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中贯穿着“英雄史观”，是作品的客观存在，有目共睹。问题是：应褒？应贬？功欤？过欤？对此问题的研究和争论，与对这部名著的主题论、人物论、艺术论、版本论等方面的热烈程度相对比，可说显得死气沉沉了。但是，据我了解，长期以来，“英雄史观”主要是被视为《三国演义》的一大诟病的。一种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三国演义》的主要思想缺陷在于“歪曲事实，把历史说成是少数剥削阶级的‘英雄’人物创造的”，它对三国历史现实的反映建立在英雄至上的思想基础之上，其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尽管他们也注意到作品对封建阶级的各类英雄人物也持有明显的不同态度，特别是“拥刘反曹”，一褒一贬，泾渭分明，但又认为这仅仅是对英雄人物道德评价上的差异，所以无论是对正面英雄的歌颂，还是对反面奸雄的诋毁，作者都宣扬了“英雄史观”。[1]其实，这种评述虽不能说事出无因，但以此来评价《三国演义》这部伟大艺术名著的思想价值，或恐也嫌绝对，不够全面和公允。时至今日，对“英雄史观”在作品中的表现，也应作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对“英雄史观”本身是否构成作品的“罪名”也可议论一番，因此，很有必要作新的评说。

　　一

所谓“英雄史观”，即是认为英雄是历史的创造者和推动者，将英雄视为人类生活的中心，而把人民群众排斥在政治舞台的边缘，忽视他们对历史的创造和推动作用。《三国演义》描写自东汉末年至三分归晋的百年历史：三国纷争、群雄割据、中原逐鹿、波及全国，但说到底，这是一场由各个政治集团之间为争夺政权而展开的大角逐。伴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抗衡，其斗争的直接方式是军事力量的对抗。而各个政治集团之间的斗争，又主要表现为其中的杰出人物即英雄霸主之间才识胆略的较量，其最后的胜负或成败也取决于各路英雄人物自身的命运。杜甫歌颂诸葛亮“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苏轼赞扬周瑜“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又何尝不适合于其他的三国英雄。“得人才者得天下，失人才者失天下”，这是人人皆知的道理。因而英雄人物无庸置疑地会成为作品描写的中心，占据主体的、至上的地位。

与这种英雄至上和英雄中心论相一致，《三国演义》又不可避免地显现出对人民群众的疏远和轻视。曹操的名言“宁教天下人负我，休教我负天下人”，在道出了他的极端利己主义的“奸雄”本质的同时，也显露了天下黎民在所谓英雄眼中草芥不如的地位。无独有偶。作品第六回叙董卓与袁绍、曹操等十八镇诸侯交兵不利，为避其锋，决定迁都长安，群臣苦谏若划率迁弃，百姓骚动不安，董卓大怒道：“我为天下计，岂惜小民哉？”无论是曹操，还是董卓，人民群众都是任人摆布、宰割的羔羊；他们哪里把“天下”“小民”的利益放在眼里。

在疏远、轻视人民群众的同时，作为社会政治生活中心的英雄，理所当然地充当了“天下人”的救世主。曹操讨伐徐州，百姓将遭祸殃，后陶谦三让徐州给刘备，徐州百姓拥挤府前哭拜：“刘使君若不领此郡，我等皆不能安生矣！”陶谦虽有仁慈爱民之心，但庸才无能，无力兴邦安民；而刘备仁德之君，诸葛亮旷世奇才，则百姓泽恩得以“全身”。所以，禽相木而栖而人择主而安，便成了作品倡导的一种人生处世态度。刘备治新野的时候，新野百姓作童谣歌曰：“新野牧，刘皇叔，自到处，民丰足。”曹操奔袭新野，刘备、诸葛亮巧施妙计，击退曹操大兵，终于保持了一方平安，于是新野百姓遮道而拜：“吾属全身，皆使君得贤人之力也。”可见，广大的人民群众非但没有成为政治生活的主体，反而常常成为政治生活的受害者，他们只有把自己的命运安系在少数英雄人物身上。天下不是“天下人”之天下，而是少数英雄人物的天下，英雄成了“天下人”的救世主，“天下人”则是英雄的附庸。所谓“天下事在我！”（董卓）

在曹操、董卓那样的奸雄那里，人民成为草芥；那么在刘备这样的仁慈明君那里，人民群众也许可以显示其自身的力量和价值了？不是的。他们之间的关系只是一种赐与和接受的关系，人民群众仍是一种消极的存在。而且在一定的条件下，这种关系的表面和谐就被打破了，人民群众仍然是多余的累赘，甚至妨害了英雄人物建功立业。第四十一回叙刘备携民渡江，烧新野弃樊城，入襄阳，败走江陵，裹挟民众十万迤逦而行，终于被曹兵赶上。虽因赵子龙一身是胆，于百万曹兵中纵横驰聘，力斩敌将五十余员；张翼德声若奔雷，于当阳长坂桥头喝退曹兵；但刘备毕竟惨遭损兵折将、妻离子散的败绩。显然，刘备惨败的原因，正在于十万民众的负担，没有这一巨大的牵累，刘备完全可以顺利突围；而如果他们具有一定的力量，人自为战，共抗强敌，则刘备完全可以反败为胜。后来赤壁大战，诸葛亮出使东吴，联吴抗曹，东吴谋士即以此败为笑柄，讥讽诸葛亮；诸葛亮便以“有数十万赴义之民，扶老携幼相随”，刘备“不忍弃之”，“甘与同败”云云，振振有辞，舌战群儒。虽然作品的目的是在以刘备的败绩来显其“宽仁厚德”的品质，诸葛亮敏锐犀利、善于反败为胜的辩才，但其中对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的基本看法已昭然若揭了。人民群众成了不折不扣的“惰性物质”，与曹操、董卓把人民群众视为“小民”、群氓，其实没有本质的差别。

《三国演义》中的“英雄史观”V不仅表现在对英雄的歌颂，对人民群众的轻视，更主要的还表现在对黄巾起义的态度上，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变，提供了历史发展的大契机，也是《三国演义》得以展开的历史大背景。因为赵个三谷的历史，都是在黄蕉起义有力地打击、瓦解了东汉王朝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然而作品无视了黄巾起义的历史必然性和推动历史进程的巨大作用，把起义的原因，归结为大平道人的个人欲望，所谓汉室暗弱，“若不乘势取天下，诚为可惜”，也无视黄巾起义军的浩荡烽火，只凭一纸朝廷文书、各路王师举兵征讨，纷纷告捷，黄巾虽曰“贼兵势大”，“官军望风而靡”，但毕竟是乌合之众，无帅之兵，一触即溃，很快便被斩尽杀绝了。

凡此种种，都说明《三国演义》中的“英雄史观”是客观存在，由此更显示出这也是评价作品的一个不可回避而又事关宏旨的关键问题。

　　二

一般来说，如果将《三国演义》中的“英雄史观”作为一种历史观，那么，其思想上的偏颇，便被认为是不言而喻的。普列汉诺夫在《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中明确指出：只有生产力才是人类历史运动的终极原因，生产力的发展决定了人类社会历史的演变，英雄人物受生产关系的制约，只能改变“历史事实的个别外貌以及各个事变的某些局部后果，但他们终究不能改变由别的力量决定的事变的一般方向”，“不能随意拨快历史的钟表”。[2]然而，问题分明在于：艺术作品不是历史，《三国演义》中的“英雄史观”，不能完全等同于历史观。艺术作为认识世界，掌握世界的方式，是对一定现实生活的审美反映，而不是某一单纯的思想观念和直接的传声简。《三国演义》中的“英雄史观”固然与历史观有关，但也有着与其相对独立而又更为广阔的思想意蕴，从中寄寓着作者对一定社会历史、现状的独特理解。过去，有提出“曹操是了不起的民族英雄”，《三国演义》把曹操写成这个样子，成了一部名副其实的“曹操的谤书”，这“实在是历史的一大歪曲”，因而声称要为曹操翻案。[3]这是以历史学来匡定文学。胡适也因作品把周瑜这样的风流倜傥、英俊儒雅的英雄豪杰，写成一个心胸狭窄，“妒忌阴险的小人”而大为不满，并为周瑜在艺术作品中的命运愤愤不平，并因此断定《三国演义》是一部“平凡之作”。[4]这是以道德标准来品评艺术形象。对此，小说研究界在尊重他们的一家之言、学术个性的同时，大多持不以为然的态度，因为从历史真实来看，这确实是“小心求证”的结果，但从艺术科学的角度说，这种批评就不显其高明了。曹操、周瑜作为艺术形象、是艺术创造的结晶，根本不存在用艺术以外的尺度来作重新认定，进行翻案的问题。同样，把《三国演义》中宣扬的“英雄史观”等同于历史观，这是以哲学来匡定文学，一样是不恰当的，一样是有悖艺术科学的。所以，我认为它不仅不足以构成作品的思想性缺陷，而且还以其历史的必然性、合理性和卓越的艺术成就显示了作品独特的思想性价值。

《三国演义》所表现的“英雄史观”，主要是由作品的对象形态的特点决定。文学是对现实世界的艺术再现，它必然与它所反映的时代的社会特征密切相关。三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最为动荡不宁的时代，也是最富有英雄色彩的时代。东汉末年，政治昏暗，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日趋尖锐，土地兼并日益严重，战乱频繁，终于迫使人民于水火中揭竿而起，引发了轰轰烈烈的黄巾大起义。于是，世事飘摇，风云际会，英雄辈出，逐鹿中原，从何进、董卓、李傕、郭汜扰乱京都，到曹操、袁绍、吕布、孙坚、刘备等拥兵割据，诚可谓各领风骚，“一时多少豪杰”，走马灯似地在三国历史舞台上登台亮相，最后曹魏集团以司马父子之力饮马长江，灭蜀吞吴，问鼎中原，三分归一。这种历史时代便是变革和转型的时代，往往是产生杰出人物和英雄人物的时代。恩格斯在评论欧洲文艺复兴时说过：“这是一次人类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5]三国时代与之相比无疑有着许多共同点，所以也是一个产生“巨人”的英雄时代，各个政治集团出于问鼎逐鹿的目的，奋发图强，锐意变革，唯贤是举，招揽人才，使有识之士，英雄豪杰，得以在轰轰烈烈的政治舞台上，施展抱负和才华，从而形成了英雄辈出、俊才云蒸的局面，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有利于英雄涌现和成长的时代。与历史现实的特征相适应，《三国演义》成了文学史上首屈一指的英雄传记，它的思想和艺术成就，只有后来的《水浒传》，才能媲美，此外无出其右者。故而明人编《英雄谱》，即为《三国》、《水浒》之合璧；扬明琅《英雄谱叙》并称“《水浒》以其地见，《三国》以其时见”，说明水浒英雄是梁山的地理特征造就的，而三国英雄则是时代特征孕育的。可见，《三国演义》之所以成为一部伟大的经典性巨著，恰恰是由它将英雄作为对象主体的特征决定的。在作品中，各类英雄如星汉灿烂，美妙绝伦：有成功的英雄，有昙花一现的英雄，有失败的英雄；有雄才大略、气贯长虹的英雄，有谨重慎细、绵里藏针的英雄；有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儒雅英雄，有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威武英雄；有面对强敌大义凛然、不辱使命的英雄，有忠义至诚、杀身成仁的英雄；有仁君、贤相、良臣，也有名医、高士、神卦。总之，作品把英雄人物从整个人类社会生活中凸现出来了，只要是杰出的人才，无论尊贵贫贱，不分长幼男女，都得以充分的显现。对于这一光照千秋的群英谱，《三国演义》的整理者毛宗岗曾予以娓娓评点：

遍观乎三国前，三国之后，问有运筹帷幄如徐庶、庞统者乎？问有行军用兵如周瑜、陆逊、司马懿乎？问有料人料事如郭嘉、程昱、苟彧、贾诩、步骘、虞翻、顾雍、张昭者乎？问有武功将略、迈等超伦如张飞、赵云、黄忠、严颜、张辽、徐晃、徐盛、朱桓者乎？问有冲锋陷阵、骁锐莫当如马超、马岱、关兴、张苞、许褚、典韦、张郃、夏侯惇、黄盖、周泰、甘宁、太史兹、丁奉者乎？问有两才相当、两贤相遇，如姜维、邓艾之智勇悉敌；羊祜、陆抗之从容互镇者乎？至道学，则马融、郑玄；文藻则蔡邕、王粲；颖捷则秦宓、张松；舌辩则李恢、阚泽；不辱君命则赵谘、邓芝；飞书驰檄则陈琳、阮瑀；治烦理剧则蒋琬、董允；扬誉蜚声则马良、荀奭；好古则杜预；博物则张华……知贤则有同马徽之哲；励操则有管宁之高；隐居则有崔州平、石广元、孟公威之逸；忤奸则有孔融之正；触邪则有赵彦之直；斥恶则有弥衡之豪；骂贼则有吉平之壮；殉国则有董承，伏完之贤；捐生则有耿纪、韦晃之节；子死于父则有刘谌、关平之孝；臣死于君则有诸葛瞻、诸葛尚之忠；部曲死于主帅则有赵累、周仓之义。……[6]至于曹操、诸葛亮、刘备、孙权等绝世英雄，作品更是以浓墨重彩描写得栩栩如生。这正是一幅空前绝后的英雄群像图。作品把纷繁的三国历史浓缩为一部战争史，把芸芸的人生凸现为英雄的舞台，写出了英雄们的奋斗、成长的历程，从总体上显示了英雄人格、精神的高昂。在不可避免的英雄至上、英雄崇拜的同时，也正表现了对历史的遵循。写英雄、凸现英雄、歌颂英雄，正是作品思想价值的集中表现。

正因为如此，《三国演义》的一个显著的思想、艺术成就，即在于：作品在热情歌颂英雄的同时，也一览无余地展示了英雄给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作为封建阶级的英雄，他们与人民群众在本质上是对立的，从而形成了有赞颂、有谴责，褒贬并举，艺术上美丑具备的特点。以曹操为例。无论是历史上，还是在《三国演义》中，曹操都称得上一位顶天立地的大英雄。陈寿《三国志•武帝记》说曹操“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世人未之奇也”。杜甫《丹青引赠曹将军霸》诗云：“将军魏武之子孙，于今为庶为清门。英雄割据虽已矣，文采风流今尚存”。对曹操之英雄风流的仰慕之情溢于言表。《三国演义》中则通过诸葛亮之口盛赞“曹操智计，殊绝于人，其用兵也，仿佛孙吴”（第九十七回《讨魏国武侯再上表》）。然而他给人民带来的惨状实在是无以复加的。第十回《报父仇曹操兴师》叙曹操因其父遇害于徐州境内，迁怒于徐州牧陶谦，起大兵征讨，下令“但得城池，将城中百姓，尽以杀戮，以雪父仇”。于是大军到处，“杀戮人民，发掘坟墓”，致使“泗水为之不流”，徐州“五县城堡，复无行迹”，其惨烈即令信奉“宁教天下人负我，休教我负天下人”，灾难的制造者曹操本人也深表“断肠”：“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见《蒿里行》）。曹操如此，其余如董卓、袁绍等一班虎狼英雄何尝不是如此，即使刘备、诸葛亮、关羽等正面英雄，或大肆讨伐，劳民累民，或草菅人命、滥杀无辜，对人民带来的灾难也是不胜枚举。

从这个角度来看，《三国演义》中的“英雄史观”的表现，其实也存在两重性，既高度赞扬了英雄的文治武功，也无情地揭露了英雄的罪恶。所以对此必须作具体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其思想性价值不能由此而一概抹杀。

　　三

“英雄史观”原本是一个重要的哲学问题，因为它认为英雄是创造历史的主体而被认定是唯心主义的历史观而屡遭批判。近年来，随着思想解放、学术研究的深入，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的许多有关论述被发现或被重加阐释，这一问题取得了许多新认识、新成果，可以说，旧案重提，重新评说“英雄史观”的时机已经到来。这一思想战线上的重大变化，无疑为我们重新评论《三国演义》的“英雄史观”提供了一个锐利的武器，具备了高屋建瓴地来透视、评价作品思想价值的条件。

客观地说，将“英难史观”作为唯心主义历史观的始作俑者是俄国人普列汉诺夫。他在其论述历史发展的专门著作《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中，反复强调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终极的动力，任何英雄个人的作用都是由生产力决定的，是由社会组织形式决定的，他们不可能“随意拨快历史的钟表”，也不可能随意决定历史发展的“一般方向”。这种“社会决定论”作为一元论之历史观，一直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而长期占据翼识形态的主导地位，直到发展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这样的々绝对观念”。

其实，普列汉诺夫一手认定的一元论之历史观，并非就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唯物史观的原初解释。对于历史档创造主体和发展动力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的是阶级斗争，他们的名言我们是非常熟悉的：人类迄今为止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他们宣称：“将近四十年来，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7]没有阶级的对抗就没有人类历史的进步，阶级斗争导致原始公社的解体如此，在以后的阶级社会里也如此，阶级斗争构成了人类的全部历史，也推动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这是人类历史“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8]而生产力就是由于这种阶级对抗的规律而发展起来。可见，普列汉诺夫认定生产力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对马、恩已有所修正，取消了历史发展动力的原初性。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这种阶级对抗首先是在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进行，但也包含了阶级（特别是统治阶级）内部由于政治和经济利益所产生的冲突，这种冲突经常表现为争夺统治权的斗争，即权力倾轧和改朝换代的形式。而所谓英雄，无疑就是这一斗争的产物，是斗争力量的集中体现者。因为他们作为阶级斗争的实践主体，事实上改变和决定着斗争的进程和结果，所以被称为是一类“事变的创造性人物”。所以，问题的实质竟是这样：人民创造历史，英雄人物也在以独特的方式创造历史，而且相比之下，他们对历史的推动，往往具有突发性和阶段的递进性。杰出人物个人的作用并不像普列汉诺夫所说的那样仅仅是“个别外貌”或是“局部后果”，历史发展的内部必然性并不损害英雄个人的作用，甚至正是通过个人的作用显现出来，真正的英 雄人物，其历史的作用往往是划时代的。对此，马克思在考察了人类发展历史进程后进一步指出：剥削阶级（英雄人物）与被统治阶级一样，不仅是历史发展不可或缺的动力，在某种历史条件下还是最主要的动力，由于在阶级统治的社会里，统治阶级不仅是物质生产的统治力量，而且也是精神生产的统治力量，他们对历史的推动起主导作用。广大的人民群众无疑有着比统治者更强大的创造力，然而这种创造力被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和现状所扼杀，他们甚至被完全剥去了参与政治生活、创造历史的权利，而处于被损害、被污辱、被奴役的地位。诚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历史的进步整个说来是绝少数特权者的事，广大群众则不得不为自己谋取微薄的生活资料而且还必须为特权者不断增殖财富”。[9]他以古罗马为例，指出阶级斗争实际上只是在极少数特权者之间进行，而广大的奴隶则“不过是他们斗争的消极的舞台”，他们远离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之外，被剥夺了参与创造历史的权力。这是一个历史的真实，一个自人类社会进入阶级社会以来最大的历史的实事。

这样的论述，我以为实际上已经宣告了普列汉诺夫一元论历史观的破产。我们虽然不能像西方某些学者那样把历史归结为“伟人们的传记”，正是英雄们的“灿烂夺目，照亮了黑暗的世界”，沐浴在英雄的光辉中，“所有的灵魂都会感到畅快”，[10]但无论如何，完全有理由来正视、公正地评价英雄人物的历史作用，抹杀英雄的历史作用，与抹杀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一样，都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精髓。

结合《三国演义》，这一理论的指导性是显而易见的。作品把英雄人物作为自己的对象主体，把英难的奋斗从整个社会主体中凸现出来，谱写了一曲响彻人宇的英雄赞歌。三国英雄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正是人类社会阶级斗争的缩影，它属于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作为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间的斗争在一个阶级内部的集中反映，这种斗争形式更直接地影响着社会的变化和历史的变迁，强烈地催生或是破坏了一定生产力的发展，对历史的巨大推动作用是不可抹杀的。也即是说，作品认定英雄在推动历史中的主导作用，以英雄为社会生活的核心，而暂时舍弃了英雄之外的其他社会力量的作用，遵循的恰恰是一种历史的真实。因此，我以为评价《三国演义》中的“英雄史观”首先不必把它等同于哲学上的历史观，作为一部英雄传记，它歌颂英难、崇拜英雄，具有强大的思想性和艺术感染力，深受历代人民群众的喜爱。而进一步说，从一种历史观来看，“英雄史观”也有其自身的必然性、合理性和学术价值，也不能以此来作为指责、阉割作品思想性的理由。我们甚至可以不必停留在对“英雄史观”的消极辩护上，而且可以说，正是英雄主义的光芒使作品成为我国文学史上的璀灿明珠，对于评价《三国演义》的思想价值，不妨提倡一点“英雄史观”，即正面评述作品表现“英雄史观”的思想和艺术价值。

注释：

[1]何磊《三国演义•前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2]普列汉诺夫：《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第30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年版。

[3]参见《三国演义学刊》第一期。

[4]胡适：《三国演义•序》，《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文集》第74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5]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第11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6]转引自徐君慧《中国小说史》第147页，广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42页。

[8]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第41页，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42页。

[10]引自托马斯•卡莱尔《英雄与英雄崇拜》，转引自《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1期胡为雄文。