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出孙悟空是哪里来的，想必一定会被一些性急的朋友拍砖。《西游记》不是写得很清楚？花果山石头里蹦出来的。
不错的。孙悟空是天地化生的石猴、灵猴。但是，《西游记》作为世代累积型文学巨著，经过长达近千年的民间流传，许多人物和故事都有源流可循，并非作者吴承恩凭空杜撰。孙悟空具有鲜明的外貌、丰富的性格和精彩的故事，那么这个形象又是根据何种蓝本写成的？——这就是著名的孙悟空原型问题。
一、 “民族传统”与“外来影响”双峰并峙
回顾《西游记》学术史，关于孙悟空原型（来历）的研究，始于“五四”之际新文化大师鲁迅与胡适之间的一场争论，其时未得一概，至今依然众说纷纭，余波未绝。
20世纪20年代，鲁迅作《中国小说史略》，最早对孙悟空来源进行探究，提出了“民族传统”说，认为“这只猴”来自中国本土丰富的猴精故事。他据宋代《太平广记》卷四六七《李汤》条和《纳书楹曲谱》补遗卷一所收《西游记》一折中无支祁故事等文献，认为孙悟空的形象主干来源于民间无支祁传说。他在1922年8月21日致信胡适，称：“再《西游》中两提‘无支祁’，盖元时盛行此故事，作《西游》者或受此事影响。其根本见《太平广记》第四六七《李汤》条（即禹伏无支祁故事）。”又在另一信中指出朱熹《楚辞辨证》中关于无支祁的材料，说明南宋时即盛传“僧伽降无支祁”故事。同时，他将这一观点（包括材料）写进《中国小说史略》并作综合考辨说：
宋朱熹（《楚辞辨证》中）尝斥僧伽降伏无支祁事为俚说，罗泌（《路史》）有《无支祁辩》，元吴昌龄（实为明杨景贤——引者注）《西游记》杂剧中有“无支祁是他姊妹”语，明宋濂亦隐括其事为文，知宋元以来，此说流传不绝，且广被民间，致劳学者弹纠，而实则仅出于李公佐假设之作而已。惟后来渐误禹为僧伽或泗洲大圣，明吴承恩演《西游记》，又移其神变奋迅之状于孙悟空，于是禹伏无支祁故事遂以堙昧也。
结论：孙悟空的形象正是在淮涡水神无支祁“神变奋迅之状”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
胡适一向重视鲁迅的研究，在1923年初所作《<西游记>考证》中引用了鲁迅见寄的全部史料，并称：“或者猴行者的故事确曾从无支祁的神话里得着一点暗示，也未可知。”但由于其治学立场、方法和视野的不同，他从根本上不认同鲁迅的看法，认为孙悟空当有另外的源头，即印度史诗《罗摩衍那》神猴哈奴曼的传奇故事，是谓“外来影响”说。他说：
我总疑心这个神通广大的猴子不是国货，乃是一件从印度进口的。也许连无支祁的神话也是受了印度影响而仿造的。因为《太平广记》和《太平寰宇记》都根据《古岳渎经》，而《古岳渎经》本身便不是一部可信的古书。宋元的僧伽神话，更不消说了。因此，我依着钢和泰博士的指引，在印度最古的纪事诗《拉麻传》（Ram-ayana，今译罗摩衍那）里寻得一个哈奴曼（Hanu-man），大概可以算是齐天大圣的背影了。
当然，对于鲁迅在学术上的“固执”，胡适是领教过的，所以他除了不厌其烦地罗列哈奴曼诸般腾挪、变化神通与孙悟空类同，还通过对哈奴曼与孙悟空的前身《取经诗话》中猴行者的比较，找出两者的联系，以为旁征：
第一，《取经诗话》里说，猴行者是“花果山紫云洞八万四千铜头铁额猕猴王”。花果山自然是猴子国。行者是八万四千猴子的王，与哈奴曼的身份也很相近。第二，《拉麻传》里说哈奴曼不但神通广大，并且学问渊深；他是一个文法大家；“人都知道哈奴曼是第九位文法作者”。《取经诗话》里的猴行者初见时乃是一个白衣秀才，也许是这位文法大家堕落的变相呢？
果然，对于胡适的“外来影响”说，鲁迅予以坚决的否定，专门就此问题作了说明：
我以为《西游记》中的孙悟空正类无支祁。但北大教授胡适之先生则以为是由印度传来的；俄国人钢和泰教授也曾说印度也有这样的故事。可是由我看去：1、作《西游记》的人，并未看过佛经；2、中国所译的印度经论中，没有和这相类的话；3、作者——吴承恩——熟于唐人小说，《西游记》中受唐人小说的影响的地方很不少。所以我还以为孙悟空是袭取无支祁的。但胡适之先生仿佛并以为李公佐就受了印度传说的影响，这是我现在还不能说然否的话。（《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民族传统”和“外来影响”两说并峙以后，后世学者皆有沿袭，各自从中得到莫大启迪。从稍后的陈寅恪、郑振铎，到当代季羡林、金克木、吴晓铃、刘毓忱、萧兵等著名学者都著有相关论文，讨论孙悟空的“国籍”归属，虽然至今未有定谳，也已足见当年鲁迅、胡适的论辩具有深远的影响和丰厚的学术含量。
二 、孙悟空：中外文化融合的产儿
就我而言，倾向于鲁迅“民族传统”说。
首先，鲁迅所论，基于中国文学传统的实际，言之有据。在唐代玄奘取经之后到明代世德堂本《西游记》诞生之前，确实存在大量猴精故事，典型代表作为唐传奇《补江总白猿传》、宋话本《陈巡检梅岭失妻记》，这是孙悟空形象产生的“土壤和武库”。同时，鲁迅对淮涡神无支祁故事演化的推测比较符合逻辑：唐李公佐著有大禹伏无支祁神话，宋朱熹、罗泌时已演为僧伽伏无支祁传说，元代戏曲有多种剧目演绎无支祁故事，最后由吴承恩“移其神变奋迅之状于孙悟空”，而且“禹伏无支祁”之类俚说故事“遂以堙昧”，烟消云散。
其次，胡适对鲁迅“民族传统”说的否定不符学理依据：关于无支祁的神话、传说、故事皆不可信，这个怀疑并无不当，但问题是此“不可信”并不构成否定它们影响后来孙悟空形象的要件。大而言之，神话和传说是先民对自然力的天真解释，在科学上皆“不可信”，但通常都是各民族文化的源头。那么，认为淮河神猴无支祁的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构成孙悟空形象的源头，又有什么不妥呢？至于为了说明哈奴曼与孙悟空的联系，断定李公佐所写传奇《李汤》即“大禹伏无支祁”也是“受了印度传说的影响”，则完全是没有根据的信口之言。
反观胡适自己提出的“外来影响”说，只停留在“大胆的假设”。其立论逻辑是：《西游记》叙述玄奘赴印度取经，理应受到印度文化的影响。他说：
中国同印度有了一千多年的文化上的交通，印度人来中国的不计其数，这样一桩伟大的哈奴曼故事是不会不传进中国来的。所以我假定哈奴曼是猴行者的根本。（《<西游记>考证》）
显然，事实与“假定”不是一回事。假定是否符合事实，需要证明。胡适列举了一些哈奴曼与孙悟空的相同点（虽然还不够丰富），这对认识孙悟空的来源是有意义的，但并未揭示出哈奴曼对孙悟空实施影响的线索和机制，“小心求证”的环节宣告阙如,其可信度就值得怀疑。为此，当代学者蔡铁鹰先生考察了泰国的古代佛庙（印度佛教反而衰亡，很少保留古代佛教建筑），发现了许多古印度哈奴曼文化的遗迹，并以摄影图片穿插文章中，给人耳目一新之感；遗憾的是，他依然没有揭示出“哈奴曼对孙悟空实施影响的线索和机制”，反而无奈地表示：“无论在外形，还是性格上，哈努曼与孙悟空的确有很多相似之处，但让大家接受‘印度进口’说并不容易，（因为）我们在漫长的中印文化交流过程中始终没有找到《罗摩衍那》曾经进入中国的证据。”
但是，这并非可以断定孙悟空与外来文化完全无关。如果我们拓展一下思路，即不要局限在《罗摩衍那》和哈奴曼一端，并且从古印度史诗扩大到整个佛经，那么印度佛教文化与孙悟空的对接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当年玄奘大师从长安出发抵达北印度，又从南印度归国，穿行了整个西域地区，完全可以设想佛教在西亚诸国以及我国新疆、西藏地区所发生的影响。事实上，现在我们已经发现了许多佛典或佛教题材与孙悟空直接相关的事实。如陈寅恪先生考出《六度集经》等佛经中的顶生王升天故事为“孙悟空闹天宫之故事也”——也即孙悟空的原型之一 (《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在泉州开元寺西塔第四层的石雕像里发现了带刀的猴形神将，显见其唐僧取经的护法身份；在敦煌石窟（榆林窟和东千佛洞）发现了唐僧取经图，其中牵马者孙行者皆为猴身。据此完全可以相信，印度佛教通过玄奘取经路线、海上丝绸之路（泉州为海上丝路开端）等多种途径流入中国，并影响了唐宋间的佛教话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其猴行者的形象则理所当然成为《西游记》孙悟空的直接蓝本。所以，《西游记》孙悟空形象，既植根于中国本土丰富的猴精传说，也受到了外来文化——主要是印度佛教文化——的哺育，正是中西文化碰撞、交融的结果。
由此想及，在很长时间里，我们习惯于把“五四”作为中西文化碰撞的开端，所谓西风东渐、“别求新声于异邦”，后来陈平原、王德威、李欧梵等人文学者前移至晚清，提出“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学界一时惊为奇论。现在看来，中国真正开启现代思想启蒙，发生中西文化碰撞、交融，还可大幅推进到晚明，因为此时不仅有罗明坚、利玛窦、金尼阁等西方传教士来华，李贽、焦肱开始学习、宣传西方思想与文化，徐光启与利玛窦合作译著欧几里德《几何原理》等著名事件，而且还有《西游记》的特殊贡献：孙悟空——一个名副其实的中外文化融合的产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