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生态危机与气候变化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最为急迫的问题之一，拉图尔后期作了独创性思考。生态危机根本上是现代性危机，要克服该危机，必须对近代科学革命塑造的世界图景进行重构。首先，“人类世”对习以为常的人与自然的二元存在论提出了挑战；其次，近代世界图景的确立以伽利略为代表，其实质是“从封闭世界走向无限宇宙”;第三，为应对生态挑战，应当承认地球的特殊性，“从无限宇宙重返封闭世界”;第四，这绝不是要回到“前现代世界”,而是肯定人的存在是有位置的，这个位置就是“大地”;最后，扎根于大地的存在者是“土人”,在世界之中存在是在作为“关键带”的大地之上存在。
【关键词】 生态哲学 拉图尔 人类世 大地 土人
当今之世，应对气候变化和生态危机是全球面临的最为急迫的任务之一。它不仅关乎人类的现实生存，而且具有重要理论意义。2013年之后，法国哲学家拉图尔(Bruno Latour)对它作了独树一帜的思考。拉图尔的最初研究领域为“科学技术论(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以“行动者网络理论(ANT)”闻名于世。在职业生涯后期，他对生态学、人类世(anthropocene)、气候变化、盖娅(Gaia)等议题越来越重视，甚至成为其核心关切。拉图尔主张，生态危机从根本上说是现代性危机。要克服生态危机，必须对近代科学革命所塑造的世界图景进行重构。如果说现代性意味着“从封闭世界走向无限宇宙”,那么为了应对生态挑战，应当“从无限宇宙重返封闭世界”。这绝不是要回到“前现代世界”,而是肯定人的存在是有位置的(positioned),这个位置即“大地(Terrestrial)”,而扎根于大地的存在者可名之为“土人(Earthbound)”。本文尝试与拉图尔一道思考这场根本性变革。
一、人类世的挑战
让我们从“人类世”谈起。①据说，伴随着现代技术与经济的急速发展，我们进入了新的地质时期，从“全新世(Holocene)”走向了“人类世”。这个概念来自大气化学家、诺贝尔奖得主克鲁岑(Paul Crutzen)。2000年，在墨西哥举办的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IGBP)科学委员会会议上，克鲁岑宣称我们不再处于全新世，而处于人类世。后来，克鲁岑与最早使用该词的湖泊生态学家斯托尔莫(Eugene Stoermer)联名发表“人类世”一文，正式将它引入学术界。文中列举了近300年来全球发生的剧烈变化：人口增长十倍至60亿；碳和油燃烧导致的二氧化硫排放每年1.6亿吨，是所有自然排放总量的两倍；30-50%的陆地被人类活动改变；在热带雨林，人类活动使得物种灭绝率增长了一千至一万倍；温室气体在大气层中显著增长，比如二氧化碳增长30%等。鉴于此，“为了强调人类在地质和生态中的中心地位，对我们来说似乎提议使用‘人类世’一词更加贴切”[1]。2002年，克鲁岑在《自然》杂志发表“人类地质学”,让这个概念在学界和大众传媒广泛流传。文中写道，“用‘人类世’这个术语指称目前这个在许多方面由人类掌控的地质时期以接续全新世，这似乎是合适的”[2]。
但是，它在地质学界是有争议的，迄今为止并未得到地质学共同体的正式认可。2009年，人类世工作组(AWG)成立，专门负责研究人类世作为地质时间单位的可行性。2016年，AWG初步确定人类世是地质事实，并将它的开端定在20世纪中期所谓“大加速(the Great Acceleration)”:“许多人类活动在20世纪的某个时刻开始起飞，并且在20世纪末疯狂加速。在人类历史上，过去50年无疑见证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转变”[3]。2019年，经过投票AWG确定人类世应当作为正式地层单位，并且它的开端为20世纪中期。但在2024年，它遭到部分地质学家的否定，前途未卜。得不到正式承认固然影响了人类世概念的价值，但其意义远远超出了地质学。事实上，人类世从一开始就不是地质学概念，也并非源自地质学共同体。相反，恰恰是“人类世”的广泛使用和巨大影响力迫使地质学共同体去关注和研究。
抛开技术细节不谈，人类世的哲学意义究竟是什么?(1)在这个时代，人类凭借科学技术与资本成为强大的地质力量，已经并且正在改变着地球的地层结构。地球不再是人类活动的沉默舞台，人类不再能够无视自身活动对地球产生的深刻影响。同时，人与自然的二元本体论遭到挑战，人类史与自然史(地球史)开始相互交织。历史学者查卡拉巴提(Dipesh Chakrabarty)指出，“气候变化的人类世解释宣告自然史与人类史这一悠久的人文主义划分破产了”[4]。德国哲学家斯洛特戴克(Peter Sloterdijk)的表述也相当精准，在人类世“人和地球开始了一种新的关系，因为我们不可能再假装成是自然永恒背景前的唯一主角。自然已经放弃了背景这个角色，自然成为主要的角色”[5]。拉图尔则借助拉伍洛克(James Lovelock)的“盖娅”概念说明人类世的哲学挑战。“盖娅可能意指一种理解的转变，即理解那些以前在自然的名义下缠绕在一块儿的许多现象。这就是为何我们……协力维持一种可能性，即我们所面对的是一场可以称作世界观的变迁，所谓世界观我们指的是影响科学、政治、道德和艺术的特性之分布。总之，这是一场文化范式转换，在广度上可与伽利略·伽利雷在科学革命时代引入的范式转换相匹敌。”[6]质言之，人类世绝不是欢庆人类成为强大的地质力量。相反，它提出了一项根本性挑战，要求我们继伽利略之后再次实现一场伟大的范式转换。
二、伽利略与“地球运动”
“但是，它在运动!(Eppur si muove!)”据说，这是近代科学革命时期伽利略的一句名言。1632年，伽利略出版《关于托勒密与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因支持哥白尼而惹怒了罗马教廷。1633年，他被勒令到罗马接受宗教裁判所的审判。法庭最终裁定，查禁《对话》,伽利略狱中服刑，并命令他公开与哥白尼异端邪说划清界限。根据一则广为传颂的轶事，在宣读完弃绝日心说的誓言后，伽利略低声细语道，“但是，它在运动!”这无疑是对宗教权威的抗议。对此，法国思想家塞尔(Michel Serres)写道：“主教以教会法、罗马法和亚里士多德这位物理学家-法学家的名义确定并通过了判决。作为对他们的回应，伽利略试图脱离这些文本和惯例，将自己置于他们的法律之外：‘我的王国不属于这个世界’。”[7]81尽管伽利略当时失败了，但科学后来成功了，并深刻改变了近代世界图景。
对于“伽利略·伽利雷在科学革命时代引入的范式转换”,著名科学史家柯瓦雷精辟地概括为“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粗略地说，这场科学和哲学的革命……可以描述为和谐整体宇宙(cosmos)的解体，即一个有限封闭和等级化的整体这种世界观念从哲学和科学上有效的概念中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则是无定甚至无限的宇宙，该宇宙被保持同一的基本成分和规律维系在一起，所有这些成分都被置于同一存在层次。这也就意味着科学思想摈弃了一切基于价值概念的考量，比如完美、和谐、意义和目的，最后也意味着存在的彻底去价值化(devalorization),价值世界与事实世界分离开来。”[8]随着这一转换，地球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根据亚里士多德和托勒密的天文学，地球是静止的，是宇宙的中心，太阳和其他恒星围绕地球旋转。月下世界与月上世界由不同元素构成，而且具有不同的运动形式。月上世界由以太构成，做圆周运动。月下世界由土水气火构成，做直线运动。在价值等级上，尽管地球是宇宙的中心，但月上世界比月下世界更完美。整个等级化的宇宙就是一个封闭的天球(sphere)。到了近代，球破碎了，宇宙变得均质化。所有事物都遵循相同的运动法则，由相同成分组成，地球也不例外。结果，地球不再是宇宙的中心，也不再保持静止，而是与月球和其他星球一样永恒运动着。
拉图尔将伽利略视为这场革命的象征：“1609年晚秋一个寒冷刺骨的黑夜，伽利略在威尼斯潟湖(Venice lagoon)举起望远镜指向月球”,“他说，那时他想到所有行星都是一样的”。[9]76在无限宇宙中，地球毫无特殊性可言，它与所有星球一样遵循相同的力学法则，盲目运动着。那么，这样的地球能够成为人类栖居地吗?现代人欢呼雀跃地从封闭世界走向无限宇宙，但在无限宇宙中根本找不到他们的存在位置。可是，现代人根本不需要位置，现代性之为现代性恰恰要摆脱一切位置的束缚，置身于“无处之见(view from nowhere)”。根据现代世界图景，人只是偶然地存在于地球，因为在均质化的宇宙空间中“此处”与“彼处”并无本质差别，哪里都一样。
三、拉伍洛克与“地球激动”
如今，地球的性质再次发生变化，伽利略的看法被颠倒。地球与其他星球不一样，地球是与众不同的星球。这场堪比“近代科学革命”的新一轮革命的始作俑者是拉伍洛克。拉图尔颇为生动地写道：“第一位科学家[指伽利略]发现了如何从位于大运河(Grand Canal)的房间窗户的狭窄视野转向无限宇宙，第二位科学家[指拉伍洛克]则发现了如何从无限宇宙回到蓝色星球的狭窄界限。”[9]76伽利略让我们从封闭世界走向无限宇宙，拉伍洛克则反其道而行之，让我们从无限宇宙重返封闭世界，即我们栖居的地球。从这个意义上说，拉伍洛克的“盖娅”根本不是大地女神，它首先代表着看待地球的新方式。地球不是均质宇宙沧海之一粟，地球是特殊的，是无限宇宙中唯一已知的生命栖息地。“伽利略通过仰望星空巩固了地球与所有其他自由落体的相似性，拉伍洛克则将目光从火星降到我们的方位，进而削弱了我们这个如此特别的地球与所有其他行星的相似性。”[9]78因此，“地球”是个“专名”。“渐渐地，我们看到‘地球’这个词并不指称旧定位系统中众多行星中的一个，似乎它是一个适用于许多天体的名称。它是一个将所有实存的存在者聚集起来的专名。”[10]拉图尔宣称，如果说伽利略的伟大发现开创了现代世界，那么拉伍洛克的伟大发现毫不逊色，而且同样令人震惊。“这一次，我们人类并不震惊于地球不再位于中心并围绕太阳无目的旋转；不，如果我们如此震惊，是因为我们发现自己位于小宇宙的中心，因为我们受困于它那微弱的局部大气之中。”[9]80
塞尔用“地球激动(The Earth is moved)”来表达类似转变。“今天，地球再次震动：这不是因为它永不停歇地在精确轨道上转动、运动，也不是因为它在变化，从深层板块到它的大气层，而是因为它正在被我们的所作所为改变。”[7]86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的活动已经改变了地球的面貌：空气变得浑浊，河流被污染，海洋遍布塑料垃圾，土壤中富含重金属和有害化学物质，冰川融化……。类比于伽利略审判，塞尔假想了第二次审判。“通过诉诸地球——它用运动做出回应，科学在三个世纪前赢得了一切权利。所以，预言家变成了国王。当我们如伽利略一样在由他的后继者组成的法庭上高呼‘地球激动’时，我们正在诉诸一个缺席的权威，而以前的预言者变成了国王。”[7]86在第一次审判中，罗马主教是法官，伽利略是被告，“地球运动”是宗教异端。在第二次审判中，科学家变成了法官，我们是被告，“地球激动”是科学异端。法语表达更形象，塞尔的表述是“pourtant la Terre s’émeut(但是，地球激动)”,这与“pourtant la Terre se meut(但是，地球运动)”形成鲜明对照。[11]
地球激动意味着什么?一方面，这表明我们不再能够理所当然将它视为人类活动的舞台，这个舞台本身正在为人类活动所扰动而变得支离破碎。另一方面，地球因为受到扰动而强行闯入人类史和文化史，要求得到文化、政治和社会的严肃对待，并提出修改既定游戏规则的要求。换言之，地球从游戏的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并获得了能动性(agency),甚至成为主体。成为主体并不意味着地球是有意识的、有灵魂的、有情感的，而是说我们不再能够将其视为被动的、消极的、固定的背景，它正在以各种方式反作用于人类。“成为主体并不意味着在一个客观的情境下自主地行动；反之，它意味着与其他同样失去自主性的主体共享能动性。恰恰因为我们要面对这些主体——或准主体(quasi-subjects),我们便不得不放弃我们的控制之梦，同时停止对如下噩梦恐惧不安，即害怕我们再次成为‘自然’的囚犯。”[9]62
概括一下，如果现代性意味着“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如果伽利略让我们置身于摆脱地球视角的“无处之见”,那么拉伍洛克则让我们“从无限宇宙重返封闭世界”,回到地球，转向“某处之见(view from somewhere)”。如此一来，现代性自身便成为疑问。“地球的闯入——以惊人的形态、尺寸、内容和活动——激起了三重迷失感；首先是空间——我们在哪里；然后是时间——我们处于什么时期；最后是身份——我们是谁?”[12]总之，生态问题不是局部问题，而是事关现代性全局的根本问题。
四、回到“大地”
我们在哪里?当我们从无限宇宙重返封闭世界时，这个世界既不是伽利略意义上的“行星地球(planet Earth)”,也不是亚里士多德意义上静止的宇宙中心。那么，它究竟是什么?拉伍洛克称之为盖娅，但激起了无数争议。拉图尔建议采用“大地(Terrestrial)”之名。“首要挑战是给它起个名字……‘地球’?这会被理解为从太空看到的星球即著名的‘蓝色星球’。‘自然’?这似乎太宽泛。‘盖娅’?这很合适，但需要耗费笔墨去说明理由。‘陆地(Land)’?这有点模糊……不，我们需要一个词能够涵盖这个行动者的惊人源初性(originality)。现在，让我们称呼它为大地。”[13]40
就本源意义而言，Earth的意思是“地”,不是“球”。(2)尽管早在亚里士多德时代“地是球”的观念已经确立，但只是到了哥伦布和麦哲伦的大航海时代，“地是球”才被航海家和探险家予以经验证实。对此，德国哲学家斯洛特戴克称为“大地全球化(terrestrial globalization)”:“在近代，设计新世界图像的任务不再落在形而上学家肩上，而落在地理学家和航海家肩上。他们的任务是以图像的形式呈现最后的球(the last orb)。”[14]17世纪近代科学革命以后，人们把这个被全球化的地球置于无限宇宙中，成为沧海一粟，与其他星球别无二致。这就是现代人习以为常的“地球”概念。
但是，大地不是地球。第一，地球承载人类政治，大地参与人类政治。根据近代以来的世界观，地球仅仅是人类活动的舞台、背景或框架。它承载人类历史，但从不介入历史。相反，大地具有能动性，它要求人类修改政治游戏规则以容纳自己。“我们需要总结和吸收的这一重大事件事实上涉及这一大地的行动力量，它不再是人类行动的情境或背景。人们通常谈论地缘政治(geopolitics),似乎前缀‘geo’仅仅指政治行动所在的框架。然而，情况正在变化，‘geo’指代一个充分参与公共生活的行动者。”[13]40-41第二，地球预设“无处之见”,而大地则预设“某处之见”。现代人的地球位于均质化的无限宇宙中。为了认识地球，人设想自己离开地球，置于外太空。这种无处之见或外部视角体现了现代科学的基本精神。反之，大地的观念源于“某处之见”或“内部视角”。“球(the Globe)从远处把握一切事物，似乎事物外在于社会世界并对人类关切完全无动于衷。大地则从近处把握相同的聚合体(assemblage),似乎它们内在于集体，并对它们迅速做出回应的人类行动保持敏感。”[13]66-67第三，地球是广延物，大地是生命物。自笛卡尔以来，所有外部事物都被归入广延物(res extensa),成为惰性的、消极的、可计算的物质，地球也不例外。但是，大地不是广延物而是生命物，是一切生命及其生态位的集合。我们可以用physis或natura(自然)来表示大地的这层意义，即万物的起源、生长和繁衍。或者说，大地涵盖一切生物及其生命活动的效果，其中包括对空气、水和岩石的影响，以及后者对生命的反作用。第四，地球是“生产系统(system of production)”,大地是“生长系统(system of engendering)”。用海德格尔的话说，所谓生产系统就是把地球作为有待开发的资源，把自然当作摆置的对象。“生产系统基于某种关于自然、唯物主义和科学地位的观念。它为政治指派不同的功能，它植根于人类行动者与资源之间的划分。”[13]82相反，生长系统是“自然系统(system of physis)”,是包括人在内的各种行动者相互作用的动态系统。
简言之，在几何学意义上，人类从古至今从未离开过“封闭世界”,只有为数不多的宇航员除外。因此，重返封闭世界的说法是荒唐的。但在存在论意义上，现代人早已离开大地，摆脱了地球的限制，置身于无限宇宙的世界图景中。回到大地实质上要求改变人与地球的关系，重塑人的存在论位置。借用海德格尔的话说，虽然我们都在世界之中存在，但可以有不同的在世方式。尽管我们处于同一几何位置，但可以有不同的存在论位置。大地就是人类世时代人类的存在论位置。
五、争当“土人”
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是谁?当地球变成大地，栖居其上的人的形象也随之转变。拉图尔把生存于地球的存在者称作“人类(Humans)”,而把栖居大地的存在者称作“大地人(terrestrials)”或“土人(Earthbound)”。请注意，这里的“人类”并不是进化论意义上的“智人(Homo sapiens)”,或有别于其他动物的“理性动物”,而特指“现代人”。现代人自认为具有自由意志和行动能力，接受无限宇宙图景，借助科学和理性打破传统束缚，摆脱自然的强制，并试图控制自然。相比于“传统人”对乡土和血统的依恋，“现代人”努力摆脱一切习俗、文化和场域的约束，追求超越所有位置、普遍有效的存在方式和知识形态。现代人是柏拉图的信徒，他们认为乡土和习俗是“洞穴”,是幻相集中营。只有挣脱锁链走出洞穴，方能见识真理之光。尽管现代人“脚踏实地”,却无时无刻不在“仰望星空”。可以说，现代人的位置是无位置的位置，即“无何有之乡”或“乌托邦(utopia)”——其本意是没有位置(topos)。这种理想特别表现在“世界公民”概念中。根据世界公民理想，我虽然生于此，长于斯，却是故乡的异乡人，在家的无家可归者。我是谁，这与我的血缘、国籍、文化或语言没有关系，“无父无君”是世界公民的基本准则。落实到人与地球的关系，尽管现代人居于地球，但只是地球的过客罢了。
相反，我们可以把栖居大地的存在者称作“大地人”或“土人”。在2013年吉福德(Gifford)讲座上，拉图尔首次提出“土人”一词：“我选择Earthbound, ‘bound’既有被咒语控制之意，也有朝向某处之意，因此它意指一种抵达地球(the Earth)且无法逃离地球的双重努力。”(3)表面上看，“土人”之说似有标新立异之嫌，其实它恰恰回归了“human”的本意。从辞源上看，human来自拉丁文humus, 而humus的意思就是“土”、“地”。关于human的“土地”起源，可以找到大量佐证，兹举二例。第一，《圣经》。《创世纪》第二章写道，“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作为人类先祖，亚当是上帝用“土”造出来的，土使之区别于神。第二，《存在与时间》。在第四十二节论“操心”时，海德格尔引了一则寓言故事。女神Cura(操心)用泥造人，并请朱庇特赋予它精神。但在命名泥人时，女神、朱皮特和土地神(Tellus)发生了争执。农神最后做了如下评判：在泥人死后，精神还归朱庇特，身体复归土地神，操心则在泥人活着占有它。“至于大家所争的它的名称，就叫‘homo’[人]吧，因为它是由humus(泥土)造的”[15]。哈拉维(Donna Haraway)对human与土的辞源学联系作了颇有说服力的解释。“guman(土地劳动者)出自原始日耳曼和古英语，后来变成human, 但两者都关涉土地(earth)及其生物，在土壤中(humus)很丰富，humaine, 土生存在者(earthly being),与神正相反。在希伯来语中，Adam(亚当)来自adamah或‘地(ground)’。”[16]总之，人在本源意义上就是“土人”。现代人远离故土、仰望星空，恰恰背离了“人”的土性。下面，让我们进一步说明人类(即现代人)与土人的差异。
第一，“人类被定义为占有地球，而土人则被地球所占有”[9]251。现代人没有大地，“由于缺少地方化(localization),他们似乎对自己的行为后果漠不关心，推迟偿还债务，并对反馈回路漠不关心，而这些反馈回路有可能让他们意识到自己在干什么并为此负责。”[9]251相反，土人之为土人，在于它所在的土地或领土(territory)规定着它是谁。“土人可以自称是敏感的、反应敏捷的，这不是因为他们品质高尚，而是因为他们属于一个领土。”[9]251如果我承认我属于大地，那么我就从全新世的“人类”变成了人类世的“土人”。第二，在与自然的关系上，现代人主张人是中心，自然是有待开发和利用的资源。“反现代人”则针锋相对地主张自然是中心，人应当服从和敬畏自然。与此不同，土人既反对人类中心主义，也反对自然中心主义。究其根本，土人彻底否认有一个中心，因为土人的世界不是球，而是网。在网络世界，没有固定的中心，只有运动着的联结(associations)。第三，现代人主张只有人是行动者，具有能动性。土人承认行动者是多样化的、异质性的。在大地上存在各种各样的行动者，行动者之间具有各种各样的联结和相互作用。除人之外，森林、河流、塑料、空气、二氧化碳等都是能动者，它们已经参与了政治游戏。第四，现代人主张自由在于打破一切枷锁，摆脱一切外在限制，实现人的自主性或理性的自我立法。相反，土人主张，归属(belongings)、联结、关联或附属(attachments)不是自由的敌人，而恰恰是自由的前提。现代人认同卢梭的观点，人生而自由，却无处不在枷锁中。土人则主张自由不是先验的(transcendental),而是现实联结和归属的现实成就。只有当我们建立起足够多的联结以及足够强的归属，我们才是自由的，否则自由就是空洞的。第五，人类是非反思性的，土人是反思性的。现代人没有领土，所以对自己的行为后果可能威胁领土缺乏反思性和敏感性，比如环境破坏、空气污染、气候变化。现代人生活于“全新世”,拒绝承认人能够发挥地质力量。“土人”是反思性的，它归属大地，因而对自己的行为后果可能威胁大地这一点十分敏感，并公开承认自己成为重要的地质力量。
六、结语
如今，我们处在一个不确定的时代。在世界政治与经济方面，全球化所承诺的共同繁荣的乐观前景已然变得黯淡无光，政治紧张与经济摩擦将持续相当一段时期。在全球生态与气候方面，人与自然的线性关系也被变动不居的、混杂的、不确定的缠绕关系所取代。对此，“人类中心主义”与“自然中心主义”的简单化方案远不足以应对。为思考不确定时代的生态危机和气候变化，拉图尔基于自己的非现代性(non-modernity)理论和网络思维，提倡从根本上重塑现代世界图景，从无限宇宙重返封闭世界。重返封闭世界绝不是要回到“前现代世界”,去追求反现代的乌托邦，而是确认我们的存在是有位置的。这个位置既不是无限宇宙，更不是血统、民族或乡土，而是作为异质性联结的大地，扎根于大地的存在者就是土人。
在这方面，拉图尔与海德格尔颇有几分相似。海德格尔指出，“希腊人很早就把这种露面、涌现本身和整体叫做physis。Physis同时也照亮了人在其上和其中赖以筑居的东西。我们称之为大地”。[17]与海德格尔不同，拉图尔的大地少了一些本源性，多了一些混杂性。我们无法遁入本源世界，因为根本不存在本源世界。反之，我们必须在充满混杂物的联结世界之中存在。因此，请不要将大地浪漫化，它其实是地球科学意义上的“关键带(critical zones)”。如此界定大地，可以避免围绕“自然”“环境”“地球”“盖娅”等概念的整体论和拟人化迷雾。什么是关键带?它“是一个由地球科学家发明的概念，综合了许多不同的学科，过去这些学科并未充分合作。无论你研究的是水、土壤、植物、岩石、天气还是动物，所有这些现象都局限于一个非常薄的区域——相比于从外太空观察到的整个地球来说。关键带只有几公里厚。在许多宙(many eons)中它是唯一为生命所改变的地球区域。它也是你唯一有机会通过感官直接经验到的世界部分。虽然人类活动在行星尺度上几乎不可见，更不要说宇宙尺度了，但在这个薄薄的、脆弱的、高度复杂的关键带尺度上，人类活动极具破坏性”[18]。于是，海德格尔的“在世界之中存在”被拉图尔改造为“在大地上存在”,而大地就是关键带，科学、政治、资本与气候、地质、土壤等在其中相互缠绕与交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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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文修订第二版)[M].陈嘉映，等译校.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276.
[16] Haraway D.Staying with the Trouble[M].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2016:169-170.
[17] 海德格尔.林中路[M].孙周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26.
[18] https://zkm.de/media/file/en/cz_fieldbook_digital_en.pdf.
【注释】
① 从辞源上看，anthropocene由anthropo与cene构成，anthropo来自希腊文anthropos,意为“人”,cene来自kainos,意为“新”、“近”。因此，anthropocene的字面意思是“人新世”,通常译为“人类世”。
(1)孙周兴教授在《人类世的哲学》一书中认为,人类世在哲学上意味着技术统治的到来。本文则认为,人类世恰恰意味着技术统治危机的到来。
(2)Terrestrial的词根是terra,指土、地,与earth没有辞源关系,但基本同义。
(3)这段话见于2013年吉福德讲座第五讲“世界大战:人类对土人(War of the Worlds:Humans against Earthbound)”,https://www.giffordlectures.org/lectures/facing-gaia-new-enquiry-natural-religion。在正式出版时,拉图尔删除了这段话。需要注意是,他的用词并不总是连贯。比如,这里对土人的定义参照的是“地球”,而严格意义上说应该是“大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