动形成的平台经济生产方式对人们的精神造成的抽象化扭曲和工具理性的驯化，重建批判性知识的生产体系以对抗技术资本联盟所主导的工具理性知识生产。
其次，这一理论认识层面的困境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法律监管层面对于平台经济的整体性理解。互联网最初是一个公共场所，但很快走向商业化，大型网络平台已经成为主导21世纪经济和网民日常生活的核心力量之一。在全球信息社会，以效益和利润为核心的算法机制已然发展为为资本增殖服务的文化工业，沦陷为效劳强权和财富的意识形态。例如，西方政治权力集团利用新闻媒体造势，蛊惑右翼民粹主义，利用媒体煽动人民高涨的不满情绪为自己的政治利益效劳（孔宇、张艾晨，2020），而西方各国的法律和公共政策却无力有预见性地对网络平台内部商业机制进行管制，从而难以防患破坏性问题于未然。面对既成现实，欧盟补救性地于2018年实施了极为严格的《一般数据保护条例》（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对隐私法与数据保护进行了高标准的规制；美国也发生了以新布兰迪斯学派（Neo-Brandeis School或The New Brandeisians）为先锋，围绕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经济模式反垄断的“大争论”（吴汉洪、王申，2020）。因此在第二个反思面向上，笔者认为需要在法律、公共政策和政府监管层面着力，深入社会调查并制定公共政策和法律强制限定资本掠夺，限制平台资本基于逐利的目的而对个人信息的滥用，以及抛弃价值理性而肆意生产破坏社会文化环境的文化信息商品，惩罚媒体损害公正的扭曲传播，通过法律和公共政策一方面在事前防患于未然，另一方面强化惩治措施、提高违法违规成本，在社会治理层面对平台经济的无序扩张展开强制性约束。
最后，笔者认为当前亟须深刻启蒙并培育社会公众“有规定的否定”性思考的共识和批判性媒介素养。巴洛（John Perry Barlow,1996）在“网络空间独立宣言”中提出了一个关于网络的乌托邦式观点：“心灵的新家园”可以自然独立于传统工业社会的宰制。然而许多网民沉浸在技术搭建的新式社会狂欢之中，自认为虚拟空间是现实苦难和困境的避难所，在分享、参与生产和消费信息的网民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数字免费劳动是服务于平台企业追求利润的一体化需求，虚假需求已经隐蔽地替代了真实需求，其劳动创造不过是资本积累的一个量的规定性，社会公众对网络平台经济的排斥性、殖民性、商品化剥夺性等辩证认知和批判性思考其权力结构关系缺乏基本的觉悟。这种无意识服从的现象需要依靠提升全民性的媒介素养来改善。“有规定的否定”可以聚焦包括数字媒体与新消费主义、环境危机、公共文化、数字劳工、网络霸凌、数字行动主义、数字监控、算法控制、数字民主与数字霸权、企业产权集中化、数字产业垄断之间的关系等领域，激发公众洞察明了信息技术建构了一个平台社会（platform society），这些关联着各个社会层面的平台并不是反映（reflect）社会的窗口，而是生产（produce）着社会结构（Chadwick,2013;Van Dijck,2013）。通过媒介素养教育，使公众从“自在”的平台用户转变为“自为”的、数字文化自觉的网络公民。
如今，网络平台上的每一次链接都隐喻着生产性的权力关系犹如网状的天幕密实地笼罩着人类生灵，资本的激进扩张正不断侵占社会公共利益。我们必须反思，假使担当思想重任的理性彻底丧失了价值追求而纯粹受制于工具理性驱动，人类生灵不过是资本和技术操控的对象，又如何成就人之为人的主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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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强调了作为实践主体的人及其自为的阶级意识在历史运动中的能动作用，他提出“物化是人们的普遍命运”，卢卡奇出版该论著时，并没有看到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他自己运用“物化”术语表达了马克思“异化”思想同样的理论意涵。卢卡奇的力道在于融合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合理化（rationalization）的批判思想和马克思商品拜物教批判思想，在此基础上展开物化理论的批判，这是对资本和合理化的双重批判。
[2]当然，许多推崇技术赋权的学者也为数字公共领域辩护，认为技术带来广泛参与性的数字民主和生活便捷性。本文无意颠覆传播新科技的正面能量，而是保持辩证态度来对技术迷思进行否定性反思。哈贝马斯对18世纪末英国的历史考察指认了新闻报刊在创造审议基础、提供评论和交流空间方面发挥的核心作用。但他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商业化和政治生活从理性辩论向视觉化消费的转变导致了公共领域的基本功能逐渐受到侵蚀。他的公共领域理论是一种非常悲观的观点，认为公民变成了政治舞台上的旁观者而非积极的参与者。然而，随着互联网和万维网的发展，人们看到了一种恢复公共领域的潜力，即由商业媒体所控制的垂直且自上而下的公共传播空间转变为公民之间的横向交流空间。早期的乌托邦愿景将互联网想象成新的公共空间，一个支持合作的集体共享的场域，一个旨在提供公开、非商业、自由共享的信息资源和辩论空间。互联网空间充满活力的赠予和互惠精神将为组织公共交流提供基础，从而成为一个替代现有商品化模式的清晰选择。但也必须认识到虽然网络局部发挥影响和改变的确存在，但实际的平台扩张和产业垄断并没有实现上述承诺。
[3]后福特主义下的弹性积累包括三个层面：第一是弹性雇佣（flexibility of employee），包括劳动弹性、薪资弹性和时间弹性；第二是弹性生产（flexibility of production），即一方面针对市场变化快速做出调整，降低滞销风险和仓储成本，另一方面将产业链进行全球化布局，在世界各地寻找更为廉价的劳动力和原材料产地，生产组装完成后再将成品销往海外市场；第三是弹性消费（flexibility of consumption），即以消费者为导向，追求个性化和订制产品（Jessop,1992）。
[4]参见Srnicek,N.(2016).Platform Capitalism.Cambridge:Polity Press.
[5]首先，异化劳动是劳动者同劳动产品的异化，指工人对自己的劳动的产品的关系成为“对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其次，指劳动本身的异化。在劳动过程中劳动对生产行为的关系是“工人对他自己的活动……的关系”，在这里“活动是受动，工人自己的体力和智力，他个人的生命是不依赖于他、不属于他、转过来反对他自身的活动”。再次，是人与自己类本质的异化。异化劳动由于使自然界同人相异化并且“使他的生命活动同人相异化”，因此人的类本质“变成了对人来说是异己的本质”。最后，异化劳动是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异化。“凡是适用于人对自己的劳动、对自己的劳动产品和对自身的关系的东西，也都适用于人对他人、对他人的劳动和劳动对象的关系”，因此人同人相异化“是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参见马克思恩格斯(200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2009)[M].北京:人民出版社:160-164。
[6]马克思将工人的劳动称为“活劳动”以将其与凝结在商品中的“对象化劳动”作对比，并指出“活劳动的客观条件对于作为主体存在的活劳动能力来说，表现为分离的、独立的价值，因而活劳动能力对于客观条件来说也只是表现为另一种价值……这种分离一旦成为前提，生产过程就只能新生产，再生产这种分离，而且是在更大规模上再生产这种分离”，参见马克思恩格斯(199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1995)[M].北京:人民出版社:454。因此，工人的活劳动越是转化为对象化劳动，工人越是生产和再生产了与自身分离的、属于他人的价值。
[7]如詹金斯认为互联网用户存在两种逻辑--商品文化逻辑以及礼物经济逻辑，前者主要强调经济动因，而后者主要强调社会关系（Jenkins et al.,2013），用户在互联网上分享信息的活动从经济角度是一种经济行为，但从社会文化角度而言却是一种社会关系的维系，是群体文化建设和个人诉求表达，也就是詹金斯所谓建立一种“参与性文化”。在此过程中,詹金斯认为文化上所获得的满足以及社会关系的建立要远比经济上被隐藏的剥削现象更重要（汪金汉，2018）。
[8]马克思在商品二重性的基础上揭示了劳动的二重性，从而剖析了资本运作的基本方式。他在《资本论》中写道，“随着劳动产品的有用性质的消失，体现在劳动产品中的各种劳动的有用性质也消失了，因而这些劳动的各种具体形式也消失了。各种劳动不再有什么差别，全都化为相同的人类劳动，抽象人类劳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200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2001)[M].北京:人民出版社:51。在这里，工人的活劳动与自身相剥离的过程就是具体劳动的抽象化过程，价值规律的实质是对劳动的抽象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