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937—1949年间,在频繁的自然灾害和连年战争环境作用下,华北各根据地面临严重的生态危机,其表现之一即为野生动物频繁异常活动,出入农耕区危害人畜和庄稼,被民众视为一种天灾。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华北各根据地纷纷开展了多种形式的除害兽运动。该运动在当时被认为不仅保护了人畜安全、减少了农业损失,还增加了农民收入,间接支持了战争,从而被持续性地执行下去,成为大规模的集体化行为。在严峻的战争环境和生态危机双重压力作用下,人们注重对野生动物的利用和危害应对,而无法产生保护思想。华北根据地时期人对野生动物的这种生态观也延续至新中国成立之后。
关键词：华北根据地;除兽害;生态危机;人与野生动物;
华北地区除平原之外，在山东、河北、山西境内均有山地分布。尽管自明清以来，民众生产、生活导致植被大量减少，但是农耕区之外的边缘地带仍然分布着一些林地、草地，为野生动物的栖息提供了一定的条件。不过，自全面抗战以来，在自然灾害、连年战争等影响下，华北根据地面临严重的生态危机，境内野生动物频繁异常活动——出入农耕区危害人畜生命和农业生产，成为各大根据地的“天灾”。
华北根据地时期是中共走向成熟、成功的关键时期，其多种政策、制度乃至思想形成甚至延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而这些政策、制度、思想的形成大部分又是在各根据地自然—人文环境基础上形成的。以往根据地史研究主要关注人类社会层面，根据地时期的自然观或人与自然关系研究明显不足，缺乏包括野生动物在内的自然生态要素与根据地政治、社会、经济等方面相互作用的书写内容1。本文从环境史角度考察抗日战争至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华北根据地内野生动物的异常活动及其对人的影响，以及人对野生动物的认识与应对，以期进一步推进中共华北根据地史和环境史的研究2。
一、兽害——生态危机下的野生动物活动
华北根据地主要包括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四大根据地。四大根据地内东有鲁中山地、西有太行山脉、太岳山脉和吕梁山脉，北有燕山山脉，南有华北平原，气候上从湿润区伸展至半干旱区，跨越暖温带和温带。植被区划上属于华北暖温带落叶阔叶林、森林草原区，主要植被为落叶阔叶林和草原。森林有落叶阔叶林、针阔混交林，天然森林残存于境内主要高山之中，余为次生植被为主。草原有森林草原、干草原和荒漠草原，其余地带则为大范围的农田生境。农田与林地、草地相间分布形成多种生态交错带，从而为各类“边缘物种”提供了理想的栖息环境3。
在这一区域生活着大量野生动物，山区主要有熊、豹、野猪、狼、豹猫、松鼠、鹿、麝、貂等山林兽类，平原地区有狐狸、獾、黄鼬、兔等，以及各种啮齿类动物，此外山地和平原都有各种飞禽。动物分布与各种自然要素——地貌、气候、植被、水文、土壤等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其中尤以植被为重要。植被为野生动物提供隐蔽条件，又是动物直接或间接的食料。华北根据地各大山地保存的植被为野生动物生存提供了条件，平原地区的河湖、堤坝也能为少数野生动物提供栖息环境，例如“獾、狐、狸等，爱在河堤上筑窝”4。当食物丰富，种群规模不大、生境较好的状态下，野生动物主要在其栖息地内自由活动，一般对人的生活影响不大。反之，则不断出入农耕区，影响人的生产、生活乃至生命安全。遗憾的是，华北根据地自抗日战争以来灾荒不断，战争连年，在此背景下各大根据地为了生存又开展了大规模生产运动。这些因素最终造成野生动物频繁出入农耕区，啃食庄稼，咬死、咬伤人畜，成为各根据地民众需要面对的一种天灾。
（一）华北根据地的灾荒与生态危机
华北根据地自抗日战争以来除了应对战争危机外，还要面对在自然灾害和战争共同作用下的生态危机。一方面，生态环境退化，自然灾害频发且烈度大。李明珠认为，古代的华北地区由于有大量的河流、湖泊，灌溉水源十分丰富，但是经过几个世纪的人类居住和农业生产活动，以及专项工程的建设，这个广阔地域的生态平衡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作为人类最早持续定居的地区之一，华北很可能经历了最为严重的环境退化过程5。另一方面，为支持战争、维持生产，各大根据地通过开荒、生产，扩大农业生产规模，同时也加剧了自然植被的破坏。
全面抗战以来，华北根据地旱灾、水灾、虫灾等各种自然灾害接踵而来，再加日军蹂躏，可谓祸不单行。在晋冀鲁豫边区，1939年冀南发生大水灾，1942年秋至1943年又发生大旱灾。1944、1945年全边区又爆发大蝗灾。晋察冀边区，1939年遭遇大水灾，全区17万顷田亩被毁。1942年冀西大旱，受灾三十九个县，灾民18万。1943年完县、曲阳连旱。1944年滹沱河、永定河下游发生水灾，灾民140万，同时46个县发生蝗灾。1945年，晋察冀边区水灾、旱灾、雹灾、虫灾并发，冀东100万亩土地没有收成，灾民50万，阜平全县10万人口，灾民达2.3万6。再看山东根据地。1942年入夏不久，鲁南区和泰山区因“天气亢旱，禾苗枯槁，几濒于死，且旱区广阔，救济困难，敌人抢粮又极凶残，因之粮价飞涨，人心不安。”71943年夏秋时，清河区也因没有降水而普遍歉收，1943年冬天和1944年春天延续的干旱，使得麦苗枯萎，麦收很不如意，敌占区的难民又蜂拥而来，到处蔓延着令人焦灼的荒情。1945年，山东根据地的部分地区仍然干热逼人。胶东地区的东海区入春以来连续半年滴雨未下，北海区的沿海地区几乎颗粒无收，其他地区的麦收也只有正常年景的一半8。所谓“八年抗战，四年灾荒”正是抗战期间华北各大根据地灾情的真实写照。
进入解放战争时期，自然灾害仍然未曾远离华北根据地。1947—1948年春，晋绥边区发生了数十年未有的旱灾。旱荒等导致拥有190余万人口的晋绥边区普遍歉收，更造成数十年来未有的灾荒9。晋冀鲁豫边区太行区由于1947年春“普遍天旱及一年中间在某些地区雹、水、虫、风、霜等自然灾害的侵袭，再加上蒋、阎匪军对我豫北、白晋、正太沿线长期劫夺烧杀的敌灾”，1948年出现了十分严重的灾荒。全区26个县共有灾民73万余人，其中最严重的达30万人。30余万之灾民普遍出卖衣、物、牲口、农具，他们吃草根树皮，甚至吃死猫肉、观音土充饥，逃荒乞讨。边（区）游（击）地区的土地荒芜，1947年约计在25%～50%以上10。1948年以来，华北解放区水灾、旱灾、虫灾、雹灾、瘟疫、兽害不断发生，全区秋收萎缩严重：“冀南六成，冀鲁豫六成，冀中六成至七成，北岳、太岳各七成，太行估计约在五成至六成，全年华北区平均六成半年景。”111949年春，华北解放区灾民达两百万以上12。
自然灾害的发生，既有自然气候变化的原因，也与战争环境有关。
华北根据地虽地处我国中东部季风区，但其全年降水集中在夏季且年际、月际变率大，受到来自极端干旱事件的影响更为剧烈。华北地区相对偏干的时期，北方地区极端干旱事件的发生概率普遍偏高，反之则偏低。东亚夏季风偏弱的时期，极端干旱事件多发13。研究表明，1911—1950年黄河中下游地区进入明显的少雨期。1915年前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降水发生了一次由多雨向少雨的突变。1916—1945年降水明显偏少14。因此，在这样的气候变化背景下，华北根据地自然灾害频发，水、旱、虫、雹各类灾害不断发生，尤以旱灾发生频率高，危害范围大。
连年战争也给华北根据地的农耕区带来极大破坏，各地“兵灾”严重。全面抗战期间，晋冀鲁豫根据地一直处于敌伪顽的包围之中。进入相持阶段之后，日寇更是把进攻重点转向敌后抗日根据地。从1939年到1942年间，敌人对根据地的大小扫荡达540多次。千人至万人的扫荡有132次，万人至7万人的扫荡达27次15。在晋察冀边区，1941年和1943年，日军对北岳区的两次秋季“扫荡”，即屠杀边区军民1.1万余人，抓走劳工2万余人，烧毁民房近30万间，庄稼5万余亩，抢走粮食10万石，棉花1.2万多斤，牲畜家畜20多万头，毁坏农具数十万件，使军民罹病者10万余人16。残酷的“扫荡”和“三光”政策，使根据地的广大农村“从平原到山地，没有不被摧毁的村庄，没有不被抢掠的村庄”17。人民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几被摧毁殆尽，有生力量锐减，元气大伤，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大大降低，这就使连年的灾荒越发严重，情况异常恶劣18。
战争环境下的人为因素同样加剧、促成了灾害的发生。1942年大旱之后，冀南地区又复洪涝，“敌人乘机于大名、馆陶、临清、曲周等处决堤”，一时河水加剧泛滥19。解放战争时期华北根据地各地水灾的发生，首先是因“连年战争，河堤失修，兽穴水眼，多处未补，河道淤塞，水流不畅”。其次，敌人“或明或暗破坏河堤”。最后，灾害发生后，为了生存，人对自然资源过度索取，更加剧了生态危机。在山区，“为山地开荒、伐林，林山变成秃山，不能防风蓄水，山水易发”20。平原地区水灾除因夏季洪水影响外，其直接原因是“自然环境破坏，如森林砍伐、滥垦山地，蓄水湖泊的淤塞等”21。
（二）生态危机背景下的野兽活动
自然灾害频发之下，华北根据地的生态危机对人与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都造成了严重影响，最终引发人与野生动物关系的紧张。首先，自然灾害频发，野生动物食物链易于断裂，为获取食物，野生动物频繁出入农耕区，造成人畜伤亡、庄稼减产。其次，各大根据地为了生存、发展，开展的以农业生产为中心的生产运动必不可免地压缩了自然生态系统的空间。大规模的生产开荒也使得自然生态系统日益碎片化和薄弱化，这使得自然生态系统与农业生态系统的“耦合”程度加大，人与动物接触的边界量增加，从而给狼、野猪等边际物种频繁出入农耕区以获取食物提供了更多的机会，这就必不可免地引发人与野生动物关系的紧张。最后，自然灾害和战争破坏又在一定时期、不同地区造成了人的死亡、逃荒，引发田地荒芜，一些地区出现了“乱草比人高，野兽成群”的“人退兽进”局面22。
华北根据地兽害频繁发生，以狼灾最为严重，其次是野猪、獾、松鼠等对庄稼的损害。1943年，豫北地区普遍遭受旱灾，狼灾肆虐。博爱山区土地荒芜，庄稼绝收，乡民以树叶、树皮、野果，甚至“观音土”充饥。因荒旱严重，山区十室九空，“一棵棵桑榆只剩下白光光的树干。坑上、地下、村边、路旁，处处都是死尸”23。博爱、沁阳北与晋城东组成的三角区域因荒旱、瘟疫和日伪军的战祸成了敌人占领的“无人区”，民众死亡遍地，野兽横行。当年十月，太行军区第三军区第七团挺进当地后，一面组织群众大搞生产自救，抢种冬小麦，力争使灾民摆脱来年的饥荒。另一方面，为了群众的生命安全，军民共同组织了“打狼队”，挖陷阱、造土枪，开展大规模的打狼运动，一直持续至1944年春24。
进入解放战争时期，豫北狼灾更重。1947年夏，济源县全县被狼吃掉、咬伤的群众达2000余人。1948年夏收开始，济源县仅二区就被狼吃掉24人，咬伤47人。狼害严重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安全，影响了农业生产。6月2日，济源县委号召铲除狼害，张贴布告进行悬赏：打死“驴头虫”（狼的一种）一只，奖小麦一石；打死大狼一只，奖麦五斗；打死小狼一只，奖麦一斗。此后，各区先后组织起打狼小组。经过捕杀，逐渐解除了狼的威胁。济源狼害频发的原因是自抗日战争以来“人民生灵涂炭，饿殍遍地，田园荒芜，致使狼害发展严重”25。
在晋冀鲁豫解放区内的冀南区涉县，1947年6月以来全县各地狼患日益增多。“它们经常成群结队出现在山坡田野之间，严重危及妇女儿童的生命安全，狼吃儿童事件时有发生”26。1948年夏，安阳解放区不少地方出现了狼咬伤人和吃人的事件。“马家乡岭头村村民、自卫军队员连续遭到狼的袭击。瓦缸沟两个小女孩在瓜地干活，被饿狼将其中一个扑倒在地，咬死并吃了起来。鹤壁煤矿工人夜里下班回家，四人中一人被狼扑倒，后被狼群吃掉。浚县郭庄一农妇两个多月的男孩夜间被狼叼走27。1949年以来，太行区壶关县西区狼患严重，“各村被狼咬伤、咬死、吃了的小孩子不少。高岸上村靳保成的八岁小女，被狼吃了；南沟村有个十四岁的放羊孩子，也被狼吃了；崔家庄、大会等村也有类此情况。”28当地狼患严重，但部分山村迷信盛行，村民“献供山神”，以期减缓狼患。壶关县政府特组织群众打狼，一面揭发各村迷信现象，一面积极发动干部组织群众打狼。长治市境内狼狐猖獗，不仅吃小孩，而且“到处吃小猪吃鸡子”，危害甚大29。狼甚至出入长治市内潞安医院，当地狼患可见一斑30。
野生动物的异常活动与干旱等自然灾害有着密切的关联，而在华北根据地时期旱灾的发生频率最高，对生态系统的破坏力最强、总的持续时间又最长。如1942年至1943年,华北地区发生“百年未见”的奇旱，重灾的晋冀鲁豫和晋察冀边区的冀西、冀中地区，由春至秋，赤日炎炎，苗枯禾干。冀南从1942年春到1943年8月，“从来没有落过雨”，884万亩的良田，“成了一片赤地”31。1943年灾情、荒情更加严重。5月20日《申报》报道：“华北各省久旱成灾,灾民众多，惨况空前。”“华北灾区,包括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四省之一部分，以全面积计算，四省人口约一万万之中，灾民至少占三分之一。”32据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的不完全统计，1942—1943年的大旱灾，农业收成只达常年产量的二至四成33。
由于食物奇缺，野生动物也发生饥荒。抗日力量在冀南地区夜间行军时常看到老鼠像“波浪一般滚滚移动”，转移就食34。而旱灾之后大型哺乳动物的异常活动则成了严重的灾害。1942—1943年的大旱灾期间，晋冀鲁豫边区爆发狼灾。野狼“成群结队，不仅进村啃吃死人，还吃活人”，百姓“谈狼色变”，甚至有的村庄半夜出现“夜惊”，“大人小孩从梦中起来大喊‘撵狼’”。边区军政人员除了救灾外，还要“组织群众打狼、躲狼，和恶狼作斗争”35。1947年晋冀鲁豫边区因春夏苦旱，“大部地区是夏秋两季歉收”。进入1948年，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等分区因旱灾造成严重春荒，灾民不下四百万，总计全区“天灾敌祸下之灾胞约有七分之一的人口”36。在此背景下，各地兽害又普遍发生，如太岳区狼、野猪为害严重：
二分区翼城二、三区靠山村庄，山猪吃庄稼很多。沁水三区山猪吃庄稼（山药蛋）五十多亩，獾子各区都有，一、二、三区较厉害。又一分区之沁源、沁县、安泽，四分区济源，二分区浮山、沁水等县，狼伤人很厉害。如浮山四区钻天沟，今年一月至今被吃二十一人，五区龙王沟被吃七十四人，一二人不敢上地。据统计，全区先后被狼咬死者共四百二十四人，阳城西山村一夜被咬死羊四十二只37。
这就表明，频发的旱灾和长期的战争环境使得华北根据地面临严重的生态危机，突出表现即为人与野生动物都面临着生存考验，自然生态系统调节能力下降，植被等破坏严重，导致生态系统食物链频频断裂，人与野生动物等消费者缺乏食物而死亡或异常活动。野生动物由自然生态系统频繁进入农业生态系统以获取食物，而人类为了生存也不断加大对自然生态系统的索取力度，以获取生存所需的资源如野生动物、林木、土地等，这又进一步加剧了生态危机。
大量而频繁的野兽活动严重影响了灾荒发生后“余留”的人的生产、生活和生命。于是，依靠党和政府领导、民众支持，以保护生产、生命的消灭害兽为目标的除害兽运动在华北各根据地推行开来，这也使得人在灾荒背景下的生态系统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
二、除害、生产与练兵：抗日战争时期的除害兽运动
自全面抗战以来，华北根据地除害兽运动逐步开展，这一时期除害兽运动主要有两个目的和特点：一是除害兽与保护生产。首先，频发的兽害威胁着民众生产、生活和生命，“除害”是除害兽运动最本质和最直接的目的。其次，在天灾和敌祸的双重压力下，如何保障农业生产、获取更多的食物是生存下去的根本任务。除害兽是保障农业生产的重要举措。二是生产与练兵。首先，抗日战争的持续性和艰巨性，给华北各大根据地军民带来了生存挑战，除害兽能获取野兽皮肉，也就成为一种生产手段，被认为间接支持了抗战。其次，由于中共在抗日战争中主要采取游击战，小规模的游击力量在华北根据地发挥突出作用，除害兽运动又与游击队练兵结合起来，成为锻炼游击队员军事素养的一种手段。
（一）除害兽与保护生产
华北根据地除害兽的对象主要有狼、野猪、狐狸、獾、松鼠、黄鼠、兔等，狼不仅伤害家畜，而且危及人的生命，其他野生动物则主要危害农业生产。此外，一些在食物短缺时期吃庄稼的鸟类如麻雀、鸽子、斑鸠、乌鸦等也被视为农业生产的威胁38。因此，在频繁的天灾、敌祸环境下，捕杀害兽、害鸟成为华北根据地军民战胜天灾的重要方式39，除害兽成为保护人畜生命、保障农业生产及减少农业损失的重要手段。
1.民兵与英雄
各地民兵主要来自地方上身手敏捷、敢于斗争的群众，尤其是山区猎手最易成为民兵。由于枪法精湛，这类民兵在抗战时期又成为除害兽的先锋。晋绥边区主要以吕梁山脉为依托，边区民众将狩猎称为打山。边区“山林很多，庄稼被山猪糟蹋得非常厉害，有时几十垧谷禾，一夜之间就被咬完。民兵、群众为了保护田禾，各地产生了很多打山、照山合作等”40。太行区以太行山南段为依托，境内野生动物广泛分布，但狼、松鼠、獾、兔等对人畜、庄稼危害严重。如松鼠“盗食成熟之玉茭、山芋等庄稼，每只每年能毁粮食达四五斗之多”，平顺县民兵成立了土枪组、打狼队，开展了用土枪打狼打松鼠运动41。
那些敢于向猛兽“宣战”、与猛兽搏斗的猎手或村干部成为除害兽运动的英雄，受到政府、人民的嘉奖。晋察冀边区怀安县俞昌在其女儿于1941年被狼叼走后便立志除狼，20多年间转战河北、内蒙、山西一带，培养徒弟5400多名。消灭狼567只，豹子、野猪、狐狸等各种害兽3万多只，从狼口中救出7人。新中国成立时还受到毛泽东接见42。晋冀鲁豫太行区第二专员公署昔阳县白羊峪村政治主任在解放战争期间带领群众把消灭山害作为增产的主要措施之一，以土枪手为骨干，组织起17人的打山组，基本消灭了山害43。
2.发动群众除害兽、害鸟
猎手或打山组毕竟属于广大根据地军民中的少数，其打山行为总体上属于小规模的除害行为。前文已述，1940年以来华北各大根据地灾荒不断，加之日寇扫荡，各根据地面临严重的生存困境。与之同时，各地兽害也频繁发生。于是，在各根据地政府领导下，大规模的群众性除害兽运动被发动起来。
在山东抗日根据地，1940年旱情严重，胶东各抗日政权号召广大群众抗旱防灾，除害兽成为保障农业生产，降低灾害的重要举措。旱灾期间，害鸟、害兽被认为严重影响了正常的粮食生产。为保障粮食增产，1941年来在开荒之外，胶东抗日根据地又发动群众捕捉害兽5万余只，害鸟6万余只，减少了农业损失44。其中，文登县捕捉害鸟5697只，害兽8096只；荣成县捕捉害鸟28285只，害兽832只；牟海县捉害鸟542只，捕害兽501只45。1941—1942年，胶东抗日根据地各区捕捉害兽总数达1529887只（表1）。
表11941—1942年胶东抗日根据地各区捕捉害兽不完全统计46
（单位：只）
备注：1942年西、南海区是半年数字。
表2反映了晋察冀边区在1944—1946年间发动群众捕杀害兽、害鸟的情况，运动所获逐年递增。其中，1945年是边区水旱、虫灾、兽害比较严重的一年，春天久旱不雨，秋天雨涝成灾，边区军民采取各种方式与灾荒斗争。在自然灾害严重和反攻大进军的艰难环境下，捕害兽等均取得很大成绩，降低了灾荒损失47。边区第二专区从消灭各种害虫、害兽上估计可增产粮食488.8石48。
表2晋察冀边区1944—1946年捕杀害禽害兽成绩统计表
（单位：只）
资料来源：华北人民政府农业部编：《华北农业生产统计资料（1）》，华北人民政府农业部，1949年，第126页。
需要指出的是，群众性除害兽运动在实施过程中有了“分工”——成年劳力主要驱除大型兽类，而小型动物如鸟类、昆虫、啮齿类动物则通过儿童去驱逐、捕获。抗战时期，华北根据地一些地区的抗日儿童团被组织起来经常开展除三害（害鸟、害虫、害兽）活动。一些地区对小学生进行“生产教育”，小学生也被发动起来除害兽、害鸟，成绩也很“可观”。例如，晋察冀边区盂阳县李庄小学生在政府号召除害鸟、害虫时，“十天就捉了十四斤花媳妇（瓢虫），两个月内打死了180只栗鼠。行唐县小劳动英雄牛国材一个人就用江米醉鸽子650只，用油条诱捕老鼠730只。”49唐县儿童自1938年至1941年6月，捉害鸟64090只，捕老鼠101543斤50。
（二）除害兽：生产与练兵的重要手段
1.生产品展览
应该说，在华北抗日根据地各政府的认识中，除害兽本身就是一种生产行为，一方面，除害兽主要是以保障农业生产为根本目的，它伴随着农业生产的过程，甚至是农业生产的一项内容；另一方面，除害兽所获取的野兽皮毛、肉也是一项支持抗战的重要生产品。
这种认知的直接体现是根据地政府通过举行群英大会和生产品展览会来表彰那些在战斗、生产过程中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以及检阅各地工农业、手工业生产的成绩。各类英雄所获取或制造的生产品在展览会上予以展示，以起到宣传和激发广大民众进一步投入生产的作用，而除害兽成绩则是一个重要展示内容。1944年12月20日至1945年1月30日，晋察冀边区举行了盛况空前的第二届群英大会51。边区行政委员会指出，展览会的内容以生产为第一位，但不是单纯的生产品展览，而是围绕着战争、生产、教育三大中心任务的各项工作展览。其中农业生产品展览的对象有，“作物病虫害、害鸟、害兽（白发病、黄疸、黑疸、花媳妇、蝼蛄、稻蚕、稻包虫、枣步曲、蝗蝻、狼、狐、獾等），捕杀害虫害鸟害兽的用具和药剂（包括各地使用著有成效的杀死害虫、害鸟、害兽的土药剂和工具）。”521945年1月，晋察冀边区又举行首届战斗生产展览会。展览会设有野兽馆，主要展示各地军民除害兽运动中所获的产品。《晋察冀日报》记者参观展览会后指出，“盂平除害兽成绩最大，计打死：豹2只、狼12只、狐狸14只、兔200余、犵狸、松鼠等20900多。除害兽造成了群众运动”53。
2.劳武结合：生产与练兵
在敌后抗战中，根据地建设主要有两件大事要抓：战斗和生产。战争要保卫生产，生产又要支持战争。1943年9月召开的晋绥边区群众工作会议上，林枫提出了劳力与武力相结合的方针，确定民兵活动必须以不脱离生产为原则，即劳武结合54。除害兽是民兵生产的重要内容，但对于大型野兽的清除不仅需要胆量，也需要技艺——对野兽习性的了解和精湛的射击技术，于是各地民兵利用除害兽来进行射击和体能的训练，将生产与练兵结合起来。
在晋察冀边区，曲阳县民兵团长李殿冰带领群众将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利用土枪打猎，驱除害兽、害鸟，被认为不仅保护了生产、增加了收入，还提高了民兵的射击技术55。晋冀鲁豫边区太行区各地民兵则将打狼与生产、练兵结合起来，根据自愿原则展开了练武自学运动，以提高射击和投弹技术。平顺县三、四区的打狼队、打圪狑56队，全年打狼2只，小狼15只，松鼠2352只，兔子31只，害鸟258只。群众认为：“民兵自学就是好，给咱保住了庄稼果木。”全县民兵在练武自学中，普遍开展用土枪打狼、打松鼠运动，至8月10日，已打死松鼠1500余只，害鸟250余，狼17只，以及“兔子及其他损害庄稼的野兽甚多”57。
晋绥边区山林广大，各地民兵根据地方具体情况结合除害兽运动来积极贯彻边区劳武结合的方针。边区一些地方野猪祸害庄稼，群众叫它“二日本”。一些民兵组织“打山合作社”“打山队”开展生产与练兵活动。在当时看来，这种做法除掉经济上的利益，“更加重要的是民兵在打山猪的过程中练了兵，提高了射击技术”58。
我们可以通过交城县段兴玉和韩凤珠的事例来考察晋绥边区劳武结合方针在地方上的具体实施情况。段兴玉和韩凤珠都组织了打山合作社，在抗战时期是边区劳武结合的典型代表。韩凤珠14岁学习打山，18岁加入“打香班子”以维持生活，掌握了打猎要领。1944年，韩凤珠领导的十二人民兵打山合作社，在两个月内“打麝香四付，金钱豹一个，山猪八口和其它零星猎获，共值五十万元”59。1945年，边区政府认为韩凤珠的打山合作社“消灭了山猪又练了兵，增加了收入，值得大加提倡”60。
段兴玉更为著名。段兴玉出生于猎户家庭，长期的猎户生活使他掌握了精湛的射击技术。“1940年，新政权建立，他当了主任代表”，后又作为民兵英雄被推荐参加晋绥边区第四届群英大会。作为优秀的民兵指挥员，段兴玉也善于组织生产。1943年，边区“山猪特别多，践踏庄稼很厉害”。段兴玉所在的晋西北八分区“每年遭害庄稼达百分之廿”61。在保卫生产的口号下，他提出“敌人来了突击敌人，敌人不来突击山猪”的口号，随后组织成立了打山合作社。产品的分配和合作社的组织方式如下：
打下山猪大家分，参加打山队的可多分一点，因为他们费鞋袜。同时，为了节省劳力，扩大生产，打山合作社的人并不天天打山，只有一个人专门在早晨上坡踩踪。踩着了，让打山的去打，踩坡和打山的都是变工队内记工62。
至1944年12月，段兴玉领导的打山合作社“已打下十二只大山猪，卖了六只，用这钱买了两头毛驴，三只母猪，组织冬季生产合作社”63。冬季生产合作社分为：运输队、豆腐坊、打山队、砍山队。“分红办法是：打山队和砍山队一样，运输队和豆腐坊一样，前者分六份，后者分四份。打山队打不着东西时，每天给豆腐坊背回柴来，柴太多了，把砍山队砍下的椽子扛回来。”64这样，段兴玉成了打山生产的卓越领导者和组织者。
另一方面，为贯彻劳武结合的方针，段兴玉还将打山与练兵结合起来。民兵与地方群众联系紧密，加之对地理、民情了解深入，在群众工作中能发挥有效的推动作用。段兴玉善于“把群众日常要求，逐渐引导到战争要求上。如他对全村大练兵的发动，开始时并不热烈，他从打山猪保卫庄稼、吃猪肉来引导，发动民兵练兵瞄准”65。“冯家庄、康家社的山猪闹得很凶”，段兴玉启发两个村庄的民兵“学瞄准”，给他们画下山猪并涂上弹着点，讲解瞄准的方法和原理。段兴玉领导民兵通过打山猪来练习瞄准，“下死功夫”，提出“一日一练一日工，一日不练十日空”的口号，还发动了村与村、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竞赛66。组织打山合作社的主要目的本来是为了打野兽，保护田禾，但因为收入相当大，也可以作为民兵生产的一种好办法，这种合作社被认为是练兵打敌人很好的形式。
三、以生产为中心：解放战争时期的除害兽运动
解放战争时期，华北根据地灾荒更趋严重，各地兽害频发。由于革命对象转变、运动战取代了游击战，这一时期除害兽运动不再强调对民兵的军事训练，而是以生产为中心，以保护生产、扩大生产、支持解放战争为根本目的。其主要特点有三个方面：首先，政府提倡除害兽以保护农业生产，通过发动民兵、群众和宣传除害英雄以推动除害兽运动。其次，除害兽也是一种生产活动，是冬季副业生产、防止来年春荒的重要手段。最后，为更大规模地保护农业生产，华北各解放区政府颁布了明确的奖励办法，并开展围山打猎运动，以及注重推广和交流除害经验、技术。
（一）除害兽与保护生产
1.继续发动民兵、群众除害
解放战争以来，华北解放区各地掀起多打粮食、战胜灾荒的运动。以保护生产、渡过灾荒为中心，各地继续推进除害兽运动，从山地到平原全面推行。山地以大型兽类豹、狼、野猪为除害对象，平原地区则以清除飞鸟和小型兽类如狐狸、獾、兔、鼠等为主。
在山区，晋察冀边区盂县五区池盆水村半月打住“扫猫”388个，“搬仓鼠”48个，松鼠284个，野猪1只，“计算约能少糟害粮食十四石”。大水头村42个儿童打麻雀34个。徐峪、腰道湾民兵将打猎与练武结合，“打山猪两口、狼三只”。曲阳县长兴村靠近山林，野猪常糟蹋庄稼，仅1946年就有山药八十亩、谷五亩、玉米四亩、豆类二十余亩被糟蹋。该村召开群众大会，决心打野猪，半月中打死山猪17只。群众说：“除了害不说，还能赚下粮食卖下白洋，比种五十亩地都强，真是一举两得的好事。”67晋冀鲁豫邢台西部村庄为了保护人畜和庄稼，“把民兵组织起来打狼九个，狐子二十六个，獾十八个，狢狑五百六十九个。算起来，共避免损失粮食七十二石多。”68解放战争后期，各地工作的重点主要是支持战争、赢得战争。上级部门给地方民兵的指示是“努力生产，维护交通，积极支援全国战争”，而山区民兵努力生产的重要内容即是“打狼、打獾、打野猪”69。晋绥边区则发出“打山护粮”的号召，“各地群众开展打猎，并涌现‘打山英雄’”70。
平原地区以小型兽类、飞禽对农业生产危害最大，各地继续发动儿童除害兽、害鸟。冀中深泽县西北留村的完全小学为纪念“四四”儿童节，于1948年4月发动小学生“捉害鸟害兽运动”。“在下课以后和黑夜，有的用大老鼠夹子捉老鼠，有的到地里去挖野鼠，有的上树上掏老鸹蛋，有的在黑夜使灯照家雀。三天的工夫就捉了老鼠六十二个，家雀三十八个，雀蛋七个，还得到全村群众夸奖。”71一些儿童为响应上级号召，制定了明确的学习、生产、除害鸟计划。学生上午到校学习，下午下地生产除害兽、害鸟。1948年2月，冀中蠡县荆邱小学学生“为生产除害鸟”，上完课分组捅老鸹窝72。
同一政区内若兼具山地、平原多种地貌，民众在除害兽运动中会分别确立除害对象。1947年春季以来，晋察冀曲阳县青联号召全县儿童乘三害（害虫、害鸟、害兽）繁殖活动的季节，开展除三害运动。曲阳山地、平原儿童分别投入到该运动之中，平原儿童捕捉蝼蛄、老鼠、兔子、麻雀、鸽子、老鸹，山地儿童打扫猫。四月，全县统计捉害鸟27003只，老鼠2017只，蝼蛄三万余条，兔子102只，扫猫80只。盂县五区上社村儿童，五月间共计捅雀窝452个73。
2.宣传除害英雄
并非所有的人都敢于向危害人畜、生产的野生动物发起挑战，除害兽一般始于猎户的狩猎行为。在人民战争这一时代洪流影响下，有的猎户因长期致力于打山除害活动，也成为党和政府在除害兽运动中表彰的英雄。在解放战争时期，华北根据地政府不仅注重发动广大群众开展除害兽运动，还积极宣传地方上的打山英雄，推广其除害经验，表彰其除害功绩。
晋绥边区的打山英雄王景成在解放战争时期最为著名，《晋绥日报》《新华日报（华中版）》有多篇文章对其事迹加以报道。通过这些报道，我们不仅可以获悉野兽在当时为害农业生产的具体情况，也能考察党和政府对民间猎户及其打山行为的态度。
王景成（又名王金成），隰县水头镇人（今交口县城关镇水头村），贫农。在抗战之前，王景成依靠开荒和打山猪生活。1933年，因土枪爆炸伤其手指，停止上山打猎。抗战胜利后隰县解放，尽管政府对其有所帮助，但其生活仍然困难。于是政府借一支枪给他，让他继续打山。这一方面是为帮助其生活，另一方面则是希望他为民除害。野猪对当地农业的危害是这样的：
这里山猪对老百姓的害处是不可想象的。一个山猪每夜吃不到一斗粮，却要糟蹋五斗粮。这里老百姓都说：“宁肯缴一百石公粮，也不愿被山猪损害。”水头行政村一共有十六个自然村，就有十个自然村直接受到山猪威胁。王家庄种了二亩地，一黑价就被山猪吃光了。据粗浅统计：每年这个行政村要损失五百余石粮，约占总收入的三分之一。这里老百姓，从春到夏，每晚彻夜不眠，燃火响锣，与山猪作斗争74。
隰县地处吕梁山南麓，农业生产条件并不优越。野猪属于杂食性动物，喜居林地和灌丛，其危害农作物的地点主要在农业生态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的交错地带。显然，在和平时期，野猪取代了日寇成为水头村地方民众的主要威胁。从1947年10月至1948年2月，四个月中，王景成打死大小山猪33只，2头豹子，狼和狐狸各1只75。1948年3月，王景成委托隰县土改工作团高鲁、王凤岐二人给晋绥军分区司令员贺龙送去豹皮一张。4月18日，收到贺龙亲自回信。
在战争年代，保护生产，维护人的生命安全，就是支持抗战、支持解放。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地方干部都认为清除野生动物是为民除害，王景成也被称为“打山英雄”。通过贺龙的回信，我们能进一步看到边区领导人对于除害兽的态度和立场，贺龙指出：
对当地群众说来，你为大家除了害，立了功，这实在是值得大加表扬的。神枪手或打山英雄对于你确是当之无愧。在咱们边区，野兽对于群众生产的危害的确很大。因此，边区行署在最近公布的“农业生产奖励办法”中副业项内特规定了打山的奖励办法：“打山猪一口，奖米一斗（公粮斗），打狼一只，奖米四斗（由各县村粮内开支）。”这就是明白表示打山对于我边区发展生产上具有重大意义，而你在这方面已作了很有价值的贡献。这种贡献对于改善人民生活、支援战争也都是分不开的76。
在当时看来，除害兽能为民除害，也可以保护生产；也是发展生产的重要方式，有改善人民生活、支援战争的功用。因此，无论是地方民众的生产、生活，还是上升到边区的政治、经济、军事层面，除害兽在当时来说都被认为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贺龙进一步强调，军分区支持成立打山合作社，“只要你们成立起来，我即将发给一些枪支持你们，并从各方面支持你们。”“消灭一切危害群众生产的野兽以及一切飞禽和各种害虫。”在此影响下，边区其他地区民众也纷纷效仿，“方山、保德、兴县、崞县等地农民亦积极打山，仅兴县贫农李仁信七天内即打死七只大野猪。”77
（二）除害兽：副业生产与备荒的重要手段
1.副业生产
为支持战争，农业之外的副业生产也受到各大解放区的重视，打猎、除害兽是重要副业生产手段。晋冀鲁豫解放区太行行署于1947年2月制定了当年农、副、工业生产计划，其中副业生产计划要求各地依据地方特点，开展养蚕、养蜂、采药、打猎等生产活动78。一些地区还以除害收入入股合作社。太岳区翼城县张志高合作社领导群众互助合作，专门有打猎组负责打猎获取资金入股，帮助群众解决现金缺乏的问题。“打猎组打了七只山猪五只麋鹿，也来入股给合作社代售，得洋七万元，做了股金。”79晋绥边区离石县委在1948年5月关于该县生产的报告指出，打山是一种副业，“与养蚕、喂鸡、贩草等活动并列。”80
尤其是在冬季种植业生产停顿时期，各级政府鼓励民众因地制宜地开展其他方面的冬季生产，除害兽成为冬季重要的副业生产活动。1948年10月22日，在晋绥边区大宁县、区、村干部、积极分子扩大会议上，详细研究了冬季打山生产问题。会议指出该县“一、二区山猪很多，可发动和组织群众去打，有干部领导的，政府可借给枪支，打下的肉皮，完全归群众，每只山猪，公家奖小米一斗。”81石楼县二区民兵“韦光兴、贺清礼二人，从九月十三日到十月十二日一个月期间，在该区十里山一带，打死山猪十口，大狼一只。除每口猪政府奖米一大斗，一只狼奖米四大斗外，他们已将三只猪换成一石多玉粮，其余卖了肉，皮子还可卖钱”。政府认为这不但解决了打山者自己的生活问题，而且给群众除了害，“真是一举两得”82。而乡宁、隰县则组织民众打獾，其中乡宁八区一行政村十八个自然村有216人组成了33个打獾小组83。
2.备荒
冬季除害兽还有一个重要目的——除害、增收以备春荒。解放战争后期，尽管战争形势逐渐向好，但华北各地春荒不时发生。在灾荒环境下，解放区民众在春季更易青黄不接。1948年11月10日，华北人民政府发出关于冬季生产的指示，明确指出各地要进一步有组织地开展冬季生产，预防春荒，副业要因地制宜，山区可实行围山打猎，为民除害84。晋察冀北岳区各分区生产推进社特制定高价以收购猎物，从而激发了群众打猎的积极性。行唐、阜平、灵寿三县群众，自1948年10月25日至1949年1月5日，用挖陷狼坑、垒石棺子、装狐夹子以及枪射、棒打、狗追等方法，猎取狼26只、狐狸323只、獾37只。所获猎物全部由生产推进社收购，群众共得米18880斤。“这样既消除了兽害，并以其收入解决了春耕期间的困难，避免了春荒威胁。”851949年2月，华北人民政府再次号召各地区继续发动群众开展冬季副业生产，防止春荒86。
（三）扩大规模
1.政府制定奖励办法
与抗战时期不同，解放战争以来，华北根据地各地政府相继出台了除害兽奖励办法，对除害人员进行现金或以粮食为主的物质奖励。
在晋冀鲁豫边区，1947年以来，冀南涉县各地狼患日益增多。为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县政府发出通令，在全县开展打狼运动，彻底消除狼患，为民除害。并规定“打小狼一只奖洋3000元，大狼一只5000元，豹子一只8000元。”871948年，安阳解放区人民政府号召解放区的民兵开展打狼运动，为民除害。政府特规定了奖励办法：每打死一只狼奖励100斤小米。“依据是狼皮和村委会的证明信”88。在太岳区，太岳行署、武委会鉴于194889年灾荒发生以来济源、安泽、沁源、浮山等县狼害严重，在当年8月组织并鼓励群众打狼，除指示闹狼县份召集猎户会议交流打狼经验和转卖打狼所需火药、铁砂外，特制定打狼奖励办法以鼓励群众打狼：“打住一只狼奖五斗小米；刨出狼窝的，大狼一只奖米五斗，小狼奖米二斗半。打死五只狼以上的个人，另由政府奖给‘打狼英雄’的荣誉，并另给重奖。集体打死十只狼以上者，亦由政府赠给‘打狼模范小组’的荣誉，并另给重奖。组织打狼成绩卓著之各级干部，由各级政府分别予以奖励。”89
晋绥边区除继续鼓励军民打山外，政府同样颁布奖励办法，鼓励边区广大民众继续打山除害。上述贺龙给王景成回信中提及的“农业生产奖励办法”即为1948年4月7日晋绥边区政府颁布的《晋绥边区行政公署农业生产奖励办法公告》。公告指出，副业生产奖励办法包括：“打山猪一口，奖米一斗（公粮斗），打狼一只，奖米四斗（由各县村粮内开支）。”90总体来看，各地打狼奖额要高于打野猪奖额，原因是狼危害人的生命且不易获取，这也表明了解放区政府对民众生命安全的重视。各地奖励政策的相继出台，表明解放战争时期华北解放区兽害的发生更为频繁而严重。通过奖励，各解放区政府也有效调动了各地民众除害兽的积极性，从而进一步提升了除害兽运动的规模和成绩。
2.围山打猎
生态危机的大环境作用下，1947年以来，华北解放区“野兽及山禽特别猖獗，山岳地区虎狼吃人，时有所闻，某些地区竟至单人不敢外出，猪、羊、鸡甚至驴、牛等家畜被伤害者更不时发生。”据1948年不完全统计，平定县一、六、八区共被野兽咬伤62人，咬死34人。“一只狐狸或獾往往一夜咬玉蜀黍、花生半亩以上，每只貉狑、麻雀等一年吃粮得三、五升。如将这些数字合计起来，全华北区所遭损失就很惊人了。”“为了保护人畜安全，发展生产，减免损失，增加山地副业收入”，华北人民政府农业部号召兽害发生地区于1948年冬至1949年春开展围山打猎运动91。围山打猎运动是华北人民政府对兽害持续发展且影响严重下的认识和应对，也反映了这一时期人与野生动物关系的进一步紧张。华北人民政府是在晋察冀、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合并后于1948年8月组建的，围山打猎运动也就在华北大部全面推行，除害兽的规模得以扩大。当然，在当时看来围山打猎的主要目的仍在于保障人的生产、生活稳定和生命安全。
而且，与以往相比，政府对此次围山打猎运动的开展做了更为详细的指示。华北农业部强调，开展这个运动时要注意解决下列几个问题：一、深入领导，组织群众，规定奖励办法，提高信心，造成群众性打猎运动。二、要具体解决打猎困难，准许群众在打猎期间购买火枪、火药，为群众打猎期间获得毒药、狼夹子等提供方便，使群众取得工具，充分施展打猎技术。三、打猎所得完全归猎者所有，公营商店要收买兽皮。如果组织起来捕打，应民主讨论按劳力、技术分益。四、打猎可与打柴、整地埝相结合，以免顾此失彼。五、发动儿童及妇女参加捕捉鸽子、麻雀、松鼠、老鼠等小动物。六、克服对猎人的轻视态度。打猎可增加生产，且为民除害、应多奖励。
1949年3月9日，华北人民政府针对土改完成后人民生产热情高涨，为保证“军需民食，供给工业原料”，又制定了1949年华北解放区农业生产计划，其中第四条有“除防病虫、鸟、兽为害”，再次号召华北解放区民众利用农闲捕捉鸟兽、围山打猎，以保障农业生产、作物收获92。围山打猎运动使得除害兽在规模上超过了以往分散的“打山合作社”“打山队”，在群众动员上更进一步，造成了群众性、集体化的除害兽运动。其原因除了保护各地人畜生命安全、农业生产外，也更倾向于在土改后保障农业生产、增加收入，为支持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做贡献。
3.推广和交流除害经验、技术
为进一步提高除害兽的效果，各地也重视除害经验、技术、方法的推介和交流。1947年8月，晋冀鲁豫解放区太行二专区农林局召开和顺、左权、武乡、襄垣等五县农场长会议，研究老区秋收准备工作，提出秋收前的重要工作是防害，即防害虫、害鸟、害兽。害兽主要以松鼠、山猪为主，在除害过程中注意及时交流群众防害办法93。华北人民政府农业部在号召各地开展围山打猎运动时，也指示各地应“召开座谈会，交流经验，交流技术”。《人民日报》于1948年11月30日特刊载一作者搜集的各地群众围山打猎的经验予以推介，全文2300余字，对狼、豹、狐狸、獐、獾、野狸、黄鼠狼、松鼠、兔等野生动物的习性、猎法都有详细的介绍，以便于群众开展不同形式的打猎运动94。
此外，严重的兽害成了与水、旱、虫、雹等灾害并列的天灾，华北解放区的农业科技工作者也通过编写相关著作，为群众战胜天灾提供经验和技术指导。1948年，席凤洲编著了《怎样战胜天灾》一书，该书文字通俗易懂，辅以插图，“代表了农林工作的新方向”，便于农村工作人员帮助群众解决天灾问题。书中鸟害、兽害单列一章，详细阐明除鸟害、兽害的原因和方法。该书指出，除鸟害、兽害的根本原因是鸟、兽吃庄稼，危害生产。“每年辛辛苦苦种的粮食，等到快熟的时候，常有鸟、兽乱吃乱咬。如今年潞城三区魏家庄村边的九亩多谷子，就被小麻雀快吃完，减少了产量十五石多。乌鸦、鸽子每年危害庄稼也很怕人。野兽中的獾、狐、兔、松鼠、地老鼠等都是庄稼的大害，一夜之中，就会吃坏好几亩。如左权县申家峧村，每年松鼠、老鼠为害青苗所受到的损失，算起来比出公粮的数目还要大。今年小苗刚锄过头遍时，松鼠、老鼠成群结队吃青苗，一天就能吃半亩到一亩。如在内丘邢家峪村，在二十一亩地中，就被狐子拔吃了玉茭一千二百四十九棵。松鼠、地老鼠吃坏青苗十几亩，山猪也吃山药蛋好几亩。”95随后，作者重点介绍了黎城、左权、南宫、邢台、内丘、景县等地群众除害兽的经验方法，以提示各地民众仿效。
余论
综上所述，我们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不能割裂中共党史的内在脉络和有机联系，新中国成立之初党治国理政的各项制度、政策以及一些思想实际上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已经形成了，尤其是在华北根据地时期。以除害兽为例，有研究者指出，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主流价值取向，因而对于山区的农民和粮食部门来说，“保粮除害”不仅是农业生产环境塑造的产物，也是时代所赋予的价值96。笔者认同这一判断，不过孤立地选取较小时空尺度来考察这一价值取向，无法为我们揭示历史的来龙去脉，以及思考长时段人与自然关系发展的内在逻辑。
在新民主主义政权的领导下，兽害不仅是一种天灾，而且也被认为“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不能忽视”97。除害兽运动既成为生态治理活动，又是一种经济、社会、政治建设活动。战争环境下，在华北根据地除害兽运动实施的过程中，党和民众认识到野生动物既是一种资源，也是一种危害。一方面，野生动物可以提供皮、肉，除害兽是一种重要的副业生产手段，既能缓解战争环境下的食物匮乏困境，也能增加农民收入，缓解灾荒压力，间接支持了战争；另一方面，那些危害人畜生命、啃食庄稼的野生动物被予以清除，这被认为既能保护人畜安全，也能减少农业损失。于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通过将除害兽运动与生产、练兵结合；制定除害兽奖励办法；扩大除害兽运动的规模；加强除害经验的交流和推广，除害兽运动逐渐演变成大规模的集体化行为。
在天灾和人为因素共同作用下，吃饭、生存一直是新中国成立前基层民众始终要面对的主要难题和主要矛盾。战争时期，在严重的生态危机和生存压力共同作用下，除害兽运动在华北根据地逐步推进，至解放战争后期更由华北人民政府组织全面施行。华北人民政府是在新中国即将成立的重大历史转折时期进行的一次成功的政权建设实践，正如薄一波指出的：中共中央交给华北人民政府的重要任务是“摸索、积累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的经验，为全国解放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做准备。……中央人民政府的许多机构，就是在华北人民政府所属有关各机构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98由此，党和民众对野生动物的态度和生态观也延续至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可以看到，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中央号召、各地执行的除害兽运动99，其内容和形式与华北根据地时期是基本一致的100。
注释
1笔者所见,学术界仅有数篇论文涉及抗战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人与动物关系的论题。参见朱鸿召：《狼与虱子的生死浮沉》,载林贤治、筱敏主编:《人文随笔2005冬之卷》,花城出版社,2006年。杨焕鹏：《微观视野中的胶东抗日根据地研究》,学习出版社,2017年。阿拉坦：《捕鼠记--内蒙古防疫运动中的秩序操练与社会展演(1949-1952)》,《社会学研究》2017年第第3期。宋弘：《“灭敌人耳目”：中共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打狗运动》,《抗日战争研究》2020年第1期。姜鸿：《川陕地区野生动物资源的利用与保护(1949-1962)》,《中共党史研究》2020年第2期。
2为行文方便,中共在抗战时期建立的抗日根据地和解放战争时期的解放区文中统称为根据地。
3[美]奥德姆、巴雷特著:《生态学基础》,陆健健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21页
4《介绍几个治獾的办法》,《冀中导报》1948年7月21日第2版。
5(1)[美]李明珠：《华北的饥荒：国家、市场与环境退化(1690-1949)》,石涛、李军、马国英译,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页。
6(2)华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编辑组等编：《华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1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年,第6页。
7(3)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8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30页。
8(4)苑书耸：《山东抗日根据地的灾荒与救济》,《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
9(5)王方中：《解放战争时期西北、华北五大解放区的农业生产》,《中国经济史研究》2010年第2期。
10(6)史敬棠：《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史料(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969页。
11(7)中央档案馆等编：《晋察冀解放区历史文献选编(1945-1949)》,中国档案出版社,1998年,第522页。
12(8)华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编辑组等编：《华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1辑,第1079页。
13(9)韩健夫、杨煜达、满志敏：《公元1000-2000年中国北方地区极端干旱事件序列重建与分析》,《古地理学报》2019年第4期。
14(10)郑景云、郝志新、葛全胜：《黄河中下游地区过去300年降水变化》,《中国科学(D辑:地球科学)》2005年第8期。
15(1)齐武:《一个革命根据地的成长》,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61-62页。
16(2)谢忠厚、肖银成主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改革出版社,1992年,第398页。
17(3)河南省财政厅编：《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河南部分1)》,档案出版社,1985年,第650页。
18(4)高冬梅：《抗日根据地救灾工作述论》,《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3期。
19(5)《冀南军民怎样战胜灾荒》,《解放日报》1944年11月24日第3版。
20(6)《中共中央华北局关于灾害情况与抗灾经验向中央的报告(1948年9月)》,中央档案馆等编：《晋察冀解放区历史文献选编(1945-1949)》,中国档案出版社,1998年,第522页。
21(7)齐武：《一个革命根据地的成长：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晋冀鲁豫边区概况》,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57页。
22(8)《在敌人疯狂进攻和严重天灾侵袭下敌后抗日根据地国民经济惨遭破坏》,《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9册,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研究室,1979年,第62页。
23(9)杜金萍：《“太行山上闹嚷嚷军民生产忙”--记1943年党领导山区开展生产救灾情况》,《博爱文史资料(第4辑)》,政协河南省博爱县文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1989年,第20-22页。
24(1)卫振铎：《挺进“无人区”》,赵政民总编：《山西文史资料全编(第4卷)》,《山西文史资料》编辑部,1998年,第166页。
25(2)《中共济源党史资料选编》第3集《解放战争时期》,中共济源市委党史征编委办公室,1989年,第270页。
26(3)涉县档案馆编：《涉县大事记(1937-1989)》,涉县档案馆,1987年,第48页。
27(4)王怀筠：《解放区组织民兵打豺狼》,《安阳县文史资料(第7辑)》,内部资料,1992年,第172-173页。
28(5)《壶关四区组织打狼》,《人民日报》1949年4月16日第2版。
29(6)《组织打狼》,《长市导报》1949年4月9日第2版。
30(7)《杜云忠打狼受奖励》,《长市导报》1949年10月26日第1版。
31(8)《冀南军民怎样战胜灾荒》,《解放日报》1944年11月24日第3版。
32(9)《刻不容缓的华北赈灾》,《申报》1943年5月20日社评。
33(10)赵秀山：《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5年,第167页。
34(11)齐武：《一个革命根据地的成长：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晋冀鲁豫边区概况》,第164页。
35(1)卢效科：《太行第八军分区的开创及其贡献》,中共焦作市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办公室编：《焦作抗日烽火：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中共焦作市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办公室,1985年,第126页。
36(2)《边府号召全区同胞一齐动手生产渡春荒》,《人民日报》1948年4月16日第1版。
37(3)《中共中央华北局关于灾害情况与抗灾经验向中央的报告(1948年9月)》,《晋察冀解放区历史文献选编(1945-1949)》,第521页。
38(4)《消灭害鸟》,《解放日报》1945年4月7日第2版。
39(5)《八年来晋察冀怎样战胜了敌祸天灾》,《北方文化》第2卷第3期,1946年7月1日。
40(1)《一年来劳武结合的新发展》,《晋绥根据地资料选编》第4集,中共吕梁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1984年,第175页。
41(2)《练武自学保护生产平顺民兵打狼打松鼠》,《解放日报》1945年8月10日第2版。
42(3)《河北市县概况(上)》,河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86年,第643页。
43(4)史文寿、凌三苟主编：《昔阳县志》,中华书局,1999年,第954页,
44(5)李伟：《胶东抗战：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的楷模》,《胶东文化与海上丝绸之路论文集》,山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31页。
45(6)杨焕鹏：《微观视野中的胶东抗日根据地研究》,学习出版社,2017年,第196页。
46(7)《胶东区1938年至1942年五年来财政经济建设工作总结(上)》,山东省档案馆藏档31-1-28-1,转引自杨焕鹏：《微观视野中的胶东抗日根据地研究》,第197页。
47(1)《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召开财经会议》,《革命根据地经济史料选编(下)》,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4页。
48(2)《1945年冀晋区生产会议总结报告》1946年2月,魏宏运主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史稿》,档案出版社,1990年,第331页。
49(3)刘松涛：《华北抗日根据地小学的生产劳动教育》,老解放区教育工作经验片断(第1辑)》,上海教育出版社,1958年,第82-83页。
50(4)《五年来的边区儿童》,李雪丽,吕奇志编著：《烽火少年》,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04页。
51(5)谢忠厚、肖银成主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第534页。
52(6)《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关于召开第二届群英大会及生产品展览会的决定》,武衡主编：《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科学技术发展史资料》第3辑,中国学术出版社,1984年,第59页。
53(7)《检阅战斗生产胜利成果边区举行首届展览会》,《晋察冀日报》1945年2月17日第2、4版。
54(1)吕正操：《吕正操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第334-335页。
55(2)朱云生：《生产与战斗结合李殿冰有新创造》,《晋察冀日报》1944年5月11日第1版。
56(3)圪狑,又称貉羚、狢狑,为山西、河北一些地方民众对松鼠的称呼。
57(4)《练武自学保护生产平顺民兵打狼打松鼠》,《解放日报》1945年8月10日第2版。
58(5)吕正操：《吕正操回忆录》,第340页。
59(6)《一年来劳武结合的新发展》,《晋绥根据地资料选编》第4辑,第175页。
60(7)《晋绥解放区民兵建设胜利和发展(1945年8月8日)》,《晋绥根据地资料选编》第2辑,中共吕梁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1983年,第71页。
61(8)《晋西北八分区防止野兽糟害庄稼段兴玉组织群众打山猪》,《解放日报》1944年11月1日第2版。
62(9)孙谦：《卓越的民兵指挥员--段兴玉》,《晋绥根据地资料选编》第4辑,第208页。
63(10)吕正操：《吕正操回忆录》,第340页。
64(1)孙谦：《卓越的民兵指挥员--段兴玉》,《晋绥根据地资料选编》第4辑,第208页。
65(2)《民兵英雄段兴玉、路玉小发展了劳武结合》,《抗战日报》1944年12月17日头版头条。
66(3)孙谦：《卓越的民兵指挥员--段兴玉》,《晋绥根据地资料选编》第4辑,第209页。
67(4)《多打粮食好度荒盂、阳掀起除害运动》,《冀晋日报》1947年9月3日第2版。
68(5)席凤洲：《怎样战胜“天”灾》,华北新华书店,1948年,第17-18页。
69(6)《太岳军区关于人民武装工作的指示》1949年7月7日,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编：《太岳革命根据地人民武装斗争史料选编》,山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67-568页。
70(1)《晋绥打山护粮》,《新华日报(华中版)》,1948年5月26日第2版。
71(2)《西北留组儿童捕捉害鸟害兽》,《冀中导报》1948年4月15日第3版。
72(3)《荆邱村小学除害鸟捅了十三个老鸹窝》,《冀中群众报》1948年4月13日第4版。
73(4)《曲阳、盂县儿童除三害》,《冀晋日报》1947年7月19日第2版。
74(5)《贺司令员号召学习打山英雄王景成努力消灭为害群众生产的野兽、飞禽、害虫》,《晋绥日报》1948年4月21日第1版。
75(6)同上。
76(1)《贺司令员号召学习打山英雄王景成努力消灭为害群众生产的野兽、飞禽、害虫》,《晋绥日报》1948年4月21日第1版。
77(2)《各地开展打山护粮并涌现“打山英雄”》,《冀热辽导报》1948年5月29日第2版。
78(3)《太行太岳订定生产计划争取实现耕三余一》,《人民日报》1947年3月1日第2版。
79(4)《张志高合作社》,《人民日报》1946年6月4日第2版。
80(5)《离石县委关于生产问题的报告(1948年5月10日)》,《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农业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624页。
81(6)《大宁冬季生产中发动砍柴割草打山挖药》,《临汾人民报》1948年11月19日第2版。
82(7)《打山真合算能吃肉能卖钱又给群众除了害》,《临汾人民报》1948年11月5日第2版。
83(8)《打山真合算能吃肉能卖钱又给群众除了害》,《临汾人民报》1948年11月5日第2版。
84(1)《华北人民政府关于冬季生产的指示》,《人民日报》1948年11月16日第1版。
85(2)《行唐等县群众猎狐三百》,《人民日报》1949年3月23日第2版。
86(3)《争取今年农业生产长一寸华北各地准备春耕增产》,《人民日报》1949年2月13日第1版。
87(4)涉县档案馆编：《涉县大事记(1937-1985)》,第48页。
88(5)王怀筠：《解放区组织民兵打豺狼》,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安阳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安阳县文史资料》第7辑,第173页。
89(6)《太岳行署奖励打狼》,《人民日报》1948年9月12日第1版。
90(7)《晋绥边区行政公署农业生产奖励办法公告》,《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农业编》,第543页。
91(1)《华北政府农业部号召开展围山打猎运动》,《人民日报》1948年11月30日第2版。
92(2)《华北政府为保证军需民食工业原料订出今年农业生产计划》,《人民日报》1949年3月9日第1版。
93(3)《太行二专区农林局布置收秋选种》,《人民日报》1947年9月18日第2版。
94(4)《围山打猎的经验介绍》,《人民日报》1948年11月30日第2版。
95(1)席凤洲：《怎样战胜“天”灾》,第16页。
96(2)姜鸿：《川陕地区野生动物资源的利用与保护(1949-1962)》,《中共党史研究》2020年第2期。
97(3)《延属分区党外人士座谈会发动打狼打豹运动》,《解放日报》1944年8月22日第2版。
98(4)薄一波：《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第478页。
99(5)新中国成立之后,为指导各地除害兽运动,一大批书籍相继出现。如田笠编：《山区消灭兽害经验：略阳县打猎保田经验》,陕西人民出版社,1956年；王孑民编著：《消灭害鸟害兽的方法》,山西人民出版社,1957年；《消灭害兽》,科技卫生出版社,1958年；湖南省经济建设展览会编：《群策群力消灭兽害》,湖南人民出版社,1958年等。
100(6)二者主要区别在于1949年之前重利用而不讲保护,1949年后农业部、国务院鉴于各地除害兽的盲目性和对野生动物资源的过度消耗,逐步提出既要除害也要合理保护野生动物资源的政策。参见邵礼昆：《消灭害鸟害兽保护益鸟益兽农业部召开会议讨论了进一步开展这项工作的方针》,《人民日报》1957年1月26日第3版；国务院：《国务院关于积极保护和利用野生动物资源的指示》(1962年9月14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73-47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