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西游记》是佛教文本。其本事为唐代高僧玄奘大师西天取法的历史事件，并以佛教“原罪——消业——解脱”的教义体系为基本情节模式，宗教倾向上虽然佛道并举但“重佛轻道”更为明显，因而在书写风格上清淡脱俗，字里行间洋溢佛光禅意。但是，令我们深感诧异的是:《西游记》在后来的演化中逐渐脱离了佛教轨道，最终被道教徒攘夺。以清初汪澹漪《西游证道书》为发轫，道教徒大举进驻《西游记》，道家评本成为《西游记》文本发展主流。对此，佛教一方处置坦然，并无反击，并且主动疏远、拒绝《西游记》，由此成为佛门传统和“潜规则”。
考察佛道两教发展实际，结合《西游记》的相关描写，可以看出道教徒攘夺《西游记》并非偶然，道教化“误读”中显示出《西游记》文本演化的必然性，其中隐伏着某些宗教文化的历史线索。
§佛教徒主动放弃《西游记》阵地
众所周知，《西游记》有“亵渎圣僧”之嫌，久为佛家诟病，直接导致佛教徒主动疏远、拒绝，放弃《西游记》这块本属佛教的阵地。
因为《西游记》采纳神魔小说(一称神话小说) 的载体形式，唐僧形象被矮化和丑化。在神魔和精魅世界，唐僧作为凡人最为愚昧、软弱，与孙悟空“上天入地、莫能禁止”的无量神通相比，作为师父的唐僧黯然失色，从形象到性格几乎乏善可陈。对历史上首屈一指的文化伟人作如此颠覆性“异化”，引起佛教徒的强烈反感。这与史书记载和历代各种西游故事完全不一样，“神魔”这一体裁，对于“唐僧取经”的定型、传播是耶非耶? 功欤过欤? 值得研究。
《西游记》作者吴承恩(对此学界尚存异议，这里聊备一说) 是讽刺大师，好幽默，善谐剧，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西游记》“实出于作者之游戏”，“而玩世不恭之意寓焉”，难免指摘时弊，揶揄佛教。如在第九十九回叙述唐僧被通天河老鼋“淬下水去”，再受“抛江”之害，影射唐僧“失信无诚”，忘却佛门慈悲和度人使命。如此“抹黑”圣僧，连“五四”新文学大师胡适都出来打抱不平，亲手改写唐僧历难九九八十一难之最后一难，增插了一则唐僧入梦割肉饲妖的好戏，旨在宣扬佛性，重塑唐僧高僧形象。(参见胡适《的第八十一难》)胡适一个局外人尚且耿耿于怀，遑论佛家弟子。
更有甚者，清初汪澹漪根据民间资料杜撰了所谓“唐僧出世”故事。唐贞观年间，海州陈光蕊高中状元，太宗皇帝金銮赐婚。在赴任江州的途中遭遇水贼，光蕊被杀沉江，其妻殷温娇被盗魁刘洪霸占。温娇被迫随刘贼冒替之官，不久生下唐僧，血书漂江。唐僧长大成人为父报仇，一家团聚，温娇为守贞节终于投江自尽。后唐僧成为高僧，主持太宗水陆大会，奉旨西行取经。这个故事中，唐僧父亲遭杀，母亲被污，“亵渎圣僧”之意明甚，父亲遭杀，尚可作威武不屈、杀身成仁一讲，至于“圣母”被污，佛教徒是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人之冤仇，莫过杀父夺妻，汪澹漪用最恶毒的方式作贱圣僧，是可忍，孰不可忍!
这一故事的严重性不仅在于玷污了唐僧圣僧身份，而且在根本上为佛教教义所不容。佛教悲观厌世，提倡“无生”、“来世”，以涅槃为解脱，视性欲和性行为为大罪，将其列为一切戒条之列。而作为生育主体和生命力象征的妇女，自然就被当成“性欲”的化身、淫荡的根源和邪恶的标志，而遭到“夺命妇”一类贬斥。“一切女人皆是众恶之住处”(《大涅槃经》)，“一切女人毕谄伪”(《大般泥洹经》)，认为女性是万恶之源，自身就不圣洁。《佛说阿速达经》说妇女有三恶四善，其中三恶为:
一恶者，如与惰人共居不欲作事，骂詈至暮，嗜美好斗。二恶者，如与怨家共居，不持一心向夫，不愿夫善，不愿夫成就，当愿夫死。三恶者，如与偷盗共居，不惜夫物，但念欺夫，常欲自好，不顺子孙，但念淫泆。如是死者，辗转恶道中无有出时，是为三恶。
唐僧母亲与刘洪同生活在一个屋檐下，做了十八年夫妻。刘洪是一个好吃懒做、谋财害命的水寇，他见色忘义，杀死陈光蕊，抢夺了其官职，这样唐僧母亲便犯了“与懒人共居”、“与怨家共居”和“与偷盗共居”之“三恶”。另一方面，佛教肯定母性，认为“于自居家中，慈母最为亲”，母性中有佛性。《增一阿含经》云:“如来有大慈悲，憨念众生，遍观一切，未度者使令得度。不舍一切众生，如母爱子。”(瞿昙僧伽提婆译《增一阿含经》卷三十二) 上述妇女之恶皆在违背母性，譬如温娇因色生祸，祸及光蕊，又与杀夫仇人共居，抛弃嫡子，正是佛教所谓“夺命妇”的作为，理应“辗转恶道中无有出时”。
所以，当夹带这则唐僧出世故事的汪澹漪《西游证道书》风行，佛教徒便开始自觉疏远、拒绝《西游记》，将《西游》视为旁门邪说。近代虚云法师将个中因由说得非常明白:“世上流传《西游记》《目连传》，都是清浊不分，是非颠倒，真的成假，假的成真。玄奘法师有《大唐西域记》，内容所说，都是真实话。惟世间流传的小说《西游记》，说的全是鬼话。这部书的由来是这样的:北京白云寺白云和尚讲《道德经》，很多道士听了都做了和尚，长春观的道士就不愿意了。以后打官司，结果长春观改为长春寺，白云寺改为白云观。道士做了一部《西游记》小说骂佛教。看《西游记》的人要从这观点出发，就处处看出它的真相。”(这段文字引自互联网，其真实性无可质言，这里仅备参考)对此，眼前还有一则旁征:20世纪80年代，央视拍摄电视剧《西游记》，所到之处倍受欢迎，却遭到一些僧寺冷遇，佛教大师赵朴初先生甚至断然拒绝题写片名，并恳切希望电视剧“为唐僧平平反，起码不要丑化唐僧”(杨洁：《敢问路在何方——我的30年西游路》)。赵朴初先生奉行的就是佛教疏远、敌视《西游记》的传统和“潜规则”。汪氏伪作影响之大、之久，由此可见一斑。
《西游记》的道教化“误读”
相对于佛教徒的主动退让，道教徒却对《西游记》充满热情，他们从一些故事情节和文字中看到了客观存在的道教内容，于是大肆阐发，所谓“钩《参同》之机，抉《悟真》之奥”，甚至不惜恶意增删、篡改，作道教化“误读”，最终将《西游记》拉入道教的彀中。
《西游记》的道教化始于清初康熙(1662—1723)年间。时有“奉道弟子”汪澹漪，倾尽全力，将《西游记》评点、篡改为《西游证道书》。关于汪澹漪的道教化意图，金陵野云主人《增评证道奇书序》中直言不讳，他说:
忽得西陵澹漪子评本，题之曰《证道奇书》，多列《参同》《悟真》等书，以为之证，及叹古人亦有先得我心者。今长春子独以修真之秘，衍为《齐谐》稗乘之文，俾黄童白叟，皆可求讨其度人度世之心，直与乾坤同其不朽。
为了实现《西游记》道教化目的，汪澹漪不择手段。除了在文本中充塞大量道教内容，他托名元初大文豪虞集杜撰了一篇《西游证道书原序》，借古人之口宣称“此国初邱长春真君所纂《西游记》也”，将《西游记》作者定为宋元之交全真教道祖邱处机；又附录一篇《长春真君传》，歌颂邱处机历时四载远赴雪山教化成吉思汗“一言止杀”的仁德功业，并以此暗喻唐玄奘大师西行壮举；再编撰一篇《玄奘大师行状》，揭橥《西游记》之原型。这样，将“《原序》——《长春真君传》——《玄奘大师行状》”置于 《西游记》卷首，三者连环互证，致使读者对“邱作”说和“证道”说深信不疑。应该承认，汪澹漪不愧为一个高明的图书包装策划师，从此，《西游证道书》大行其道，俨然成为首屈一指的道教典籍。后来流行的《西游记》文本，如《西游真诠》《西游原旨》《西游正旨》都是脱胎自《西游证道书》的道教评本，如刘一明《西游原旨》就明确宣称:“至于学道之法，修行应世之法，无不说尽，乃古今丹经中第一部奇书。”(刘一明:《西游原旨读法》)于此三百年间，人们唯知“证道”之书，不复有知《西游记》者。
还有，《西游证道书》增插“唐僧出世”故事，对佛教徒打击最大，但却完全符合道教的教义，成为《西游记》道教化的重要一环。
作为“奉道弟子”，汪澹漪的创作思想具有道家根源。尊阳崇阴、以柔克刚是原始道家的重要思想，老子《道德经》“主阴”。《道德经》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第四十二章)这段话不仅是古人的宇宙观，讲天地万物的化生过程;同时也是一种朴素的女性观，“负阴抱阳”是对于女性的肯定。老子把阴放在前，阳至于后，这反映了阴重于阳和以柔克刚的思想。在《道德经》中，老子常把至高至尊的“道”同母性意识相联，以母喻道。“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老子》第二十五章)老子关于母性意识的另一个重要概念是“谷神”:“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老子》第六章)玄牝被作为生化万物的本源，这是老子对原始母性意义的极端化发展。事实上，“谷神”即是“道”的隐语式之称谓，其精髓在于强调阴柔的重要性，其中“玄牝”指的是一个“玄之又玄”的女阴。这里也体现了道家的“主阴”即女性崇拜的思想。据此，道教崇拜女性和阴柔之美，道教徒比较尊重女性，亲近女色，认为女性也可有所作为，也可以成仙成佛，乃至民间形成“采阴补阳”之类的金丹学说。
在道教典籍中，可以看到一些有利于女性的条例。比如《老君说一百八十戒》第三十九戒“不得自杀”，第十三戒“不得以药落去子”。前一条反对轻身当然包括女性，后一条反对堕胎首先指向女性。以万物化生为比照，道教对女性怀孕胎胞直到生产的神奇历程予以神圣庄严的赞颂:“三元养育，九气结形，故九月神布，气满能声……夫人得还生于人道，濯形太阳，惊天骇地，贵亦难胜，天真地神，三界齐临，亦不轻也。当生之时，亦不为陋也。”(《吕氏春秋•贵生》)
道教极言男精母血犹如日精月华，受胎不易:“五帝监生，圣母卫房，男则司命敬诺，女则司命敬顺，于是而生。”(《洞玄灵宝自然九天生神章经解义》卷一)
所以，汪澹漪所撰“唐僧出世”故事得到了道教的肯定，道教徒并不以温娇失节水寇为耻辱。首先，殷温娇没有忠于夫君而自杀，反而委身侍贼，其行为为儒道两家规范所不容，但却符合道教“不得自杀”的教义，恋生、贪生是人之本性，值得尊重。其次，温娇在困难境遇中没有把胎儿打掉，反而恪守太白金星的重托，为了保护未来之圣僧忍辱负重十八年，这就不仅符合道教“不得堕胎”的戒律，而且是对伟大母性的彰显和弘扬，成为一曲生命诞生“濯形太阳，惊天骇地”的颂歌。最后殷温娇在冤难昭雪的时候“毕竟从容自尽”，也使自己的名节得到了最后的升华，从而得到社会文化的全方位认同。总之，正是这则“唐僧出世”故事的掺入和流传，使佛教受损，道教增光，在《西游记》这块特殊阵地，佛道两教此消彼长，为《西游记》最后花落道家奠定了基础。
道教徒攘夺《西游记》蓄谋已久
自《道德经》五千言以下，历代道经层出不穷，至明正统《道藏》卷帙浩繁，道教徒怎么会如此看重和觊觎一部佛家稗说呢?
在中国宗教史上，佛道两教多有缠夹，其关系可概括为共存、互渗、竞赛、论争。考察两教论衡实际，由于佛教教义精深，学理丰赡，逻辑严谨，论辩有力，而道教教义芜杂，修炼方法繁杂不得要领，成仙无可证实，尤其“老子化胡”一说荒诞不经，自欺欺人，不能使人信服，所以历史上佛道论衡的总体趋势是佛胜道负，佛强道弱。
一方面，道教对佛教的攻击，佛教总是能够轻易化解。如东汉时道教徒攻讦佛陀真身三十二宝相之虚幻，佛教辩解振振有词:“尧眉八彩，舜目重瞳子，皋陶马喙，文王四乳，……此非异于人乎?佛之相好，奚足疑哉!”(《牟子理惑论》)而且依旧我行我素，继续创造出观音的三十三宝相，一个比佛祖还多出一重宝相的佛教偶像。
另一方面，对于佛教的责难，道教却时常无力辩解。如佛教徒嘲讽道教成仙“听之则洋洋盈耳，求其效犹握风而捕影”，斥责辟谷“数千百术，行之无效，为之无征”(《牟子理惑论》)，都不见道教之有力反击。尤其是以佛道论衡的高潮事件——离《西游记》最近的元戊午(元宪宗蒙哥汗八年即1258年，南宋宝祐六年)之辨和至元(元世祖忽必烈十七年即1280年)之辨——来说，道教遭遇“一时落发，焚经灭板”的惨败。据元释祥迈《大元至元辨伪录》记载:
帝(忽必烈) 曰:“僧家无据，留法戴冠；道士义负，剃头为释。尔每常说，道士中多有通达禁咒方法，或入火不烧，或白日上升，或摄人返魂，或驱妖断鬼，或服气不老，或固精久视。如此方法，今日尽显出来。”
结果“张道人(道教辩手)并无酬答。”
帝曰：“道士出言掠虚，即依前约，脱袍去冠，一时落发，焚经灭板，遣散为僧。”
对于这一屈辱历史，道教徒始终耿耿于怀，时刻寻机复仇雪恨。《西游记》正是反戈一击的绝佳机会。
首先，美化道祖邱处机。邱处机(1148—1227)，字通密，号长春子，登州府栖霞(今山东省栖霞市)人，始为“全真七子”之一、全真教教主，后自创全真道磻溪派、龙门派。他因西行劝化成吉思汗“敬天爱民”，创下“一言止杀”的仁德功业，被封为“神仙宗伯”，掌管天下道教。后来元世祖忽必烈不喜全真教一教独大，道教徒横行不法，尤其厌恶其所谓“化胡”之功，刻意打击道教，“至元之辨”时特设“《老子化胡经》真伪”为辩题，并以道家“掠虚”、荒诞为由，判定道教败北。《西游记》在明代中期问世，今见最早版本是万历二十年 (1592) 金陵世德堂《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简称世本)，作者佚名，“不知其何人所为”，汪澹漪乘虚而入，竭力倡导《西游记》“邱作”说，把《西游记》这部与《水浒传》“并驰中原”的奇书划入邱处机名下，其本意即在宣扬邱处机的丰功伟绩，并藉此为邱处机翻案。
《西游记》多有佛道论衡的描写。因为唐僧木讷，不善言辞，佛教一方常处下风。如第七十八回“比丘怜子遣阴神金殿识魔谈道德”描写三藏与比丘国妖道金殿论辩，白鹿道长“骨之坚修、神之最达”，出口成章，气势恢宏，攻讦佛儒，独尊道教，公然宣称“三教之中无上品，古来惟道独称尊”，赢得“满朝喝彩”，唐僧“不胜羞愧”怏怏而退。本回故事本意在揭露比丘国王佞道昏庸、戕害小儿，但汪澹漪却看到了其中佛道两教的冲突，他说:
窥邱祖之意，岂真以不肖待吾党哉? 盖祖韶年访道，阅历最多，灼见夫道弱魔强，不得不汲汲为舜跖之辨。至若万寿山之镇元，玉真观之金顶，高矣，善矣，又孰敢置一喙耶? (汪澹漪《西游证道书》第七十八回回评)
指出两教辩论之实，并以镇元、金顶两大仙战胜孙悟空的事实来印证道教战胜佛教。在汪澹漪看来，这一则“金殿论道”即是历史上佛道论衡的形象体现，道士力压唐僧也成为一次道教战胜佛教的美好想象。
与《西游记》“邱作”说相适应，道教徒不遗余力地吹捧宋元时代的全真教。道教自东汉后期形成，经过不断改革、发展，至宋元明三代，分宗分派十分繁复，清代，随着外来宗教和民间宗教的崛起，道教日显衰落，失去主导地位。乾隆年间(1736—1796) 宣布黄教为国教，《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对藏传佛教中诸如达赖、班禅等大活佛转世的有关制度，作了明确规定，并且成为朝廷固定的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供世代遵循。道教作为汉人的宗教，地位随之下降；到了道光(1821—1851)年代，又取消了传统的张天师朝觐礼仪，道教再受打击。再者，明清之际，实学昌盛，西风东渐，中国社会思想活跃，文化多元，呈现前所未有的激荡、生动局面。在这一社会文化大背景下，道教徒感受到自身危机，急于将自家思想回归正统，于是借助对《西游记》的评点，以邱处机为基点，奉全真教为道教正统，不仅继续与佛教为敌，而且对道教内部各种旁门邪说进行清理、批判。如苏宁阿《悟元子注西游原旨序》认为:对于道学，“既有悟者，即有昧者”，昧者即各种旁门邪说，悟者即邱处机《西游记》。他奉《西游记》原作者邱处机和《西游原旨》评点者刘一明为“二悟子”，直谓“长春邱真人，复以事明理，作《西游记》以释厄，欲观者以事明理，俾学人易悟。悟元子刘先生《原旨》，其所未备者备，其所未明者明。使读《西游记》之学人，合而观之，一刹时间，爽然赫然惺悟于二悟子之悟矣。”(苏宁阿:《悟元子注西游原旨序》)两者珠联璧合，全真教得以发扬光大。
凡此可见，从清初汪澹漪《西游证道书》到乾嘉年间栖云山道士刘一明《西游原旨》，《西游记》道教化逐步深入，道教徒蓄谋已久攘夺《西游记》的意图昭然若揭，由此还显露出《西游记》文本发展的必然性和某些宗教文化的隐伏线索。
《西游记》被清代道教徒攘夺，无疑是令人诧异的文学现象，对此作理性考量，可知其并非偶然。《西游记》无端“亵渎圣僧”，导致佛教徒的疏远、敌视，所以“神魔”载体之是非功过值得研究。汪澹漪《西游证道书》对《西游记》作道教化“误读”，在道教文化上含有创建，卓有成效，是道教攘夺《西游记》的肇始者。后来之道教徒，一以既往，坚持《西游记》的道教化努力，直至《西游记》花落道家。考察清代《西游记》文本发展实际，可以看出隐伏其中的某些宗教文化(如佛道论衡)的历史线索，其作为评本的自身价值尚在其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