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西方有着截然不同的文化范式。宪制价值之所以能够为维新思想家所接受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民权作为一个概念可以在中国文化传统的背景下得以解释。

对“民”的认识是中国儒家传统的主题之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这些都是儒家的至理名言，这大概就是“民为国本”的思想。本来，民作为“群”、君作为“群主”的依存关系是相互的，不仅君不可以无民，民亦不可无君，否则便无以为“国”。在这种关系中，作为群主的君始终处于主动地位，因而“君主民”的这一面是显而易见的，但至高无上的君竟要关照地位卑微的民的这一面，则往往被忽视。

民本思想是在君民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中强调对君的约束，提醒统治者要对民的社会地位与作用、民的生活状态给予一定的关切，不能饮鸩止渴，竭泽而渔。掠夺式的统治不仅会伤民气，产生民怨，更重要的是还会伤及君国社稷的基础。国家之财，皆出之于民，皆民之所供，这是山野村夫都会弄懂的道理。“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儒家从这里看到了民本的关键所在。周景王二十一年，将铸大钱，单穆公劝阻道：“王废轻而作重，民失其资，能无匮乎?若匮，王用将有所乏。”他进一步指出，“绝民间以实王府，犹塞川原而为潢汙也，其竭也无日矣?”民用为“川原”而王府为“潢”，单穆公点明了这种经济上的本末源流关系，道出了君对民的依赖。由于此，儒家劝告统治者首先在态度上不可轻民，“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麻木不仁可致“覆舟”之患;体察民情可使社稷永固。儒家的民本思想正是从此着眼的。

既然民不可轻视，儒家也因此教给统治者——君——“宽猛相济”的治民秘方。“猛”指刑法强制，“宽”包括取之适度、附加教化两个方面。“过犹不及”是孔子的一个重要命题，儒家坚决反对聚敛穷民。“百乘之家……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盗臣窃国，是穷末;聚敛之臣竭民，是穷本。”、“自古及今，未有穷其下而无危者也。”因此，聚敛之臣比盗臣危害更大。儒家反对滥杀无辜，提倡教化与刑罚强制相结合。教化的目的是使民“明人伦”、“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这“孝悌之义”便是处理人伦的准则。“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上下揖睦，万事大吉。教化的根本目的是麻醉人心，以达到“杀之而不怨”的效果。

这种勃兴于晚周的民本思想，几经历史演化，渐已具有了两种功能：对历代统治者来说，“民惟邦本”的认识具有警世的作用，它可以使其在政治上谨慎从事，不能漠视民的利益和要求;在那些有着强烈的社会批判精神的思想家那里，民本思想则为其提供了社会批判的武器和政治评价标准。然而，不管具有哪一种功能，中国传统的民本与西方宪制中的民权是两回事。

如果说，民权与专制相互对立、水火难容，那么，民本与专制则是相互依存，互为补充。民本所倡导的“重民”、“爱民”与神化君主、君权的关系如同硬币的两面，一方面要求君主尊天、敬德、爱民，一方面又要求臣民的驯化、绝对服从与尊君、敬祖、孝忠。尽管历史上有许多进步的思想家十分关心民众的利益、民生的疾苦，但却并没有指出民众的权利。

民本思想可以为历代思想家提供社会批判的武器，但它却不能为思想家提供一个全新的价值规范。民本思想发展到极端形式，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否定君主专制政治的合理性。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宗羲就说过：“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古代思想家对专制政治的批评不可谓不深，但他们却不能在专制政治以外寻求社会的出路。他们一方面强烈地指斥暴君苛政的罪恶，另一方面又把优良的社会生活寄托于圣王明君。对暴君苛政斥之愈烈，对圣王明君也就爱之愈深。在传统的民本思想发展到极致之时，也正是明末清初思想家的思想走入困境之日。

从孔夫子到顾炎武、黄宗羲、龚自珍，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既是维新思想家取之不尽的文化资源，也是他们宪制思想的拖累。民权概念仍被囚禁在民本的语境之中。虽然他们极力张扬民权，但他们对民权的真义则十分模糊。在他们那里，君与民是否同力合志、团结一心，比民实际享有哪些权利更为重要，因为他们更关切国家富强的目标。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始终把民权与议院扯在一起的主要原因。康有为在1895年《上清帝第二书》中说道：

夫先王之治天下，与民共之。《洪范》之大疑大事，谋及庶人为大同，《孟子》称进贤杀人，待于国人之皆可。《盘庚》则命众至庭，文王则与国人交。《尚书》之四目四聪，皆由辟门，《周礼》之询谋询迁，皆合大众。尝推先王之意，非徒集思广益，通达民情;实以通忧共患，结合民志。

他在同年《上清帝第四书》中，把西方议会政治也说成是“与民共之”的中国先进之道。中国古代典籍中的“询谋询迁”，在本质上不同于西方议会政治，这一点康有为或许知道，也或许不知道，但他作如是说，并不是没有意义。他用西方国家的议会政治对中国社会的政治传统作了新的诠释，这在当时或许是使议院、民权的主张为人们所接受的最为可行的途径。中国传统的民本主义提供了一个理解宪制文化的模本，它不但是维新思想家体认宪制的理论支点，而且也使议会、权利这些价值规范在中国文化传统的背景下得到理解。正由此，它才使得人们用中国人特有的思想方式对西方宪制有了初步了解，且使得中国人接受宪制价值成为可能，虽然这是一种已转换了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